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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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我进去喝茶还是上床？”
这样一直延续到出现我的……真爱？这里没有这么说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我的妻子。”
我对着他的耳根说：“阿富汗时期的。”
我们乘坐装甲输送车外出，我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他，所幸子弹打在舱门上，他背身坐着。我们回来以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事。后来足足两个月，他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
我喜欢出去射击，一打就是满满一梭子，打完我觉得轻松了。
我亲手打死了一个“杜赫”，那次我们进山去呼吸新鲜空气，观赏风景。听到石头后有“沙沙”声，我像触了电，往后退了几步，随即打了一梭子，我先开的枪。我走过去看了看：一个健壮漂亮的男人躺在地上……
弟兄们说：“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侦察。”
我好不神气！我没有伸手去取他包里的东西，只拿走了手枪，这事也让他们高兴。后来，他们一路上都在保护我，怕我不舒服，恶心，我什么事都没有……
回来以后，我打开冰箱饱餐了一顿，足足顶得上我平常一周的饭量，我感觉神经活动失常了。有人送来一瓶伏特加，我喝了，可是没有醉。我有些后怕，当时如果没有命中目标，我妈就会领到“载重二〇〇”。
我想参加战争，但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哪儿来的仇恨？很简单，一个战友被打死，当时你和他在一起，两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看一眼，什么都明白了，这时的你会疯狂地射击。
我从不习惯于考虑大问题，如：“这场战争是谁挑起来的？责任在谁？”
就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喜欢讲的笑话。有人问亚美尼亚电台：“什么是政治？”亚美尼亚电台回答说：“您听见过蚊子的叫声吗？那么政治——比它的叫声还细。”
让政府从事政治吧，人们在此地见到的是血，人变野蛮了……人们看到烧焦的人皮怎样卷成筒，仿佛是蹭破了的卡普纶长袜……枪杀动物时的场景惨不忍睹……向驮运队开枪，因为他们在运武器。人单独处决，骡子也单独处决。他们都默不作声，等待死亡。受伤的骡子嚎叫起来，活像用尖锐的铁器在铁板上划拉，十分瘆人。
我在这儿有另外一副长相，有另外一种嗓音。听听我们这些姑娘坐在一起讲着怎样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出我们在当时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
“他可真是个浑蛋！跟中士吵一架就去投奔‘杜赫’，还不如一枪把他撂倒，可以记入阵亡名单。”
话讲得直截了当。很多军官以为那边和苏联国内一样：可以随便打骂士兵，可以随便污辱他们……干这种事的人在那边会被打死……战斗中有人会从背后开枪……到时你自己想法子查出来这人是谁吧。
深山哨所的弟兄们一年见不到人影，直升机一周起飞三次，我去了。大尉走到我跟前：“姑娘，请您摘掉军帽。”
我那时留着长发。
“我一年没有见过女人了。”
所有士兵都从战壕里钻出来看热闹。
一次战斗中，一位士兵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不管能活多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并不认识我，他之所以那么做，就因为我是个女人。这种事，你能忘吗？日常生活中，你怎样检验一个人是否会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你？
好人在这儿更好，坏人在这儿更坏。双方在交火，有个士兵朝我喊了一句下流话，一句脏话，他被打死了，炸掉了半个脑袋、半个身子。他就死在我眼前……我像得了疟疾，全身颤抖。尽管在这之前，我见过裹着尸体的塑料纸大口袋……尸体用金属薄片包着，活像是大玩具娃娃……但让我全身颤抖的事情我还没遇到过……那次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佩戴战斗奖章的姑娘，她们即使有也不会佩戴。有个姑娘戴上了“战功”奖章，大家都笑她，说那是“性功”奖章……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营长睡上一夜就可以得一枚奖章……为什么妇女们会在这儿？难道没有女人他们就活不下去？这样下去，有些军官先生会变成疯子。
