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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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醇王府是下午三点钟。虽说暮秋昼短,离天黑也还有两个钟头,醇王特地亲自带路,陪李鸿章一览楼台林木之胜。

  这一座醇王府,已不是当年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与贝子奕绘吟咏酬唱之地的太平湖醇王府了。旧邸为当今皇帝诞育之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所谓“龙潜于渊”的“潜邸”,不宜再住。因此,醇王在光绪初年,物色到了一所巨宅,地址在伞子胡同,本来是乾隆朝权臣和珅的一个亲戚所有。一旦“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六亲同运,这家人家也就很快地败落下来。废宅荒园,地方太大,没有人敢买,因为买下来也修不起。

  这对醇王来说正合适,他要的就是地方大,买下基址,只花了三千五百银子,但重新营建,却花了房价的十倍都不止。

  兴工了两三年,直到光绪八年春天才落成题名“适园”。

  适园的正厅,宏敞非凡,“颐寿堂”三字,出于恭王的手笔。其中供奉一方匾额:“宣赞七德”,是先帝穆宗的御笔,特地由太平湖府邸中,移奉于此。

  颐寿堂两翼是两座洋楼,就称为“东楼”、“西楼”,西楼北窗之下,修竹万竿,绕以一弯流水,水边建一座亭子,叫做“修禊亭”。

  沿着这一弯流水,曲折而东,是一带假山。山上有“问源亭”,山下有“风月双清楼”。绕过假山,一方极大的平地,多植长松,有一座茅檐的厅,题名“抚松草堂”。西面隔着一道小溪,渡过板桥,是一片梅林,中间隐着五楹精舍,名为“寒香馆”。

  “寒香馆”后面有一条曲径,粉墙掩映,红楼一角,想来是内眷的住处。到得尽头,向东一转,有一道垂花门,推门进去,别有天地,是仿照西湖“三潭印月”构筑的一座水榭,九曲阑干,四面可通。进门之处悬一块醇王亲笔的横额,大书“退庵”二字,其实是醇王延见亲密僚属的一座“签押房”。

  在退庵歇脚进茶。然后又回到寒香馆,再往西走,有一座“罨画轩”,轩西便是适园尽处,花绮石癯,别有幽趣,茅亭有一块匾,就题作“小幽趣处”。

  此外还有题名“绚春”、“沁秋”、“梯云”、“揽霞”的楼台之胜,李鸿章腰肢虽健,到底也是花甲老翁了,只能匆匆而过,或者遥遥一望而已。

  游罢全园,醇王在他的书斋“陶庐”设宴款待。这不是简慢,而是体恤,因为在正厅安席,则亲王仪制所关,少不得衣冠揖让,岂不是让客人受罪?书斋设座,只算便酌。陪客亦仅一位,是惠亲王奕绵的小儿子贝子奕谟。园中匾额,大半出自他的手笔,他是醇王最亲近的一个堂兄弟,特地邀了他来作陪,便有不拿李鸿章当外人的意思在内。

  主客三人,围着一张大理石面的红木圆桌,成鼎峙之势,无上下之分,谈的自然是闲话,然而也不免月旦人物。醇王提到左宗棠,在惋惜中表示失望,李鸿章则是以直报怨,谈左宗棠如何与曾国藩结怨,又如何与他的至亲郭嵩焘结怨。左宗棠为了要争广东的地盘,不惜力攻广东巡抚郭嵩焘,保他的部将蒋益澧接任的始末。

  “原来是这段恩怨!”醇王是如梦初醒似的神态,“我听人说,是湘阴文庙出了灵芝起的误会。原来不是!”

  “怎么?”奕谟问道,“出灵芝是好事,怎么起了误会?”

  “我怕说不完全了。”醇王说道,“少荃总知道这段公案?”

  “是同治三年的事……。”

  同治三年,湘阴文庙,忽然发现五色灵芝一本,轰动远近。不久郭嵩焘拜命受任为广东巡抚,喜讯一到,郭嵩焘的胞弟崐焘,作家书致贺,说:“文庙产芝,殆吾家之祥。”这本是一时的戏言,谁知正以平洪杨之功封了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听得这话,大为不悦。

  他说:“湘阴果然有祥瑞,亦是因为我封爵之故。跟他郭家有何相干?”他不但这样发牢骚,还特为以一千两银子作润笔,请湖南的名士周寿昌写了一篇《瑞芝颂》,称述左宗棠的功绩。

  “对了!我听到的就是如此。”醇王说道,“我当面问过左季高,他笑而不答,大有默认之意。”

  “左季高常有英雄欺人的举动。不便明言而已。”李鸿章下了一个断语:“左郭交恶,其曲在左,是天下的公论。”

  “为来为去为争饷!”酒量极宏的奕谟,陶然引杯,“究不如向此中讨生活为妙。”

  “心泉贝子是福人,美禄琳琅,文酒自娱。这份清福,实在令人羡慕。”李鸿章转脸向醇王说道:“鸿章若是象左季高的性情,只怕十七省的督抚都得罪完了。”

  “这话怎么说?”

