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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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R.G.

感谢你数十年来的幽默、见识与才智

序言

我相信，没有人不曾品尝过暂时或在一段时期内遭人讨厌甚至排斥的滋味。也许那种感觉仅仅是无所谓，或淡淡的烦恼，但也有可能是受伤。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真的品尝过遭人痛恨的感觉—因为某些我们无法控制和改变的事而遭人痛恨。出现这种事的时候，假使知道这种厌恶或痛恨是不公正的—知道自己并非罪有应得——应该就会得到些许安慰。而如果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情感力量或者支持，那么这种伤害可能会减弱乃至完全消失。我们把这视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压力（无论是轻微的还是颇具杀伤性的）。

最初动笔写《最蓝的眼睛》时，我的兴趣其实在别处。不在于对他人的轻蔑给予反击，不在于以牙还牙的手段，而在于把排斥视为理所应当和不言而喻的态度所导致的巨大悲剧和致命后果。我知道，有些严重自暴自弃的受害者最后会变得危险、暴力，会重蹈曾一次次侮辱他们的敌人之覆辙。另外一些则会抛弃自尊，融入一种能够创造自己所缺乏的强势人格的体制。然而，更多的人会跨越阻碍，继续成长。但是，也有些人会就此在沉默和无名中湮灭，连表达或承认的声音都不曾发出。他们无声无息。可以说，在自我还没有长出“双腿”的时候， 孩子们的自尊心会迅速而轻易地消亡。当年轻具有的脆弱性与冷漠的父母、不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及一个用自己的语言、法规和形象来强化绝望的社会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注定会走上通向毁灭的旅程。

因此，这部作品，我的第一本书，是想走进一个出于年龄、性别和种族原因，最不可能抵挡这种毁灭性力量的人的生活。叙述从一个凄惨的精神谋杀故事展开，主人公无法独自承担，因为她的被动处境致使她的叙述缺失。于是我虚构了几个熟悉，甚至同情她困境的朋友和同学，只不过这些人具有两点优势：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活跃性。然而这些还是无济于事。她们没能把自己的朋友从那个世界中拯救出来。她崩溃了。

这部小说源于我在童年时代与某位朋友的一次谈话。那时我们刚上小学。她说她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我环顾四周，在脑海中描画她拥有蓝眼睛的样子，发现自己强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愿以偿后的模样。她言语中透出的惋惜似乎是为了唤起某种同情，于是我装作很同情，然而事实上，她提出的这种亵渎自我的想法让我极为震惊，我对她感到“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美丽、可爱、善良和丑陋，而尽管我以前必定经常使用“美丽”一词，却从未体验过它带来的震撼—冲击力不下于它的事实是：我发现居然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

彼时彼刻，我审视的肯定不限于容貌：还有午后大街上的寂静、光线和忏悔的氛围。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美不单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这种声明的必要性。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这一个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有共谋之嫌。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有一个问题是，把小说重心放在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会将她压碎，进而把读者带进“同情”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针对这种毁灭进行自我拷问。我的解决办法—把叙述划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读者自己重新组合它们—于我似乎是个不错的点子，然而其成果并不令人满意。此外，这种办法也不怎么奏效：很多读者仍然只是被触动了，却没有被震撼。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语言。在保持蔑视的同时又将其颠覆，这是很困难的。这部小说试图碰撞种族性自我歧视这根敏感神经，揭露，然后安抚它，不是用麻醉剂，而是用语言，这种语言是对我在首次美感体验中发现的载体的模拟。因为那个瞬间渗透着太多的种族色彩（我对同学那个愿望—在纯正的黑皮肤上长出一双蓝色的眼睛—的反感；她对我心目中有关美丽的概念造成的伤害），我的挣扎在于写作毋庸置疑的黑人独有的东西。我还并不很清楚那是什么，但无论是这种未知，还是横在探索之路上的重重阻碍，都没有使我停下追寻的脚步。

我选择的语言（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口语化），我对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准则体系的依赖，为制造同谋和亲密关系所作的努力（无需任何疏离和解释性的结构），连同在体现某种沉默的同时又将其打破的企图，所有这些都意在把美国黑人文化的复杂性和财富转化成某种与这种文化相匹配的语言。

现在，回头反观表达性语言给我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对它们的流行和持续感到惊奇。听到“文明化”的语言贬低人类，看着文化驱魔主义贬低文学，目睹在自我贬损的隐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们自身—我敢说，如今我的创作跟当初一样，面临重重困难。

