第十一章 控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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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Aryeh Machluf Deri）本来可以在巴黎成为一名律师。他在摩洛哥北部城市梅克内斯长大，富裕的生活使他梦想成功的人生，梦想被法国所认可。在20世纪60年代，哈桑二世国王将他的庇护延伸到犹太人身上。在这个年轻的北非王国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谐相处。生活秩序井然，充实丰盛，带着地中海式的宁静韵律。犹太人的社区非常强大。然而，当伊利亚胡（Eliahu）和埃丝特·德里（Esther Deri）意识到，他们5岁的儿子是一个数学天才时，他们期望他可以展开翅膀，飞越他们所居住的快乐的摩洛哥犹太人社区。因为他们总是仰望法国，仰望它的现代化、它的启蒙运动以及法国赋予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德里夫妇希望他们的儿子可以在那里开创一个未来。他们想象在巴黎、里昂或者马赛，他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或者一名数学教授。
在伊利亚胡10岁的时候，他成为孤儿。一天早晨他发现她深爱的母亲毫无生气地躺在床上，就在他的身边。接下来的十年，他过得非常艰难。他被年长的兄弟欺负。他给一个裁缝当学徒，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为法国军队缝制和熨烫制服。但伊利亚胡做得非常棒，他逐渐长大了，结了婚，成了自食其力的男人。他在梅克内斯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店，成为一个成功的裁缝。北非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快速的现代化令欧洲服装的需求量增长了一倍甚至两倍，这正是伊利亚胡所擅长的。政治家、商人和官员们，全都来到他的小店订购服装。不久之后，这位从拥挤的姆拉克犹太区走出来的身无分文的孤儿，就有能力将他的小家庭迁至新的城镇维尔努维，他们搬到一栋带门房的智能建筑的宽敞公寓里。他们拥有两个女仆、一台电视、镀金的家具。他们会在丹吉尔最好的度假胜地度过夏天的假期。当埃丝特的仆人们烹饪、打扫、照料孩子时，她就能偷偷穿过街道到电影院观看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的电影。阿里耶像一个小王子那样长大，他喜欢踢英式足球、游泳，他喜欢阅读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在假期，伊利亚胡会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去犹太教堂，伊利亚胡盛装打扮他们，给他们穿上剪裁得体的西装，系上丝绸的领带。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曾经贫穷的孤儿已经拥有多么好的生活。德里一家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是战后摩洛哥的资产阶级犹太人所享受的典型的、充满希望的生活。
梅克内斯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姆拉克犹太区保存了犹太人的社区和犹太人身份；另一方面，维尔努维城镇也为法国人提供富裕的生活。德里一家，以及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会在安息日的早晨参加犹太集会，但他们的孩子们却在周六下午踢足球、看电影。他们与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阿拉伯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所有人都警惕地保护着自己身份的唯一性。在战后的那些年里，后殖民时代的梅克内斯成功地保持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半殖民地时期的和谐，在这里，阿拉伯国家、犹太人以及法国文化交织在一起，现代与传统兼备。
六日战争破坏了这种融合。在1967年的夏天，仿佛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顾客们不再光顾伊利亚胡·德里的裁缝店，阿拉伯的雇工们开始在他背后窃窃私语。一天，一个过路人吐了口唾沫在德里精致的西装上，嘴里咕哝道：“Sale Juif.”意思是“肮脏的犹太佬”。德里愤怒地回到家。“我们应该去以色列。”他这样说道。没有告知他们的邻居，他们变卖了所有能卖出去的东西。他们把他们的家具打包进一个集装箱，他通过犹太事务局兑换货币，将现金都缝进伊利亚胡为孩子们缝制的冬衣外套的双衬里，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要去法国度假。在一个深夜，他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驶抵卡萨布兰卡。从卡萨布兰卡，他们飞到了马赛，在马赛，他们登上了一艘去海法的轮船。
埃丝特还记得，当他们离开梅克内斯时，她哭了。当他们登上去卡萨布兰卡的飞机时，她再次哭了起来。摩洛哥的生活是优渥的。但不管她如何恳求和劝诱她的丈夫返回摩洛哥，丈夫都听不进去。阿拉伯人突然的心态改变羞辱了他。直到他栖身在马赛的临时中转营时，他才开始为自己草率的决定而感到后悔。直到他抵达海法的港口，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事。当他得知他们的行李还没有抵达时，他大发雷霆。当他知道他在马赛的住房承诺不能兑现时，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恐惧地看着暴怒的伊利亚胡掀翻了一张桌子。
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记得，早在马赛的中转营地里，他的父亲与母亲已经关系紧张。但他们对未来的以色列生活寄予了最美好的希望，并购买了可以让生活更舒适的一切所需：一个冰箱、一个洗衣机、一个搅拌机。船上的旅程其实充满了乐趣。孩子们在甲板上疯狂地嬉戏，到了晚上，成人们会跳起探戈和斗牛舞。但当他们在海法下船后，他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说话大声，情绪紧张，茫然若失。他还不能理解他草率选择的这个新世界的诸多规则。于是，他会提高他的声音，大声高呼和叫嚷。他失去了他的高贵。
这个家庭被送到特拉维夫南部、里雄莱锡安的一个海滨城镇。他们的狭小的公寓里，除了犹太事务局定制的金属床和几张军用毛毯，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现金还没到账时，伊利亚胡每天都去银行询问；集装箱还没抵达时，他每天都跑去犹太事务局。他要求一个更好的公寓，要在一个更好的位置，有更好的条件。他开始变得情绪暴躁，他的血压也上升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出来。他躺在床上整天哭泣。
三个月后，这个家庭从里雄莱锡安的50平方米的公寓搬到位于巴特亚姆的一间100平方米的公寓。现在的居住空间大了一点儿，但附近的环境非常糟糕。很多居住在伊利科恩供给房社区的利比亚移民家庭就生活在社群的边缘。一些邻居是正派且努力工作的，但另一些则是有轻微犯罪的罪犯。他们吸毒、卖淫，有的还是街头帮派的成员。由于伊利亚胡·德里患上了抑郁症，保护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责任就落在埃丝特·德里的肩上。她把他们锁在家里，以免他们被街上的习气带坏。
一天傍晚，两个穿着长长的黑色外套的极端正统派年轻犹太人敲响了德里家的大门。他们听说德里家的小伙子们天分卓绝，建议把这两个小伙子送进内坦亚的一所宗教寄宿学校。埃丝特·德里大吃一惊。她完全不懂极端正统派，送她的孩子进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主意把她吓到了。这听起来可不人道。但她对毒品、卖淫、街头帮派更加恐惧。经过漫长的、令人心碎的考虑后，埃丝特将她的长子耶胡达（Yehuda）以及天分卓绝的阿里耶，交到了这两个年轻男人的手里。这两个才华横溢的摩洛哥男孩被送到内坦亚的桑茨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完全与妹妹、弟弟、母亲和受创的父亲断绝了联系。
桑茨犹太学校的拉比是一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导师，很快俘虏了阿里耶·德里的心房。但这个地方本身却是荒废破旧、肮脏不堪、令人痛苦。阿里耶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为什么他会在九岁半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在晚上，他会痛哭失声，白天，他会尝试逃跑。他从垃圾桶里收集了很多瓶子，卖给当地的杂货铺，用这些钱买了一张巴士车票回到了巴特亚姆。在家里，他大哭着，想要说服他的母亲让他留下，直到那位拉比来到家里，告诉埃丝特，她的儿子会成为一名前途光明的犹太律法学者。环视着阴郁凄凉的供给房，她再次把她的儿子交到了拉比的手里。
