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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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洋场的人,特别是经常在花天酒地中的,都有迟睡迟起的习惯;古应春因为有生意要照料,起得还算早的,但也要九点钟才下床。这天八点钟就有娘姨来敲房门;说号子里派了人来,有话要说。

    “什么话?”古应春隔着窗子问。

    “杭州有位刘三爷来。人在号子里。”

    “哪个刘三爷?”睡眼惺松的古应春,一时想不起是谁。七姑奶奶在后房却想到了,掀开帐子说道:“不是刘不才刘三爷吗?”

    “是他?不会是他!”古应春说,“刘三爷也是自己人;一来,当然会到这里来,跑到号子里去干什么?”“老板娘的话不错。”号子里的伙计在窗外接口,“本来是要请刘三爷到家里来的。他说,他身上破破烂烂不好意思来。”

    果然是刘不才!这个意外的消息,反替古应春带来了迷茫,竟忘了说话。还是七姑奶奶的心思快,胡家的情形还不知道,也许有了什么不幸之事;如果让胡雪岩知道了,一定立刻要见他,当面锣,对面鼓,什么话都瞒不住他,大是不妥。

    因此,她便替丈夫作主,吩咐伙计先回号子,说古应春马上去看他;同时叮嘱下人,不准在胡雪岩面前透露刘不才已到上海的消息。

    “想不到是他来了。”古应春说,“你要不要跟我一道去看他。”

    “自然要罗!”

    夫妇俩一辆马车赶到号子里;相见之下,彼此都有片刻的沉默。沉默中,古应春夫妇将刘不才从头看到底,衣衫虽然褴褛,精神气色都还不错,不象是快饿死了的样子。

    “刘三叔!”终于是七姑奶奶先开口,“你好吧?”“还好,还好!”刘不才仿佛一下子惊醒过来,眨一眨眼说:“再世做人,又在一起了,自然还好!”听得这话,古应春夫妇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胡家呢?”七姑奶奶问道,“都好吧?”

    “逃难苦一点,大大小小轮流生病,现在总算都好了。”“啊——!”七姑奶奶长长舒口气,双手合掌,当胸顶礼:“谢天谢地。”然后又说:“不过我倒又不懂了,杭州城里饿死的人无其数——。”说到这里,她咽口唾沫,将最后那句话缩了回去。

    那句话是个疑问:饿死的人既然无其数,何以胡家上下一个人都没有饿死?刘不才懂她的意思,但不是一句话所能解释答得了的,“真正菩萨保佑!要谈起来三天三夜说不尽。”他急转直下地问道:“听说雪岩运粮到过杭州,不能进城又回上海。人呢?”

    “他一场大病,还没有好。不过,不要紧了。”七姑奶奶歉意地说:“对不起,刘三叔,你现在还不能跟他见面;等我们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王抚台是不是真的殉节了?”“死得好,死得好!”凡事吊儿郎当,从没有什么事可以教他认真的刘不才,大声赞叹,“死得有价值。王抚台的官声,说实在的,没有啥好;这一来就只好不坏了,连长毛都佩服。”据刘不才说,杭州城陷那天,“忠王”李秀成单骑直奔巡抚衙门,原意是料到王有龄会殉节,想拦阻他不死;可是晚了一步,王有龄已朝服自缢于大堂右面的桂花树下。李秀成敬他忠义,解下尸首,停放在东辕门彭亭左侧,觅来上好棺木盛殓;王家上下老幼,自然置于保护之下。

    “长毛总算也有点人心。”七姑奶奶问道:“不是说要拿王抚台的灵柩送到上海来吗?”

    “那倒没有听见说起。”

    “满城呢?古应春问:“将军瑞昌,大概也殉节了?”“满城在三天以后才破——。”

    在这三天中,李秀成暂停进攻,派人招降,条件相当宽大,准许旗人自由离去,准带随身细软以外,另发川资;同时将“天王”特赦杭州旗人的“诏旨”送给瑞昌看,目的是想消除他们的疑虑,而效用适得其反。也许是条件太宽大,反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败军之将归旗,亦必定治罪,难逃一死;反倒失去了抚恤,甚至还褫籍,害得子孙不能抬头,无法生活,所以瑞昌与部将约定,决不投降。

    于是三天一过,李秀成下令攻击,驻防旗人,个个上阵,极力抵抗;满城周围九里,有五道城门,城上有红衣大炮,轰死了长毛三千多人,到十二月初一午后城破。将军瑞昌投荷花池而死;副都统杰纯、关福亦都自戕。男女老小纵火自焚以及投西湖而死的,不计其数。

