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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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筵未半,戏也只听了两出,袁世凯与徐世昌便相偕辞去。为了尊重载振的身分,袁世凯事先吩咐:总督动止的仪注,诸如“站班”、“鸣炮”一律不用。到得载振面前,弯着腰低声说了两句客气话,悄悄退下。载振反客为主,直送到滴水檐前,经袁世凯再三辞谢,方始转身回座。

  时间拿得很准,等袁世凯一走,孙菊仙的一出《上天台》已到尾声,接着便是杨翠喜的《三本虹霓关》,一出场便向载振飞了个媚眼,到得与王伯党眉来眼去时,眼风亦总照顾着台下首座的贵人,将载振看得停杯不饮,眼都直了。

  见此光景,段芝贵与“忝陪末座”的王锡瑛作了个会心的微笑,随即又向贴身听差作了个手势,抬来一箩筐簇新的龙洋,五十枚一封,共计四十封。

  戏一完,载振鼓掌喝彩,段芝贵便大声宣布:“振贝子放赏!”

  语声一落,四名穿蓝布大褂,戴红缨帽的听差,将箩筐飞也似地抬到台前,立即动手拆开龙洋的封皮,往台上一撒,但见银光耀眼,满台响声,“哗啦、哗啦”地响过好一阵,方始住手。

  其实,响得虽热闹,只拆了十封,段芝贵便又高声说道:

  “振贝子吩咐,再赏杨翠喜五百两!”

  于是响声又起。这出戏的脚色与文武场面已一字排开,等放赏完了,就在台上请安,打鼓佬扯开嗓子高喊:“谢赏!”

  等清台面,捡完了一千个银洋,杨翠喜已卸了装,由王锡瑛陪着,单独来谢载振。

  “谢谢振大爷!”杨翠喜一面盈盈下拜,一面说道:“你赏得太多了!”

  “不多,不多!”载振笑道:“你唱得实在好!”

  “多谢振大爷夸奖。”杨翠喜站起身来,走到载振身边,提壶替他斟满了酒。

  “你敬振大爷一杯!”段芝贵说。

  “是!”杨翠喜拿起载振面前的酒,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方始说一句:“振大爷请。”

  那细瓷酒杯边沿,留着浓艳的朱痕,载振毫不迟疑地,连酒带杨翠喜的口脂,一起吞入喉中了。

  这时已有听差端来一张方凳,杨翠喜在王锡瑛手势暗示之下,坐在载振的身后,低声问道:“振大爷是那天到的?”

  “今天刚到。”载振半侧着身子跟她答话,同时开始细细打量。

  在载振眼中,杨翠喜占得三个字:黑、白、活。黑的是眉发,白的是皮肤,活的是眼睛。想到她在《小放牛》中的身段,袅娜腰肢,灵活非凡,不由得便涌起无数绮念,竟有些心跳气喘了。

  老于花丛的段芝贵,能从他的眼里看到心中,随即说道:“贝子只怕有点儿倦了。这里另外备有休息的地方,很隐秘的。”

  最后四个字说得很轻,但很清楚,载振会意欣然。“是有点儿倦了。”他说:“能略微躺一躺最好。”

  “是!我来引路。”

  于是段芝贵引着载振离席,杨翠喜起身目送,“临去秋波那一转”在载振心中便仿佛听得她在说:“大爷先请,我马上就来。”

  ※※※

  这是特为布置的一间临时藏娇之处,一个小小的院落,南北相对,各有三间平房。南屋漆黑,北屋却是灯火通明,掀开棉门帘,暖气扑面,满室如春,立刻就觉得皮袍子穿不住了。

  “好暖和!”载振四面看了一下,感觉屋中似乎少了一样东西,想一想才记起,北方入冬,没有一家不生火炉的,只要一进屋就看得见,唯独此屋不然,所以他奇怪地问:“炉子生在那儿啊?”

  “没有生炉子。”段芝贵说:“是用得洋人的法子,安上暖气管子,比炉子来得干净,也没有火气。”

  “喔!”载振问道:“暖气从那儿来呢?”

  “外面用锅炉烧水,用管子把热气接进来就是。”

  “这好!”载振毫不思索地说道:“府里也得装。香岩,这件事,就托你了。”

  “是!马上就办。贝子请里屋坐。”

  段芝贵一面说,一面掀开西屋的门帘,一个梳着条长辫子,约莫十八九岁的丫头,当门请了个安,笑吟吟地喊一声:

  “振大爷!”

  载振的感觉立刻又不同了,似乎到了八大胡同第一流的滑吟小班里。跨进去一看,靠里摆一张大铜床,衾枕俱全,床前是梳妆台,对面壁上悬着一堂屏条,题名《四美图》,是乾嘉时仕女名家改七芗的手笔。靠窗摆一张条案,不过上面不是花瓶、香炉之类的陈设,而是干湿果子、各种洋酒。此外屋子正中还有张通称为“百灵台”的独脚圆桌,虽是紫檀大理石的桌面,但摸上去湿润如玉,自然是因为有暖气管子的缘故。

  “她叫锦儿。”段芝贵指着丫头对载振说“让她招呼吧!我不打搅了。”

  “费心,费心!”载振说:“我息一会就出去。”

  “请贝子尽管休息,外面我会安排,就说贝子已经回行馆了。护卫随从,我亦会好好招呼,不必让他们等了。到时候,我亲自送贝子回去。”

  “那可是再好也没有!”载振再一次拱手道谢:“一切费心,领情之至。”

  “不敢当,不敢当!”段芝贵请安回礼,然后退后两步又关照锦儿:“你可好好招呼。”

  “是!”锦儿答应着,转脸说道:“振大爷,宽宽衣吧!”