  “还不是为了饷!这瞒不过王爷,光绪元年户部奏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其实呢,每年收不到四十万。明明奉旨派定的关税、厘金,各省偏要截留。咳!”李鸿章摇摇头不愿再说下去了。

  提到这一层,醇王勾起无穷心事,要办海军,要加旗饷,要还洋债,还要兴修供太后颐养的御苑,处处都要大把的银子花出去。再过两年皇帝大婚,又得筹集百万银子办喜事,那里来?

  他的性情比较率直诚朴,好胜心强而才具不免短绌,所以一想到这些棘手的事,立刻就会忧形于色,把杯闲话的兴致也就减低了不少。

  “少荃!”醇王想沉着而沉着不下来,原来预备饭后从容细商的正事,不能不提前来谈:“万事莫如筹饷急!如今兴办海军,那怕就先办北洋一支,也得一笔巨款。以后分年陆续增添,经费愈支愈多,这理财方面,如果没有一个长治久安之策,可是件不得了事!”

  “王爷见得是,鸿章也是这么想。理财之道,无非节流开源,阎丹初综核名实,力杜浮滥,节流这一层倒是付托有人了。至于开源之道,鸿章七月初二的那个折子上,说得很清楚了,想来王爷总还记得!”

  醇王当能记得。这一个多月以来,所有关于海军方面的筹划,就拿李鸿章的奏议作为根据,醇王念念在兹,对原折几乎都背得出来了。

  “你说,‘开源之道,当效西法,开煤铁、创铁路、兴商政。矿铁固多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官又无可助资;若以轻息借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为群情所骇诧。若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这倒不要紧,只要有益于国,上头没有不许的。不过远水救不了近火,开矿、造铁路,收利总在十年八年之后,眼前如何得能筹个几百万银子?”

  这一问,在李鸿章“正中下怀”,他想了一下,徐徐答道:“王爷总还记得原折上有印钞票一议。西洋各国,钞票不但通行本国,他国亦有兑换行市,我们大清国又何尝不可印?如果由户部仿洋法精印钞票,每年以一百万为度,分年发交海防各省通用,最要紧的是出入如一,凡完粮纳税,都准照成数搭收,不折不扣,与现银无异。等到信用一立,四海通行,其利不可胜言!”

  “这……,”醇王将信将疑地说,“这不就是历朝发宝钞的法子?这个法子,我跟好些人谈过,解说从来不曾成功过。”

  “是的,历朝发宝钞,都没有成功过。然而,北方票号、南方钱庄的银票,又何以行得开?京师‘四恒’的票子,通都大邑,一律通行,其中的道理,就在我们的银票是实在的,发一千两银票,就有一千两现银子摆在那里。好比赌局中,先拿钱买筹码一样,筹码值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会疑心赌完了拿筹码换不到钱。发钞票,如果也有现银子摆在那里,信用自然就好了。”

  “少荃!”奕谟笑道,“你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个典故,好比王介甫想化洞庭湖为良田一样。”

  李鸿章一愣,细想一想,才想起奕谟所说的典故,其实是刘贡父的故事。

  这是宋人笔记中数数得见的故事,奕谟也误记了。原来记载:王安石爱谈为国家生利之事,有小人附和谄媚,说梁山泊八百里,决水成田,可生大利。王安石一听这个建议,大为高兴,但转念想想,又不无疑问,决水何地可容?其时东方朔一流人物的刘贡父,正在客座,回答王安石的话说:“在梁山泊旁边,另凿八百里大的一片水泊,可容已决之水。”王安石大笑,不再谈这个建议了。

  奕谟引此典故的意思是说:既有现银子在那里,又何必再发钞票?李鸿章当然明白,欣赏地答道:“心泉贝子问得好!银行发钞票,自然不是别凿八百里泊以容梁山泊之水。发一万两银子的钞票,不必一万两银子的准备,其中尽有腾挪的余地。然而这又不是滥发钞票,是一个钱化作两个钱的用途,又是无息借债,于民无损,于国有益,最好不过的一把算盘。”

  “少荃,”醇王很用心地,“你再说说!其中的道理,我还想不透彻。”

  “王爷请想,发一两银子的钞票,收进一两现银,这一两现银,可以用来兑成英镑,跟外国订船购炮之用,岂不是一个钱变作两个钱用?这多出来的一个钱,等于是跟百姓借的,钞票就象借据一样,不过不必付利息。而百姓呢,拿这张钞票又可以完粮纳税,又可以买柴买米,一两银子还是一两银子,分文不短,岂不是于民无损,于国有益?”

  “啊!这个法子好!”醇王大为兴奋,“如今借洋债很费周章,又要担保,又要付利息,倘或发一千万两的钞票,兑进一千万现银子,就是白白借到了一笔巨数,那太妙了。”

  “是!”李鸿章说,“不过这一千万两银子,倘或浮支滥用,挥霍一尽,那就是欠下了一大笔债。若是拿来开矿造铁路,作生利的资本,赚出钱来,再添作资本,这样利上滚利,不消二三十年工夫,我大清国也就可以跟西洋各国一样富强了!”

  醇王听得满心欢喜,决定好好来谈一谈这一套理财妙计。李鸿章原就有一份说帖,是总税务司赫德所拟,而且跟英国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克米隆已经长谈过好几次,妙计都在锦囊中,这天说动醇王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少荃,”醇王最后作了一个结论:“我想邀军机跟总署诸同仁,来一次会议,所谈的就是三件大事:海军、铁路、银行。你看如何?”