在这期间，埃丝特开始在巴特亚姆的一家工会所属的纺织厂上轮班。伊利亚胡也有所好转，为一家工会所属的男子服饰用品店裁剪雨衣。荣誉还没有回归，富裕的生活也不曾到来，也没有太多的快乐。然而，德里一家在被摩洛哥到以色列的急剧转变打击后，这个家庭正在使自己适应一种新生活——东方以色列人无产阶级灰色的、沮丧的生活。
阿里耶这个神童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在内坦亚悲惨的极端正统派寄宿学校里度过了他来到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夏天。他逃跑，回来，又逃跑。几个月之后，他被送到另一所极端正统派的寄宿学校，然后又被送到另一所学校。在海德拉，生活条件同样是寒碜的，孤独感差点儿毁了这个孩子，但当他10岁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校长舒坤（Shukrun）拉比，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并对他的教育投入极大的热情。阿里耶一个月回家一次，当他在家时，他可以在星期五的晚上通过电视观看阿拉伯的电影，或者在安息日踢足球。但在学校里，他戴着圆顶小帽，研习塔木德[86]。三年后，他被送到耶路撒冷塞法迪犹太人[87]的波拉特·约瑟夫神学院。两年后，他被送到一所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混合犹太学校。在经历七年半的塞法迪犹太人低等、中等学校教育后，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抵达了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极端正统派世界的伊顿。
希伯伦也是戴维·约瑟夫（David Yosef）的学校，他是以色列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Ovadia Yosef）的儿子。这位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儿子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学生，正需要才华横溢、富有魅力的德里的帮助和指导。作为回报，他建议阿里耶成为他弟弟的导师。于是，在阿里耶18岁的时候，伊利亚胡·德里和埃丝特·德里的儿子进入了约瑟夫的家庭。在莫里代号轮船停靠海法港的十年后，甲板上那个来自梅克内斯的被宠坏的世俗传统小伙子阿里耶·德里，成为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贵族法院的后起之秀。
阿里耶的梦想就是为塞法迪犹太人的学生建立一所精英神学院。但在首席拉比的家里度过的生活令他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德里与一个漂亮的孤儿雅法（Yaffa）结婚后，一个朋友说服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公共服务。他自封的使命是说服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约瑟夫和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超级拉比艾拉扎·沙克（Elazar Shach），联名保举建立一个新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宗教政党。于是，沙斯党诞生了。1984年，阿里耶·德里25岁时，他统治着这个东方的极端正统派政党，在它参与的第一次大选中，沙斯党一举获得以色列议会的四个席位。他即将改变以色列的面孔。
当他26岁时，阿里耶·德里是内政部部长旗下的一名有影响力的顾问。当他27岁时，他成为内政部的处长。当他29岁时，他成为内政部部长。尽管他没有任何公共行政方面的经验，也不清楚以色列社会，却不妨碍阿里耶·德里在一夜之间成为政坛明星。他同时增进了极端正统派和东方犹太人的事业。因为他是一个鸽派，因此左派对他有着好感。因为他支持定居者，因此右派也很欣赏他。因为他在内政部设置的议程令外面很多选民受益，他也赢得了商界和媒体的尊重。德里还成功地在不疏远其他选区的前提下，壮大了他所代表的两个少数民族选区。在他30岁时，他成了进入以色列国家权力核心集团的第一位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他是最令人激动、最承载希望的新以色列的人物。
1990年6月，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刊登了一系列调查报道，声称德里贪污腐败。国家审计官和警方公开了调查结果，德里实施了报复性的反击。他攻击《新消息报》，攻击国家审计官，攻击警方。人民的英雄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他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受贿者，而且还被认为蓄意地无视法律。他失去了左翼的喜爱，失去了右翼的支持，精英集团也不再接纳他。阿里耶·德里只能撤退到一个忠于他的主场：传统的东方犹太人社会。
三年来德里都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内政部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以色列贡献巨大。他积极推动吸纳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在防止以色列卷入第一次海湾战争上，起了积极作用，他也一直都是拉宾总理重要而勇敢的同盟。另一方面，他已经失去了一名标准政治家的正统性。因此，他把自己非凡的能量倾注到一个平行的以色列体系的构架中：一个宗教的东方世界，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挑战并破坏其权威。这位沙斯党的领袖利用他的政治力量，兴建了一套宗教教育体系和一套宗教福利体系，它们将替代以色列这个腐朽的福利国家中功能失调的通用体系。他发挥了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组织建设能力，建立起一个被压迫者和被践踏者的王国。因为开明的以色列拒绝了他，他也拒绝了开明的以色列。与其做一个联合者和医治者，阿里耶·德里更倾向于做一个东方传统犹太人的领导者，带领他们反抗这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的世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国度。
……
反抗的第一次爆发发生在1996年的大选期间。那是刚签订奥斯陆协议的那几年，政府是主张和平的政府。以色列的上层阶级感觉到以色列的世俗主义又重新掌握了力量。但在下层社会，被压迫的犹太人的反抗情绪正在酝酿。就国家层面而言，这场运动的图腾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但从民族层面说，其身份的贯通是通过沙斯党。德里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看到了，蕴含在由于文化分歧导致的不满情绪的潜力。他同样看到了，那一波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导致和平承诺化为泡影，恐惧因此震慑住了以色列人的心神。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给他的选民们提供一些另外的东西：一些神秘的东西。德里再次找到了拉比伊扎克·卡杜瑞（Yitzhak Kaduri），一名100岁的卡巴拉神秘学大师，他使德里成为大选上的明星。卡杜瑞的护身符和祝福被分发给全体民众，而这位年迈的拉比乘坐直升飞机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巡游，参加绝望的、穷苦的传统东方犹太人召集的集会，他们紧紧抓住年迈拉比所说的每一个单词——尽管有时玄妙得难以理解。通过利用卡杜瑞和卡巴拉神秘学，德里从这些曾经拒绝世俗进步的犹太人手里，从这些曾经建立这个国家的犹太人手里，赢得了25万张选票以及在以色列议会上的10个席位。他带领很多塞法迪犹太人回到他们传统的神秘学的根基，回到骄傲与慰藉的源泉。
反抗的第二次爆发在1997年4月降临。以色列世俗的、鸽派的精英集团将内塔尼亚胡——德里的政府视作一个非法的政府。德里在法庭上为之倾力斗争。突然，在逾越节前夕，国家突然指控德里，疑似说服内塔尼亚胡总理委任一名变节的律师以期逃避进一步的腐败指控。警方以失信罪控告内塔尼亚胡总理及其他涉事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但不像塞法迪犹太人的德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审判。这个结果引起了公众的义愤。在希伯来大学的体育场，成千上万的沙斯党支持者穿过了犹太议会和最高法院，聚集在一起声援德里。民族间的内战迫在眉睫。