这就是那幢房子。绿色和白色相间。有一扇红色的门。漂亮极了。这就是那家人。妈妈、爸爸、迪克和简就住在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他们很幸福。看啊那是简。她穿着红衣服。她特别想玩游戏。谁会跟简玩呢？看啊那只小猫。它喵喵叫着走过来。过来玩吧。过来跟简玩吧。小猫不想玩游戏。看啊那是妈妈。她人挺好。妈妈，你愿意跟简玩吗？妈妈大笑。大笑吧，妈妈，大笑吧。看啊那是爸爸。他又高又壮。爸爸，你愿意跟简玩吗？爸爸微笑了。微笑吧，爸爸，微笑吧。看啊那只小狗。小狗汪汪地叫着。你愿意跟简玩吗？看啊那只小狗在跑。跑吧，小狗，跑吧，看啊，看啊，来了个朋友。这个朋友愿意跟简玩。他们要玩个很有趣的游戏。玩吧，简，玩吧。

这就是那幢房子 绿色和白色相间 有一扇红色的门 漂亮极了 这就是那家人 妈妈 爸爸 迪克和简就住在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 他们很幸福 看啊那是简 她穿着红衣服 她特别想玩游戏 谁会跟简玩呢 看啊那只小猫 它喵喵叫着走过来 过来玩吧 过来跟简玩吧 小猫不想玩游戏 看啊那是妈妈 她人挺好 妈妈 你愿意跟简玩吗 妈妈大笑 大笑吧 妈妈 大笑吧 看啊那是爸爸 他又高又壮 爸爸 你愿意跟简玩吗 爸爸微笑了 微笑吧 爸爸 微笑吧 看啊那只小狗 小狗汪汪地叫着 你愿意跟简玩吗 看啊那只小狗在跑 跑吧 小狗 跑吧 看啊 看啊 来了个朋友 这个朋友愿意跟简玩 他们要玩个很有趣的游戏 玩吧 简 玩吧。

这就是那幢房子绿色和白色相间有一扇红色的门漂亮极了这就是那家人妈妈爸爸迪克和简就住在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他们很幸福看啊那是简她穿着红衣服她特别想玩游戏谁会跟简玩呢看啊那只小猫它喵喵叫着走过来过来玩吧过来跟简玩吧小猫不想玩游戏看啊那是妈妈她人挺好妈妈你愿意跟简玩吗妈妈大笑大笑吧妈妈大笑吧看啊那是爸爸他又高又壮爸爸你愿意跟简玩吗爸爸微笑了微笑吧爸爸微笑吧看啊那只小狗小狗汪汪地叫着你愿意跟简玩吗看啊那只小狗在跑跑吧小狗跑吧看啊看啊来了个朋友这个朋友愿意跟简玩他们要玩个很有趣的游戏玩吧简玩吧

秋

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一切都会没事的。

很久以后，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我们的天真、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颗粒无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惧、情欲、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乔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也死了。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

其实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除了问个为什么。然而，这个为什么太难理清，只好暂且借助叙述事情经过来摆脱困境了。

一

希腊旅馆的大堂里，嬷嬷们走了过去，犹如内心的欲火般悄无声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们在唱歌。我们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亲咖啡店楼上的罗斯玛丽·弗拉努奇，坐在那辆一九三九年产的别克牌小汽车里吃着黄油面包。她摇下车窗对我和姐姐弗里达说我们不能上车。我们盯着她，对她的面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里的那股傲气，打碎她蠕动嘴巴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拥有财富的自豪感。等她从车里出来，我们要把她打得屁滚尿流，在她那洁白的皮肤上留下道道红印。她会放声大哭，问我们会不会让她脱掉裤子。我们会说不要。如果她脱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无论她什么时候这样问，我们都知道她在向我们奉上某种珍贵的东西，而我们的骄傲会通过拒绝得以宣扬。

开学了，我和弗里达拿到了新的棕色长筒袜和鱼肝油。大人们谈论着锡克煤炭公司，声音中充满了疲惫和不安。晚上，他们把我们带到铁路沿线，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块，装满麻袋。然后，我们一边往家走，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那些巨大的货车，里面的煤渣被倒进钢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红通通的，冒着烟雾。即将熄灭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我和弗里达故意在后面磨蹭，望着那团被黑暗包围的绚丽色块。当我们双脚离开铁道的石子路，踏进田野里的枯草时，难免会感到一阵战栗。

我们的房子又旧又冷，是绿色的。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到处是蟑螂和老鼠。大人从不跟我们谈话—只让我们去做这做那。他们总是发号施令，却从不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摔跤跌倒了，他们就瞪眼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割破自己或者摔伤了，他们就说你们简直疯了。如果我们感冒了，他们就厌恶地摇头摆脑，觉得我们太不懂事。他们会质问，如果你们都病了，我们能指望谁来干活？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生病了，处方就是轻蔑的态度、散发着恶臭的黑药水，以及让我们脑袋发钝的蓖麻籽油。