  “对了!”载振说道:“你叫人把我的衣包拿来。”

  达官贵人出门,照例有贴身听差,携着衣包,以便饮宴时换着便衣,如逗留时间较长,或者“三、九月,乱穿衣”的天气,携的便衣还不止一套。至于载振之流的头号绔裤,半天作客,要带个大衣包,因为不定玩什么,譬如兴致来了,粉墨登场,戏眼里面就得看天气衬紧身的短衣,就是不玩什么,文文静静地饮酒谈心,到了时候,也得换套同样质料的衣服,颜色、花样粗看无异,细察才知不同,譬如“岁寒三友”的花样,梅花必已由蓓蕾变为盛开。这也是“摆谱”,不过摆在暗处,就比明摆更透着高一等了。

  段芝贵办这趟差,是有整套布置的,载振的衣包早已取来了,锦儿伺候着为他卸去紫貂“卧龙袋”狐嵌皮袍,换上一套夹袄裤,外罩一件极薄的丝绵袍。更衣既罢,满身轻快,载振走到条案边,亲自倒了半杯白兰地在敞口的水晶大酒杯中,双手捧着,一面摇晃,一面慢慢吸饮,视线却只随着锦儿的身影在转。

  “你今年多大了?”

  “一过年就是整数了!”锦儿答说,同时转过身来。势子太猛,长长的辫子一甩,几乎打着载振的眼睛。

  “这么说,今年十九。”载振问道:“可有了婆家?”

  “不知道。”锦儿的声音很低、很快,而且又回身去做事了,抹净百灵台,安设杯筷,共是两副。

  “怎么?”载振笑着问:“锦儿,你打算陪我喝喝酒?”

  “锦儿那有这个福气。”

  “我看你长得很体面,是挺有福气的样子,我替你做个媒好不好?”

  说着,载振一手将她拉过来,一手放下酒杯,便去摸她的脸。锦儿挣扎着,但只是用手护着她的头发,怕碰毛了。

  “你乖乖的,让我香一个。”载振抓着她的弱点威胁:“不然,我弄乱了你的头发!”

  锦儿无奈,闭着眼,撮起嘴唇,让他亲了一下,然后一跃而起,远远躲开。

  载振哈哈大笑,从荷包里摸出一枚金钱,扬一扬说:“来!

  给你。”

  锦儿迟疑了一下,终于走了过来,载振拉住她的手,把金钱塞在她手心里,没有再罗嗦。

  “是金的不是?”

  “你连金子都分辨不出来?”

  “不是分辨不出。”锦儿说道:“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钱。”

  “别说是你,就大官儿家的太太、小姐也没有几个人见过。

  这是宫里老佛爷用来赏人的。”

  “原来是老佛爷赏的!”锦儿既惊且喜,“老佛爷赏了振大爷,振大爷你又赏给我,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我可真是够面子了!”锦儿把那枚金钱,紧紧合在双掌之中,笑着说道:“我得拿回家,让我娘供在佛堂里。”

  听这一说,载振打算再给她一个,刚要伸手去探荷包,只听外面有脚步声响,接着有人轻声说道:“你自己进去吧!好好儿伺候,有你的好处。”

  语声未完,锦儿已抢上去打帘子,载振定睛注视,但觉一片艳光,令人不可逼视。杨翠喜进屋,先跟锦儿道谢:“谢谢你。”

  锦儿微笑不答,只推一推她的身子,于是杨翠喜才转脸对着载振。未曾说话,先抿嘴笑一笑,颊上出现两个极深的酒窝。

  “你一定会喝酒。来!”载振指着条案说:“你爱喝那一种,自己挑。”

  “我那儿会挑?我也不会喝酒,舍命陪君子,有那味儿淡一点的,劳振大爷的驾,给我来一小杯。”

  “最淡的就是葡萄酒,红、白两种,你爱那一种?”

  “我说不上来。”杨翠喜看着那些洋酒说:“红的、绿的、黄的、白的,把我眼都看花了。”

  “要不你来杯薄荷酒。”

  载振从葫芦形的酒瓶中,倒了一杯翠绿的薄荷酒递给杨翠喜。锦儿已将果碟子移到百灵台上:“杨姑娘陪振大爷到这儿来喝吧!”她说,“有几样热菜,我去端了来。”

  说完,长辫子一甩,锦儿掉身而去。杨翠喜便放出浑身解数,伺候载振喝酒。等四个热炒,一个白鱼紫蟹火锅都端了上来,锦儿又有话了。

  “杨姑娘尽管陪振大爷慢慢儿喝,我在对面屋里。”她指着屋角一根丝绳子说,“招呼我,拉铃就行。”

  于是长辫子一甩,双扉紧合,锦儿翩然消失。杨翠喜便将门闩插上,等回过身来时,为载振迎面一把抱住,倒吓了一跳。“我的大爷!”她嗔责地,“你摸摸,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你的胆子真小。”载振却之不恭地去摸她的胸前,如磁引铁,那只手就此粘住在她胸前。

  “是不是,心跳得很厉害?”杨翠喜背一躬,手一撑,从他怀抱里脱出身来,“大爷,你不要喝酒吗?请这儿来坐。”

  “酒是要喝,得有个喝法。你依我的法子我才喝!”

  “喝酒还有法子?”

  “当然!”载振涎着脸说:“赏我一个皮杯,怎么样?”

  杨翠喜摇摇头说:“我不会!”

  “容易得很,我教你!”

  说着含了一口薄荷酒,将嘴唇凑过来,要哺到她嘴里。杨翠喜不愿,载振便用强。两个人扭来扭去,扭到床上,到底让他灌了她一个皮杯。

  “这你该会了吧?”载振笑道:“刚才算我敬你,这会该你回敬了。”

  “我不来!”杨翠喜装作受了委屈似的,“倒不如不要你教,这么一来一往,搞成两个,我太吃亏了!”