    讲到这里,刘不才自我惊悸,面无人色;古应春赶紧叫人倒了热茶来,让他缓一缓气,再问他个人的遭遇。“杭州吃紧的时候,我正在那里。雪岩跟我商量,湖州亦已被围,总归一时回不去了;托我护送他的家眷到三天竺逃难。从此一别,就没有再见过他;因为后来看三天竺亦不是好地方,一步一步往里逃,真正菩萨保佑,逃到留下。”“留下”是个地名,在杭州西面;据说当初宋高宗迁都杭州,相度地势,起造宫殿,此处亦曾中意,嘱咐“留下”备选,所以叫做留下。其地多山,峰回泉绕,颇多隐秘之处,是逃难的好去处。

    “逃难的人很多,人多成市,就谈不到隐秘了。我一看情形不妙,跟雪岩夫人说:“要逃得远,逃得深,越是荒凉穷苦的地方越好。雪岩夫人很有眼光,说我的话对。我就找到一处深山,真正人迹不到之处;最好的是有一道涧,有涧就有水,什么都不怕了。我雇人搭了一座茅棚,只有三尺高,下面铺上水板;又运上去七八担米,一缸盐菜,十来条火腿。说起来不相信,那时候杭州城里饿死的人,不知道多少。就我们那里没有一天不吃干饭。”

    “怪不得。刘三叔不象没饭吃的样子。”七姑奶奶说,“长毛倒没有寻到你们那里?”

    “差一点点。”刘不才说,“有一天我去赌钱——”“慢点。”七姑奶奶插嘴问道:“逃难还有地方赌钱?”

    “不但赌钱,还有卖唱的呢!市面热闹得很。”

    市面是由逃难的人带来的。起先是有人搭个茅棚,卖些常用的杂物,没有字号,通称“小店”;然后小店成为茶店,作为聚会打听消息的所在;难中岁月,既愁且闷,少不得想个排遣之道,于是茶店又变成赌场。刘不才先是不愿与世隔绝,每天走七八里路到那个应运而生的市集中去听听新闻,到后来就专为去过赌瘾,牌九、做宝、掷骰子,什么都来;有庄做,就做庄家,没有庄做就赌下风,成了那家赌场的台柱。

    这天午后,刘不才摊庄赌小牌九,手气极旺,往往他翻蹩十,重门也翻蹩十,算起来还有钱赢。正赌得兴头时,突然有人喊道:“长毛来了!”

    刘不才不大肯相信,因为他上过一回当;有一次也是听说“长毛来了”,赌客仓皇走避,结果无事,但等回到赌场,台面上已空空如也。事后方知,是有人故意捣乱,好抢台面;他疑心这一次也是有人想趁火打劫,所以大家逃,他不逃,不慌不忙地收拾起自己的赌注再说。

    “刘三爷!”开赌场的过来警告:“真的是长毛来了。”这一说刘不才方始着慌,匆匆将几十两银子塞入腰际,背起五六串铜钱,拔脚夺门而走。

    然而已经晚了,有两个长毛穷追不舍。刘不才虽急不乱,心里在想,自己衣服比别人穿得整齐;肩上又背着铜钱,长毛决不肯放过自己。这样一逃一追,到头来岂不是“引鬼进门”?

    念头转到此处,对付的办法也就有了;拉过一串铜钱来,将“串头绳”上的活结,一下扯开,“哗哗”地将一千铜元落得满地;然后跑几步,如法炮制。五六串铜钱撒完,肩上的重负全释,脚步就轻快了;然而还是不敢走正路,怕引长毛发现住处,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晚上才绕道到家。

    “从那一次以后,胡老太太跟雪岩夫人就不准我再去赌了。其实,市面也就此打散了——那一次是一小队长毛,误打误撞闯到了那里;人数太少,不敢动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来了大队人马,奸淫掳掠外加一把火;难民遭劫的不知多少?”刘不才说到这里,表情相当复杂,余悸余哀都犹在,却又似乎欣慰得意,“亏得我见机!这一宝总算让我看准了。”

    谈这样的生死大事,仍旧不脱赌徒的口吻,七姑奶奶对他又佩服,又好笑,但更多的是关切:“以后始终没有遇见长毛?”

    “没有!不过好几次听见声音;提心吊胆的味道,只有尝过的人才晓得真不好受!”

    然而,此刻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并不算完全过去。长毛进城,由于李秀成的约束,照例会有的烧、杀、奸、抢倒不甚厉害;但杭州人不肯从贼,男的上吊、女的投井、阖家自尽的,不计其数。这也不尽是忠义之气使然,而是生趣索然;其中又分成几类:怕受辱吃苦头的是一类;满目极人间未有之惨,感情上承受不住,愿求解脱的,也是类;无衣无食,求苟延残喘而不可得,以为迟早是死,不如早死的,又是一类;历尽浩劫,到头来仍不免一场空,于心不甘,愤而自裁的,更是一类。

