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S·A·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我想拍一部关于动物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就叫《人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变得和动物、树以及鸟越来越亲近。我感到自己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我和它们靠得更紧了。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地进入隔离区，我亲眼看到一头野猪从一个被荒废的农家院里跳了出来，一只麋鹿紧随其后。这就是我的拍摄素材。我想拍一部电影，通过动物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你在拍什么？”人们对我说，“看看你周围。车臣正在打仗。”可是，圣弗朗西斯曾经向鸟儿们传道。他以一种平等的语气和方式向它们布道。假如那些小鸟用它们的语言回答他，或者，他没有放下身段，主动向它们传播福音，情况又会怎样呢？

　　谢尔盖?古林摄影师

　　?

　　停下来，好人！我们只能住在这里！你来到这儿，和我们交谈，然后离开，可是我们只能生活在这里！

　　看看这里，我面前这些都是医疗卡。我每天都会带着它们。我把它们捧在手里——每天如此！ ，

　　安雅?布代——生于1985年——380贝克。

　　维特亚?格林科维奇——生于1986年——785贝克。

　　娜丝佳?夏布洛夫斯卡亚——生于1986年——570贝克。

　　阿廖沙?普雷宁——生于1985年——570贝克。

　　安德烈?科特申科——生于1987年——450贝克。

　　他们说这不可能。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在甲状腺里——怎么可能活下去？可是，又有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呢？每天，我都会看报、看电视。你能帮助我吗？不！你帮不了我！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是为了提问？还是为了接触我们这些人？我拒绝拿他们的悲剧做交易。我不能为了那些肤浅的哲学道理就出卖他们。请离我们远一点，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们还要在这里活下去。

　　阿卡迪?巴甫洛维奇?勃丹科维奇乡村医护员

　　一个全新的国家

　　独白者：尼娜.康斯坦丁诺芙娜、尼古拉.普罗霍洛维奇.扎科夫，两人均为老师。尼古拉教劳动力研究，尼娜教文学。

　　尼娜

　　我听到的死讯实在是太多了，多得我都已经麻木了。你有没有听过孩子们谈论死亡？我的那些七年级的学生们就经常谈论死亡：死亡可怕吗？一般来说，孩子们通常都会问：我从哪里来？那些婴儿是怎么来的？现在，这些孩子却开始为核战争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担忧。他们不再喜欢经典的文学作品。我在课堂上为他们背诵普希金的作品，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冷漠、丝毫不感兴趣的小脸。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阅读科幻小说，这能给他们带来乐趣。在那些书里，人们离开地球，拥有了宇宙时间，见识了各种不同的世界。他们也害怕死亡，但是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不同于成年人；死亡让他们感兴趣，就像那些奇幻的宇宙空间。

　　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一当死亡接连不断地在你身边出现的时候，你会迫于现实开始思考它。在学校里，我教孩子们俄语文学，但是现在的孩子已经和我十年前教的学生截然不同。他们不断地看到身边的人或物被

　　埋葬，或是被埋进地下：房子、树乃至一切。如果你要他们站成一队，15或20分钟后，他们当中就会有人晕倒，还有些孩子会开始流鼻血。你无法令他们感到惊喜，也无法让他们高兴起来。他们总是很疲惫，并且经常昏昏欲睡。他们的脸色苍白，甚至有些发青。他们不玩游戏，也不会相互打闹嬉戏，四处跑动。假如他们打架，或是不小心打破了玻璃，老师们反而会感到喜出望外。我们从不训斥他们，甚至不会高声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和普通孩子不一样。他们长得很慢，事实上，他们长得实在太慢了。课堂上，当你要求他们复述你刚刚说过的话时，他们往往都做不到，实际上，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句子，他们也无法完整地复述出来。这不禁会让你忍不住想问他：“你刚才思绪飘去哪儿了？在听课吗？”