一天，出去捡完煤渣回来，我响亮地咳嗽了一声，气管里塞满了痰液，母亲皱起了眉头。“天哪，赶紧躺在那张床上吧，我都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把头包上。你简直是镇上最大的傻瓜。弗里达呢？去找几块旧布来把那扇窗户堵上。”

弗里达重新堵上了窗户。我拖着身子上了床，心里满是内疚和自怜。我穿着内衣躺下，尽管黑色吊袜带的金属钩硌得我双腿生疼，可我还是不想把它们脱掉，不穿长筒袜躺着实在太冷了。过了很长时间，床上挨着身子的那块地方才热乎起来。一旦焐热了那剪影般的一小片，我就不敢动了，因为身子半英寸之外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凉的。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问我感觉怎么样。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母亲进来了。她的手又大又糙，当她在我胸口上涂抹魏克斯药膏时，我疼得浑身僵硬。她一次抠满两手指的药膏，不断按摩我的胸口，直到我奄奄一息才住手。正当我觉得快要尖叫出来时，她就用食指抠出一小块药膏塞进我嘴里，让我吞下去。她在我的脖子和胸口那儿捂上一块暖烘烘的绒布毯子，又在我身上盖了好几层沉甸甸的被子，说要让我发汗，而我真的出汗了—很快。

后来我吐了。母亲说：“你干吗吐在床单上啊？你就不知道把脑袋伸到床沿外面吗？瞧你干的事。你以为我无事可做，有的是工夫洗你吐的东西吗？”

呕吐物从枕头缓缓地流到床单上—灰绿色，还夹杂斑斑点点的橘黄色。这团东西像生鸡蛋一样流动着，顽固地黏成一团，拒绝破碎，难以清除。我纳闷，这东西怎么会既干干净净又脏兮兮的呢？

母亲的声音在嗡嗡地响着。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在对呕吐物说话。可她却用我的名字来称呼那团呕吐物：克劳迪娅。她竭尽全力把那团脏东西擦洗干净，又在一大片湿了的地方铺了块扎人的毛巾。我再次躺下。那几块破布从窗户缝中掉了下来，空气又冷了。我不敢叫母亲回来，也不想离开热乎乎的被窝。母亲的怒气令我羞愧难当；她的话让我脸颊发热，而我只会一个劲儿地哭泣。我不知道她其实不是冲我发火，而是为我的疾病懊恼。我相信她瞧不起我的软弱—居然任由疾病“拿住”了。我会渐渐地不再生病；我要拒绝生病。可是这会儿我却哭个不停。我知道自己流了不少鼻涕，可我就是打不住。

姐姐进来了。她眼里充满了悲伤。她唱歌给我听：“当深深的紫色降临在昏昏欲睡的花园围墙上，有个人儿在想念着我……”我打着盹儿，可心里却还惦念着紫红色、围墙，和“那个人儿”。

可往事果真如此吗？像我记忆中那样痛楚吗？只有一丁点儿吧。或许，更像某种丰饶而富有成果的痛楚。爱，像枫树的汁液般稠密黝黑，慢慢涌入那扇裂了缝的窗户。我能闻到它，尝到它的滋味—甜美，陈腐，深处带点冬青的味道—在那幢房子里，爱无处不在。爱，连同我的舌头，粘在结霜的窗户上。爱，连同药膏，糊在我的胸口。当我在熟睡中踢掉毯子，冷冽刺骨的风的轮廓让我的喉头清晰地感觉到爱的存在。深夜，当我的咳嗽变得干燥又剧烈，就会有脚步踏进房间，就会有大手重新把毯子盖好，把被子掖好，然后在我的额头上停留片刻。因此，每当想起秋季，我想到的都是某个人和她的双手，这个人不想让我死去。

同样是在秋季，亨利先生来了。我们的房客。我们的房客。这几个字像气球般从唇间吹出，在我们的头顶飘荡—无声无息，各自飘零，有种令人愉悦的神秘感。我母亲在谈论他的到来时感到无比放心和满足。

“你们认识他，”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亨利·华盛顿。他一直跟德拉·琼斯小姐住在第十三街。可是如今，德拉小姐已经老糊涂了，连自个儿都顾不过来。所以，亨利先生想另外找个住处。”

“哦，没错，”她的朋友们毫不掩饰好奇，“我一直在琢磨他会在德拉小姐那里住多久。大伙儿都说她已经老得不成样了，多半时间都搞不清亨利先生是谁，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哦，她嫁的那个又疯又老的黑鬼可没给她的脑子带来半点好处。”

“你知道那男人离开她时都对别人说了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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