  “悉听王爷裁夺。”李鸿章说,“不过外商叫银行,咱们还是叫官银号好了。免得名称雷同,混淆不清。”

  这是为了消除卫道之士的疑忌,有意不用洋人的名称,醇王会意,连声道“是”。接下来又问:“你这几天总要先拜客,军机跟总署也得预备预备。说不定上头还要召见一次。我看会议的日期,倒不必太迫促。二十八好不好?”

  “是!二十八。”李鸿章说,“会议是王爷主持,自然听王爷定日子。”

  等回到贤良寺,李鸿章不入卧室,径自来到幕府聚会办事的厅房,批阅文电。一面看,一面就作了裁决,幕府依照他的意旨,分头拟稿发出。最后才看明天开始拜客的单子,长长一张红笺,不下百人之多,李鸿章一见皱眉,提起笔来,大涂大抹,删减了一半。

  ※※※

  拜客的名单上,头一名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他是曾国藩一榜的传胪,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以左副都御史充会试“知贡举”,虽是“外帘官”,照例也算这一科进士的老师。李鸿章是丁未翰林,科甲中人,最重师门,所以第一个就拜灵桂,备了一千两银子的贽敬,附带二百两银子的门包。

  门生拜老师,照规矩进由边门,出用中门,名为“软进硬出”。但李鸿章既有爵位,又是首辅,真所谓“位极人臣”。灵桂家开中门迎接,而且先有管家到轿前回明,“不必降舆”,大轿一直抬到二堂滴水檐前,变成“硬进硬出”。

  灵桂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在轿前迎接的,是灵桂的儿子孚会,年轻还不大懂事,幸好有灵桂的女婿荣禄照料,周旋中节,井井有条。略作寒暄,李鸿章便问起老师的病情。

  “家岳的病,原是气喘宿候,逢秋必发,只不过今年的来势特凶,一发不可收拾。”

  “喔,”李鸿章问道:“请谁看的?”

  “请的薛抚屏。”荣禄摇摇头,“他说:不救了!拖日子而已。”

  “唉!”李鸿章微喟着说:“我看看老师去!”

  “相见徒增伤感。中堂不必劳动吧!”

  这是谦词,李鸿章当然非看不可,“白头师弟,”他说,“见得一面是一面。仲华,请引路。”

  于是到了灵桂病榻前,白头师弟,执手相看,都掉了眼泪,荣禄硬劝着将李鸿章请到客厅。本来可以就此告辞,况且拜客名单虽删减了一半,也还有长长一串拖在后面,不容久坐。但李鸿章为了荣禄的缘故,决定把握这个无意邂逅的机会,稍作盘桓。

  “后事想来都预备了。”

  “是!”荣禄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遗折的稿子拟好了,请中堂斟酌。”

  这也是一种“应酬”,而李鸿章因为一生没有当过考官,对于他人请看文章,最有兴趣,居然戴起眼镜,取来笔砚,伏案将灵桂的遗折稿子,细细改定。这一下又花了半点钟的工夫。

  荣禄称谢以后。提到李鸿章此行,少不得有一番很得体的恭维。李鸿章倒也居之不疑,不作谦虚的客套,等荣禄的话完,忽然问道:“仲华,你今年贵庚?”

  “今年三十八。”

  “可惜!”李鸿章大摇其头,“我为国家可惜,正在壮年,如何容你清闲?醇王处事,我样样佩服,就这件事上头,可不敢恭维了。”

  荣禄很洒脱地笑了一下,“被罪之身,理当闭门思过。”他说:“至于七爷对我,提携之德,实在无话可说,将来补报也总有机会的。”

  “眼前就是机会。”李鸿章说,“京营加饷,似乎势在必行。加了饷自然要整顿,这个差使,仲华,依我看非你莫属。”

  荣禄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只要自己有所表示,他乐意在醇王面前进言推荐,其实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又何劳第三者费心?醇王的短处是不免多疑,果然李鸿章在他面前为自己说了好话,他只以为自己有倒向北洋之心,反而引起猜忌。

  这样一想,颇为不安,怕李鸿章鲁莽从事,好意变得不堪承受,因而接口答道:“这是中堂看得起我。如果七爷觉得我还可以效一时之驰驱,我又何敢崖岸自高?多承中堂指点,一两天之内,我就去见七爷。”

  这是暗示:有话他自己会说,无须旁人代劳。李鸿章是何等脚色?自然一听就懂,“这才是!”他连连点头,鼓励他说:“醇王知人善任,笃念旧情。仲华,你真不必自外于人。”

  ※※※

  等李鸿章一走,荣禄又拿他的话细想了一遍,觉得适园之行,必不可少,而且愈快愈好。

  因此,这天午后,策马径往伞子胡同。这几年踪迹虽疏,但毕竟不是泛泛的关系,所以醇王听得门上一报,立即延见。

  见了面,先问起灵桂的病情,荣禄是早就想好了的,不能无故谒见,要借他岳父的病,作个因头,所以此时正好借话搭话。

  “我岳父的病,是不中用了,一口气拖着,只为有心事放不下,特地叫我来求王爷。”

  “喔,他有什么心事?”