但德里克制着自己，也约束着他的民众。他呼吁浩瀚的、愤怒的人群不要诉诸暴力。但在那个炙热的日子里，他选择的那些词句被视作他对这个国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告别。“犹太复国主义的宏图已经失败了，”他这样说道：
现在，世俗的犹太人害怕沙斯党改变这个国家的世俗状态。他们自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绝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运动是异端邪说的运动。他们把我们的父亲与母亲视作原始人。他们想要改变我们父母的宗教信仰。他们把我们的父母送到偏远的城镇和村庄，那里的生活极其艰难困苦。他们让这些父母的孩子接受徒劳无益的教育，直到我们来了，才开始照料所有在偏远地区忍受折磨的同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害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迫害我们。这是民族的迫害，也是宗教的迫害。然而，他们越是羞辱我们，我们就越发成长。我们将改变以色列国度的本质。
反抗的第三次爆发发生在1999年的春夏。1993年3月17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查处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的罪行——收受贿赂，金额高达155 000美元。一个星期后，他被判决四年有期徒刑。一反常规，法院的判决宣读通过广播电台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报道。法官不仅宣读了对他的判决，还把他描述为一个道德败坏、居心叵测的人。当他从法庭走出来时，他的支持者感到心灰意冷，看起来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完蛋了。但仅仅几小时，阿里耶·德里又聚集起了力量。此时距离选举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决定，要把自己的悲剧变成这场选举的主题。他把自己和一个摄影师锁在办公室里，发表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演讲：“我控诉[88]！”他哭了起来。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融合了两个观念：把他自己与法律法规联系起来，把塞法迪犹太人的教义与这个国家联系起来。阿里耶·马克鲁夫·德里现在成了东方犹太人的象征：被拒绝、被羞辱和被迫害，世俗的阿什克纳齐当权派对尊重传统东方犹太人的不甘愿，被以色列犹太人所排斥。
德里的“我控诉”是一次成功的演讲。为了满足需求，白天成千上万的盒式录像带在欧洲生产出来，连夜运向以色列。这一次不需要卡杜瑞的护身符，也没有多少兴趣投注在奥瓦迪亚·约瑟夫身上，整个大选其实都在关注德里。城镇发展、穷困区的自治市镇，还有那些偏远的村庄，全都火了。每个人都想看着德里、接触德里、与他产生共鸣。当一个以色列人宣判他有罪，另一个则认为他是无辜的，并让他成为英雄。一波基于以色列种族分化的抗议浪潮高涨起来。20世纪50年代刚刚抵达时遭受的创伤，60年代民族同化时的痛苦，70年代被歧视的感觉，80年代的抗议苗头，如今一起汇集成对这个刚刚被判有罪的东方犹太人领袖的支持。德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他成了一名殉道者，在东方犹太人痛苦和悲剧凝结的十字架上，德里就是那个酷刑的承受人。在法庭宣判这该死决议的60天后，430 000张选票投给了德里和他的政党，东方犹太人的反抗到达了一个高潮。在1999年的6月，几乎每6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人把选票投给了这位挑战现行秩序，并且已被判4年徒刑的革命领袖。沙斯党在议会中占据的席位，从上一次选举中的10张增加到了17张。
2000年7月，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德里的上诉，但把他的刑期减少到3年，因为最高法院发现德里从他的校友处接受的贿赂只有6万美元。问题是，如果在官司结束10年后发现，最初的指控只有这么点儿钱，德里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惩罚仍然是合理的吗？难道真的没有其他以色列的高级政客从朋友处收受非法的钱财，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吗？然而法律就是法律，而现在，这个宣判是最终判决。
2000年9月3日，新学年的第一天，阿里耶·德里带着他年幼的女儿们来到他在耶路撒冷创办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小学。这所小学以首席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已故妻子玛格丽特·约瑟夫的名字命名。在摄像机镜头前，他哭泣着向他的三个女儿告别。离开学校，他被送到监狱。沙斯党的支持者们想让他们的领袖作为一个国王走进监狱，而不是作为一个重罪犯。当他离开耶路撒冷时，成千上万的民众等在那里支持他。从耶路撒冷到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几乎瘫痪，因为将近一千辆轿车和公交车由一支摩托车队引领着，跟随着德里从首都直到玛西亚胡监狱。在监狱外，又聚集了更多的达数十万的民众。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让这些民众相信，就像《圣经》里下埃及的约瑟，德里将离开监狱，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德里请求民众的宽恕，但他发誓他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被这样的挫折所击倒。在一个方阵的警察的护卫下，在他的跟随者们反复的高声吟诵中，德里与他的妻子雅法和他的父母告别，走进了监狱的大门。当夜幕降临，他躺在他的9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单人囚室的双层铁架床上，把脸深深埋进手里，听着他的崇拜者们在监狱的高墙外歌唱。他想象着他的妻子和父母忧心如焚的脸庞，思索着他所走过的长长旅程。突然，他感觉再也不能承受了，他崩溃了。在混乱的十年后，他在夜晚失声痛哭，就像他曾经在寄宿学校失声痛哭时候的那样：“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你故事中的核心是什么呢？”十年后，我问德里，“东方犹太人故事的核心又是什么呢？这两个故事真的可以汇聚于同一点吗？”
我们现在坐在他耶路撒冷偏僻的办公室里，这里是阿里耶·德里隐退下来独居、思考的地方。四周的墙壁覆满了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以及其他鲜为人知的塞法迪犹太人拉比的照片。书架上堆放着成卷成卷的圣经、密西拿[89]和塔木德。书桌上放置着昨天的报纸。在他为我冲泡了浓郁的黑咖啡后，德里建议我尝试一下他朋友刚给他寄来的精致的比利时巧克力。然后，他坐下来，抚摸着他修剪整齐的胡子，拍着他的黑色圆顶小帽，就这样看着我。他的眼里有喜悦，他已经准备好了，情绪放松，几乎是安宁的。结束监禁已经好几年，他不再感到愤怒。坐在他的黑色皮沙发上，他可以平静地详细讲述他的个人传记。有时候，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不敢相信在他生命中这么短的一段时期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不敢相信他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一个传奇故事。“难以置信。”他小声咕哝道，似乎比我还难以相信。但我要求他告诉我更多时，他眯着眼睛，陷入了沉默。
“我不是那种以色列的典型东方犹太人，”德里告诉我，“绝大多数从阿拉伯国家移民到这里的东方犹太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抵达这里的，但我来到这里时，已经是1968年。那些说阿拉伯语的移民所遭受的巨大创伤——比如他们刚抵达时被不加区分地喷洒滴滴涕、住在有辱身份的难民营帐篷里——这些我都不曾经历过。然而，当20世纪60年代抵达巴特亚姆时，满目疮痍，这一切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造成的，我看到一个满是裂痕的东方犹太人的社会。”
“发生了什么是一览无余的，”德里详细解释道，“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社区、会所以及父权。父亲是非常强大的——太强大了。他是支撑整个家庭的人，是整个家庭的王。他告诉他的妻子应该做什么。他告诉他的孩子学习什么、如何为人处事。即便在现代化的时代，即便受到了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影响，父亲和拉比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宗教、传统和父权，使东方犹太人得以保存并延续1 000年。我们没有经历欧洲风格的世俗化。我们没有经历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宗教反抗运动。我们过着宗教、传统以及初始现代化相融合的生活。我们仰望拉比，敬畏父亲，这样，我们才以一个社群的形式幸存下来。”
