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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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看着一边说：“你们为什么要找司令员，你们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吗？”
我们回答他：“我们是作为工兵少尉被派到这里的，可是他们要把我们留在司令部。我们的要求就是，作为工兵排长这样的级别，必须是上前线的。”
这位军官当即把我们送回了工兵司令部。他们在挤满了人的小房间里聊啊聊地说了很久，每个人都发表意见，然后又有谁大笑起来。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们是有介绍信的，必须担任工兵排长的职务。这时，那个把我们送回司令部的军官发火了：“小姐们！你们可知道一个工兵排长能活多久吗？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
“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才要求上前线。”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给我们写了介绍信：“那么好吧，我们就派你们去第五突击军。你们大概也知道什么叫作突击军吧，顾名思义，就是在第一线的军队。”
他们没有再对我们多说什么吓人的话，但我们很高兴：“完全同意！”
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五突击军的司令部，那里坐着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尉，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但是当听说我们要当工兵排长时，他就挠了挠头说：“不行不行！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我们给你们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这里。开什么玩笑啊，前方只有男人，突然间来了一个女工兵排长，还不叫人家疯掉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一连两天，他们就在那里做我们的工作，一个劲儿地劝说。我们也不退让，就是要当工兵排长，寸步不让。而且这还不是全部。终于……他们总算接受了我们的职务，把我带到我的排里去了……士兵们看着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还有的甚至带着恶意，再就是耸耸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当营长宣布说这就是你们的新排长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表达不满，其中一人甚至还“噗”的一声吐出口水。
可是过了一年，当我被授予了红星勋章时，同样是这些小伙子（活下来的家伙），他们一起把我抬了起来，高举着把我送进了掩蔽部。他们为我感到骄傲了。
如果你问我战争是什么颜色的，我会告诉你，是土地的颜色。对于工兵来说，战争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黄色，就是黏土的颜色……
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都露宿在树林里。燃起篝火，围着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有人就睡着了。我即使睡着也会盯着篝火，我睡觉总是睁着双眼：看着那些飞蛾，有的是小蠓虫，一整夜一片一片飞来，扑向篝火，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动静，就这样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前仆后继地扑火……直说吧……我们不也就是这样吗？前仆后继，后浪推前浪。
两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死，又过了两个月，我负了伤，第一次受的是轻伤。后来我就不再去想死的问题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少尉，工兵排长）
在我小时候……我就从我的童年开始说吧……其实在战争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回忆童年，就是想小时候的事情。那最温柔的童年，在战争中可不能去回想……战争没有柔情，那里是禁区。
是这样的……打从很小开始，父亲就给我剪短短的寸头。当兵后，部队里给我们剪头发，我们突然就从姑娘变成了小兵蛋子，当时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有些女孩被吓坏了……但是我很容易就习惯了。那是我的自然天性，难怪连我爸都无可奈何地叹气说：“我养的不是个丫头，是个小子。”我的这种刚烈性格惹了不少祸，因此不止一次被父母打骂。冬天我经常会从陡峭的山崖跳到被大雪覆盖的峡鄂毕河上，放学之后我就穿上父亲的老棉裤，把裤脚和毡靴扎在一起，用棉花塞进裤子，再用皮带拉紧，头上戴一顶遮耳棉帽，在下巴上紧紧扎牢，看上去就像一头熊似的蹒跚地挪着脚步去到河上的山崖边。先要使尽全身力气助跑，然后从一个悬崖破口跳下去……
啊哈！在你飞身跳入深渊，一头扎入大雪中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呼吸都屏住了！也有别的一些女孩和我一起尝试，但她们都不顺手：要么是脚崴了，要么是鼻子被冰雪碰破了，各种事故都有发生。只有我，比男孩子还要敏捷。
我先来回顾童年的事情……是因为不想马上说到流血……当然我知道，这才是重要，非常重要的。我喜欢读书，我懂的……
