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上加利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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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穆罕默德（Mohammed）淡褐色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你必须知道，它是没有用的。你的犹太思维让你提出了这个犹太民主国家的设想，这是聪明的幻想。但这个设想不会生效，这种幻想站不住脚。所以，比起谈论我们即将共同经历的漫长旅途，我们应该做的是安静地坐下来，拼凑出一个新的协议。因为你没有其他盟友了，我是你唯一的盟友。比起寻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你应该来找我；比起尝试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那些具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然后把他们都带到以色列，你应该跟我商讨。因为我在这里，就在你的身后；我就在这里，不打算去其他任何地方；我就在这里，状态良好。”

“采访我，”这位巴以混血的律师穆罕默德·达哈拉（Mohammed Dahla）说道，“跟我交流，把你的手伸给我，让我成为你的伙伴。因为，不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在中东就是一支少数民族。尽管你的国家参加了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篮球也打进了欧洲联赛，但如果你打开一本地图集，翻翻地图，你就会看到，在你周围，3.5亿的阿拉伯人包围着你，15亿的穆斯林包围着你。所以，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可以继续掩藏在虚拟的犹太国家的构想里吗？你真的以为，你们可以凭借一个矛盾的犹太民主国家保护你们自己吗？坚持这个犹太国家的犹太人特性，委实是生活在刀刃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将再也不能这样做。世界会发生变化，力量的平衡会被打破，人口也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人口正在发生改变。你们要在这个阿拉伯和穆斯林的世界里继续生存，唯一的途径就是与我结成同盟，我是你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你们今天不与我结盟，明天也许就太晚了。到你变成一个少数派的时候，你会来找我，但我那时就不在这里了。到那时，我也许对你要提供给我的东西不再感兴趣。那时可就太晚了，我的朋友。”

一大早，我们就踏上旅程，从耶路撒冷一路向北。从盖代拉开车前往哈代拉，我的朋友——也是我的仇敌——穆罕默德·达哈拉这样对我说：“看看这栋建筑，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它的异域风格是这样凸显，显得如此陌生。就像某支侵略军队从海里冒出来，然后登陆。它缺乏对地形地貌的敏感度，也对区域特征不甚了解。那些从远方来到这里的移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毫无感觉。他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建起了这些建筑，他们修建了高大而傲慢的建筑，但是，这些建筑看起来几乎是粘在地上的。它们不是拔地而起，它们不属于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看起来这般不协调。它们是具有侵略性的城市建筑群，有着令人不快的混凝土面孔。”

“看看这些路标，”穆罕默德说，“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用希伯来语和英语书写的，没有阿拉伯语。因为你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当游客们来这个国家旅游时，会认为这里确确实实是一个犹太国家。但是，我在你们的路上，同其他的160万阿拉伯人一起。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这般难搞定。为了保持你们杜撰的一个欧洲犹太国家的漂亮小小说，你们尝试隐藏我们的存在。你们尝试彻底抹掉我们的景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

“难道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吗？”我问达哈拉，“难道犹太人民没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吗？难道犹太人不允许在1967年边界内拥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吗？”达哈拉告诉我，现在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当然有民族自决权，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巴勒斯坦人为什么拒绝执行联合国在1947年制订的分治计划。任何人都必须了解，在这里没有平等的权利。“在你的权利和我的权利之间没有维系平衡的点，”他这样说道，“从一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犹太人就没有法律的、历史的、宗教的权利。他们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从他们被迫害的遭遇中衍生出来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并不能说明，他们夺走这片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78%的领土就是合理的。这个权利并不能为反客为主的事实做辩护。到最后，拥有这片土地优先权利的人应当属于本土居民，而不是移民——属于那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的人，他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就像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一样。我们不像你们，我们不是陌生来客，不是流浪者，不是移民。我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几个世纪，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连根除去，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这片土地上分割出去，即便是你们也不行。”