  “就要两个才好!”载振甩掉脚上的拖鞋,顺势飞起一脚,踢得帐钩一声响,半边帐门随即卸了下来了。

  ※※※

  听完段芝贵的话,袁世凯沉吟好一会,方始开口:“振贝子要你当随员,自无不可,如说要保你补个实缺,也还不难。至于一省巡抚,我看你不但所望过奢,而且近乎梦想了。”

  “回大帅的话,事在人为。只要大帅肯栽培我,一定可以成功。”

  “我怎么栽培你?”袁世凯说:“我不能为你去讨个没趣。

  你知道的,我不能再碰钉子了。”

  “当然不敢让大帅去讨没趣,碰钉子。我的意思是:第一、请大帅让我去试一试;第二、倘或庆王问到大帅,求大帅说两句好话。”

  “如果问到我,当然替你说好话。”袁世凯答说:“你愿意试一试,我更不必拦你。不过,我看你是枉费心机。”

  听这一说,段芝贵笑嘻嘻地请个安说:“只要大帅准我去试一试,就行了。”

  辞出北洋衙门,段芝贵随即去访王锡瑛。在座还有个姓王的,名叫王贤宾,字竹林,底子是个候补道,分发河南,也是走了段芝贵的门路,得以由北洋调用,现充商务局总办。北洋衙门凡是不能出公帐的开销,都由王贤宾设法向商家去摊派,算得是段芝贵的一个财东。

  “大帅已经点头了。”段芝贵很兴奋地说:“就看两位老得怎么捧我了!”

  “翠喜的事,归我负责。”王锡瑛答说:“我已经跟她的养母说过,狮子大开口要三万银子,慢慢儿磨吧!”

  “也不能太慢……。”

  “请放心!”王锡瑛抢着说:“我有把握,反正振贝子从关外回来,事情必已成了。”

  “还有一点,”段芝贵又说,“振贝子对锦儿亦很中意,最好一起办。”

  “这怕有点难,不过总有办法好想,大不了多花几吊银子。”

  “对了!请你多费心。”段芝贵转脸问道:“竹林,你这面怎么样了?”

  “这个数目是大了点。”王贤宾情商似地:“香公,能不能少一点?”

  “少是决不能少!少了不管用,等于扔在水里。”段芝贵想了一下说:“我也知道数目是大了点,这样吧,一半作为我暂借如何?”

  “只要有,香公的事,还能不尽心?实在是银根紧,利息又重,要借都很为难。”

  “谈到利息就好办了。准定我借一半吧!来,来,我立笔借据,益孙做见证。”

  “益孙”是王锡瑛的别号,他当然帮助段芝贵,毫不迟疑地说:“好!我做见证。”说着,便亲自去揭开墨盒,等段芝贵来,写借据。

  “益孙,”段芝贵说,“你替我写,我亲笔签押就是。”

  于是王锡瑛取一幅花笺,提笔写下一张借据:“借到库平五万两整,以供筹建行省之用,尽本年一年内完清不误。”接着段芝贵坐下来签押,所署的衔名是:“黑龙江巡抚段芝贵。”

  这近乎儿戏了!然而此又是何事,而可儿戏?王贤宾听说过,买枪手中举人,酬金是一张借据,署名“新科举人”某某,枪手有功,自可凭据索债,否则“立据人”既非“新科举人”,这张借据自当视之为伪造。如今段芝贵略师其意,写下这么一张借据,看他下笔略无踟蹰,竟是十拿九稳的模样,王贤宾不觉大受鼓舞,决定投注大赌一次。

  因此,当段芝贵将这张借据递过来时,他敛手不接:“香公简直骂人了!承香公抬举,我怎么样也得把那个数儿凑出来。”他故意想了一下说:“家母手里有三万银子,是打算将来捐一品诰封用的,我跟家母去商量,先挪了来凑数再说。”

  “这就承情不尽了。”段芝贵说:“请转告令堂,一品诰封,我包她老人如愿。竹林,跟你说实话,东三省不设省则已,设省,少不了有我一个巡抚,那时你跟益孙俩,要什么差使,随你们自己挑。”

  这个愿心一许,王贤宾更为起劲,多方张罗,凑足了十万银子去复命。段芝贵做事倒也有分寸,仍旧请王资宾保管,因为这笔巨款是送奕劻的寿礼。明年二月二十八,是他七十整生日,为时尚早。当然,也要看看情形,万一东三省改制一事,不易实现,这一大笔银子就不妨省下了。

  ※※※

  徐世昌与载振出关不久,王锡瑛就跟杨翠喜的养母谈好了,身价银子一万二千两。另外打首饰、做衣服,连带买房子、置家具,总共花了两万银子,为载振在天津筑成一座金屋。

  这一切都故意不让载振知道,因此等他回天津,在北洋总督衙门吃了袁世凯的洗尘酒,送到行馆时,不觉诧异。因为桌椅床帐,式式皆新,而颜色十分俗气,大红大绿,似乎只有在洞房中才有这样的布置。

  “这是什么地方呀?”

  “振大爷怎么连自己的小公馆都认不出来?”王锡瑛赔着笑说。

  载振一时被蒙住了,正在咀嚼他这句话时,只见屏风后闪出一条影子,人面未见,辫梢先扬,这下他恍然大悟了。

  “原来是锦儿!”

  “大爷可回来了!”锦儿请个安,走过来接过载振手中的帽子,特意看一看说:“大爷又黑又瘦,可知是吃了辛苦了。”

  载振想伸手摸她的脸,顾忌着有客在,因而缩手。见此光景,段芝贵跟王锡瑛交换了一个眼色,取得了默契。

  “振贝子请休息吧!”段芝贵说:“我明天再来请安。”

  “慢着!香岩,”载振一把拉着他说:“这是谁出的主意?”

