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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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后来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游击队领导人。每个白俄罗斯人都读过关于他的书，就是在中学课本上和电影中也有他。他是白俄罗斯的传奇。虽然我无数次地在信封和电报纸上写过这个名字，却从来没有把他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去想过。神话早已取代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成了他的双胞胎。可是这一次，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大街上的：我乘了半个钟头电车赶到市区的另一边，专程去看望他的女儿和妻子，英雄的两个女儿也都曾经在前线作战。我眼中的传奇神话变活了，变成了凡人的日常生活，降落到了人间，宏大变成微小。不论我喜欢仰望天空还是眺望海洋，只要从显微镜中看，每一粒沙子都要比我大得多，一滴水中可见大千世界，我从战争中发现了深刻得难以估量的个人生活。当宇宙与个人的维度同样都是广阔无边的时候，又怎能把小称之为小，把大称之为大呢？我早已经区分不开它们。对于我来说，一个人是如此丰富而复杂，他可以包含一切，也可以失去一切。
我找到了正确的地址，这又是一幢庞大而笨拙的高层建筑，我走进第三个门洞，按了第七层电梯按钮……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的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照片上她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姐姐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她常住那边，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教书。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瞧，我倒要感谢您使我们家人相聚了。”
这两姐妹，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经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她们并排坐在一起，但眼光都望向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
母亲先开腔了：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妇女儿童继续往后方撤，男人就迎头向前方赶。收割机司机和拖拉机司机们都上了前线，所有卡车司机也都开上了前线。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喊：‘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支援我们打败敌人！’这时，全车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们致意。而我们出来时唯一来得及带着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把孩子们举起来，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还在朝我们喊着：‘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粮食……’”
这以后，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再没有插一句话。女儿们时不时地轻轻抚摸她的双手，安抚妈妈。
我们那时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岁半，奥丽雅十六岁，弟弟廖尼亚十三岁。那几天，我们刚好要送奥丽雅去少年儿童疗养院，父亲也想和我们一起去趟乡下，看看他的亲戚……可是这天夜里他实际上没在家过夜。他白天在州党委会办公，深夜人们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来。他跑进厨房，匆匆吃点东西，说：“孩子们，战争爆发了，你们哪儿也别去，等着我……”
到了夜里，我们离开了家。父亲有一件他最珍贵的西班牙战争纪念品——一支猎枪，很名贵，带弹夹。这是对他勇敢作战的奖励。他把猎枪交给哥哥说：
“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已经是男子汉了，应该照看好妈妈和妹妹……”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支猎枪。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或者换了粮食。可是这杆猎枪却始终保存了下来。我们不能同它分开，它寄托着我们对爸爸的怀念。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袄扔到我们车上，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车站上，我们换乘了火车，可是还没有到戈麦尔，就遭到敌机激烈地扫射。上面下令：“统统下车，到树丛里去趴下！”扫射结束后……先是一阵寂静，接着就是一片哭声……大家都朝火车跑过去……妈妈和小弟弟及时钻进车厢，而我就落在了下面。我很害怕……真的好怕！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留下过。突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觉得自己那段时间甚至突然失语了……哑巴了……有人问我什么，我却说不出话来……后来我就紧跟着一个女人，帮助她，她是个医生。大家叫她“大尉医生”。我就随着她的卫生部队一起出发了。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问我：“你多大了？”
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哪个儿童收容院去。我马上就想到了。可是我再也不愿离开这些有能力的大人，我想和他们一样去打仗。那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得到保证，父亲也常说，我们就要打到敌人老家去了，目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既然如此，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那时的想法也太天真了。于是我回答他们，说我十六岁了，这样他们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训。我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我习惯了战争……当然是需要逐渐习惯的……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卫生营里训练出来的。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只要什么地方集合了许多人，就是说，那里要进行战斗了。