“抵达以色列后，”德里说道，“这个社群瓦解了。因为一种蓄意的政策让我们瓦解。拉比失去了他的权威，社群被分割，犹太会所大为削弱。但最糟糕的是，父权发生了改变——父亲的形象崩塌了。在这里，他不能像在摩洛哥或者伊拉克那样供养他的家庭；在这里，他失去了在突尼斯或者利比亚时的权威，他失去了他的风度，他陷入了沮丧消沉，他失去了他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同样也是我们的危机，”德里说道，“当我们抵达以色列时，这里没有社区，没有会所，也没有拉比。而我的父亲是窘迫的。他明白，在我们邻居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整个家庭陷入了悲惨的穷困境地。我们这些孩子开始行为不端，开始讲起粗话。我的一个堂兄弟在街头帮派的对战中被枪杀。是母亲拯救了我们。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她意识到，她不能再依赖父亲，于是，她积攒了足够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她是一位明智的、坚强的女人，她把我们锁在家里，因此我们没有误入歧途。但当她意识到这还不够时，她同意了敲响我们家门的两个拉比的提议，把我们送到寄宿学校。就个人和情感来说，这对她委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因为她太爱我们，她没有让她的心支配她的头脑。她其实不太明白，她要把我们送去的是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我们将成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但她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的组织机构，使我们不再混迹于街头。”
“你所说的，”我质疑德里，“一切都太偶然了。比起宗教化，你的父母显得太世俗；比起传统，你的父母则太现代了。他们喜欢亨弗莱·鲍嘉，他们跳斗牛舞。所以，如果没有年轻的拉比敲响你们家的门，你的生活很可能都不会有宗教的痕迹。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世俗机构敲响你们家的门，也许你会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民主派工党的领袖。”
德里点头，但他十分谨慎，没有用自己的语言附和我的假设。他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继续说道：“听着，我对工党可没有意见，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也没有意见。在家里，没有人说过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压迫着我们。那种感觉是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灾难。我能理解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毕竟，以色列是一个贫穷的、年轻的国家，而且被它的敌人所包围。它是脆弱的，还处在战后恢复阶段，总共才有65万人口。而突然之间，这个弱小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国家被从中东迁来的大离散中的塞法迪犹太人的洪流所淹没——从也门，从摩洛哥，从突尼斯，从阿尔及利亚，从利比亚，从黎巴嫩，从埃及，社群一个接一个地涌入。
“于是，国家为这些新移民营造了供给房，为他们兴建工厂。几年之内，它拆除了那些丑陋的难民营，为这些新来者提供了立足之地和工作场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个由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所主导的国家不理解的是，这其实是夺走了东方犹太移民的社会、骄傲和传统。它粗暴地拆散了他们的社群和标准架构，而这种社群和架构令他们在大离散期间保持着联合统一。他们没有工具来应对这个新世界，没有与之相关的教育和意识，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失去了权威，也失去了方向。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街头宣泄暴力，虚度光阴。于是，就这样，一代人迷失了。然后又一代人也迷失了。数十个贫民区和偏远的发展中城镇都变成了巴特亚姆的伊利科恩所变成的模样：被忽略，犯罪猖獗，前途渺茫。成千上万的东方犹太人青年在没有父亲、没有纪律、没有人生意义的环境下长大。”
“那些被拯救下来的人，”德里说道，“就是那些拥有强大母亲的人。这是一个母亲的时代。在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故事里，这些母亲是真正的英雄。但我认为，我的母亲还难以独自支撑。她需要一所寄宿学校。那些像我一样进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人就成了犹太律法学者；那些进入世俗寄宿学校的人，就成为工程师或者保险代理人。只有一位强大母亲和一所相应的寄宿学校的结合，才可以把你从混乱中拯救出来。只有当你离开你的家，离开你崩溃的父亲和瓦解的文化，你才能被拯救。”
“我告诉过你，我不怨恨工党，”德里道，“这句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有一件事情真的激怒了我：那种精神层面的同化。当它修建难民营、供给房以及偏远的工厂时，工党的心里还是没有恶意的。但在精神层面，它确实怀揣恶意。那些工党的老派阿什克纳齐犹太人认为，绝大多数从阿拉伯国家迁来的民众都是落后的，因此必须经历一个世俗的、欧化的开化过程。所谓的‘大熔炉’是西方式的大熔炉，它想要完完全全地改变我们。那些工党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丝毫不尊重我们的文化。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传统的美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切断我们的根系，践踏我们的文化遗产。这是可怕的、恶毒的错误。这些人所做的不是建设，而是毁灭。他们夺走了我们的灵魂，却没有给我们新的灵魂。而他们在没有确切地为我们提供一种新文化或者新身份的情况下，他们就撇下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我们面临着极端的经济困难和身体考验，我们发现，自己以一种精神赤裸的姿态存在在这个世界里。”
“在这样的空虚状态里，极端正统派走进我们的生命，”德里说道，“在开始的几年里，我并不是真心敬畏上帝的。我只是学习着被教导的知识，做着被告知要做的事，按照被指导的那样穿衣打扮。当我独自一人时，当我在家里时，我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敬虔。当13岁的我来到耶路撒冷时，我才发现律法世界的丰盛意义。我被波拉特·约瑟夫学校的拉比们深深吸引住了，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我被古老的耶路撒冷卡巴拉神秘学的奥秘深深吸引住了。圣殿的西墙[90]俘虏了我的心房，耶路撒冷的圣洁令我心醉，我开始以敬虔的态度研究犹太教。”
“我并没有碰到东方犹太人的问题，直到后来，”他这样讲道，“因为我是从一所塞法迪犹太人的温室转到另一所，我并没有遇见那些非塞法迪的犹太人。我也没有遇见那些非东方犹太人的犹太人。只有在希伯来的神学院，我才看到塞法迪犹太人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而他们的领袖也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领袖卑躬屈膝。这里没有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愤怒，情况恰恰相反。只有对他们接纳我们、接收我们、教导我们的感激。但我不喜欢这种自卑，我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然后逐渐地，我注意到以前我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精神领袖，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政治代表，没有优质的塞法迪犹太人的教育。我们完全地依靠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我们捡起善良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面包屑。”