1942年9月，我们抵达了莫斯科……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乘坐在铁路环线的列车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奥恰科沃，每到一站就从车上下去一批姑娘。人们俗称的“买家”来到姑娘当中，他们是不同军兵种的干部，在我们中间挑选狙击手、卫生指导员，或者无线电员……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动心。最后整列火车上只剩下了十三个人，都被转到一辆闷罐车，拉到了路轨的尽头，在那儿停着两节车厢：我们这节和指挥部的一节。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们，我们只管又说又笑又唱俄罗斯民歌《被遗忘和被遗弃的》。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看到有三个军官和列车长一起朝车厢这边走来。
“买家”来了！他们身材高大魁梧，扎着武装带，军大衣上的军扣锃亮，带有马刺的皮靴擦得发光。好帅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官。他们走进了指挥部的车厢，我们就把耳朵紧贴在车厢外墙上，偷听他们在说什么。车长在念我们的名单，并且对每个人的特点简要说明：谁谁本来是做什么工作的，老家是哪儿的，受过什么教育，等等。最后我们听到一声命令：“让她们全都过来。”
于是，车长走出指挥部车厢，命令我们列队集合。上级问我们大家：“你们想学习作战技能吗？”我们怎么会不想呢？当然求之不得，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以至于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句：去哪里学习，和谁学习？只听到长官命令道：“米特罗波尔斯基上尉，把这些姑娘带到学校去。”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两人一行，军官把我们带上了莫斯科大街。亲爱的莫斯科，祖国的首都！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也是那么美丽，那么亲切……那军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他。直到以后，在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当我们与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米特罗波尔斯基在莫斯科重逢时，他才向我们这批莫斯科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坦承，当年他带领我们走在莫斯科街头时，他感到相当尴尬，是想离我们越远越好，免得被民众注意到是他在带领这批羊群一样的女孩子……我们当时可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就是一路小跑地跟住他。大概，我们那个时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就是这样子……在开始学习的头几天，我就被罚了两次额外勤务，一次是因为教室里太冷，我冻得受不了，还有一次是因为什么来着，您也知道，学校的规矩是很多的。反正我是罪有应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纪律……屡教不改。大家分手之后，学员们在街上看到我时，还都忍不住笑我：这就是那个专职的勤务员！在他们看来当然可笑，我白天不能上课，夜晚又不能睡觉。白天我要一整天在靠近门边的衣柜边担任勤务，晚上要在宿舍里擦洗树脂地板。那个时候怎么洗刷地板？现在我可以一五一十地讲给你听……那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各种刷子和打蜡工具等。那时候……为了不弄脏树脂地板，要脱下毡靴，用旧大衣的布条把脚包上，就好像是绳子卷起来的树皮一样。你要先在地板上洒开树脂，然后用刷子去磨刷，当然不是纤维的，而是鬃毛的刷子，鬃毛刷子容易落下，我们就要赶紧用脚整理干净，地板要擦到镜子一样亮。这些活儿还都要在熄灯之后做，所以你要一整夜在那里，像跳舞一样团团转！两腿酸到麻木，腰背直不起来，眼睛都被汗水蒙住。到了早晨筋疲力尽，甚至没有力气朝大家喊：“起——床！”白天也不能坐下去，因为是要站在门边的衣柜周围值勤。有一次我碰上一件怪事……好笑极了……那天我在衣柜周围整理宿舍，因为困得不行，立刻就倒了下去，倚着柜子睡着了。突然我听到有人打开门进到房间，我就一跃而起，在我面前站着营值班员。我赶紧举手报告：“上尉同志，本连正在休息。”他睁大眼睛看着我，忍不住就笑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是左撇子，匆匆忙忙地就举起左手到帽檐边报告了。马上又想改为右手，但为时已晚，一错再错。
都好长时间了，我还意识不到这里既不是游玩的地方，也不是在中学，而是准备打仗的军事院校，长官的命令就是下属的法律。
我还清楚地记得毕业考试中的一个问题：
“工兵一生中可以犯几次错误？”
“工兵的一生只能犯一次错误。”
“没错，姑娘……”
接下来就是军校的行话：
“你通过了，巴拉克学员。”
这就是战争，真正的战争……
上级把我带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
但是全排士兵都不站起来。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抽烟，还有人在打哈欠伸懒腰，浑身骨骼咯咯作响。他们都假装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帮久经沙场的男侦察兵居然要服从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指挥，他们感到很丢人。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说：“解散！”
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开始炮轰……我要跳进战壕，因为大衣是新的，我没有一下子卧倒在泥土上，只是大衣侧面粘了一些薄薄的白雪。年轻时候常常是这样，把一件军大衣看得比性命还珍贵。女孩子嘛，就是这么傻！得，当然是遭到我的士兵们一阵讪笑。