为什么妇女争着要到这儿来？你会有钱……会买一台磁带录音机，买一些东西。回国以后，可以把东西卖掉。在苏联挣的钱，没有在这儿，在阿富汗挣得多。咱们谈的是真实情况……有的姑娘为了弄到一件衣服，便和当地人厮混。你一走进阿富汗商店，孩子们就叫喊：“姑娘，干不干……”然后指指偏房。本国军官付的是兑换券，有的女人平常就这么说：“我去找个给兑换券的主儿……”
这都是真事。像这个笑话里讲的一样：多头蛇先生、永生先生和巫婆在喀布尔转运站相遇，他们三个人都去保卫革命。两年以后，他们在归国的路上重逢：多头蛇先生只剩下一颗头，其他部分都被割掉了；永生先生奄奄一息，因为他是“永生”的；巫婆身穿华丽衣裳，戴着首饰，满面春风。
“我在办理手续，要求再留一年。”
“巫婆，你疯了！”
“我在苏联是巫婆，在这儿可是美女瓦西莉萨11。”
是啊，在这里造就的都是扭曲了的人，特别是小兵们，十八九岁的孩子们。他们在这儿见的世面太多了，太多了……他们看到一个女人为了一箱猪肉罐头，甚至不是一箱，仅仅是两筒，便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见过这种场面的小兵，将来会用这双眼睛看待自己的妻子，他们在这儿被扭曲了。以后他们回到苏联，如果品行不端，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经受的是另一种体验。他们已经养成用自动步枪、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习惯……阿富汗小贩在卖西瓜，一个西瓜一百阿币。我们的士兵希望再便宜些，小贩不干。“啊，既然如此！”有个士兵端起自动步枪，便把堆积如山的西瓜全都给打烂了。假如你在无轨电车里踩了这么一个人的脚，或者排队时不让他加塞，那你就瞧好吧……
我曾经梦想：回家以后，把折叠床搬到花园里，在苹果树下美美地睡一觉……在苹果树下……可是如今我感到害怕，特别是现在。我国准备撤军之前，我听很多人说：“我害怕返回苏联。”
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回来了，国内的一切都变了。两年后，人们穿的是另一种时装，听的是另一种音乐，街道也变了样……大家对战争的态度也不同了……我们会像是一群白色的乌鸦12……
——一位女公务员
我感到羞耻
当时我太相信了，所以现在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别人对我说什么，无论读到什么，我每次都会为自己留一条小小的后路，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参军前，我毕业于体育学院。最后一次毕业实习，是在儿童夏令营“阿尔捷克”进行的，我担任辅导员，在那儿讲了很多次崇高的话，如“少先队员的誓言”，“少先队员的事业”……我主动到军事委员会申请：“派我到阿富汗去吧……”政治部副主任给我们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说我们比美国“绿色贝雷帽”仅仅抢先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在空中了。自己的轻信使人感到难堪，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灌输，说这是“国际主义义务”，最后把这种思想硬灌进了我们的头脑里。但我永远也做不到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对自己说：“把粉红色的眼镜摘掉吧！”我不是1980年去的，也不是1981年，而是1986年，那时大家还守口如瓶。1987年我已经到了赫斯特，我们占领了一个小山头，七个弟兄被打死。莫斯科的新闻记者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个“绿人”（即阿富汗人民军），好像是他们夺回了小山头……做样子的是阿富汗人，而在停尸房里躺着的是我们的士兵……
他们选择最优秀的士兵到阿富汗参加“军训”。谁都怕被派到土拉、普斯科夫或者基罗沃巴德去，因为那里又脏又闷，所以大家都要求去阿富汗，争着到那里去。
兹多宾少校劝我和我的朋友萨沙·克里夫佐夫收回自己的申请书：“让你们两人当中某一个去送死，还不如让西尼钦去。国家培养你们花了不少钱。”
西尼钦是个农村小伙子，拖拉机手。
我已经拿到了毕业文凭，萨沙正在克麦罗沃大学日耳曼——罗马语系读书。萨沙歌唱得非常好，会弹钢琴、拉提琴、吹横笛、弹吉他，还能谱曲，他画画也好。我和他情同手足。
上政治课时，教官给我们讲功勋、英雄，说到阿富汗就是当年的西班牙时，他突然插了一句：“与其让你们牺牲，不如让西尼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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