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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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戴了整个早上。

我窗外树上的萌芽都绽开成叶了。树不时地摇动它们,好像在说,你们在上面开心吗?

所以我错了。终究还是有事发生的。

你也看到叶子了吗?

等一下,你想用我的手帕吗?

哈罗德,你在文具柜里发现我时,我已经在啤酒厂工作一整个月了。那是二月初。我已经吃过你的三明治,打探过你的办公桌,但自从食堂那次之后,我们就没有说过话。不过,我一直在我的窗口等你。你几乎每天都带着空罐子去那儿,有时我想用意念让你跳舞,但你从没让我如愿过。或许雪才是你的灵感。我们再也没遇到过那样的天气,至少在我们共事时没有过。

所以想象一下吧。我在柜子里哭。我听到有人靠近,用力拉门,我试图躲藏。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表现得像我父亲一样,试图假装自己不在那里。但对一个穿棕色羊毛套装的小个女人来说,当你的身边除了打印纸和牛皮纸信封之外没有其他时,要假装自己不在场实在很难。

“请你原谅。”你说。你显然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你选择盯着我的脚。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理直裙子,低下头来。我把苦恼归咎于纳比尔和其他销售代表对我的嘲笑。我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我要递辞职信。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没提的是,我来到金斯布里奇时怀有身孕。我没提的是,我刚在上一个周末失去我的宝宝。由于胃痉挛和心里的悲痛,我几乎站不起身。

你显然渴望两件事:你没有打开文具柜的门,也没有发现我在里面。我也渴望两件事:你能关上文具柜的门,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这似乎是最好的出路。你一直在张望走廊。左看看。右看看。左看看。

往哪儿看也没人能帮你。

于是你做了另一个小决定。我从你的脸部和肢体语言读出来了。你小心地把两脚分开一点站立,就像你对待席拉的方式一样。你把手背在身后,眉毛因为专注而皱成一团,同时你左右摇晃着转换重心,寻找对的平衡点。我感觉上像在观看大树扎根。除非你帮上我的忙,否则你是不打算挪窝了。然后你开口了。

“不要辞职。”你的声音很温柔。我抬头看你,发现你的眼睛正一闪一闪地看进我的眼里。“刚开始我也发现很难。我觉得格格不入。但都会好的。”

这就像你的另一句咒语。我无法作答。有那么一刻,我相信一切都会为我峰回路转,因为你显然也有同样的期盼。就这么简单。而且我此时此刻已经失去很多,哈罗德。我想留住宝宝的愿望超过一切。

你说:“等一下,你想用我的手帕吗?”我说不,不,我当然不能,但你没听到。你从口袋里抽出手帕,就像抽出一条魔法师的领巾,非常仔细地把它对折了好几次,直到它变成一个针插大小。“请你,”你轻轻地说,“拿去吧。”我把它举到脸旁,你的味道从一侧扑鼻而来。

或许是荷尔蒙。我不知道。我有时仍能闻到那味道。皇室皮革牌香皂,牛奶咖啡和柠檬味的须后水。混调的比例要刚好。有陌生人经过我的海上花园,我会想丢下工具,沿着海滨小路追着他跑。我甚至不渴望说话或触碰。我需要那种香味,伴随它的是胃里洋溢的暖意。我试过从植物中寻找这种气味,但一直找不到。我种过一次柠檬百里香。太阳晒着它时,气味就接近了。我会端着我的咖啡马克杯,坐在旁边,尽管我得闭上眼睛自行想象皇室皮革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文具柜里。你问我愿不愿意出来,我说了句“谢谢你”,其实我可能说的是其他东西。我心里有痛,站起来时摇晃了一下,你伸出手。

“站稳,”你告诉我,“没必要着急。”

这是自科比那个人渣之后,第一次有男人碰我。(我躺在急诊室的担架床上,给我做检查的年轻医生不算。)你的手指握着我的手指发出震颤,把一股电流送上脊柱,直冲发际线。你的手好大好暖,没有迟疑。如果能一直像那样有多好,我的手在你的手心里。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换一次人生,我或许会一个滑步向左,摆进你的臂弯里。但你是哈罗德·弗莱。我是奎妮·轩尼斯。我挣脱出来,尽可能快地从你身边走开。我几乎在跑。