1968年，达哈拉出生在加利利的图兰村。他学习刻苦，工作努力，自食其力。在希伯来大学的法学院，他表现突出，之后，他成为以色列最高法院的首名阿拉伯法官助理。1993年，他在耶路撒冷开启了自己的法律事业，很快生意兴隆。1995年，他成为阿拉伯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中心（Legal Center for Arab Minority Rights，Adalah）的创办人之一。2000年，达哈拉与苏哈德（Suhad）结婚，她是一名律师，也是一名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奥马尔（Omar）在2002年出生。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局势紧张的那两年，穆罕默德和我都是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董事会（the Association of Civil Rights in Israel，ACRI）的联合主席。所以，当我们坐在他蓝色的梅赛德斯汽车里一路向北进发时，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基于一个共同价值观和理念：人权、少数族群权利、自由民主，但不像我们曾经有过的谈话。这次谈话中，我们每个人都唤起了他的民族历史感和洞察力，以及他心中存在的焦虑。这一次着实令我吃惊，穆罕默德对我坦露了他整体的世界观：他告诉我，他不再相信对于这块土地的分治计划，不再相信一个所谓的两国方案。

他在村庄里长大，他的身份是本土的，他告诉我，他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小伙子。直到进入大学，他才获得了一个民族上的巴勒斯坦人身份，而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觉得两国方案是武断且不充分的。它不能解决1948年的阿拉伯人问题（那些在战后仍然逗留在那儿或者返回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也不能处理被战争驱逐的阿拉伯人灾难。但当奥斯陆协议在1993年签订时，他被暂时地说服了，认可两国方案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然后到2000年，他意识到，这是毫无希望的。这个和平议程实际上只是一个迫使巴勒斯坦人民屈服于以色列意愿的议程，是一个维持占领的议程。以色列并没有为一个历史性的和解做好准备。他们并不愿意给予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所以，没有其他方法，只有斗争。以色列的社会必须要被动摇、被扰乱。然后最终，这个解决方案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解决方案，一个位于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民主国家，一个有着回归的犹太法律和回归的巴勒斯坦公民权的国家。在这个政治实体中，希伯伦的定居者将离开他们现在的处所，1948年战争中，被摧毁村庄的巴勒斯坦难民也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家园。

这是我们第二次去加利利。2000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暴动波及北部全境。戴维营和谈失败后，出于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情的抗议很快演变成了暴力。前来的以色列警察遭到袭击，他们枪杀了13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回击。在这个残酷的一周的最后一天，穆罕默德用他的梅赛德斯车载着我，让我亲眼见证这场斗争。我们参观了一个犹太社区，这里不允许巴勒斯坦人购买房产。我们拜访了烟雾弥漫的乌姆伊利费赫姆城，这里的火焰刚刚熄灭。我们顺道拜访了雷德·萨拉赫（Raed Salah）酋长，他是极端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位眼睛明亮的酋长谈论着全国各地被毁灭的村庄里的废弃清真寺，谈论着笼罩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危险。他宣称，犹太人对圣殿山根本没有历史权利，他们的圣殿山故事完全就是虚构的小说。然后，我们去了一座帐篷，哀悼年轻的沙希德（Shaheed）——他是一个为事业牺牲的殉道者。在卡纳的村庄，一位刚刚失去他17岁儿子的父亲自豪地告诉我们，每天他的儿子参加示威游行后回来都会遗憾自己活着回来了，直到有一天，他再也没能活着回来。然后，我们走上拿撒勒的空旷街道，走进废弃的餐馆。每一处我们走过的地方，最令我震撼的就是寂静，恐惧的暗哑寂静，感觉就像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为他们刚刚做下的事而感到恐惧。尽管双方都以一种自愿宵禁的方式缩在自己的家里避难，但与此同时，他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即将出现的未来。

尽管如此，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如今，这里到处都是人群，有以色列的犹太人，也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瓦迪阿拉区熙熙攘攘，全是犹太观光客。拿撒勒的餐厅人满为患，几乎找不到一个位子。讲希伯来语的人和讲阿拉伯语的人并排坐着，铲起带鹰嘴豆沙的皮塔饼[96]。人们大声地点烤肉，声音中夹杂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就好像，已经恢复了和平；就好像，2000年10月的伤口已经愈合；就好像，暴乱从未发生。