  “主意是我出的,不过全仗他一手经营。”段芝贵指着王锡瑛说。

  “效劳不周!”王锡瑛笑嘻嘻地躬身说道:“请大爷包涵。”

  载振感动的心情,完全摆在脸上,踌躇了一下,拱拱手说:“多承费心,一切心照不宣。”

  等客人告辞,锦儿掀开卧室的门帘,只见红木梳妆台上,点着明晃晃的一对花烛,床沿上端坐着盛装的杨翠喜,看见载振,慢慢站起身来,垂着头,低声说道:“拿红毡条来!”

  声音虽低,载振听得很清楚,知道这话是跟锦儿说的,拿红毡来,自然是要行大礼,觉得大可不必。

  “算了!算了!”他说:“明儿个进了京,给王爷、福晋磕头就是。”

  “王爷、福晋面前,自然要磕头,不过……。”

  杨翠喜的声音很低,说得“不过”两字,再无下文。载振只以为自己没有听清楚,便追问着:“不过什么?”

  “回头再说吧!”杨翠喜顾左右而言他地:“锦儿,你还是把红毡条拿来。”

  “不必,不必!”

  “大爷,你也别客气了。头一回,就受姨奶奶一个头吧!”

  一个辞、一个让,亏得有锦儿从中撮弄,场面才不致太尴尬,等草草行了礼,锦儿却又开口了。

  “大爷,你也不能白受这个头,是不是?”

  “是啊!”载振摸着额头,茫然地问:“我该怎么着呢?”

  杨翠喜与锦儿看他那傻傻的神气,不由得都“噗哧”一笑,这使得载振更糊涂了。

  “大爷,”锦儿终于明说了,“给见面礼儿啊!”

  “喔!喔!”载振被提醒了,“事先不知道,没有预备怎么办呢?”

  “原是个意思。大爷不拘什么给一样,有那么一回事就行了!”

  载振身上挂的小零碎不少,但金表之类,不是不宜于妇人佩戴,便是礼轻了些。想了一下,把在外国买的一个钻戒,从小指上卸了下来,拉起杨翠喜的左手,亲自替她戴在无名指上。

  杨翠喜喜出望外,那枚戒指上的钻石,足有黄豆那么大,又经名工切割琢磨,“翻头”特佳,只要一伸手,没有一个人不是耀眼生花。杨翠喜不止想过一次,人生在世,能有一天戴上这么大的一个钻戒,那就真不算白活了。

  梦想成真,反不易信,她定睛看一看钻戒,又看一看载振,不自觉地问:“大爷,我在做梦不是?”

  “这算得了什么!”载振话一出口,才想起语气近乎轻视,怕伤了美人的心,便紧握着她的手说:“这个戒指才七克拉多一点,几时我再替你买个大的。”

  “我都不知道再大是什么样子?”她将白得欺霜赛雪的一只手转动了两下,望着晶光乱射的钻戒说:“就这‘翻头’,只怕瞎子也得睁开眼来看。”

  载振正要答话,觉得眼前仿佛有影子闪动,这才意会到有锦儿在,急忙喊住她说:“锦儿,你别走,我有东西赏你。”

  “是!”锦儿站住脚,脸上绽开了笑容。

  载振却为难了,一时想不起有何物堪供赏赐之用,因而微带窘笑地问:“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大爷给我一张纸。”

  “一张纸!”载振愕然,“什么纸。”

  “契纸。”

  “是她的卖身契。”杨翠喜已知载振对锦儿亦颇眷恋,正好借此将她撵走,还卖一个人情,所以不慌不忙地说:“锦儿是有婆家的……。”

  原来锦儿是王锡瑛家雇用的一个丫头,只为善伺人意,所以当时才派来招呼载振。及至一段两王定计,为载振构筑金屋,便仰承意旨,罗致锦儿为绿叶之助。锦儿是有婆家的,自然不愿,王锡瑛托人去交涉,威胁利诱,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以两千银子换得了锦儿父母盖指印的一张卖身契,如今是存在杨翠喜手里,也算得是她的嫁妆之一。

  两千银子在载振是小事,已入樊笼一头百灵鸟,让它振翅飞去,却有些舍不得。见此光景,杨翠喜故意说道:“大爷,我看这么着,让锦儿跟我姊妹相称吧!”

  一听这话,载振知道自己的心事已为人窥破了,急忙掩饰地说:“不行,不行!我没有那么大的艳福。”

  “我是真心话!”杨翠喜特意再钉一句。

  “我的话也不假。”

  “大爷真是这样,那也就等于赏了锦儿两千银子。”

  “这不是两千银子的事,她的契纸还不知道在那儿呢?”

  “在我这里。”杨翠喜脱口相答,立即开梳妆台抽斗,将一张墨迹犹新的契纸取了出来,交到载振手里。

  “好吧!”载振无奈,自嘲似地说:“这也算积了一场功德。”

  说着,将锦儿的契纸就着烛火烧掉了。

  这好象有点煞风景,但怅惘亦只是片刻间事,因为杨翠喜了解他此时若有所失的心情,加意卖弄风情,轻颦浅笑,处处有余不尽,把载振的一颗心鼓荡得热辣辣的,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缱绻终宵,直到第二天午后才见他露面。

  这一天晚上少不得还有一番热闹,除了袁世凯与徐世昌,天津官场中够得上跟“振贝子”说句话的官儿,差不多都到齐了,段芝贵还特意让他的太太招呼杨翠喜。与载振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官绅,亦早由段芝贵分别通知,不妨带女眷来贺喜。所以厅上筵开五席,里面亦有两桌堂客,个个浓妆艳抹,但谁也比不上杨翠喜的颜色,个个珠围翠绕,但谁也比不上杨翠喜那只七克拉的钻戒来得令人眩目。这就不但杨翠喜始终有如梦似幻的感觉,载振亦是得意非凡,以致酩酊大醉,语无伦次,抱着段芝贵直喊:“二哥!”