“最初的时候我并没进行政治层面的思考，”德里继续说道，“那时我并不是以色列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一分子，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所求的只是建立一所为塞法迪犹太小伙子们开设的、高质量的神学院。但是，在奥瓦迪亚拉比的家里，我开始理解政治。我看到了塑造以色列的政客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了建设沙斯党的主意。我相信，凭借沙克拉比和奥瓦迪亚拉比的联合，将会打造出一个政治的团体，它的意图是代表塞法迪的犹太教，并赢得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宗教支持。我并不是想要对抗。一些以色列黑豹党人[91]的思想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想要的只是给予我的民众表达意愿的权利，给予一处地方放置他们的尊荣，让神圣的王冠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
德里靠在他宽大的书桌上，他的目光明澈闪亮：“直到我成为内政部的处长，我才真正理解了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问题。直到那时，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才真正离开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封闭世界，开始了解以色列的社会。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我正在对成千上万的市民负责，而他们中的弱势群体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或者东方犹太人。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所遭受的最苦楚的部分就是东方犹太人所遭受的苦楚。我发现，我考察的每个偏远的发展中城镇都是被忽视的。在每一个贫穷的地区，我发现东方犹太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尊严和身份。我发现社群被破坏了，家庭被撕裂了，他们的荣耀和传统被夺走了，他们眼中的火花已经熄灭了。一派欣欣向荣的背后是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拉比、没有希望的以色列。传统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被抛弃，独自地艰难求存，却常常迎来悲惨的失败。”
“我在政府工作的第一年，”德里告诉我，“我是想融合为一体，而不是自我隔离。我那时可是很受欢迎的，我是一个政坛明星，也是媒体的宠儿。我与很多世俗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政治家、记者和企业家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他们喜欢我的直率、开朗和活力。在他们的以色列文化和我的以色列文化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点。所以，我很有信心，以为可以在塞法迪犹太人与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在宗教与世俗的鸿沟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我相信，就如同那些精英们认同了我，他们也会认同我所代表的公众。我觉得，我的目的就是治愈和联合。要加强东方犹太人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力量，只能把他们汇集到一个多族群的以色列，在这里他们将找到一块栖息之地。
“但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他们的指控。国家检察官、警察和司法部接踵而来。右翼和左翼的精英们都背弃了我。我无尚尊重和喜爱的沙克拉比，也抛弃了我。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因为我在1990年与西蒙·佩雷斯尝试建立一个和平的政府。我变成孤单一人。我失去了我在世俗世界结交到的新朋友，也失去了我以前的拉比和极端正统派的阿什克纳齐朋友。现在，我不再是讨人喜欢的，而是被迫害的；我不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贱民。我所剩下的一切只是我的族群：塞法迪犹太人。只有他们仍然信任我，给了我一个拥抱。东方犹太人认同我，他们认为我的人生经历与他们何其相似。他们确信，我是一个把自己的心胸向以色列敞开的摩洛哥犹太人，以色列接受了，直到有一天，以色列在他面前猛地关上了大门，尽一切所能地打击他。”
“那段时间是很难克服的，”德里轻声说道，“孤独感真是太糟糕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仰望。我失去了曾经当作母亲和拉比的以色列，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当作父亲的以色列。因此我被卡巴拉神秘学所吸引。我前往加利利参加宗教的退休会。我去乌克兰旅行，在乌曼，我躺在布莱斯劳拉比的坟墓旁边。尽管我不是一个信仰神秘主义的人，我却需要神秘主义带给我的安慰。我转向了原始的信仰。来自塞法迪犹太教、神秘主义和原始宗教的支持带给我力量，让我在四周的一切轰然坍塌时仍能昂首站立。在夜晚，我大声地对我们在天上的神父祷告。”
“所以，在1996年大选中我利用卡杜瑞的护身符和祝福并不是纯粹的操作手法，”德里继续说道，“它同样也寄托了我的个人苦楚和情感需求。1999年大选的愤怒也是如此。‘控诉’并不只是一招绝妙的政治策略，而是情感上的真实的抗议呐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期间，我，阿里耶·德里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和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群体所经历的事情，都有着惊人的相关性。在建国50年后，以色列正面临着一场内部抗争，而这次抗争将改变它的身份。”
“他们将我视为一个威胁，”德里告诉我道，“这里就站着一个人，就像他们一样正直。没有畏惧，没有羞愧。他是一个组织者、规划者、领导人，而这个人以最现代和最有效率的方式操作着一切。但是他代表着犹太教，他为东方犹太人仗义执言。他把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带出了他们居住的隔离区，他把东方犹太人从压迫中拯救出来。他在全国各地创造着变革——他建立了非正统的学校、社区中心，给人民提供了其他选择。他威胁着以色列阿什克纳齐犹太人文化的霸权地位，凿下了它作为一个西方国家身份的外衣。而这个人正日益强大，领导着这个国家短暂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把我踢出游戏，”德里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踢出政府，切断我与国家资源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攻击我的人格，这样甚至能让我的选民都来谴责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单单审查我，而不是审查其他任何人——用一把梳齿细密的梳子审查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单单审判我，而不是审判其他任何人——用推翻所有证据的方式审判我。他们对我动用私刑，将我打造成邪恶章鱼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成功了：他们把我驱逐出政坛，把我投进了监狱，把我变成了一个恶魔。
“但从另一层意义上说，他们又失败了：他们攻击我，却令那些民众更坚定了跟随我的信念。100万的以色列人相信，当政府尝试驱逐我的同时，也将试着驱逐他们。当政府对我关上了大门的同时，他们也将被滞留在外面。当这100万以色列人终于抬起头，他们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经历。滴滴涕，难民营，卑躬屈膝。这就是为什么，1999年我们能在议会赢得17个席位。如果大选推迟一个月举行，我们会拿到25个甚至28个席位。我们将取代利库德集团，成为中右翼政治势力的领导。而计划就是当我出狱时，我们就会这样做。我们将拾起我们遗留的一切，赢得议会的30个席位。但当我在监狱的期间，我决定不要撕裂那道伤口，不要重新点燃那个火堆。这并不是说伤口就不在那儿，火焰也是如此，依然在那儿逗留。你根本不能想象，仍然在那里的伤口是多么疼痛。但我得出了结论，就是一切已经足够了。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是极度危险的，以色列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而我不想重蹈覆辙。每当我现在想到那时即将发生的事情，我都不寒而栗。如果成真，只有上帝才能阻止20世纪90年代从我们自家屋顶上燃起的熊熊大火。当我重新开启我的政治生涯、登上公众平台，我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现在，我要以一种新方式处理那道旧伤痕。”