　　对此，我想了很多。这就好比我用水在墙上画画，没有人知道我在画什么，没有人猜得出来，谁都看不明白。我们的生活始终没有离开过切尔诺贝利。当事故发生时，你在哪里？你家住在距离核反应堆多远的地方？你看到了什么？谁死了？谁还活着？他们都去哪儿了？我记得，事故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这里的餐馆又再度变得人满为患——“你这辈子只能活一次”、“如果我们会死，就让我们死在音乐声中”。无数的士兵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还有那些官员。可是现在，切尔诺贝利和我们在一起，形影不离。一位年轻的孕妇突然猝死，死因不详，病理专家并未对她的死亡作出任何病理诊断。一个小女孩上吊自杀了，她才刚读五年级。她选择了自杀……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只有一个解释——切尔诺贝利。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切尔诺贝利。”我们的这种状态让人们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喻：“你们都有病，而病因就是你们内心的恐惧。在你们身上，恐惧己经成了一种病态。你们这叫放射恐惧症。”可是，那些年幼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虚弱，他们为什么会死呢？他们并不知道“恐惧”为何物，他们甚至都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我把那些日子都记在了心里。当时，我觉得喉咙火烧火燎，全身都像

　　灌了铅一样，行动困难。“你患了忧郁症，”医生对我说，“现在，因为切尔诺贝利，所有人都这样。”“什么是忧郁症？我感到很虚弱，全身酸疼，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和丈夫两人都因为害羞而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双腿却渐渐失去了知觉。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们的朋友，身边所有的人都怨声载道。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你会突然就想躺下来，躺在街道上。课堂上，学生们会趴在自己的课桌上，昏昏睡去。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沮丧而低落，一整天都绷着一张脸。没有人笑，你也见不到其他表情。从早上8点直至晚上9点，孩子们都只能待在学校，因为跑出学校，到处乱跑是被明令禁止的。

　　学校会给每个孩子发校服：女孩们分到的是短裙和上衣，男孩们的则是西装。然而，放学后，他们穿着这些衣服回到家，我们对于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按照规定，妈妈们应该每天都清洗校服，如此一来，孩子们每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去上学。但是，首先，孩子们只分到

　　了一套校服 件上衣、一条裙子。其次，他们的妈妈己经被繁重的家

　　务压得直不起腰——鸡、牛、猪都需要她们喂养。最后，她们实在不理解这些衣服为什么每天都要洗。毕竟，弄脏衣服的不过是一些墨水、泥巴或油渍，并不是具有半衰期的放射性同位素。当我试图向学生的父母们解释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在他们听来，我的话大概就像非洲部落的巫师在祭祀时所念的咒语，根本听不明白。“辐射是什么？它是一种既听不到也看不到的东西……好吧，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辐射的事情：我工资支票上的钱不足以支付账单。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们只能喝牛奶、吃土豆。明白了吗？”一位母亲说，忘了它吧。因为你不应该喝牛奶，也不应该吃土豆。政府向商店输送了一些中国炒货和一些荞麦粉，可是人们到哪里去筹钱来买这些东西呢？我们因为居住在这里而获得了一些补贴——死亡赔偿——可是那补偿少得可怜，只够买两听罐头食品。校服的清洗制度是为某些人制定的，它针对的是某一种家庭环境，然而，我们并不具备那样的环境！我们这里也没有那种人！而且，伦琴和贝克之间的差异也并非三言两语就

　　能说清楚。

　　在我看来——我认为这就是宿命，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例如，按照规定，各家花园里生产的农作物及植物在第一年里是被禁止食用的，可是人们却照吃不误，用它们做成各种日常的食品。他们栽种的所有植物都长得非常好！你可以尝试着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吃这些黄瓜和西红柿。他们会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能”？它们的味道好极了。你把它们吃下去，而你的肚子并不会有任何的不适。而且在黑暗中，没有任何物体会“发光”。就在那一年，我们的邻居用当地树林里的树木为房子铺设了一层新地板。测量时，仪器显示，他们家的背景辐射量超标了100倍。然而，谁也没有因此而拆掉新做的地板，他们继续生活在那里，心想一切最终都会变好，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即便他们什么也不做。一开始，人们还会用放射量测定器去测量一些东西的辐射强度——读数显示，所有东西都超标了，渐渐地，人们不再测量。“眼不见为净。谁知道那些科学家们发明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他们犁地，播种，然后丰收。不可思议的灾难发生了，可是人们依然要像以往一样继续他们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不准食用自家花园里长的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更重要。整个夏天，孩子们都被要求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一种特殊的泡沫将学校彻底清洗了一遍，还把学校里的表层土壤全都挖掉了。秋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当秋天来临时，他们派学生去捡甜菜根。学生们穿着技术兵一样的装备，被带到田地里，在那里劳动。其他所有人都被赶走了。在他们看来，把成熟的土豆留在地里不收割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更糟糕。