  ※※※

  当载振沉醉在温柔乡时,袁世凯与徐世昌却连日深谈,决定了好几件大事。徐世昌告诉袁世凯说,奉天官库蓄积之富,出于任何人的想象,总数不下一千万之多。只是盛京的官制特殊,既有六部,又有将军,彼此不相统属,如今六部虽裁,事权并不全归于将军,而官库分散,度支出纳并无一个综其成的专官,所以东三省究竟有多少公款,谁也不知道。这次是徐世昌一处一处考查,暗中记数,才能探知底蕴。他本有意出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至此心意益坚,坦率要求袁世凯玉成其事。

  “当然,东三省有那么多钱,与我姓徐的个人不相干。我只觉得东三省地大物博,颇有可为,不过开发非先下资本不可,既然有现成的财源在,为什么不好好运用?”徐世昌又说:“北洋与东三省关系密切,只要东三省有办法,首先北洋的协饷,是不必愁的了。”

  “我在北洋,只怕亦不久了。”袁世凯说:“不过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效劳。菊人,除了瞿子玖一关,要你自己设法以外,此外,都归我负责。”

  “你有这句话,我的事可算定局了。”徐世昌略停一下说:“我想借重唐少川,保他当奉天巡抚。第一、俄国、日本虎视眈眈,这个外交,非唐少川不能办;第二、将来东三省大兴铁路,唐少川亦是内行,集事比较容易。”

  “唐少川对铁路并不内行,内行的是梁燕荪,这且不去说它。菊人,我倒想问,除了奉天以外,吉、黑两省,你夹袋中有人没有?”

  “没有。”徐世昌说:“如果慰庭你没有人,我想把这两个缺留给大老跟瞿子玖。”

  “瞿子玖不会荐人给你的。如今你敷衍的不好,说不定连总督都保不住,敷衍得法,他不会荐个巡抚来制你的肘。这一点,菊人,你先得认清楚。”

  徐世昌点点头说:“我知道。东三省总督不是我,就是岑三。”

  “对了!岑三的事,我们回头谈,先说吉、黑两省。”袁世凯略停一下说:“你留一个缺给振贝子好不好?”这话让徐世昌不能不考虑了,想了打一会说:“我是在想,东三省初改官制,观瞻所系,必得很漂亮的人选,才能一新耳目,造成声势。如果振贝子夹袋中的人物,太不够格……。”说到这里,徐世昌突然顿住,然后做了个不顾一切的表情,“嗐,算了,我遵命就是。”

  这是把情卖给袁世凯,意中已知段芝贵已取得袁世凯的支持,所以有此一番做作。见此光景,袁世凯当然要表示领情。“说实话,段香岩颇有非分之想。”他说:“你帮他一个忙,就算帮我的忙。”

  “言重,言重!”徐世昌提醒袁世凯说:“帮香岩的忙,得打你这儿开始。”

  接着话题转向岑春煊,以靖匪为名,将他从两广调到云贵,是极狠的一着棋,历来掌权枢臣,摆布封疆大吏,大致都用此手法。只要挟得动天子,诸侯无不俯首听命,敢怒而不敢言,唯独岑春煊是例外。

  当然,他也还不敢公然抗旨,只是托病就医,逗留在上海,至今两月有余,并无赴任的迹象,使得袁世凯越来越不安了。

  “岑三决不肯到任,是很明白的事。”袁世凯说:“他敢于如此,一则自恃帘眷,再则有瞿子玖撑腰,也是很明白的事。如今猜疑的是,到底不知其意何居?菊人,你想过没有?”

  徐世昌当然想过。够资格当东三省总督的,除了赵尔巽,就是岑春煊,赵尔巽舆情不洽,难与其选,唯有岑春煊才是劲敌。不过,他冷眼旁观,认为岑春煊志在直隶,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是东三省。如果自己抢先一步,把东三省拿到手,等于绝了岑春煊的退路,袁世凯的处境就更难了。

  反过来说,袁世凯若是攻不倒,岑春煊督直不能,就会转移目标到东三省。照此来看,他跟袁世凯休戚相关,唯有制服了岑春煊,大家才能安心。而制服岑春煊的法子,他一再盘算,始终认为只有调虎离山,才是上策。

  “上头也知道,岑三不愿意到云贵。如果只催他假满赴任,除非严旨,这在上头是不肯的。我在想,能不能另外找一处地方给他?”

  袁世凯点点头,“我也这么想。”他说:“这件事,一回京就要办,拖久了于你很不利。”

  这是很坦率的说法,一拖拖到东三省改制,岑春煊出任东三省总督的机会,比徐世昌大得多,此即所谓“不利”。不过,事实是无法拖得那么久的。

  “他已经续假两次,为时三月了。”徐世昌说:“疆臣请假,从来没有这么久的,而况他在上海,酬酢几无虚日,亦不象就医养病的样子,所以,”徐世昌加重了语气说:“只要找到了地方,不怕他不赴任。”

  “我倒想到了一个地方,你回京跟大老去商量,要找机会,最好急如星火,要他赶到任上,那就连请训都不必了!”

  “好!”徐世昌心领神会地,“一定不让他进京请训。”

  ※※※

  正月初三,诸王贝勒、近支亲贵,进宫贺年。正式朝贺以外的家人之礼,向例只有宣宗一支的皇室才得参与,近年来规矩宽了,奕劻父子以及支派更远的肃王善耆,亦得随班行礼,躬与慈禧太后所赐的茶果之宴。

  “今年跟往年不同了。”在闲叙家常时奕劻从从容容地说:“仰赖皇太后、皇上的鸿福,大局已定,国家转弱为强,指顾间事。奴才在想,皇太后操劳多年,今年万寿,实在应该好好热闹一下。”

  此言一出,醇王载沣首先附和:“应该,应该!”