德里与我差不多年纪。我们共同的世代经历是相似的，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和政治主张也相距不远。我们有着相同的信念与共同的语言。德里的行事具有非常直接的以色列的特点。他行动迅速，反应敏捷，他的高智商正与他骄傲的自我相衬。在他身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芒。我喜欢他。然而，德里生活的世界是遥远的。他有着另一种承诺和忠诚。他是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而这个世界是我所不知道的。他活在当下，却是这样难觅其踪；他是这样开放，又是这样神秘莫测。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还没明确自己是谁，自己又将变成什么样子。他是徘徊在世界之间、身份认同之间的流浪者，他象征着伟大的以色列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混乱。
德里不是某个问题，而是一个象征。他会过得很好。在离去13年后，德里重新回到公众舞台，再次成为沙斯党的政治领袖。尽管他的个人魅力有所削弱，也失去了传奇般的声望，但他再次跻身以色列的权力角逐的游戏圈，并成为一个强大的游戏者。所以当我离开他的耶路撒冷办公室时，我思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社群。东方犹太人的故事是简单而残酷的，我这样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经历了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因为他们与法国和英国殖民者关系良好，他们享受着法国与英国的保护。他们享受着之前从未有过的权利。许多在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都受益于这些来自巴格达、大马士革、贝鲁特、开罗、亚历山大、突尼斯以及卡萨布兰卡的东方犹太人的帮助。但20世纪40~50年代，东方犹太人的魔法如蒸发的水汽般消散。殖民主义退败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犹太复国主义取得胜利。在短短几年里，一个文明轰然坍塌，历时千年的社群在几个月之内解体。历史的“利剑”轻轻一划，古老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柔软下腹就被撕开。那个令人心醉的、多元的东方消失了。100万阿拉伯犹太人流离失所，他们的世界被毁坏，他们的文化被摧毁，他们的家园荡然无存。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故事同样也是简单而残酷的。以色列应当是东欧犹太人的家园——这是这个国家的设计理念。但是从1939年到1945年，东欧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遇难。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只能转向更东的东方。结果是讽刺的，在1897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蓄势待发时，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7%是东方犹太人。1945年大屠杀之后，全世界的犹太人中只有10%是东方犹太人。但在以色列，到1990年时，以色列犹太人中的东方犹太人比例超过了50%。一个为一支部族设计的国家，却在人口上不敌另一支部族；一个立足于一种文化的国家，却被另一种文化所占据。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没有承认，或者说不能承认，这个已经发生的突然性转变。它不能承认，初始的蓝图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改变。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继续前行，并蓄意地忽略了它所造成的伤害。以色列的大熔炉便以残忍的高效率翻滚着，它固然塑造出了一个国家，但同时也烧焦了那些人的身份，煎熬着那些本应得救的灵魂。
所以，当1959年德里在梅克内斯出生时，以色列第一次世俗的东方犹太人起义在海法的瓦迪塞里伯贫民区爆发。当1970年德里在悲惨的海德拉寄宿学校艰难度日时，第二次世俗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起义在耶路撒冷的马斯拉拉贫民区爆发，当地的黑豹党也随之出现。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里成为耶路撒冷的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时，一种世俗的、文化的东方犹太人起义爆发了，伴随着兴起了一种新式的东方犹太人的音乐，尽管被主流电台和电视平台所忽略，但在巴特亚姆街道上的每一家夜总会里演奏着。德里并不知道这些变化的含义，因为他加入以色列的时间很晚，因为那时他一直生活在一块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的飞地上。即便德里在1977年选举中赢得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热烈支持，德里的热情也一点儿都不高。作为一名沙克拉比的门徒，他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他也不赞成贝京的犹太民族主义。然而，当贝京消失后，留下了一大帮孤立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德里看到了这块空白并迅速填补了它。最开始，他利用奥瓦迪亚·约瑟夫拉比扮演父亲的形象来代替贝京。然后，他又引进卡杜瑞拉比作为神秘的安慰师。然后，他将自己定义为东方犹太教的一名殉道者。而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让自己超脱出政治和世俗，并同时获得了一个半神话人物形象的理想世界。
当我开着车驶离耶路撒冷时，我听着琐辖·阿尔格弗（Zohar Argov）的一张歌曲汇编专辑。阿尔格弗出生在里雄莱锡安，1968年，德里一家就被送进这个街区。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阿尔格弗和德里住得相距不远。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羞涩的、瘦长的歌手用他温柔的、令人心痛的歌声征服了下层的以色列民众，他的歌声成为他们战斗的圣歌。他们在特拉维夫混乱的中央巴士车站出售歌曲的盒式录音带，他们在婚礼上演唱，他们的歌声在巴特亚姆、雅法、内坦亚、拉姆拉的东方犹太人夜总会里回荡。这么多年来，阿尔格弗并不为上层的以色列人所知。当他终于被接纳时，他服用了过量药物，与世长辞。尽管他令人心碎的歌声大多数的主题都是歌唱爱情和失去，但我的车厢里似乎充斥着被压迫的巨大苦痛。当我驶上德里的车队开向玛西亚胡监狱的那条高速公路，我从阿尔格弗的歌谣中听到了长期遭受痛苦的东方犹太人的尖号。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东方犹太人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广泛承认。尽管他们占据了以色列近一半的人口，但他们是被压制、被忽略的。以这种古怪的方式，他们仿佛在场又仿佛不在场，仿佛归属于这里又仿佛不属于这里。他们的身后始终跟随着一团疑虑的烟云。他们不是我们的成员，不能真的算作我们当中的一员。
在军队里我已经是一个少数派。我在伞兵排里服役，像我这样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精英是不被尊重的。直到1977年把梅纳赫姆·贝京送上权力高位的政治动荡，以及暴力的、极富煽动性的1981年大选，才令政治权力转移到另一支部族的手里。人们再也不能忽视东方犹太人占据大多数人口的事实。他们从难民营、供给房、发展中城镇里走出来，几乎一个世代，他们都被限制在这些地方，而现在，他们即将俘虏城市广场。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他们是建筑承包商和小企业主；就文化方面而言，他们是琐辖·阿尔格弗的歌迷——尽管他的歌我并不怎么喜欢。
但在自由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圈子里，东方犹太人掀起的浪潮是一种带敌意的回应。20世纪80~90年代的种族歧视比以前的时代更加面目可憎，带着蔑视的诽谤，那些人是暴发户，那些人行为不检，他们的英语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对于关乎荣誉的事情总是神经过敏，他们是印度人，他们都是地中海东部人，他们是利库德集团分子，他们令我们建立的国家蒙羞，而最终他们将打倒我们。从这些评论里，我看到了开明的以色列黑暗的一面，以及那些自诩文明的人缺乏教养的一面。东方犹太人的故事令我着迷。随着我聆听到越来越多的移民故事以及越来越多关于压迫的故事，我意识到，我们做错了。我忧虑着，也许有一天，以色列东方犹太人的苦楚将把我们炸成碎片。