如果我一直跑下去就好了,你可能会说。我就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去许多悲伤。

当晚我措辞了一封信给那个人渣。附上他对我施压、让我堕胎的钱。没有小孩,我写道。他的名誉不会受损。(“回来。”他呜咽着说。满脸滑溜溜的都是眼泪。“等一切解决之后就回来。我没了你活不下去,你是我的最爱。”)我加了一句,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很可能会发现他还是活得下去的。

我把你的手帕贴到脸上,吸入你的气味。我再次觉得被治愈了。

不能再写了。手累。脑袋也累。夜班护士问我是不是哪儿疼,给我拿来一口杯的液体吗啡,帮助我入睡。

两只蓝鸟醒了,从裱框印刷画里飞了出来。我看到窗外的天空浸透了墨。然后我看到星星,它们吱吱地冒着泡沫。就连月牙也一直裂成碎片。

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得换一条色带卷了,亲爱的。”

今晚就到这儿吧……

最后通牒

今天又没有我的邮件。我承认我有点消沉。珠母纽王又收到包裹了,但他没有拆开。

“或许明天你会收到哈罗德·弗莱的卡片?”凯瑟琳修女说。

“明天这个词不存在。”亨德森先生说。

我感到燥热虚弱。

你真的能走吗?从金斯布里奇走到特威德河畔贝里克?我试图想象你在乡村小道上闲庭信步,但我只能想象到一个一身浅棕色的男人对着过往车辆打手势信号。

“你一定要那么做吗?”我问过一次。你表情困惑。“做什么?”你说。“摇下车窗,不管转左转右都要挥手示意。这不是信号灯的用处吗?”“你是在暗示我是个老土的司机吗?”你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没有批评的意味,于是我把这一想法修饰得更加温和,说,不是的,你不过是个很周到的司机。“我以为那是纳比尔的要求,”你说,“他让我照顾好你。你是个好会计。”我感到一阵喜悦迸发出来,因为你说出那些话时,我相信你,同样,当你戴上驾驶手套,转动打火孔的钥匙时,我感到安全。“还有,”你说,一边仍在对迎面而来的车辆摆手,“这让我们行驶得更快。说实话,轩尼斯小姐,我希望你不要再像颗柠檬一样坐在那里,帮一点忙吧。”我把手伸出窗外大笑时,你突然也笑了,这让我有种印象,就是你让别人大笑时,你自己也感到幸福。我记得我好奇过,你和你妻子一起时是不是也这样。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在娱乐室里想象你抵达疗养院的情景。我想象你走向住院部的大门。(别害怕它们,哈罗德。其实它们不过就是普通的门。)我想象修女们给你端茶,问你旅途如何。我想象你在读我的信。但等我想到你走进房间的部分,等我看到你的脸,你看到我的脸时,我就转而看向窗户。我得非常努力地专注于天空或常绿植物,或其他不在我脑海里的事物才行。

在生命中没有你的这些年里,我寻找过你,哈罗德。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你。我一度希望可以不再想你,我试过忘记,但遗忘需要太多力气,还不如干脆接受你就是我缺失的一部分,就这样继续活下去。是的,有时我瞥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海边,扔着石子,一阵激动让我震颤不已,我对自己说,就是他。是哈罗德·弗莱。有过几次,我往村里走时,听到有车在我身后驶近,有时我和一个往城堡废墟去的男人擦身而过,他或许是个徒步旅行者,有时我在商店里站在一个陌生人身后。汽车引擎的轰鸣声,男人端起肩膀的样子,或者在柜台要邮票时嗓音里的南方软语,都可以让我在一瞬间假装那是你。这是个幻想,是白日梦。即便当我坠入思绪中时,我仍知道那不是真的。恩布尔顿湾区是散布在英格兰东北部零星的几栋崖顶海边度夏小屋,而且我从没给你寄过我的地址。但假装你在附近,即使只是片刻,也让我感觉重新完整起来。直到我病倒,我才放弃寻找你。