  其他人虽未应声,却都望着坐在慈禧太后身边的皇帝,他略有些局促地转脸说道:“庆亲王、醇亲王所奏甚是。儿子请懿旨,可否颁发上谕,筹备庆典?”

  “没有这个道理吧!”慈禧太后说:“又不是整生日,而且时候也还早。”

  这表示不反对“热闹一下”,只是不颁发上谕。奕劻仰体意旨,立即接口:“奴才几个先去商量筹备,到时候再请旨明发上谕。”

  “好,好!”皇帝不能不表现得很热心的样子,“你们去筹备,该怎么办,随时请懿旨。”

  “实在可以不必。”慈禧太后说:“物力维艰,何必糜费?”

  “天子以四海颐养圣母,皇太后以民生在念,力戒糜费,臣下自当谨遵懿旨。”奕劻紧接着说:“普天之下,无不仰赖皇太后的庇佑,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请皇太后、皇上把这件大事交给奴才去办,奴才总在一不动库款,二不累地方这两个宗旨之下,体体面面地给皇太后上寿。”

  “能这样,我又何乐不为?”慈禧太后笑着回答,却又转脸问说:“皇帝看呢?”

  习于缄默的皇帝,自我练成一套善于听话的本事,知道奕劻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词中,顶要紧的一句话是:“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库款不动,地方不累,但责成大小官员报效,即是间接动库款、累地方,而且报效就得议奖,很可能由此又大开捐纳幸进之门。而且很想找句话点醒奕劻,莫借此因由,聚敛自肥,只是碍着慈禧太后,颇难措词。就在这沉吟之际,自己剥夺了可以说一句话的机会。

  “只要不动库款,不累地方,皇帝自然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不过,”慈禧太后又宕开一笔,“你们看情形吧!总之,千万不要勉强。”

  ※※※

  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

  暗中虽有布置,而表面上,岑春煊声色不动,打点行装,准备上任,饯行的宴会,一直排到两个月以后。而在这两个月之中,京里不断有消息来,说奕劻七十整寿,收礼收了上百万银子,光是段芝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为整顿东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朱家宝是云南人,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谕,以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这在岑春煊亦不感觉意外,因他早就听说,办铁路发了财的朱宝奎,辇金入京,走庆王的门路,不日即将大用,如今政以贿成,由段芝贵、朱宝奎两个的新命证实了。

  而就在这一天接到瞿鸿玑的一通辗转递交的密电,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经周全,便按照预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轮西行,到了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

  这个电报到了军机处,奕劻心里不免嘀咕。他在想,目前四川相当平静,并没有什么土匪闹事亟待剿抚的情事,拒绝岑春煊入觐的请求,似乎难于措词,倒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那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玑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

  “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复,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五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玑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玑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督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的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呢?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么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刮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今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那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

  “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已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噎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大家,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

  万想不到,竟没有人会感动!”

  “大法才能小廉,庆亲王奕劻既贪且庸,身为元辅,已然如此,如何还能责备他人?”

  慈禧太后一愣,感觉中从未有人敢这样攻击一位亲王,所以一时竟无从置答,定定神才想起有一句该问:“你说庆王贪,有什么证据?”

  此一问在岑春煊意料之中,随即答说:“纳贿之事,唯恐不密,授受之间,双方都不肯落下凭证的。不过,臣记得在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任内,查得新简出使比国大臣周荣曜,本来是粤海关的书办,侵蚀洋药项下公款两百多万银子,奏参革职拿办。那时庆王正管外务部,周犯出使,就是他保的,这不是受了贿,是什么?”

  这重公案,慈禧太后是记得的,也想起李莲英为他辩解的话,随即说道:“奕劻人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当国之人,何等重要?岂可以上人的当来作为辩解?”岑春煊简截了当地说:“此人不去,纪纲无从整顿。”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姑且问道:“懿亲之中,少不更事的居多,有什么人能接他的手,你倒不妨保荐。”

  这话颇出岑春煊意外,不过他也很机警,从来君臣召对,往往在一两句话上判荣辱。此是何等大事,万万不可孟浪!

  想停当了,便即答说:“军机大臣乃皇太后、皇上特简之员,臣何敢妄保?这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询时政,是以披肝沥胆,不敢一毫隐瞒。”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你的忠心,我是早就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话,尽管从实回奏。”

  见此光景,岑春煊心知时机成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臣自上海动身时,想到应奏的事极多,而牵涉庆王奕劻,关系重大,不得不进京面陈。如今虽蒙皇太后、皇上详细询问,还觉得未尽所怀,马上又要远赴四川,不知陛见何日。臣实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四川路又远,来去又不便,怎么得想个法子,把你调在近处,我们君臣才常有见面的机会。”

  听得这一说,岑春煊连连碰头,“蒙皇太后、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他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以臣私心,实在想留在京里,为皇太后、皇上做一条看家的恶狗。”

  如此自譬,真是近乎愚忠了!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岑春煊,你的话说得太重了!”她说:“我们母子西巡的时候,如不是有你照料,那有今天?我常跟皇上说,总别忘了岑春煊!说实话,我久已拿你当亲人看待。近几年你在外面带兵剿匪,这都是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我不能把你带进京来。我这个意思,你应该知道。”

  “是!”岑春煊答说:“臣岂不知受恩深重,内外无别?不过譬如种树,臣在外面,不过修剪枝叶,树的根本,是在政府。倘或根本上让人把土挖松了,枝叶再好,经不起大风一起,根本推翻,树都倒了,枝叶再好有何用处?臣想留在京里,就是想替皇太后、皇上在根本上下点工夫。”

