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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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普罗霍罗维奇·扎尔科夫

两人皆为教师。尼古拉教劳工研究,尼娜教文学。

尼娜:

我对于谈论死亡的话题已经习以为常了。你听过孩童们谈论死亡吗?我的七年级学生在辩论死亡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以前的孩子总是会问:我们是怎么出生的?婴儿是怎么来的?现在他们却在担心核战后会发生什么事。孩子们不再喜欢那些古典文学,我背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却只看到他们冷漠、空洞的眼神。

他们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喜欢阅读科幻小说,读着人们脱离地球,以太空时间计时,到达另一个世界。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跟大人不同,不会害怕死亡,他们对死亡充满着幻想。

我时常思考——当死亡近在咫尺,你很难不去想这些事。现在俄国文学班上的孩子,跟我十年前所教过的孩子不一样。这些孩子成天看着人或物品被埋入土中,被安置在地下。不论是房子或是树木,无一幸免。

如果让这些孩子排队等十五至二十分钟,其中一部分就会开始头晕,流鼻血。你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惊喜或是让他们感到开心。他们总是疲惫又困倦,脸色灰白。他们不会玩耍、嬉闹。

如果这些孩子打架或是不小心弄破了玻璃,老师们反而会感到很庆幸。我们不会对他们大声责骂,因为他们的表现并不像小孩。他们学得很慢。在课堂上,你请一个孩子跟着朗读,但那个孩子就是做不到,到最后你仅仅要他跟着你念一个句子,但他还是做不到。你会情不不禁想要问他:“你人在哪里?你人还在吗?”

我时常思考这些事。好像用水洒在墙上作画,没人知道我在画什么,没人猜得到,也没人有任何头绪。我们的生活中总是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事情发生时,你人在哪里?反应炉离你的住处有多远?你看到什么了吗?有谁过世了?他们去哪里了?

我还记得刚开始几个月,街上的餐厅里又热闹起来了——人们说着“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我们会死,也要听着音乐死去”,接着军队跟官员们开始来来去去。现在,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一个年轻的孕妇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法医也没有诊断原因。一个小女孩上吊自杀了,她才五年级。就这样……不知缘由地自杀。她还是个小女孩啊。

所有事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切尔诺贝利。不论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归咎于切尔诺贝利。人们对我发脾气说:“你身体不舒服,是因为你感到害怕。你因为恐惧而身体不适,这叫辐射恐惧症。”但为什么小孩子也生病死亡呢?他们不知道该害怕什么,他们还不懂。

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我的喉咙刺痛,全身沉重。

“你只是患了虑病症,”医生这样跟我说,“因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现在每个人都会这样。”

“什么是虑病症?我觉得很虚弱,全身都在痛。”

我跟我丈夫的腿都开始麻痹,没有感觉了,但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跟对方说。每个人都在抱怨,包括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当你走在街上时,你会想要就地躺下来休息。上课时,学生们趴在教室的桌子上失去了意识。每一个人都变得不快乐,变得阴沉,一整天看不到一张友善的面孔。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微笑,什么表情都没有。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孩子们必须待在学校,严禁外出或四处走动。

孩子们都领取了派发的衣物:女孩拿到的是裙子跟衬衫,男孩领到西装。但当他们把衣服穿回家后,接下来怎么处理,我们却一无所知。根据官方指示,母亲们需要每天清洗这些衣物,这样孩子才能穿着干净的衣物上学。但是这些孩子只领到一套衣服,每人只有一件裙子跟一件衬衫。其次,处理牲畜等家事,早已让母亲们忙不过来,她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衣服非得每天清洗不可。对这些母亲而言,衣服上该洗的污垢是墨水、泥土或是油渍,而非短半衰期的同位素。

我试着向家长们解释,但是对他们来说,我就像非洲来的巫医一样难以理解。一个母亲不理会我的劝告:“到底什么是辐射?听不到又看不见……好吧,让我告诉你辐射是什么:辐射让我们总是入不敷出。过去三天,我们只靠牛奶跟马铃薯过日子。你懂吗?”但人们不应该喝牛奶,也不应该吃马铃薯。政府带来了中式炒菜罐头和荞麦,在商店里销售,可这些人要去哪里赚钱来买呢?

我们这里的居民可以得到一些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这点钱不算什么,只够买两罐食物罐头。每日洗衣的指示只适用于特定人士,只适用于特定的家庭。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家庭,没有这样的人!话说回来,要解释伦琴和贝克这些辐射单位有什么不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我看来——我认为这是宿命,人们微不足道的命运。举例来说,人们不应该吃家里后院第一年种出来的东西,但是人们还是照吃不误,照样烹饪食用。他们可真是会种菜啊!假如你告诉他们,这些小黄瓜和西红柿不能吃,他们会问:“你说不能吃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吃起来很美味,吃了也不会肚子痛,更不会在夜里发光。

我的邻居在树林里搭了一间房子,他们测量过了,那里的辐射超标正常范围的一百倍。没有人去拆除那间房子,他们就这样住了下来,不需要配合,也不需要别人的协助,认为一切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刚开始,人们会将物品带给辐射检测人员检查——所有东西都严重超标,最后人们便不再去检查了。“反正眼不见为净。谁知道那些科学家又会胡诌些什么。”于是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翻土,播种,收割。

虽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人们还是照之前的方式过日子。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己种的小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来得严重。

整个夏天,孩子们都必须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特殊的粉末清洗校园,还把学校周围的土地铲掉了一层。然后,秋天呢?他们带着学生来采集甜菜根。那些来自技校的学生,被带到田里工作。其他人都被赶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田里未收的马铃薯。

谁要为这一切负责?除了我们之外,谁要负责?