你一定变了,就像我也变了一样。曾经,我的皮肤显出纹路的地方,现在都是沟沟坎坎。曾经我浓密及肩的棕发,现在细软雪白,像一丛老头的胡须点缀在冬日的海上花园里。曾经我撑起裙子的丰满腰身,现在是髋骨上两个圆突之间的凹线。或许你甚至都不穿浅棕色了,或许你已经开始穿蓝色。

我把我的笔记本搁到一旁,试着想象蓝色的你。你看起来像是水做的。我得飞快地把你套进浅棕色里。之后,我想起来没有收到明信片,这么浮想联翩真是很蠢。

露西修女问我愿不愿意帮她拼不列颠群岛的拼图,但我只是耸耸肩。凯瑟琳修女建议去颐乐花园走走。“天气不错。去外面待一段时间或许对你有好处。你喜欢植物之类的,不是吗,奎妮?”我摇摇头。

菲洛米娜修女推着营养奶昔的小车进来时,我也拒绝了。

“你给我听好,”芬缇说,“我一直都在观察你,小妞儿。你坐在那边的椅子里,在你的笔记本里不停地写啊写。饭点到了,你也几乎不吃东西。有时你甚至不在餐厅里露面。如果你打算继续活下去,就得过来和我们剩下这些人一起喝营养奶昔。”

“不要,”我呜咽道,“求你了。”我在医院里喝过。它们让我想吐。

“有个男人好像正在为你穿越整个英格兰。而我们这里有些人甚至连个访客都没有。所以你至少要做到别蹬腿翘辫子。我知道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像个怪物,但这里又不是选美比赛。看看芭芭拉。珠母纽王有一条塑料胳膊,而我把肠子里的东西背在手提包里。你要么像我们一样喝下这些东西,要么你就等着滴灌流质吧。你看你选哪样?”

“别逼她,”凯瑟琳修女说,“各人情况不同。”

“不好意思,修女,我在跟奎妮·轩尼斯说话。”芬缇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就好像被两条橘色的眉毛钉在了墙上。

我张开嘴。我能察觉到他们都在看,病人们、修女们。我根本没考虑他们能不能理解。“要饮料。”我哼哼一声。

“非常好,”芬缇说,“大家伙儿都过来。集合。我们围成一圈。”

凯瑟琳修女扶我从窗边的椅子里站起来。到其他病人那里只有很短的距离,但我走得好慢好慢,就像在爬山。她把我安放进咖啡桌旁的一张躺椅里。我没法抬起头,看不到其他人,只能假装自己在全神贯注地盯着娱乐室地毯的涡状花纹。

露西修女提供几种口味选择。芭芭拉和芬缇选择了草莓味。亨德森先生要香草味的。穿怪兽拖鞋的病人指了指奶油糖果味。珠母纽王要巧克力味的。我也投了香草味一票。

“其实都没分别,”芬缇说,“尝起来都像湿纸板。”

露西修女拧开瓶盖,用插着吸管的玻璃杯端上奶昔。它们都是一个颜色,介于米色和粉色之间,这颜色没有名字,除非可能叫“绯灰色”。

我们慢慢地喝。我的有一半都从嘴边漏出去了。没人说话,也没人走动,直到玻璃杯都见底。我是最后一个喝完的。亨德森先生站起来分发纸巾。

“他妈的终于喝完了,”芬缇说,抹着嘴巴和运动衫,“我们来玩拼字游戏吧。”

“你在笑吗?”玛丽·安贡努修女问。

我很开心。我在娱乐室里玩得很高兴。喝茶时也是。

她哈哈大笑。凉鞋在脚上晃着,她笑得太厉害了。“好,”她说,“那就好。”

她低语了些什么,听起来像是祝福,直到我听到“吞拿鱼”这个单词,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列购物清单。

我不会放弃希望。

我会等你,哈罗德·弗莱。

另一种视角

今天早晨我问露西修女,能不能借我一本字典和一本辞海。她拿来了看图说词游戏本和一片咽喉含片。

“还有一杯水。”她殷勤地说。

有一张你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是蓝铃蒸汽火车的图片。没有留言。你似乎忘记了要写字上去。