  “你说得不错!”慈禧太后下了决心,“好在四川现在安静了,我亦希望你在京里办事。明天就有旨意,你先下去吧。”

  第二天果然有了上谕,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岑春煊内调为邮传部尚书,原任尚书张百熙二月间出缺,由瞿鸿玑的安排,派林绍年署理,此时让出来亦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奕劻大起戒心,但看岑春煊正红得发紫,料知反对不掉,反而很热烈地表示赞成,而且一回到军机处,立即派人持着他的名片,到广西会馆去报信道喜。

  可是岑春煊却不领这个情,谢恩的折子未上,先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只碰头,不称谢,开口说道:“本部侍郎朱宝奎,市井小人,只为善于钻营,才能承办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拿昧心钱贿赂军机处,才能当上邮传部侍郎。

  如果该员在部,臣实在羞与为伍。”

  慈禧太后大为诧异。她当然知道,岑春煊所说的“军机处”,其实只是指庆王奕劻,因为朱宝奎出于奕劻的保荐,同时也相信岑春煊所言不虚。朱宝奎能跻身卿贰,她亦听人说过。造沪宁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先借三百二十五万镑,工程未半,经费花得光光,只好续借六十五万镑。借款的合约,比那一条铁路都来得苛刻。最吃亏的是,借款合约一成立,便须设立总管理处,委员共五名,中、英各二,但总工程师为当然委员,以二对三,中国变成少数,大权全落英国之手。此事由盛宣怀创议,亦由盛宣怀经手,而从中奔走牵线的就是朱宝奎,岑春煊说他“勾结外人,吞没巨款”,事原不假。

  “朱宝奎真有劣绩,当然应该革职。”慈禧太后问道:“总得有个罪状,才可以明白降旨!”

  “就说是参好了。”

  慈禧太后想一想答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有此承诺,岑春煊方始正式谢恩。等他回寓所不久,便有上谕:“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这一下震动了九城,无不诧为奇事。各部的尚书、侍郎同称“堂官”,并非长官与僚属。而岑春煊以未到任的堂官,竟能劾去已在职的堂官,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闻。

  岑春煊当然得意极了!而大惊失色的当然是庆王奕劻。尤其使他难堪的是,同时还有一道上谕,派他管理陆军部,责成他整顿一切,而紧接着有一段话:“现在时事艰难,军机处综司庶政,所有各衙门事务,该王大臣皆应留心察核。嗣后内外各衙门务当认真办事,倘再因循敷衍,徇私偏执,定予一并严惩!”就连奕劻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道上谕是瞿鸿玑主稿,轻描淡写的“一并”二字,等于一个信号,围剿奕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当夜便有人将早就拟好的一个奏折,重新修改缮正,第二天递了上去。

  此人叫赵启霖,字芷孙,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刘可杀”一榜的进士,点了庶吉士,改为御史。由于同乡的关系,赵启霖跟瞿鸿玑很接近,是在门生之列。从回銮以后,出“钦命题”以及各种考试,常由瞿鸿玑主持,所以称他“老师”的人很多。

  这赵启霖平时侍坐,常见瞿鸿玑一提起奕劻的细大不捐,袁世凯的揽权跋扈,总是痛心疾首的模样,而提到岑春煊,则赞许他清刚质直,因而默喻于心。从段芝贵献美得官的新闻一传,他就决心以白简搏击,瞿鸿玑劝他稍安毋躁。及至岑春煊进京,看他竟有如此的声威,方始恍然,原来“老师”早有安排,而此刻是作桴鼓之应的时候了!

  御史的奏折,称为“封奏”,其实奏折无不固封,辗转递至内奏事处,用黄匣呈上御前,亲自拆阅以后,才发交军机处按规制处理。只是弹章特称“封奏”,关防格外严密,慈禧太后拿赵启霖的奏折,才看了两行,不觉精神一振,因为段芝贵的事,她隐约有所闻,老想问一问,却无人能知其详,这个奏折恰好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于是,她亲手将灯移一移近,从头看起。

  “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夤缘亲贵,如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者!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经在袁世凯府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夤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体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躆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

  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唯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矣!’

  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绾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贻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官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纲纪之处,伏候圣裁。”

  原来有这样的内幕!慈禧太后想起岑春煊前几天对奕劻的攻击,毫不迟疑他用朱笔评了两个字:“彻查”!同时将原折从“以一万二千金”至“以为庆王奕劻寿礼”这一段文字旁边,密密加点,表示彻查者何事。

  这是头一天晚上看的奏折,第二天凌晨由执班军机章京向内奏事处领去,名为“早事”,向例由领班大臣先看。但瞿鸿玑久在军机处“当家”,可以不顾此例,看到赵启霖这个折子,微微一笑,声色不动地静等庆王奕劻到来。

  其实庆王奕劻已得信息,是由李莲英传来的。慈禧太后这天起身,神色颇为不愉,李莲英从她口风中得知其事,悄悄告诉了大格格——荣寿公主。她跟李莲英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从未期望慈禧太后会成为“女中尧舜”的宋朝宣仁太后,可也不在乎她是不是女皇帝武则天,他们只把她看成当了几十年的家,至今仍非她才能约束一大家子人的一位老太太,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辛苦了一辈子,至今年过七十,犹须事事操心,那还不该让她过几年舒服日子?