之前,我们并不在意身边的环境。如同天空、空气一般,就在我们身边,像是被永久赐予我们的一样,不受人的影响,永远地存在着。我以前常躺在森林里仰望天空,惬意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而现在呢?森林依旧美丽,长满了蓝莓,却再也没有人去摘了。

秋季的森林里,已经难以听到人声。恐惧已深入人心,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我们还是拥有电视、书籍,以及想象的能力。但现在的孩子却是在家里成长,他们不再和树林、河流为伴,只能在远处观望。这些孩子跟以往的孩子大不相同。我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我一直认为他的作品是经久不衰的。但我现在却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万一我们的文化只剩下一个装着古板书籍的老旧箱子,该如何是好?我所热爱的这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面对核弹攻击时,我们都很清楚要如何防范及处理。我们都能应付化学战、生化战及核战,但我们从未学过,要如何将放射性物质从我们体内除去。

的确,切尔诺贝利不能与战争相提并论,两者并不相同,但大家仍然将两者互相比较。我童年时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我知道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在列宁格勒时,那里像战场前线一般,时常有人朝我们开枪。当时还有饥荒,持续了好几年,人们沦落到靠动物般的本能行事。但这里却不一样,请到外面的花园看一看,花草树木都还很茂盛呢!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比。

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对了,天主保佑!遭到炮火攻击时,你可能活不过下一秒,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死去,而是当场死亡。那个冬天,我们断粮了,列宁格勒的人开始烧家具取暖,房里所有木制物品都拿去烧了。我记得,所有书也都烧了,我们甚至把破旧的布丢进火炉。

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然后就地坐了下来。第二天经过时,你会看到他仍然坐在原地,因为他被冻住了,而他很可能会继续坐在同样的位置,坐整整一个星期,甚至坐到春天来临,直到天气变暖。没人有力气帮他解冻。

如果有人跌倒在冰地上,有时会有人过去帮忙,但通常人们只是从旁边走过,应该说从旁边爬过才对。我记得当时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那时人们的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没有任何事可以与这些情况相比!

反应炉爆炸时,我母亲仍然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我们都已经从最困难的状况中活下来了。我们从围城战中活下来了。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糟的状况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发生核战的准备,我们建造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要躲避原子,像躲避炮火一样。但是原子无处不在,在面包里,也在盐巴里。我们呼吸、食用着这些辐射。也许你可以不吃面包和盐巴,也许你可以饥不择食,把皮带煮熟,闻着香味充饥——这些行为我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核能,我却无法理解。

所有的东西都有毒?那我们该如何过活?刚开始几个月充满了恐惧。医生、教师,总而言之,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切,全都离开了这里,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但是军方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连持有党证也没用。

谁该为这一切负责?为了继续过日子,我们必须知道谁会为此负责。是谁呢?是那些科学家,还是核电厂的员工?是厂长,还是值班的人员?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反对建造反应炉,却不反对建造汽车工厂?我们应该要求立刻关闭所有核电厂,然后再将所有的核能学者关起来吗?我诅咒这些人!但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那些学者同样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我希望能成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我想要理解这一切。

人们现在有着不同的反应。十年过去了,人们将发生的事看成战争。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两次战争。我来告诉你人们的各种反应。他们会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十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我们都死定了!我们都活不久了!”“我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应该给予我们援助才对。”“啊,别再说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想,这些已经囊括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我们每天都听到这类话。就我来看——我们都是这个国际实验室里的实验品。一共有一千万白俄罗斯人,还有我们这两百万人住在这块有毒的土地上。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恶魔实验室,你可以记录数据,尽情实验。为了写论文,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圣彼得堡来的,还有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提前准备。(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我又想起了战争与切尔诺贝利的不同。我想,我能开口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我不愿多说有关围城战的事。有人发给我邀请函,要我去参加“列宁格勒围城战之子”的聚会,我去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们只是要我说出害怕的心情吗?这是不够的。我们怕得在家里只字不提围城战的事,我母亲不希望我们记得这些事。但我们却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对。(他停下了谈话)我们并不会彼此谈起这些事,这个话题只会跟外来的人说起:那些外地人、记者,以及远方的亲戚。

为什么我们要避开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话题?比如,避免在学校跟学生提起。当这里的孩子前往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就医时,他们都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我问过这些孩子:“别人都问你们什么问题?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不记得当时身在哪个城市或小镇,也不记得那些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们都记得他们收到了礼物,得到了美食款待。有些人收到录音机,有些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着不属于他们的衣服,像是去巡回演出过一样。

孩子们都很期待有人再带他们离开这里。他们会被送去给人观赏,然后带着礼物回来。孩子们都习惯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增长见识的方法。在“出国”旅游之后,在这豪华的巡回演出之后,孩子们终将回到学校。在教室里,我看得出,这些孩子都只敢看不敢动手。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的木雕作品。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木雕。我说:“这些都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醒醒吧!木雕帮我走出了围城战的阴影,我花了好多年才走出来。

我们通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很有耐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叙述。我们害怕谈论这些事。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衍生的问题也不寻常。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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