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那是前所未有的丰收年景，庄稼长得很高很高。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却躺着死人，凝着血……死人当中也有活人。树木烧黑了……火车站被炸毁了……在熏黑的车厢上，挂着烧焦的尸体……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在那儿又遇上一场轰炸，我受了伤。当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乌克兰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经睁开了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是可以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安排我休个什么长假。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真是奇迹！我们竟然通过莫斯科的一些熟人找到了彼此。我们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真是神奇啊！妈妈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我也到了那儿。
那是1941年年底……
他们怎么过活呢？弟弟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都是穿衣睡觉，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盖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但她给兵役委员会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可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那儿是个富有的地方……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筒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线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像袜子，又不像鞋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勒。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筒靴，一个人穿妈妈做的那种便鞋，然后再调换。妈妈给我们路上准备的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只要一睡觉做起梦来，就都是梦见吃的东西。在梦里，一个个大面包就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决定，就像我们哄妈妈的那样，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去，让奥丽雅坐在外面，因为军人是没人管的，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真是幸运……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即第四哥萨克骑兵军成立了，后来又被命名为近卫军，全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曾经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冲锋陷阵的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他们接收了我和奥丽雅。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何那么顺利，大概因为我们反复地恳求吧。反正我们也无处可去，我们被编入一个骑兵连。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就学会了骑术，扬扬得意。后来……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我是那么爱马，我发现自己直到现在都不能够漠然地从马儿身边走过，我喜欢拥抱马儿。我们在马儿的腿下睡觉，它连移动腿都很轻，绝不碰到人。它永远不会去踩踏死者，而对于活人，如果主人只是受伤了，它就绝不会离开，不会抛弃你，真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对于骑兵来说，马就是好朋友，永远忠诚的朋友。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这种场面……骑兵们像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鸣，简直飞到空中了，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怒涛，扑向坦克，扑向大炮，扑向法西斯，这真是阴曹地府的梦境一般。绝不是人间的景象……法西斯人数很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挎着冲锋枪，跟着坦克并排前进，可是这下，他们顶不住了。德国鬼子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股怒涛，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就是那样一幅景象……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战斗结束之后，我走过去看那两个家伙，他们死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我至今也忘不掉那两双眼睛……其中一个是很英俊的德国小伙子……虽然他们是法西斯，但我还是有些可怜他们，毕竟都是人……那么长时间，这样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我真的不想杀人，您明白的。可是内心又如此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土地上来？然而如果亲手杀死他们，又真的很痛苦……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就是非常痛苦。亲手杀过人……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到处都查看过了。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都说，她和其他几个人留在战场上负责抬伤员了。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等姐姐，然后再去追赶大家。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原来奥丽雅也是哭成了泪人……她深夜才找到我……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可是怎么分开……怎么能呢？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互相转达问候，了解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死神在每一步之外等候着，等待着你……我还记得在亚拉拉特山下的一件事……我们扎营在沙漠中。亚拉拉特还被德寇占据着。那天是圣诞节，德国人在休息过节。我们选出了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四十毫米口径炮兵连。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开始出发，彻夜行军。黎明时分见到了我们的侦察员，他们刚刚从那个镇子上出来。