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像阿哈龙·阿佩菲尔德的故事。同样的国家否认了大离散，否认了大屠杀，否认了巴勒斯坦，同样否认了东方犹太人。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了。为了生存，当权派试图打造一支强大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付出的人性的代价是沉重的，长期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我们伤害了数百万的东方犹太人。
然而，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看待这一切。在政治上，有一个很难表达的错误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为这些来自东方的犹太人帮了一个忙。那里的犹太人在新巴格达、新贝鲁特、新开罗、新梅克内斯都不会有真正的未来。如果他们继续停留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被彻底消灭。但是，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的确是莽撞、冷酷、残忍的做法。直到今天，很多东方犹太人还不清楚，是以色列拯救了他们：让他们脱离了对他们怀揣敌意的阿拉伯中东，让他们脱离那种苦难、落后的生活。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感觉到它强加给东方犹太人的痛苦：它摧毁了东方犹太人的文化和身份。无论是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它的东方犹太人民众，都没有完整地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创伤。任何一方都没有寻求一种方式来尊重它、遏制它，来实现和平。这就是为什么，这条创伤历久犹存。
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盖尔·加拜（Gal Gabai）。加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政治脱口秀栏目的主持人，是我的朋友和同行。我问她，是什么使她支持阿里耶·德里。“你是一个世俗的、女权主义的左翼分子，”我对她说道，“你致力于民族、自由和法治。为什么你会对这个被判受贿罪的极端正统派政客如此着迷？他的世界离你那么遥远。”
比德里年轻10岁的加拜说，那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她还是个贝尔谢巴的小姑娘，她记得那时被两种极性不同的力量拉扯撕裂的情形。一个是ruge raas ：法令要求你高昂起头颅。另一个是khshumeh的力量：羞愧，需要在人前掩藏，绝不能让他们看到你的耻辱。数十年来，khshumeh的力量一直强于ruge raas，羞愧强于骄傲。“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就在东方犹太人身上，”加拜说道，“是一种被玷污、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卑躬屈膝，在他们面前贬低我们自己。这是一种微妙的、复杂的自我厌弃，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深深不安。直到德里来了，向我们证明我们可以昂首屹立，骄傲地、平等地走在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之间。德里将北非犹太人的传统带上了中央舞台。他告诉我们，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我们也是不错的。他唤醒了我们心中的ruge raas，他让我们能够高昂起我们的头颅。他甚至赋予像我一样的东方犹太嬉皮士与我们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并让我们觉得是有价值的。德里认为，我可以被特拉维夫所接受，而不是回到贝尔谢巴。他认为，我们可以在不背弃东方的情况下就能在西方取得成功。
“我记得，我对德里产生的压倒一切的认同，源起自我祖母的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加拜回忆道，“德里让供给房社区找回了传统，这是工党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利库德集团从来不曾鼓励过的。德里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羞愧的、落后的，也不是狂热的。他终止了我们对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模仿，他扫除了我们的羞耻。他并不是通过伪装自己来赢得我们的信任。不像他之前的以色列东方犹太人领袖，德里是真实而坦率的。他认同自己，也认同他的东方犹太人身份。当其他人假装成欧洲人时，德里大声说出他是一个摩洛哥犹太人。这是一种解放。你都不能想象，阿里，这是多么意义非凡的一种解放。终于，我们其中的一个，从梅克内斯来的一个摩洛哥犹太人，不再畏惧他的身份，不再害怕诉之于口。他为自己感到骄傲，为他的全部而骄傲。”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加拜说道，“血腥镇压换来归属顺从。在归属的河流里，我们东方犹太人流的血还不够多。我们没有在大屠杀中遇难，我们没有在独立战争中牺牲，我们没有参与大屠杀后英雄主义式的复兴传奇。我们是被输送到这里的，而我们被输送的时间已经太晚。我们被输送到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欧洲犹太人已经灭绝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壮大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一片阴影盘旋在我们头上：这个地方并不真正地适合我们，这些公共住房并不那么适合我们。它与我们不相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我们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家园，但对我们来说，以色列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在这里并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轻松自在。”
“让我这么说吧，”加拜继续说道，“就其职权范围和使命宣言而言，以色列国家的计划里并不包括阿里耶·德里或者盖尔·加拜。在以色列的思维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些人。然而，到了最后，欧洲的堡垒里却住满了讲着阿拉伯语的犹太人，例如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城堡的建筑结构和建造者的精神意志判决阿里耶·德里和盖尔·加拜维持待在城外的状态。西方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畏惧我们。它畏惧我们带来的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的音乐，阿拉伯式烹饪的气味和味道，阿拉伯的言谈举止。想一想，这里正发生着奇妙的事情。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将100万的阿拉伯犹太人带到这里，以便在人口上维持犹太复国主义，从阿拉伯世界输入了100万人；但当它把这些阿拉伯犹太人带进来后，却恐慌起他们的阿拉伯身份。从我祖父的摩洛哥音乐、我祖母烹饪的摩洛哥菜肴、我父亲遵循的摩洛哥传统习俗中，它感觉到危险。它畏惧我们这些东方犹太人会从内部分化西方的犹太复国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要压迫我们，”加拜说道，“他们必须支配我们。问题不在于某种社会经济的不公正，不关乎住房、福利或者收入。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新移民同样生活贫苦。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最开始的归属地不同。他们被包含在以色列国家的意义和计划之内，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色列的怀疑。所以，我们在文化上遭到阉割。我们被期待着放弃以前的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是阿拉伯人。其结果就是一场分裂我们的内部战争，一直持续至今。我们不能接纳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爱自己。我们被分割到不曾真正相交的不同世界。我们总是被要求出示当下的证据。我们不得不证明，我们不是劣等的，不是有缺陷的。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已经彻底被同化了。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证明，我们不再是阿拉伯人。”