　　谁是那个应该受到指责和惩罚的人？难道是我们吗？

　　在此之前，我们从未留意过身边的一切。它们就在那里，譬如说天空和空气，某人把它们送给了我们，它们永远属于我们，却并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它们就在我们身边，一直都在那儿。过去，我经常会躺在树林里，仰望天空，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以至于陶醉于其中的我有时候甚至

　　都会忘记自己的名字。而现在呢？树林依然还是那么美丽，到处都长满了蓝莓，可是再也没有人去树林里采摘。秋天，树林里己经几乎很少传来人的声音。恐惧己经植根于我们的情感之中，成为了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我们还有电视和书，想象力也依然存在。孩子们在各自的房子里渐渐长大，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树林，也没有河流。他们只能注视它们。这是一群完全不同的孩子。我走向他们，然后为他们背诵在我看来堪称经典的普希金的作品。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有一天，我们的文化世界彻底变成了一截老树粧，上面零散地插着几根由陈旧的手稿形成的树枝。假如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我所热爱的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的，我们都曾接受过军事化教育。这种教育的导向就是阻挡核袭击，清理核残骸。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各种现代化战争的到来一化学战争、生物武器以及原子能战争。但是，我们从没学习过如何将放射性核物质从我们的身体器官中清除干净。

　　你不能拿它和战争做比较，可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我曾亲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当时的我还只是个孩子。你不能拿它们做比较。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就在前线附近，不断地遭到炮火的袭击。那时候，饥荒横行，连年累月的饥荒使人们渐渐显露出其动物的本性。可是，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请你到外面的花园去看一看，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生机勃勃！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但是，我想说一说其他的事情——我跑题了——不知不觉就说到其他事情上了。当战斗打响后，你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你随时都有可能被子弹打中，今天——不是将来的某天——可能就是你的忌日，你随时都有可能倒地身亡。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在列宁格勒，人们焚烧家具取暖，我们公寓里的所有木质器具都被烧光了，所有的书也全都烧掉了。我记得，我们当时甚至都只能用旧抹布点炉子。一个人在街道上行走，走到一个地方，他坐了下来。第二天，当你从那儿经

　　过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人还坐在那儿——他已经冻僵了——他可能会在那儿坐上整整一个星期，又或者，他可能会一直坐到春天来临。那时，万物复苏，他也解冻了。没有人有多余的力气为他除去身上的冰雪。有时候，当某人跌倒在雪地里的时候，也许会有人走上去拉他一把。但是大多数时候，人们通常都只是默默地从他身边走过，或爬过。我记得，那时的人们都不走路，他们都在地上匍匐前进，你可以想象得出那速度有多慢。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当反应堆着火时，我妈妈还和我住在一起，那时，她不停地说：“儿子，再糟糕的情况我们都经历过，并最终活了下来。我们是围城战的幸存者。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比那还可怕的事情了。”

　　我们做好了迎接核战争的准备，我们修建了原子庇护所。我们想借助它们把自己藏起来，从而躲过原子弹的进攻，就像我们当初对付榴霰弹一样。可是现在，原子无处不在。面包里、盐里，到处都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含有放射性物质，吃的食物也已经受到了核辐射污染。也许，你没有盐和面包，没有任何食物，以至于为了生存，你可以吃下任何东西，甚至于煮皮带吃——对于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可是，我真的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有毒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么活下去呢？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大家都很害怕。那些医生、老师——简而言之，所有的知识分子——他们丢下了所有的家当，落荒而逃。他们不顾一切地想离开这里。可是，军纪如山，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此地。为此，我们该责怪谁？为了回答该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谁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那个人是谁？是科学家，还是核电站的人？或者，是核电站的负责人？当班的操作员？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经常幻想的那样，和汽车作战，却偏偏要向核反应堆宣战？我们要求关闭所有核电站，并且把所有核物理学家都关进监狱，可以吗？我们诅咒他们！可是，知识是无辜的，知识本身并无过错，学习和了解知识并不犯法。今天，科学家们也已经成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