所以，当穆罕默德和我再次穿过萨拉赫酋长朴素办公室的大门，我们进来后都惊讶了。这位酋长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闪闪发光，他的眉头紧锁。他用说得还不错的希伯来语告诉我，以色列将在不久之后试图把阿拉伯人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他说，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提议将瓦迪阿拉区作为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针对人口迁徙的精妙手段。如今，就感觉在阿拉伯的村庄里，历史将重演，1948年已经发生的事情即将再次上演。

萨拉赫酋长在他的白色长袍外面，套着朴素的深色外套，一顶针织的白色无边便帽盖住了他一头灰色的头发。现在同那时一样，他神情庄重，态度亲切。隔着他布满灰尘的桌子，他警告我，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其实是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认为，在21世纪就有可能重现20世纪时英国和法国强加给中东的压迫的殖民主义统治，这也是错误的。萨拉赫说，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明白，尽管阿拉伯人已经沉默了100年，但他们不会继续沉默下去。15亿穆斯林将不再沉默。“我不是一个先知，”他这样说，“未来在上帝的掌控中。但如果你们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演变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其后果将是恐怖的。那些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新教徒[97]，他们想要的是末日大决战[98]。所以，世界，中东，确切地说，这片土地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阿克萨清真寺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我感觉到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这场灾祸将危及犹太人的未来。”

我们与酋长告别，前往穆罕默德的家乡——加利利。当我们经过阿罗尼姆枢纽时，（‘卡夫拉曼达枢纽’，达哈拉坚持道。）穆罕默德说，他不一定赞同萨拉赫酋长的全部观点，但他尊重萨拉赫的信念和谦逊，以及他的活动事迹。他指的是旗帜行军活动，由萨拉赫酋长带领的每周朝圣之旅，把满载信徒的巴士从加利利带到阿克萨清真寺。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策划实施的行动，它的规模还在持续增长。因此，尽管穆罕默德不是一名宗教人士，尽管他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并接受了它的很多价值观，但他说，他，萨拉赫酋长，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你们的故事——圣殿是3 000年前索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起来的——完全是纯粹的小说，”达哈拉对我说道，“萨拉赫酋长回应说，穆斯林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存在了1 400年。这句话捕获了我的心。在这样的延续里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当我聆听那位酋长的讲述时，我感觉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我同早期的以色列连联结在一起，同奥马尔·伊本·哈塔卜（Omar Ibn al-Khattab）[99]哈里发联结在一起，我的儿子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与伟大的伊斯兰连接在一起。这带给我一种深刻的平静感和安全感。我知道了，我们不是注定要被击败的。我知道了，我们不是一个少数派。一个少数派的主张是与伊斯兰文化不相容的——它适合犹太教，但不适合伊斯兰文化。而你环视四周，你就会发现，我们确实不是少数派。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占大多数的犹太人才是少数派，而（阿拉伯的）少数派实际上是多数派。所以，每一次那些当权派追击萨拉赫酋长，我都会提供帮助。对于那些专长是犹太法律的人，我都会尽我所能地帮助他。”

我们前往犹太人的莫沙夫特兹珀瑞。（“是萨法瑞亚”，穆罕默德提醒我。）“在1948年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有着数千人口的庞大村庄。于是今天，这里拥有了数万的后裔——有的人在叙利亚，有的在黎巴嫩，还有的在加利利的村庄，甚至连我的姐夫都是从萨法瑞亚来的，”他说，“他的孩子们也将自己看作萨法瑞亚的后代。后来，在独立纪念日，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壮观的纪念集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保证，“我们将永不忘记，永不原谅。”

他穿着一身浅色西装，系着条金色的领带。他身高均等体型匀称，有着充沛的精力以及深色的皮肤。他为自己的肤色正是土地的颜色这一事实而感到自豪。他将自己的肤色与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这样说道。当我们泊好车，达哈拉带我观看特兹珀瑞国家公园里的几丛瘦骨嶙峋的刺梨以及附近的一些石砌台基。他告诉我，确切地说，虽然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不像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但他也不愿意接受犹太人对“大屠杀”这一术语的垄断。“虽说这里的确没有集中营，”达哈拉说，“虽然大屠杀已经停止，但是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仍然还在持续。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场对人的屠戮，而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大灾变是一场对人和土地的屠戮。是对我们人民的毁灭，”他说，“也是对我们家园的毁灭。”