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工兵侦察是怎么进行的？就是战士们在深夜悄悄潜入中间地带，挖一个双人掩蔽沟。有一天黎明之前，我和一个班长悄悄爬到双人掩蔽沟里，其他战士给我们打掩护。担心换人会惊动敌人，我们就在沟里埋伏了一整天。一两小时后，手脚就都冻僵了，就算穿着毡靴和皮袄也不顶用。四小时后，人都成了冰柱。要是再下雪……我就变成一个雪姑娘……到了夏天，又不得不在酷暑或雨水中趴着，一整天趴在那里仔细观察所有动向，并且画出前线观察图：查看哪些地方的地表层出现变化。如果发现地面有凸出或者土堆，雪地有污痕，草地被踩踏过或者露水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留意的，目的就是要探明：是否有德国工兵在野地中布过雷；如果他们设置了铁丝网隔离带，就必须找出隔离带的长度和宽度；还有他们使用哪一类地雷，是反步兵地雷还是反坦克地雷，或者是更加厉害的地雷？还要精确找出敌人的火力点……
在我军进攻之前，我们在头一天夜里就要做好侦察工作，一寸一寸地探测区域地形，在雷区中确定一条走廊出来……我们总是紧贴地面匍匐移动，肚皮就像滑行的船底，而我自己就像穿梭一样急速地从一个班爬到另一个班。“我的”雷区比别人更多。
我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些故事足够演一部电影……一部多集的电影。
有一天，军官们邀请我去吃饭，我同意了。工兵们并不总是能吃到热食，因为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野外度过。可是，当一切都摆在食堂桌面上时，我却盯住了一个炉门关闭的俄罗斯烤炉，走过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那些军官看到我这个样子都笑了，说这女人都神经兮兮了，大概以为砂锅里都会有地雷吧哈哈。我正要回答他们的笑话，却立即注意到在烤炉左侧的底部，有一个小孔。我仔细地朝里面看去，只见有一根细细的导线通向烤炉里。我急忙转身对坐在屋里的人说：“房子里有雷，请马上离开房间！”军官们顿时安静下来，却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有人想从桌旁站起来。烧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在房间里飘着呢……我又大声说了一遍：“马上清空房间！”随后我带领工兵开始工作。先卸下烤炉门，再用剪刀剪断导线……这下就看到了：就在烤炉内，有几个用麻线捆在一起的一升大小的搪瓷缸子。我们把那种缸子叫“士兵之梦”，比用铁锅更实惠。但是在烤炉深处，隐藏有两大卷东西，用黑纸包着的，那是二十公斤炸药。嘿，这就是你们说的砂锅啊？
我们反攻到乌克兰境内，已经到了斯坦尼斯拉夫，现在叫作伊万-弗兰克夫州。我们排接到一项任务：立刻到一座制糖厂去排雷。我们争分夺秒地赶路：也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在工厂布下的地雷，要是安装了定时装置，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我们一路急行军前往任务地点，当时天气已经转暖，我们是轻装上路的。我们经过一个远程榴弹炮阵地时，突然看到有个人跳出战壕冲着我们大喊：“空袭啊！拉玛12来了！”我抬起头看看，空中没有拉玛啊，任何飞机都没有发现。四周寂静无声，拉玛在哪儿啊？这时我的一个工兵请求批准他从队伍里出去一下，只见他跑过去找到那个叫喊“空袭”的炮手，扇了他一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到那炮手在喊：“弟兄们，他们打人啦！”于是从战壕里跳出来好几个炮手，包围住我的工兵。我们工兵排的士兵们也不由分说，扔掉了挖地钻头、探雷器和身上的背包，赶上前去救自己的弟兄。一场打斗爆发了。一时间我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的士兵们突然打起架来？现在是分秒必争要去排雷，这里却乱成一团了。我马上下令：“工兵排集合！”没有人理睬我。于是我掏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这时从防空洞跑出来几个军官，他们平息了大家，紧张的时间过去了。这时，一个大尉走向我的队伍问：“谁是领导？”我报告说是我。他睁大了眼睛，显得很是困惑，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答不上来了，因为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时我的政治副排长走出来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我也才知道了拉玛还有其他的意思，是个对女人羞辱的词，类似于妓女什么的，这是前线一句骂人的脏话……
您知道……我们实话实说……我在战争中尽量不去想爱情和童年的事情，死亡也不去想。嗯嗯……我们实话实说……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为了活下来，我自己定下了很多禁区，比如我决不让自己去触碰任何暧昧和温情，连想都不能去想，回忆过去也不行。我还记得在解放利沃夫之初，上级批准我们有几个夜晚可以自由活动。那是整个战争期间的第一次……我们全营都到城市剧院看了一场电影。起初我们已经不习惯坐进软圈椅，不习惯看到这样美丽雅静、舒适安宁的环境。电影开始之前有一个乐队演奏和艺术家演出，大家可以在大厅里跳舞。跳波尔卡，跳勇士舞，跳西班牙舞，最后以永远不变的“俄罗斯女人”结束。音乐对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甚至让我一时间忘掉了有些地方还在作战，忘记了我们马上还要开赴前线，忘记了不远之处仍然有死神守候着。
只过了一天，我们排就奉命去清理通往铁路那段崎岖不平的地区，在那里炸飞了几辆汽车，又是地雷造成的……我们侦察兵带着扫雷器沿着公路前行。天上下着冰冷的细雨，寒气很重，所有人都被雨水淋得透湿。我的靴子泡胀了，越来越沉重，仿佛脚底是两块铁板一样。我把军大衣的衣襟塞到皮带里面以免踩在脚下绊倒自己，走在前面的是我的军犬涅尔卡，我用皮带拴着它，它负责寻找炮弹和地雷，然后就坐在旁边等待我们排雷。它是我忠实的朋友……瞧，这张照片就是涅尔卡，它坐在那儿等待的时候还不时地叫几声……这时候，有人依次传达口令给我：“中尉，请到将军那儿去。”我回头一看，乡村公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我跳过路边水沟跑过去，边跑边拉出大衣的下摆，调整好皮带和军帽。尽管如此，我看上去还是有些邋遢寒酸。
我跑到车前，打开车门就开始报告：“将军同志，按照您的命令……”
这时我听到一声：“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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