　　弄明白这一切0

　　现在，人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已经不同于以前。十年过去了，人们会从战争的角度来衡量事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持续了四年的战争。如此一来。我们就好像经历了两次战争。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人们对此有何反应：“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事实证明所有的一切都很好。”“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再感到害怕。”“我们都会死！我们所有的人很快都会死！”“我想离开这个国家。”“他们需要帮助我们。”“啊，让一切见鬼去吧。我们要活下去。”我想，上述内容已经足以涵盖人们的各种观点。我们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我们都是原材料，其目的就是为在国际实验室里开展的科学实验服务。记录下这一些数据，实验自己的所有想法。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莫斯科、彼得堡、日本、德国和奥地利——然后就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他们在为将来做准备。（说到这儿，他陷入了沉默。这次谈话也因此而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吗？我又想到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比较。我在想，我可以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是我却不能谈论当年的围城战。他们曾经给我发过一张请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名为“亲历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孩子们”的会议。我去了，可是当我到了那里之后，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谈恐惧？不行。只谈恐惧——我们在家里从来不提围城战，我妈妈不想让我们记住当年那惨烈的情形。可是，我们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他稍作停顿。）我们彼此间并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只有在有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外国人、记者以及那些不住在这里的亲戚——我们才会谈论它。我们为什么不谈论切尔诺贝利？譬如说，在学校里？和我们的学生？当他们去国外接受治疗的时候——在奥地利、法国、德国——他们会谈论它。我问孩子们，人们都和你们聊什么？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都记不住自己所去的城市或村庄的名称，也记不住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那些人姓什么，但是他们总是会记得自己收到了哪些礼物，以及吃到了哪些好吃的食物。有的孩子得到了一台录音机，有的孩子则没有。他们回来时穿的衣服

　　精致且漂亮，他们的父母根本买不起那样的衣服。我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就像是被送到外国展览的展品。这些孩子一直在等某个人来接他们再度出国。他们会像上次一样，将这些孩子展示在众人面前，然后再给他们一些礼物。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他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在体验过这种盛大的“出国”经历之后，在经历过这种昂贵的展览之后，他们必须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我能够看得出来，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旁观者。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雕刻的木质雕像。孩子们很喜欢这些雕像。我说：“你们也可以用树干制作出这样的作品。试试看。”振作起来！这能够帮我走出围城战，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段痛苦的回忆。

　　我们常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都很有耐性。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害怕谈论这件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谈论它。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经历，由此所引发的问题也绝非普通的问题。这个世界也因此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我们，切尔诺贝利人，一边是你们，其他人。你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有人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把自己称为切尔诺贝利人。“我们自切尔诺贝利。”“我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人。”听上去就像切尔诺贝利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全新的国家。

　　书写切尔诺贝利

　　蚂蚁正围着树干爬行。到处都是军事装备。全副武装的士兵，啼哭声，诅咒的话语，各种誓言，还有直升机发出的巨大噪音不绝于耳。可是，蚂蚁们依然围着大树有条不紊地爬行。

　　当时，我正在从隔离区回家的路上，那一天，在我看到的所有事物中，在我的记忆里，唯一保持整洁的就只有这些蚂蚁。当时，我们正在树林里行走，我停了下来，站在一棵白桦树边抽烟。我站的位置距离大树很近，我整个身体都斜靠在树上。就在我脸的正前方，那些蚂蚁排着队，沿着树干向上爬，丝毫没有理会我们。我们马上就会重新上路，而它们也不会多看我们一眼。至于我？我还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些小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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