  “还不是身后之名!”荣禄说道:“我岳父平生最得意的事,就是蒙宣宗成皇帝朱笔亲点为传胪。宗室照例不能得鼎甲,所以,这个传胪,更为可贵,将来的谥法上,要请七爷成全。”

  旗人对谥法,特重一个“靖”字,因而醇王问道:“莫非他想谥文靖?”

  “这倒不敢妄求。”

  “那……,”醇王想了一下说:“反正这会儿也还谈不到此。将来内阁拟字的时候,你自己留意着,到时候说给我就是了!”

  “是!”荣禄随手请了个安:“我替我岳父给七爷道谢。”

  “你来就是这件事吗?”

  “也不光是这件事。”荣禄答说:“这一阵子,很有些人在谈旗营加饷的事。有人来问我,我说:旗营加饷是七爷多少年来的主张,只要部库有余,这件事,七爷一定会办。不过现在大办海军也是要紧的,万一一时办不到,大家可别丧气,反正有七爷在,就一定有指望。”

  这最后一句话,是醇王顶爱听的。他一生的志愿,就是练成一支足以追步开国风烈的八旗劲旅。当年太祖皇帝的子侄,各张一军,太宗英武过人,只兼领正黄、镶黄两旗,即令到了顺治年间,睿亲王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亦未及八旗之半。自己能够掌握全旗,又能重振入关的雄风,那是多么快心之事!

  醇王的这个心愿,从肃顺被诛,刚掌管神机营的时候,就已为自己许下了。他读过许多兵书和名将的史传,也细心考查过僧王带兵的手段,确信对部将士卒,唯有恩结,才能得其死力,能得其死力才能无间寒暑,勤加操练,成为能攻善守,纪律严明的一支精兵。然而,二十年来,他始终只是在“恩结”二字上下功夫,勤加操练固然谈不到,能不能“得其死力”亦没有把握。说来说去都因为他自己觉得恩结得还不够深。

  这一次醇王是下定决心了,要大刀阔斧地裁汰比“绿营”习气更深的各省烂兵,省下军费来“恩结”旗营。不过,“旗营加饷也不是白加的。”他说,“咱们得要想个法子,切切实实整顿一番!”

  用“咱们”的字样,就意味着这整顿的事务,有荣禄的份。不过,他不愿自告奋勇,毫无表情地答一声:“原该切实整顿。”

  “整顿得要有人。穆图善是好的,不过一时还不能调进京;善庆,我想让他帮着办海军。仲华,你告病得太久了,这一次得帮我的忙。”

  “怎么说是‘帮忙’,七爷言重了!”荣禄问道:“七爷是让我到神机营,还是回步军统领衙门?”

  “提到这上头,咱们好好谈一谈。”醇王将身子凑过去,左肘斜倚着茶几,显得很亲密似的,“我久已有打算了。这两年地面上不成样子!福箴庭婆婆妈妈,压根儿就不能当那个差使,上个月出了个大笑话,你听说了没有?”

  这实在是个大笑话。只为步军统领福锟赋性庸懦,为人所侮,竟有梁上君子偷了他的大帽子,挂在正阳门上,附着一张纸条,大书“步军统领福大人之脑袋”。幸亏发觉得早,很少路人得见,但神机营的密探自然有报告。荣禄虽是在野之身,消息却异常灵通,不过神机营的密探跟他常打交道,以瞒着醇王为宜,所以他故意答道:“没有听说。”

  “是这么回事……。”醇王所谈的大笑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上头很赏识福箴庭,我亦不便多说。不过步军统领衙门,非得有个能顶得住的人不可。我想,你还是回那里,另外我再奏请,派你兼一个神机营专操大臣的差使。这不是两全其美?”

  “多谢七爷栽培。”荣禄平静地答道:“我回步军统领衙门去当翼尉。”

  怎么是当翼尉?醇王细想一想,才知道他是有意这样子说。荣禄由于沈桂芬和宝鋆的合力排挤,因为失察之罪,在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任内降二级调用,一直告病不就实缺,此刻如果派缺,只能派一个从二品的职位。

  而步军统领属下,左右翼总兵是正二品,他亦不够资格充任,那就只好当正三品的翼尉了。所以他那样说法,可以看作牢骚,也不妨说是提醒醇王,如果要用他,就得先让他官复原职,否则无法重用。

  这一层,醇王当然早就想过,“仲华,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替你打算过了。”他说,“只等年下,入觐的蒙古王公一到,你那件事就可以办了。”

  “喔,”荣禄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事,怎么样也跟蒙古王公扯不上关系,因而说道:“请七爷明示。”

  “皇帝开春就得练骑射了。我想用你的名义,进八匹好马,一等赏收,自然有恩典。”

  这不用说,这八匹好马,是托蒙古王公采办,在年下循例入觐时带到。醇王这样曲意绸缪,盛情倒着实可感。荣禄正在思索该如何表示谢意时,只听醇王喊道:“来啊!

  看额驸在不在?”