特兹珀瑞的民宅漂亮而整洁，有着白色的墙体和红色的屋顶。在一栋房子的前院中，一位美丽的年轻母亲向她一岁的儿子张开手臂，这孩子正朝他的母亲迈出他的第一步。但穆罕默德说，他不知道人们怎么还能住在这里。“理论上说，这片乡村有着田园牧歌般的风景，魅力十足，但事实上，这里就是一个墓地。从表面上看，你正在你的花园里散步，但事实上，你正走在众多的尸体上。这简直不是人类能承受的事情，”穆罕默德说，这就好像他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讲述一个美国郊区小区建在一块美国公民公墓上，墓中的鬼魂便在他们坟墓上方的家庭里徘徊不去，“我不是鼓吹神秘主义，”穆罕默德说，“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精神还滞留在这里，而我知道，他们会不停地在你们之间徘徊。”

宗教基布兹贝特利蒙坐落在图兰山的岩石山脊的峰顶上，俯视着穆罕默德、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出生的村庄。“几百年来，我们居住在这里，”穆罕默德说道，“从法典记载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就居住在这里。这片山区成千上万德南的土地都被英国托管行政官指派给图兰村村民以保证他们的利益，直到以色列的政府从中夺取了一万德南的土地，用以在山顶建造贝特利蒙阿尔法、贝特利蒙贝兹以及贝特利蒙吉姆瑞。犹太主人高高在上，而巴勒斯坦奴隶生活在底层。”

当我们沿着山路抵达这个基布兹，绕过锁着的铁门后，穆罕默德的手机响了，一个恐怖分子试图在耶路撒冷的一家酒吧厨房外引爆丁烷气罐，他的家人向达哈拉这位自由战士求助。达哈拉同意了，并打电话给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俄罗斯收容所警卫部，让其询问那名被拘留的恐怖分子的下落。当他处理完毕后，我问他是否认为，贝特利蒙是一个定居点；他是否认为，在占领区定居点上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贝特利蒙。“逻辑是相同的逻辑，”穆罕默德回答道，“思维形式是相同的思维形式。甚至还有一个在实质上的相同之处——相同的规划、相同的建筑风格。这就是外邦的。这就是从上而来的异己力量，并在这片土地上施加影响。”正是早中午的时候，空气清新，可见度良好。“看看那边的犹太社区，还有那边的犹太社区，”穆罕默德说道，先指向右边，又指向左边，“它们规划的是那样整齐、受到严格管制，欧式风格那样浓郁。它们与我们的村庄完全不同——我们的村庄从干涸的谷道延伸到山峦上，就像一株攀缘的植物。显而易见，它们侵入了我的加利利。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建造出来。为了在村庄与村庄之间造出分隔。为了防止加利利变成一块阿拉伯人的土地。因此阿拉伯的加利利不能要求领土的自治权，不能要求脱离以色列，不能要求加入巴勒斯坦国。”

“你真的认真考虑过要求加利利的自治权吗？”我问道。达哈拉回答说：“对我而言，最佳的解决途径就是基于两个民族的一个国家民主政权。然而，如果不通过一场‘两个国家’的运动，我们是不会满足于一个缩小的、破碎的、不能拥有自己领空的巴勒斯坦国家。这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笑话。因此，如果你们继续坚持‘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加利利的自治权运动将不得不高涨起来。而且自治权的要求不仅仅在于文化方面，还包括了领土、治安权以及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有效控制。我们将需要三块自治州：在北部，拥有对加利利的自治权；在中部，对阿拉伯三角地带的自治权；在南部，拥有对贝都因内盖夫的自治权。此外，以色列国土上，居住在雅法、拉姆拉或者吕大的巴勒斯坦人，也享有与上述三个巴勒斯坦自治州的同等的个人自主权。”