“哈罗德·弗莱为什么不识相一点,让我们少操点心呢?”亨德森先生坐在椅子里说。他盯着自己的扑克牌,就好像在怀疑它们出老千。

“你朋友是个爱走路的人吗?”凯瑟琳修女问。

我表示怀疑,我想。你和我一起只走过一次路。我试着在我的笔记本里画一张你开着你的莫里斯1100的画。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艺术从来不是我的强项。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苏荷区和女艺术家们混在一起时,我负责帮她们买东西和代笔写信,但从来不会画画。我会坐着为她们当模特,我读书,她们给我画裸体读书的肖像。她们是很带劲的一伙人,但经常忘记常识性的东西,比如食物和白天,只记得更迷醉的东西,比如爱与金酒。所以当凯瑟琳修女嘲笑我的画时,她可能把你坐在车里的画误会成一个男人坐在巨型兔子里了。不过我不介意她笑我。她是对的。你看起来很滑稽。

但亨德森先生还没讲完明信片的事。“要是哈罗德·弗莱搭火车的话,他今晚就能到这儿了。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件蠢事翻个篇,画上句号了。”

“那不是目的,你这个糟老头,”芬缇说,“随便哪个傻子都能坐火车。”

“傻子?”他重复一遍,“你知道这里谁是傻子吗?”亨德森先生的手开始抖。它们看起来只剩皮包骨头。他的关节凸出,衣袖空落落地荡着,就好像身体已经没有血肉了,只剩一个衣架子撑在狗牙图案的夹克里。他的嘴巴发青,嘴唇看起来像是有瘀紫。“从金斯布里奇到贝里克有多远,你有没有概念?”亨德森先生试图起身,但要耗费太大力气。他的膝盖一折,又颓然跌回座位里。“有多少英里,你有概念吗?”

“我当然知道,”芬缇说,“我又不傻。反正他妈的很远就对了。”

“超过六百英里!”

我当然也知道。我是坐巴士转火车再坐巴士过来的。我们之间每多拉开一英里,就像又割掉了我的一部分。露西修女脸红了。“真有那么远啊?”她拆掉几块拼图。

“六百英里,而那个男人甚至还不经常走路!”

“我是做不到的。”凯瑟琳修女说,另一个义工赞同说他也做不到。

“我猜这关乎信仰。”露西修女高声说,只不过我知道她也不确定。她最后那个词几乎没发出声音。说出来时没有中间的音,听起来更像“细牙”。

亨德森先生“啪”一声把牌一摔。扑克牌弹到空中,散落在地毯上。“真荒谬!这不公平!这是在侮辱人!这男的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在愚弄我们所有人!”他抖得太厉害,都开始咳嗽了。

“要帮忙吗,老家伙?”珠母纽王咆哮着问。

“哈哈!”芬缇也在吼。

“懒得搭理你们,你们所有人。”亨德森先生大喊,想站却还是站不起来。

凯瑟琳修女冲过去帮忙,但他一直把她推开,边紧紧撑住他自己的齐默式助行架,边问她是不是觉得他是个跛子,她则想方设法帮他从娱乐室里清出一条安全的路来。我们能听到他在走廊里喊了一路“傻瓜!傻瓜!傻瓜”,一边咳嗽,一边磕磕碰碰地撞墙。修女们说什么都没用。

我看着芬缇,想对她笑。她红色的唇膏从皱巴巴的嘴唇上渗开。我想起海上花园里的野罂粟,它们在石缝里撒种。“我猜的确是很远的一段路。”她小声嘀咕。

没人反驳她,没人说一句话。最后,芭芭拉问,有没有人愿意给她读《瓦特希普高原》。芭芭拉告诉我们,邻居在她来疗养院前开始给她读这本书,她很渴望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露西修女急忙说她愿意读;跳过了开头也无关紧要。每个人似乎都赶紧要忙碌起来。

亨先生说得对,我后来在笔记本里写道。走路来太远了。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的柯蒂键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你听信太多旁人的话。”她说。