  额驸是指他的女婿,伯彦讷谟诂的长子那尔苏,正好在府,一唤就到。荣禄跟他也极熟,一见了面,拉着手问长问短,就象对自己钟爱的一个小兄弟那样亲热。

  等他们谈得告一段落,醇王问道:“那八匹马怎么说?”

  “早就挑好了。全是菊花青,个头儿一寸不差。如今正在调教,十一月初就可以到京了。”

  “你听见了吧?”醇王看着荣禄说。

  荣禄立刻甩一甩袖子,请了个双安,站起身来垂手说道:“七爷这么回护,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不怕七爷生气,有件事非得依我,才能让我心里稍微好过些。”

  “你说吧!”

  “马价多少,得让我照缴。”

  “这是小事,随你好了。”

  于是荣禄再次称谢,又谈了些闲话,方始辞去。此行总算不虚,但事情实在很难,福锟的帘眷方隆,即令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取销,也未见得能取而代之。倘或派一个左右翼的总兵,去听福锟的号令,那就未免太委屈了。

  “果然如此,宁愿仍旧告病!”荣禄自己对自己说,“要嘛不回步军统领衙门,要回去就非得当堂官不可!”

  ※※※

  九月二十八近午时分,轿马喧阗,仪从云集,总理衙门里里外外,从没有那么热闹过。

  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与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劻,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机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作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作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

  “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条,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绌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看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决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那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霉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乱,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干黹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接着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那里去蒙混,从那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到得中午,崇绮来了。一谈之下,只见他大摇其头,连连说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阎敬铭颇为不悦。这是仿照西洋行之有效的成法,即令制度与中土不同,或有捍格,亦不致到荒唐的程度,何以谓之为“匪夷所思”?心里在想:“讲理学,或者《朱子大全》不能象你背得那么滚瓜烂熟,讲到理财,难道李鸿章跟我阎敬铭,倒不如你这个‘蒙古状元’?”

  心里这样,脸色便有些难看了。“崇公,”他问,“倒要请教,怎么是匪夷所思?”

  “用洋人来管我们的银子,这不是开门揖盗?”

  “用洋人不过是用这个洋人在各国之间的信用,让他来替我们打开局面。户部仍有监督之权,如何说是开门揖盗?更与管银子何关?”

  “怎么没有关系?”崇绮的声音既高且急,“请洋人来当司理,银子由他管,钞票由他发,拿几张不值钱的花纸,换走我白花花的库银,乌乎可?”

  阎敬铭一听这话,啼笑皆非,忍气解释:“崇公,银子在库里,他怎么换得走?”

  “这个库,不是咱们户部的银库,是他银行里的库。东江米巷你总经过,不见他们的银行,洋兵把门,银子进出,谁也不准干预。你能保他不盗我们的库银?”

  “那是人家外国银行。”左侍郎孙治经忍不住插嘴:“户部的官银号,何能会洋兵把门?”

  “你要用洋人,就保不定他不派洋兵,倘或拦住他不准用,岂不又别生交涉?”

  简直不可理喻了!阎敬铭乱眨着大小眼,与孙治经相顾无语。孙家鼐深怕崇缔还要抬杠,搞成僵局,便顾而言他地,将这件事扯开不谈。

  “丹翁!”崇绮却还不肯罢休,凛然表示:“这件事万不可行。我不与议,亦不具奏,倘或朝廷竟行此莠政,我就只好挂冠了。”

  竟是以去就力争,真所谓愚不可及。阎敬铭痛悔不已,自己竟是误采虚声,保荐了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掣自己的肘,夫复何言?

  “唉!”他长叹一声:“罢了!”

  ※※※

  崇绮岂肯善罢?他还真的相信,用了克米隆,户部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会源源流向外洋。所以出了衙门,回家一转,抄了些文件,一直到适园去见醇王。

  “七爷!”一见了面,崇绮就说:“我今天要跟七爷来请教,当年跟英国人开衅,究竟是为了什么?”

  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醇王大为不解,“文山,”他摆一摆手,“有话你坐下来说。为什么?气得这个样子?”

  “汉奸猖獗,何得不气?”

  “汉奸?”醇王更为诧异,“你是骂谁?”

  “李少荃、阎丹初全是汉奸。七爷,你可不能受他们的愚!”崇绮大声说道:“洋人不怀好意,觊觎我中土白银,蓄意已非一日。道光二十年跟英国开仗,是为了什么?就为的是纹银外流。”

  接着,崇绮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先念一段道光九年十二月的上谕:

  “联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七爷,你再听,这道奏疏,是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正卿黄爵滋所上。请七爷听听他怎么说?”

  崇绮念的一段,又是有关纹银外流的: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我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听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于此极!”

  “流毒谓何?就是‘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崇绮接着再念黄爵滋所奏,道光初年鸦片走私入口,纹银走私出口的数目:“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听先父告诉我,”崇绮是指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时成皇帝谈到黄爵滋这道奏疏,悚然动容。纹银流入外洋,不知伊于胡底,因而宸衷独断,不惜与洋人一战,以求塞此病国害民的漏卮!如今户部设立官银号,使洋人司理其事,岂不是求他将纹银流入外洋。七爷是宣宗成皇帝的爱子,何忍出此?”

  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一下搞得醇王既困扰又不安,“文山,文山!”他惶惑地连声喊着,“何用如此,何用如此!”