我们穿过穆罕默德的图兰村，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为我展示邻近的卢比亚村废墟比在家乡停留更重要。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他的村庄已经被完全包围了。这里是贝特利蒙，他不能在这居住；这里是特兹珀瑞工业园，他不能在这建造一座工厂；这里是一个军事基地，却没有他的军队；这里是戈兰尼大桥的纪念碑，它所纪念的回忆却不是他回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认为，我已经得救，”穆罕默德这样说道，“如果我认为，我的家庭因为几个月的黎巴嫩放逐而成功逃离了1948年的大灾变，我就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在这里，我是不受欢迎的；在这里，我处在永久的假释状态；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权力。因为，高高耸立在戈兰尼分叉口，我们的玛斯卡南分叉口的纪念碑，欢庆着获胜者，遗忘了失败者。戈兰尼分叉口的麦当劳餐馆，以色列装甲车，蓝白相间的旗帜，清晰地宣告：我们征服了你。而因为我们征服了你，我们的力量便允许我们在你们的领土上欢庆我们的胜利，在你们加利利的土地的中心深处欢庆我们的胜利。”

达哈拉蓝色的梅赛德斯沿着公路驶抵犹太国民基金会建造的南非森林，然后，驶上松树和针叶树之间的砾石小路。“这不是一片清白无辜的森林，”我的朋友穆罕默德说道，“这是一片象征否认的森林。通过种植这片森林，你们自认为，你们可以否认你们犯下的罪行。”然后他告诉我，这片森林第一次打动他的事情。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他参与了巴勒斯坦上层人士与以色列和平反战分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举行的非官方会晤。在一次会谈中，巴勒斯坦人要求对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赔偿，要求以色列为将来的巴勒斯坦国支付这笔赔偿金以供巴勒斯坦使用，就像以色列利用德国支付的赔偿金进行国家工程建设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要求。但那些反战分子变得暴怒起来。就因为这一个请求，谈判破裂了。达哈拉和他的同伴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他们寻求的历史公正的认可化为泡影。

不久之后，他跟着他母亲的亲戚马哈茂德（Mahamoud），一个卢比亚村的后裔，来到这片森林。他跟着马哈茂德沿着森林间的小径爬上山，当他们抵达这个遗址后，马哈茂德认出他家园的废墟，然后他哭了。“我的家乡湮灭了，”他哭道，“我的人生也湮灭了。”而成功的以色列律师穆罕默德·达哈拉站在他身旁，同他一起哭泣。

我问穆罕默德：“所以，你要说的是什么呢？”“那些对巴勒斯坦人做下的不公正的行径，是不能被宽恕的，”他回答道，“因为在那个时刻，当以色列人在南非森林的树下野餐时，卢比亚村庄的难民正在叙利亚的雅穆克难民营里衰败腐烂。因此，公正就是，我们有权利返回到这里。至少那些在难民营里衰败腐烂的人应当被允许返回。”

“我并不知道这些人会有多少，”他说，“也许不到100万，也许有几十万。但我看到他们的回归。就像我的家庭从黎巴嫩返回到这里，在数月的放逐后，骑着他们的毛驴，带着他们的行李，沿着图兰山的岩石山脊来到这里，其他人也将回归。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将全部回归。”

在拿撒勒，阿兹米·比沙拉（Azmi Bishara）[100]在他的私人办公室欢迎我们的到访。20世纪90年代中叶，这位出生在加利利的哲学家建立了一个世俗的民族主义的阿拉伯政党，他也曾经是议会的一名引起争议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议员。在这间巴拉德党领导人的总部，屋子里没有标语，门上没有标示牌，但他的办公室通风而舒适。墙上悬挂着一幅装框的、刺绣的巴勒斯坦地图——整体的巴勒斯坦，没有特拉维夫的雅法，没有雷霍沃特的吕大，没有抹大拉哈梅克的拿撒勒。当然，一张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照片也挂在那儿。这位埃及总统和20世纪60年代的泛阿拉伯领袖是比沙拉心目中的英雄，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就从巨大的黑白照片里俯视着我们，一身灰色的西装，系着黑色的领带，撇着他的小胡子愉快地笑着。