我没有,我告诉她。我主要还是只听自己的。

她拿出一瓶白酒还有棉花棒,开始清洁她的键盘。刺鼻的气味直接把我带回医院。我能看到硬地板。管状白炽灯。绉胶底的鞋,口罩,发网,绿色手术服。那段时日,我极其渴望见到一双泥泞的靴子。过去几年里,我做过四次手术。把我的喉咙和脖子再切掉一点,脑袋就要掉下来了。就这个话题,我只说这么多。

玛丽·安贡努修女叹了一口气:“你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物。”

什么角度?我等不到哈罗德。我在这里是等死的。

玛丽·安贡努修女仍伏身在打字机上。我只能看到她头巾硬挺的棱角,就像在对着餐布讲话。

她说:“恕我直言,但你在这里是要活到你死为止。这有明显的区别。”

我本可以大哭的。但我写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但哈罗德·弗莱似乎还在西南角打转转。

玛丽·安贡努修女沉默了一小会儿。“我承认那是一个问题。但你爱哈罗德·弗莱,你认为自己辜负了他。最后这一件事你必须做到,你必须坦白真相。”她把一张新纸塞进导纸板里,调整压印板旋钮把它固定到位。“好啦。都搞定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你的信上来。”

和田旋花做朋友

十五岁时,母亲对我说:“世上没有什么一见钟情。人们在一起是因为时机对了。”

我的父母刚好在战争爆发前的一次舞会上相遇,不到三个星期就结婚了。我揣测婚礼是父亲这一方的善意举动,为了让母亲不被驱逐出境,尽管他从来没那么对我说过。他唯一一次说漏嘴的是,一开始生活对他们来说十分艰难,其他方面也是。他说的“其他方面”指的是性生活。直到战后,他找到一份木工的活儿,幸福才悄然来到。“还有了你,奎妮。”他说起那个时都哭了,于是我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茶。

很难想象我母亲开心的样子。她很少笑。英语也一直说不好,或许因为人们在战争期间对她不好。她避免友谊。有时父亲拿来字典,但她说家庭主妇没有时间看书,于是字典被我拿起来读。

母亲对爱的看法让我震惊。这一看法暗示,爱不是发现另一个你难以离弃的人,反而更像是煮鸡蛋。我那时已经开始探索波德莱尔以及浪漫主义诗人,还有勃朗特三姐妹,我愿意相信,当我陷入爱河时,我会很有格调。

我愿意相信,我做大多数事情的方式都会比母亲更有格调。她用动物的下水做饭。我就变成素食主义者。化妆?母亲对那个一窍不通。我买了眼线液、睫毛膏和腮红。(“我好看吗?”我问过父亲一次。“你看起来紫不溜秋的。”父亲说。我把这当作称赞。)因为母亲和父亲一样高,她就放弃寻找适合她的裙子和鞋子来穿;她就穿着他的裤子和靴子大大咧咧地四处走。我对那个也很震惊,我在慈善义卖会淘合身的连衣裙——我喜欢在我的纤细腰身上系一条皮带——还有带钉扣的彩色舞鞋。被人看到自己和庞大的父母在一起,我觉得难为情。我开始弄丢学校发的音乐会或颁奖礼的邀请信。如果我父亲试图在路上拉我的手——他偶尔会这么做,我的娇小让他担心——我就尽我所能地把他甩开。

所以当母亲告诉我,爱只是时机问题,我耸了耸肩。我没问她为什么要那么说,因为我那时还年轻;我以为世界围着我转。但现在我回顾那一天,看到母亲坐在后楼梯上,手托着下巴,手肘撑在蓝色帆布裤子的膝盖上——那条裤子都不是她自己的。在我们杂草丛生的小花园尽头,我看到父亲的身影投在他工作间落满灰尘的窗户上。我看到父母之间蔓生的野草有小麦、荨麻、野生醉鱼草那么高。我看到她眼里的痛苦,她的孤独。我突然明白,她说的那些话不是给我听的,而是因为她无法继续保持沉默。现在我理解她是什么感受了,一个身在异国的异乡人。我知道被自己的过去流放而活着是怎样的了。

我真希望没有对我的母亲那么刻薄。我真希望我曾多陪她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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