  “于今当朝一人,一切担当都在七爷肩上,只要七爷力扶正气,一切魑魅魍魉,自然销声匿迹。”

  这话使醇王觉得刺心。崇绮反对设官银号,而自己对此事正抱着无穷希望。那么,所谓魑魅魍魉,不也就包括自己在内吗?

  这样转着念头,便正色说道:“文山,谋国之忠,谁不如我?总要时刻存一个与人为着的心才好。”

  “原该如此。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不悖,当然应该力赞其成。无奈当今之世,积非成是。语云‘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七爷,崇绮世受国恩,粉身难报,只有做个谔谔一士,尽其愚忠。”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醇王懒得跟他再说,“你请回吧!这件事,我总审慎就是。”

  “请七爷千万审慎!”崇绮又加了一句:“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果言之不行,就只有以去就争了!”

  这话迹近要挟,醇王益觉不快,同时也很烦恼。从前总当那班食古不化之士,侃侃正论,是择善固执,这一年以来,经得事多,才知道此辈固执有之,择善未必,只要胸中有了痞块,驱甲兵攻之而不去,真教无可奈何!

  ※※※

  李鸿章在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横生的一个枝节,不但阎敬铭来信相告:“崇公于此事,成见极深,不易化解,集议一节,暂作罢论。”而且另有他派在京里的“坐探”,传来详细消息,才知道崇绮竟不惜以纱帽相拚,实在太出人意外了。

  “此事,我看难了!”正好来访的张荫桓说,“崇文山、徐荫轩相互标榜,以理学自命,专有班恃此为进身之阶的新进追随着在起哄,这班人见解、文采,不如清流,而凌厉之气过之。照我看,马上就会有折子搏击。中堂倒要小心!”

  李鸿章对言官也是又恨又怕,不过此事办成,是理财方面一帖起死回生的灵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因而便向张荫桓问计。

  “崇文山反对的是洋人,反对洋人又是怕纹银外流,如果能有保证,纹银包不外流,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中堂请想想看,有什么保证?”

  “除非不用洋人。”

  “不用洋人办得到,办不到?”

  “这没有什么办不到。”李鸿章说,“不过不用洋人,我还真不能放心。”

  “怎么呢?”

  “克米隆跟我详细谈过,发行钞票,要有现银准备。照西洋规矩,准备金不必十足,但有一定成数,公推公正士绅监督,按期检查,以昭大信。现在请克米隆主持其事,当然照他的章程办理,如果是由户部派人,必不能做到这一层。说不定一道中旨,取银若干,你能抗旨不遵吗?”

  “照此说来,设官银号是替官里开一条聚敛之道,辟一座方便之门。一旦滥发钞票,蹈咸丰发当百钱的覆辙,其害不可胜言。”张荫桓率直劝道:“中堂并无理财之责,何苦担此骂名?而况勋业如日方中,可办的大事甚多,也犯不着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鸿章想了一下,决定接受他的劝告,“你的话很切实,我犯不着那么傻!”他说,“听其自然吧!反正要办官银号,就得用洋人,不然不如不办。”

  ※※※

  到这时候,张荫桓方始谈到他的来意。他也是有个极重要的消息,必须告知李鸿章,未谈之前,先问起一个人:“许竹筼的随员王子裳,中堂见过没有?”

  “没有。”李鸿章问,“听说是翁叔平的门生。”

  “是的。”张荫桓说了此人的简历。王子裳名叫咏霓,浙江人,早年是个名士,骈文做得极好。本来是刑部主事,去年许景澄奉命代李凤苞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奏调为随员,以迄于今。

  “喔,”李鸿章问道:“他怎么样?”

  “他最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什么人的?请中堂不必问。我设法录了一个副本在这里,专备中堂参酌。”

  不问其事为何?李鸿章先就觉得他的关爱之情可感,深深报以一眼,然后接过抄件来看。信上并无称谓,是有意略去了的,不过从寒暄的套语中,可以看出受信者与王咏霓有相当交谊,而且是常在一起议论洋务的朋友。

  这封信就是专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的得失。他说:西洋的兵舰,近来都用铁甲,铁甲舰又分快船、战舰两类。战舰一类,先为两舷列炮,炮小甲薄,不足攻拒,一变再变而有船而上可以旋转的炮塔,炮巨甲厚,才成为海上利器。

  但旋转的炮塔,仍有缺点,未能尽善,于是再改为“露台旋炮之制”。定远、镇远两舰,仿此构造,算是最新的兵舰。但镇远工料不及定远,如平面纲甲,改用熟料,而当时造价反增加十万银子。其故何在?令人不解。

  下面谈到快船。王咏霓说:快船专以巡海,亦能深入敌人口岸,辅佐战舰。由于快船的火力不足,因而必须厚甲以自护。其法有二,一是在吃水线下,加厚钢甲;一是在底部装置平面的钢甲,借以防御自上下落的炮弹。而济远舰的构造极不合理,吃水线下无钢甲防护,一遇小炮弹即生危险,吃水不深,易于欹侧。最大的错误是船面加上炮台,形成头重脚轻之势,不但驾驶困难,而且危险特甚。王咏霓断言西洋兵舰,并无这种规制,济远舰是仿照德国不及一千吨的两艘小船所造,而此两艘小船,亦根本没有炮台。

  看到“济远造于伏尔铿厂,初次试为,本未尽善,厂中办事人不自讳言”的话,李鸿章脸色一变,抬头望着张荫桓说道:“李丹崖不致如此冒失吧?我看,王某的这封信,仅凭耳食,未免言过其实。”

  听他这样说法,张荫桓就知道他还未看完,“不见得全是耳食之言。”张荫桓说:“中堂请先看信!”