自1996年起，这位议员就以直言不讳著称，而现在，他变得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他正在等待来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份决议将决定他的政治前途。与其说他像一头危险的猛虎，不如说他看起来更像一只营养充足的肥猫。他待人友善而热情，乐于助人。他为我冲泡了一杯高浓度的黑咖啡，询问我是怎样减掉这么多赘肉，询问我的恋爱经历。他跟我谈论起他刚刚撰写的一篇评述和刚刚完成的一篇小说。他看起来显得小心翼翼，就好像他可能正在遭受着政治上的心力交瘁。但他强调了，法院不取消他的参政资格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法院因为他拒绝承认以色列为一个犹太国家而判决不让他参与接下来的选举，那么这个决议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判决。它将被视为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尝试。甚至形式上的民主面貌都将就此消融。

“他们还会发动像2000年10月那样的暴动吗？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将把以色列分割成碎片吗？”我问他。比沙拉指出，他现在没有任何资格来做任何威胁。但达哈拉扬着头，说出比沙拉因为小心谨慎而没有说出的话：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巴勒斯坦人的平等得不到保障，那么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暴动将爆发。

当我们离开拿撒勒时，穆罕默德告诉我：“比沙拉是我的身份的另一面。他象征着我们现代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同样也象征着一个现代的世代，一个没有经历过失败和驱逐的世代，一个因为了解而并不真正惧怕以色列的世代。这一代人从以色列学到了肆无忌惮与厚颜无耻，因此他们不祈求什么，他们提出要求。他们不采取防守，他们进攻。他们不像少数派那样思考，也没有少数派的认知感觉，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派。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穆罕默德·达哈拉总结道，“不管你们尝试什么把戏，你们都不能在这里以犹太人的身份特征维持一个西方化的国家。你们所能实现的就是角色的逆转。我们将成为主人，而你们将变成我们的奴仆。”

几个星期后，最高法院将允许比沙拉再一次参与国会议员的竞选。但四年后，2007年，比沙拉将因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向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通报火箭袭击战略位置的嫌疑而遭到警方问询，之后比沙拉逃出以色列。达哈拉心目中的世俗英雄比沙拉将开始流亡，然后，成为泛阿拉伯卫星电视网络媒体，半岛电视台的明星，但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会将他视为一个叛徒。达哈拉心目中的伊斯兰宗教英雄雷德·萨拉赫酋长将被送进监狱，又出狱，但他仍然是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颠覆性政权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但现在，夜幕逐渐降临，穆罕默德非常累了。

未来的一切还为时尚早。他让我替换他开车。当我在黑暗里开车向南进发时，他在我旁边睡觉，我思考着他也思考着我自己。我想知道，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在这样可怕的历史中，我们还能幸存吗？

我喜欢穆罕默德。他聪明睿智，工作勤奋，充满活力。他是坦率而热情的，同时天赋过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现在想必已经成了一位法官，或者一个和平反战分子，一个市长，或者以色列巴勒斯坦社区的一名领导人。他就像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以色列人。他是我朋友中最机敏的。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同在一个国家里，同在一个家乡。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然而，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是可怕的分裂。我们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穆罕默德？我在黑暗中漫步。在我的女儿塔玛拉和你的儿子奥马尔身上又会发生什么呢？而在我的土地上，你的土地上，又将发生什么呢？

[96]　当地最受欢迎的主食。大多为圆形面饼，外形有点像面包，中间空心像个口袋。

[97]　指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之基督教团体或后来由其形成的基督新教成员。这里是比喻的说法。

[98]　《圣经》里描述的在世界末日发生的善恶大决战。

[99]　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二任哈里发（634年起），先知穆罕默德最著名的拥护者和战友之一。

[100]　阿兹米·比沙拉，1956年生于巴勒斯坦拿撒勒，是一个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曾是以色列议会成员之一，巴勒斯坦学者、政治家、作家，阿拉伯研究和政治学中心主席。1996年至2007年4月期间代表阿拉伯政党国家民主大会任以色列国会议员，他也是该政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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