“你还没有理解，”加拜告诉我，“你是这里的人，你是归属于这里的人。在以色列，你就像在家里一样。你拥有这个地方。我虽然生长在这里，却清楚地知道，这里是有一个内部圈子的，而我并不是当中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社群甲，而我并不在其中。因为家庭充满了爱，我因此而获得力量。我拥有了我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坚持要打进这个圈子。我想要跟那些强大的、归属这里的人走在一起，这也是我的家庭教导我的。他们教导的首先是教育：学习，学习，学习。但显而易见，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得漂白我们自己。而漂白后裔就是社会流动中最可靠的媒介。我敬爱的祖母会用她的母语这样告诉我：‘对于你，盖尔，一个摩洛哥人不能成就任何事，除非你搭上一个波兰小伙子。’这一点钻进了我的潜意识。找一个摩洛哥配偶是毫无出路的——如果我与一个摩洛哥人结婚，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热情的社会工作者，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高中教师。晚上，我们会在贝尔谢巴供给房社区一间三室的公寓聆听美妙的民族音乐。但是，因为我雄心勃勃，我必须与白人的权力交配。我不得不用白人的精子稀释我体内的纯黑。
“我们的家庭到处充满音乐。即便在那艰难困苦的时期，我们的房子里也流淌着温暖的摩洛哥音乐。但我的祖母带我去听了场古典音乐会，当我走出剧场时我就暗下决心，我将来要演奏曼陀林——不是摩洛哥的乌得琴，而是俄罗斯的曼陀林；不是演奏法里德·艾–阿塔什（Farid al-Atrash）[92]，而是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曲目。我热爱着柴可夫斯基。我热爱曼陀林。但在我心目中，总是有一种对已失去的向往，对阿拉伯的向往。当我拜访阿拉伯的朋友，我的眼睛就湿润了。当我观看阿拉伯电影，我就会被挑动所有的情感。我知道，在那里，在摩洛哥，我的父亲是安闲自在的。在以色列，他从来不曾享受过安闲自在，他把他的不自在也传给了我。尽管我住在特拉维夫，主持一个电视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安闲自在，我不想自欺欺人。阿拉伯国家已经将我关在门外。但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同样也将我拒之门外。虽然我的三个孩子已有二分之一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血统，但以色列仍然不会接纳我。以色列仍然对我心存疑虑。”
“这就是为什么，德里如此重要，”加拜说道，“在德里之前和德里之后，以色列的大多数东方犹太人都把他们的苦痛引向对民族主义政治团体或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这是武断的、错误的，大多数的东方犹太人都不是极端主义者。而当德里到来时，情况不同了。他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自卑情结，指出了东方犹太人的向往，他将我们的痛苦合法化，但真正奇妙的是他与拉宾的联盟。当伊扎克·拉宾与阿里耶·德里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结成联盟时，其意义远超出政治认同。拉宾代表着基布兹、帕马奇和特拉维夫，他是一个神话般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战士。德里则经历了梅克内斯、巴特亚姆、耶路撒冷。他是东方犹太人的英雄。当拉宾和德里站在一起时，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了一起；当拉宾和德里四目相对时，我们所有人都直视着彼此。现在，有了相互认可。现在，有了一种方式可以将政治稳定和民族自尊结合起来。现在，东方犹太人要证明自己，可以不通过仇恨阿拉伯的方式，而是成为沟通阿拉伯人的桥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阿拉伯人达成和平的希望，不论是国外的阿拉伯人还是国内的阿拉伯人。然而，随后，拉宾被暗杀，德里被定罪，一切都土崩瓦解。20世纪90年代初的恩惠随着时光流逝了，德里越遭到迫害，愤怒便积累得越多。人民对追猎德里的白人当权派感到愤怒，但人民同样也因德里而感到生气。也许政坛上的每个人都是腐败的，但他不应该被腐蚀。他应该比洁净的人更洁净，因为他肩负着一个使命，他承担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角色，他是我们的入场券。他本来应当带领我们进去，让我们归属于这里。但是，因为他的坠落，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的期待似乎成了幻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机会了。我们将不能做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仅仅是调整自己，模仿别人，我们只能放弃自己模仿他人。我们只能回到khshumeh。”
加拜停止了讲述，泪水溢出了她的眼睛。“当我的朋友们读到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后，他们想必会非常生气，”她说，“他们认为，前进的唯一通路就是否定我们的过去，否定我们的痛苦。我们绝不能回头，绝不能沉溺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假装那道族群的伤口已经结了痂。他们想要相信，社会经济流动和异族通婚已经淡化了这个问题，已经扑灭了心中的火。他们认为，东方犹太人与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分界线是以色列即将克服的一条分界线。但是我告诉你，这不可能。我亲眼看着我的兄弟和我的妹妹窒息而死，我看到他们所受的折磨。在夏亚阿利亚难民营，两个暴徒用暴力带走了我那时才9岁的母亲，剪下了她迷人的长发，然后撇下被剃光头发的、遭受屈辱的、无助的母亲。他们伤害了她的灵魂。他们告诉她不可以做她自己。贝尔谢巴的阿什克纳齐犹太教师以那种居高临下的方式看着我，用她的眼神告诉我，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伤害了我的灵魂。她告诉我，我是有缺陷的。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所有的东方犹太人都被伤害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犹太人的灵魂是受伤的灵魂。它从稳定与宁静中被拽出，撞进了狂暴的湍流，又在湍流里遭受羞辱，又从羞辱到自我否定，到被迫西化。但在西化之下，涌动的是痛苦与不满。我们的强大敌人就是痛苦与不满，而德里将我们从痛苦与不满中释放出来。他本来应该带领我们反抗，引领我们走向和解。所以当德里跌倒时，我们都跌倒了。我们发现，自己又再次置身于黑暗。在黑暗里我们疼痛着，我们流血，我们得不到安慰，找不到疗法，找不到家园。”
[86] 犹太教口传律法的汇编，是犹太教经典中仅次于《圣经》的典籍。主体部分成书于2世纪末~6世纪初，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有关律法条例、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集。
[87] 塞法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现多居于中东、拉丁美洲等。1949年以色列独立后，大量塞法迪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逃离，其中大部分人迁移至以色列。
[88] 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曾写下名文《我控诉！》。1898年1月13日发表于《震旦报》。其起因是左拉愤怒当局对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案的不公判决，致信总统要求公正对待。
[89]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的前半部和条文部分。
[90] 即哭墙。
[91] 1971年成立的东方犹太人的政党。
[92] 叙利亚——埃及混血作曲家、歌手。20世纪阿拉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巨擘，乌得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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