  于是李鸿章聚精会神往下看,同时小声念道:

  “其失如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

  暑月炎燠,临战仓皇,并难奏技;水管行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今尚泊马拉他,不能随定、镇偕行。

  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诸弊丛生。然大沽口浅,已不能近,烟台、旅顺无碍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吨,何所见不及于此?而炮房之药气闷,令台之布置不密,犹见弊之小者。

  今朝廷加意台澎,饬照仿造,而劼侯、傅相,意见不同,劼侯请俟回华察看,自是慎重,合肥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岂成功期诸二年,而订定不能迟诸两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

  这是指新订购的两艘兵舰而言。李鸿章看到这里,大为气愤,“胡说八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那里是我的意思。六月里,总署有信给我,说台澎孤悬海外,应该从速购备船只,以备不虞。我因为战舰花费太大,所以复信,说暂照济远订购几艘。六月二十四奉到电旨,我还记得全文是:‘着照济远或快船,定购四只,备台澎用。即电商英德出使大臣妥办。船价户部有的款可拨。’你评评,何尝是我错?”

  “中堂不错。本为救急之计,自然不能久待,而况户部有‘的款’是指此时而言,迟延日久,‘的款’也许造了三海的御舫,岂不落空?”

  “着啊!你这才是深知甘苦之意。”李鸿章又说:“至于我给劼侯的信,将来可以问他,我只说:炮不可小于八九口径;甲不可薄于十二寸,如用铁面不可薄于十寸;船速不可低于十五里;吃水不可深于十八尺,这都是相度实情,期望快船能得战舰之用。谋国如此,自觉不为不忠,而局外人横加非议,实在令人灰心。”

  “中堂谋国,有识者无不倾服。不过,言路上的传闻,虽说空穴来风,到底也还另有说法。”

  “什么说法?”李鸿章张大了眼问。

  “如无‘空穴’,何有‘来风’?”

  李鸿章一愣,接着换了副沉着的脸色,“此言有味!”他说,“你听到什么风声?”

  “听说驻德使馆中人,另有信来。盛伯熙就接到一封,预备动折子参李丹崖。”张荫桓说,“盛伯熙的笔锋,中堂是知道的,不动弹章则已,一动必不为人留余地。”

  “噢!”李鸿章问:“还有呢?”

  “总还有人要借此生风。据说,目前有一公论,‘定远船质坚而价廉;镇远船质稍次而价稍涨;济远船质极坏而价极昂!’总而言之,照他们说,一船不如一船!”

  “这些话是从那里听来的呢?”

  “上海《申报》上就载得有。”

  “局外人的浮议,未必可信。”李鸿章不屑地说,“好在李丹崖已经交卸回国,奉旨交北洋差遣,定、镇、济三舰,也快到大沽口了。是是非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是!”张荫桓的本意是来报告消息,原意既达,不必词费,所以起身告辞。

  李鸿章却不愿放他走。李凤苞的毛病在李鸿章自然不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话虽说得坦然,心里却不免嘀咕,希望张荫桓能替他想个化解之方。只是言语之中,袒护李凤苞在先,一时改不得口,唯有先拿张荫桓留了下来,再作计较。

  “如果没有事,你再坐一会……我还有话跟你谈。或者,”他沉吟了一下说:“托你再去打听一下,还有什么人从德国写信来?”

  “是!我晚上再来跟中堂回话。”

  ※※※

  从张荫桓辞去以后,便是接连不断的访客。李鸿章本来是不想见的,但就这一天之间,发觉京中的各种迹象,都对他不利,为了听听消息,也为了笼络朝士,一改本心,尽量延见。

  访客是来巴结的多。因为听说朝廷要大办新政,用人必多,或者想兼差、或者想外放,都得要走手握实权的“李中堂”的路子。此辈见识有限,但消息灵通,所以李鸿章倒听了许多想听的话。

  到了四点多钟,贴身跟班悄悄来提醒,该赴庆王的饭局了。这天,奕劻为李鸿章接风,陪客是总署、军机两方面的大臣,所以等于又一次会议,李鸿章当然要早到。

  果然到得早了,在座的陪客,还只有一个孙毓汶。谈到铁路,他告诉李鸿章说,反对的人很多,不过事在人为,最好准备一份详细的图说,再奏请懿旨定夺。

  “那方便。我三五天以内就可以预备好。”李鸿章答道,“洋匠已经勘查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有详细禀帖,不过用的是洋文,我关照他们加紧赶译就是。”

  “是的。等中堂一交来,军机上立时呈递。”孙毓汶略停一下问道:“中堂的意思是从陶城埠到临清,沿河兴造铁路,如果阿城一带河水漫决,向北冲刷,不会把铁路冲断?”