城镇就在山下……一切如常……德国鬼子怎么也不会料到我们居然能够从这样的沙漠中走过来，他们防守很松散。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他们的身后。从山上冲下去，马上抓住了哨兵，摸进了镇子，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德国大兵们还在赤身裸体地唱啊跳啊，只是冲锋枪还抓在手里。他们在圣诞树边狂欢……酩酊大醉……每个院子里都停有至少两三辆坦克。有轻型坦克，还有装甲运兵车……所有的装备都在。我们就在原地把这些装备炸毁了，当时是枪声大作、炸弹横飞，德国人惊恐万状，四处流窜，一片混乱……当时的情况太可怕了，每个人都唯恐逃之不及。那真是火海一般……圣诞树燃成了火炬……
那次我救了八个伤员……把他们一个个背上山……但是我们却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疏漏：没有切断通信联络。结果德寇的炮火劈头盖脸地炸向我们，又是迫击炮又是榴弹炮，火力非常密集。我急忙把自己的伤员放到救护马车上运走……但是我又眼睁睁地看着一颗炮弹落到救护马车上，把它炸得粉碎。当我再过去看时，只见到有一个人还活着。这时候德国人已经上山来了……那个伤员求我：“护士，丢下我吧……别管我了……我就快死了……”他的肚子被炸烂了……肠子都流了出来……这样子……他又自己把肠子拢在一起，塞回肚子里……
我以为我的马是因为这个伤员而沾了满身的血，可是再一看，原来它的一侧也受了伤，我把全部的急救包都给马用上了。最后发现身上还有几块糖，就把糖也给它吃了。这时子弹从四面八方射过来，可我就是看不到德国人和自己人都在哪里。我骑着马走了十几米，不断遇上伤员……我想，还是得找到一驾马车，把所有伤员都带走。我走到了一个斜坡，看到下面有三条路：一条向左，一条向右，还有一条向前。我迷了路……到底要向哪儿走呢？只好牢牢地抓住缰绳，任由马儿走，往哪儿走都行。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才好，就是一种本能暗示我，听说走到这种三岔口，马儿自己可以凭着嗅觉找方向，于是我就放松缰绳，让它朝着与我自己想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走下去。走啊走啊，一直走了下去。
我浑身无力地坐在马背上，不在乎马儿往哪儿走，走哪儿算哪儿吧。它就这样走啊走啊，后来它似乎越来越高兴起来，开始摇头晃脑，我就提起缰绳抓在手中，又弯下身子，轻轻用手抚摸它的伤口。继续走着，马儿显得更加欢快，还嘶鸣起来，显然是听到了什么。我却担心了：可别突然出现德国人啊。我决定先跳下马再说，这时我自己也发现了新鲜踪迹：马匹踩出的蹄印，还有车轮的辙印，看来是有五十多人走过去了。又经过了二三百米，马儿就一头撞到前面一辆大车上了。大车上躺着我们的伤员，就是说找到了我们骑兵连的散落人员。
不久，援助人员也找到了我们，带来了马车、牛车……原来上级下了命令：要找回所有人员。哪怕冒着枪林弹雨，也要把自己人全部找到，一个人都不能丢下，伤员和死者都要带回去。我也上了一辆牛车。我在那里找到了所有人，就连那个肚子炸开的伤员也找到了，所有人都运了出来。只有被射杀的战马留在了那里。黎明那么美丽，一边走一边看，成群结队，那么漂亮而强壮的马群……晨风吹起了它们的鬃毛……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整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有一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想显得成熟些，而稍稍有点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袍子和骑兵的毡靴，是1942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是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还有几张照片是两姐妹在胜利那天拍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稚气的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时间里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会十分缓慢，而且不知不觉。人的面孔是靠长年累月塑造成型的，而在面孔上会慢慢显现出灵魂。
但战争却很快就能创造出自己的人物肖像，书写出自己的人物画廊。
我们攻占了一个大村庄，有三百多户人家。还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就在当地医院的一幢大楼内。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显然他们认为我们也会杀掉他们，以为我们也会做出他们对我们的伤病员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都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大概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会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说出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怜悯或者同情，这毕竟是一种情感。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情感。这是另一回事……我们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打了一个俘虏……这在我看来是不应该的，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虽然我很明白，那是他心灵的呐喊……他认识我，痛骂了我，当然他比我年长。但是他没有再打那个俘虏，而是对我大喊大叫：“你都忘记了吗……妈的！你难道都忘了他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他妈的！”我当然什么都没忘记，我清楚地记得见过的那些靴子……当时德国人竟然在他们的战壕前摆上一排带着断腿的长筒靴。那是在严冬，那些穿着靴子的腿竖立在那里，就像一排木桩子……那些靴子……都是我们在自己同志身上看到过的……留下来的……
我还记得水兵们是如何赶来援救我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地雷炸死，我们当时撞入了一片雷区。这些水兵，他们在地上躺了很久。在太阳底下躺着……尸体都肿胀起来，他们穿着海魂衫，肿胀得看上去就像西瓜，好像大片野地里一个个巨大的西瓜，很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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