  因此,大格格与李莲英在宫中上下联络,务求安静,尤其不可惹慈禧太后生气,如今眼看要起大风波,当然得赶紧想法子平息。因此,大格格同意李莲英的主意,把这个消息托内务府大臣世续转告奕劻,让他自己早自为计。

  奕劻当然震动了!一面托徐世昌与那桐料理其事,一面赶进宫去,在轿子里心问口、口问心地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因为如此,到得军机处,看到了赵启霖的奏折,还能够保持平静。“子玖!”他说,“既有朱笔‘彻查’,我应该回避,这件事就拜托足下主持了,今天我已不便再上去,请你在两宫面前代为声明。”

  瞿鸿玑没有想到他竟有这样子的沉着,神色肃穆地想了一会答说:“王爷的处境,确实很尴尬,有话我可以代奏。”

  “我没有什么话,只请皇太后、皇上简派大员彻查。”

  “王爷看派什么人好?”

  “这,”奕劻摇摇头说:“我不便表示意见。”

  “那么,”瞿鸿玑又问:“上头如果问到段芝贵,该怎么答奏?”

  奕劻将原奏又拿起来看了一回,方始答说:“段芝贵是有功之人,出身不高,是另一回事。日俄战争那两年,陪北洋的日本顾问,到火线去过好几次,关外的情形很熟,跟日本人也有交情。”

  略停一下,奕劻再说:“徐菊人跟我商量,说这新设督抚,日本跟俄国一定处处跟中国为难,将来的纠纷必多,交涉也很难办,总得人地相宜才好。奉天借重唐少川,就是为此,黑龙江派了段芝贵也是这个意思。如今既然有人参了,我亦不能再说什么,请旨办理就是。”

  “是了!请旨办理。”

  ※※※

  “这段芝贵到底是什么人?”慈禧太后问。

  “据庆亲王说,是有功之人。”瞿鸿玑将奕劻的话说了一遍,加上自己的意见:“但如进用不以其道,怕从此开了幸进之门,关系不浅。”

  “你说进用不以其道,是说段芝贵真的行了贿?”

  “不是!臣不敢这么说。”瞿鸿玑答说:“段芝贵没有补过实缺,亦没有送引见,就派任巡抚,过去尚无其例。”

  “是啊!”慈禧太后说:“道员放缺,都要先引见,如今居然有我跟皇上都没有见过的巡抚,这不叫人奇怪?既然如此,应该先撤他的藩司。”

  “是!”瞿鸿玑问道:“朱笔‘彻查’,照规矩,至少简派一位亲王,一位大学士,请皇太后、皇上的旨意。”慈禧太后略略想了一下吩咐:“派醇亲王跟孙家鼐好了。”

  瞿鸿玑承旨退了出来,就在乾清宫西面,专为军机休息用的板屋中,拟了两道上谕。一道是:“段芝贵着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一道是:“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段芝贵夤缘迎合,有以歌妓献于载振,并从天津王竹林借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实,均应彻查。着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

  写完又检点了一番,正要装匣递上时,太监来宣召,指定只要瞿鸿玑独对。原来慈禧太后心细,想起段芝贵既已无庸署黑龙江巡抚,遗缺便应另觅替人,要问的便是这件事。

  瞿鸿玑当然也曾想到这一点。本意要问一问徐世昌,另外照规制开列“一正两陪”的名单,听候朱笔圈定。如今慈禧太后既已问到,不能无以为答,同时也觉得这正是为自己增添声威的好机会,所以略想一想,便即答说:“江西藩司程德全,曾任吉林滨江道,资历相当,人地相宜,可否请旨简派?”

  “程德全?”慈禧太后问道:“是四川人吗?”

  “是,他是四川云阳人。”

  “什么出身?”

  “记得是廪生出身,他久任外官,很能实心任事。”瞿鸿玑紧接着说:“他当滨江道,正是日俄战争的那两年,日本追俄国军队,打算开炮,程德全怕伤了百姓,拿身子挡住炮口不让开,日本军只好依他。”

  “这样说起来,真是个好官。难得!难得!”慈禧太后赞叹不绝地:“就派他去。”

  于是又补了一道以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上谕,随即发了下来。奕劻一看段芝贵的处分,冷笑说道:“还好,不是解任听勘。”

  话一出口,不免失悔,何必有此为段芝贵不平的语气?好得瞿鸿玑不在面前,牢骚也大可不必再发,当下起身就走,赶回府找那桐跟徐世昌去商量。

  ※※※

  “不会有什么风波,王爷请放心!”那桐安慰地说:“燮老中正和平,醇王决不会有意见,事情不难办,只是王爷的面子上难看了一点。”

  “这时候还管面子不面子!”奕劻问道:“孙燮臣那里,是不是该招呼一下?”

  “是!我跟菊人商量过了,他去最好!”

  “对了,菊人辛苦一趟吧。你去比较不落痕迹。拜托!拜托!”

  “王爷言重了。”徐世昌说:“原是义不容辞的事。只是如何说法,先得跟王爷请示。”

  这有点故意作难的意味,奕劻不免尴尬。照道理说,既然有求于人,便当开诚相待,然而纳贿十万之巨,说来自觉汗颜。因而讷讷然地把张老脸涨得通红。

  见此光景,那桐替他解围,“菊人,”他说:“君子可欺其以方。”

  这意思是在孙燮臣——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面前,来个概不承认。不过徐世昌不会那么傻,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已经想好了说法,孙家鼐问起案情,只回他一个“不知其事”就是。

  “还有件事呢,唉!”奕劻重重地叹气:“这个畜生,替我惹多少祸!”

  “畜生”当然是骂载振,“还有件事”便是载振纳宠那件风流公案。那桐答说:“这更不必王爷费心,把人送走就没事了。”

  “喔,”奕劻问道:“回天津?”

  “是!”

  “可是……”

  “王爷,”那桐知道他的意思,“当然会有妥当的安排,足能遮人耳目。”

  “那好!实在费心了。”奕劻不胜伤感地说:“七十之年,遭此奇辱,想想这口气真咽不下。琴轩,你看着好了,京里只怕从此要多事了。”

  “也不尽然!”那桐毫不在乎地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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