  “不要紧!洋匠已经顾虑到这一层,近河之处,路基筑高六尺,漫水从没有高过六尺的。”

  孙毓汶点点头又问:“倘或奉旨准行,中堂意中想派什么人督办?”

  李鸿章心目中已经有人,决定派盛宣怀去办。话到口边,忽然警觉,说不定孙毓汶想保荐什么人,倘或落空,难免失望,或者会故意阻挠,这时以敷衍为妙。

  于是他摇摇头说:“此刻那里谈得到此?将来是不是交北洋办,亦未可知。就是交北洋办,派什么人经理,也得请教诸公的意思。”

  “那当然请中堂一力支持。”孙毓汶说,“我看盛杏荪倒是适当的人选。”

  听得孙毓汶称赞盛宣怀,李鸿章不能不留意。因为孙毓汶固然一言一行,无不隐含心计,而对盛宣怀更不能不防。北洋幕府中两类人才,一类讲吏治、论兵略,还保留着曾国藩开府的流风遗韵,论人,大多正人君子;论事,亦多罕言私利。另一类办洋务、辟财源,此中又有高下两等,上焉者如张荫桓,下焉者就是盛宣怀之流,李鸿章在他们面前,就象在贴身侍仆面前一样,毫无秘密可言。事实上李鸿章也是要靠盛宣怀等辈,才有个人的秘密,此所以不能不防。

  他防人的手段,因人而施,对于淮军将领,是造成他们彼此的猜忌,免得“合而谋我”;对于盛宣怀这些人,在陷之以利以外,就是严禁他们另投靠山。不过,盛宣怀固然不必,也不敢出卖自己,就怕孙毓汶别有用心,将盛宣怀拉了过去,自己的秘密如果都落在此人手中,却是大可忧之事。为此,他试探着问:“多说盛杏荪是能员,莱山,照你看,他的长处,到底何在?”

  “盛杏荪是中堂一手提拔的人,难道还不知道他的长处?”

  照这话看,孙毓汶或者已经猜到自己要委盛宣怀办铁路,有意说在前面,以为试探。李鸿章心想,言路上对盛宣怀深恶痛绝,如果自己承认有此意向,一传出去,先招言官反感,益增阻力,还是先瞒着为妙。

  “盛宣怀的长处,我当然知道。不过,知人甚难,要听听大家对他的批评,尤其是阁下的批评。”

  “为什么呢?”

  “那还不容易明白?军机为用人行政之地,何能不听听你对人物的品评?”

  “中堂太看得起我了!”孙毓汶忽然问道:“听说盛杏荪到杭州去了?”

  “他老翁在浙江候补,请假去省亲。”李鸿章又说,“也要去整顿整顿招商局。”

  谈到这里,客人陆续至,而且非常意外地,正要开席的时候,醇王亦作了不速之客。不过他一进来就先声明,他不是来闯席,只是听说大家都在这里,顺路进来看看。

  这一下,使得做主人的奕劻很为难。不留醇王,于礼不合,留下醇王,自然是坐首座,便委屈了李鸿章。想一想只有口中虚邀,暗地里关照,暂缓开席。

  醇王自知不便久坐,觑个便将孙毓汶拉到一边,有一句要紧话关照:“你们跟少荃同席,不必再谈铁路。这件事,八成儿吹了!”

  “怎么呢?”

  “这位,”醇王揸开五指伸了一下,意思是指惇王,“今天不是‘递了牌子’?我刚刚才知道,为的是反对造铁路,当面力争。有几句话说得很厉害,说是铁路造来造去,怕动了西陵的龙脉。上头一听这话吓坏了!派了传谕,明天一早,让我头一起递牌子,说是要问铁路。多半会作为罢论。”

  孙毓汶不即回答,问到另一件事:“那么,官银号呢?”

  “这又是件棘手的事!崇文山到我那里痛哭流涕,真正愚忠可悯!看样子,除非不用洋人,不然就办不成。”

  “合肥迷信洋人。听说他有过后,不用洋人,宁可不办。现在铁路再作罢论,所议的三件大事,倒有两件不成功,而这两件又是合肥的献议,一点结果都没有,似乎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说得是啊!”醇王倒未曾想到,此刻一被提醒,才觉得十分不妥。

  “而况现在还有求于他!”

  这话,醇王也能深喻,有求于李鸿章的,不止于先办北洋一大支海军,还要靠他遮掩着拿海军经费移作别用。这样,就必得设法圆他的面子,否则,他未必肯乖乖听话。

  “王爷,”孙毓汶低声说道:“办不办,王爷在心里拿主意,眼前先不必说破,尽管照合肥的意思降旨。横竖这又不是三天两天便得见分晓的事,且等崧镇青跟陈隽丞复奏了再说。”

  这是指漕运总督崧骏跟山东巡抚陈士杰。修造铁路事关南漕,地在山东,当然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复奏,认为窒碍难行,将来就可以搪塞李鸿章。倘或复奏赞成,也不妨示意言路上折反对。总之要打消此事的手段多得很,眼前能保住李鸿章的面子,不教他怀怨于朝廷,便是上策。

  “你的话不错。一准照此而行!”醇王欣然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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