    象胡家这样“跳出劫数外,不在五行中”的;只怕十万人家找不出一家;然而现在却又在劫数中了。荒山茅棚,自然不能再住;最主要的原因是,存粮已罄,不能不全家“出山”;城里尸臭不可向迩,如果不是严冬,瘟疫早已流行,当然不能再住。好的是胡老太太本来信佛,自从胡雪岩平地一声雷,发达起来,更认定是菩萨保佑,大小庙宇庵堂,只要和尚尼姑上门化缘,必不会空手而回;三天竺是香火盛地,几座庙宇,无不相熟,找一处安顿下来,倒也容易。苦恼的仍旧是粮食。整个杭州城,全靠李秀成从嘉兴运来两万石米;如果不包括军食在内,倒也能维持一段时期,无奈先发军粮,再办平粜,老百姓的实惠就有限了。

    “现在全家大小,每天只吃一顿粥。我倒还好,就是上面老的,下小的,不能不想法子。”

    “这个法子总想得出。”古应春说,“不过,刘三叔,你有句话我不懂;你一向胃口很好,每天吃一顿粥,倒能支持得住?还说‘还好’1刘不才笑笑,不好意思地答道:“我会到长毛公馆里去打野食。”

    七姑奶奶也笑了,“刘三叔,你真正是,老虎嘴里的食,也敢夺来吃。”她说,“你怎么打法?”

    “这就不好告诉你了。闲话少说,有句正经话,我要跟你们商量,有个王八蛋来找雪岩的麻烦;如果不理他会出事。”刘不才口中的“王八蛋”叫袁忠清,是钱塘县署理知县。此人原来是袁甲三部下的一个“勇目”,打仗发了笔横财,活动袁甲三的一个幕友,在一次“保案”中将他添上了一个名字,得了“六品蓝翎”的功名。后来犯了军令,袁甲三要杀他;吓得连夜开了小差,逃回江西原籍。

    那时的江西巡抚是何桂清的同年、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张芾;袁忠清假报为六品蓝翎的县丞,又走了门路,投效在张芾那里。不久,长毛攻江西省城,南昌老百姓,竭力助守,使得张芾大起好感;爱屋及乌,便宜了“忘八蛋”,竟被委为制造局帮办军装。这是个极肥的差使,在袁忠清手里更是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不久,由于宁国之捷,专案报奖,张芾倒很照顾袁忠清,特意嘱咐幕友,为他加上很好的考语,保升县令。这原是一个大喜讯,在他人当然会高兴不得了,而袁忠清不但愁眉苦脸,甚至坐卧不宁。

    同事不免奇怪,少不得有人问他:“老袁,指日高升!上头格外照应你,不是列个字的泛泛保举;你是十六个字的考语,京里一定照准。眼看就是‘百里侯’;如何倒象如丧考妣似的。”

    “说什么指日高升?不吃官司,只怕都要靠祖宗积德。”接着,又摇摇着:“官司吃定了!祖宗积德也没用。”他那同事大为惊惑:“为什么?”

    袁忠清先还不敢说,经不起那同事诚恳热心,拍胸脯担保,必定设法为他分忧,袁忠清才吐露了心底的秘密。“实不相瞒,我这个‘六品蓝翎’,货真价实;县丞是个‘西贝货’。你想这一保上去,怎么得了?”

    “什么?你的县丞是假的!”

    假的就不能见天日。江西的保案上去,吏部自然要查案;袁忠清因为是县丞才能保知县,知则先要问他这个县丞是什么“班子”?一查无案可稽;就要行文来问。试问袁忠清可拿得出“部照’或是捐过班的“实收”?

    象这种假冒的事,不是没有;史部的书办十九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积年滑吏,无弊不悉,只怕没有缝钻,一旦拿住了短处,予取予求勒索够了,怕还是要办他个“假冒职官”的罪名,落个充军的下场。

    他那同事,倒也言而有信,为他请教高人,想出一条路子,补捐一个县丞。军兴以来,为了筹饷,大开捐例,各省都向吏部先领到大批空白收据;即名为“实收”——捐班有各种花样,各种折扣,以实际捐纳银数,掣给收据,就叫“实收”,将来据以换领正式部照;所以这倒容易,兑了银子,立时可以办妥。但是,日期不符也不行;缴验“实收”,一看是保案以后所捐,把戏立刻拆穿。

    “这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人情。”

    “托人情要钱,我知道。”袁忠清说,“我这个差使虽有点油水,平时都结交了朋友;吃过用过,也就差不多了。如今,都在这里了!”

    将枕头箱打开,里面银票倒是不少,但零零碎碎加起来,不过百把两银子;象这种倒填年月的花样,担着极大的干系,少说说也得三百两,他那朋友知道袁忠清是有意做作;事到如今,人家半吊子,自己不能做为德不卒的事,只好替他添上五十两银子,跟“前途”好说歹说,将他这件事办了下来。

    但是,袁忠清“不够意思”的名声,却已转了出去;江西不能再混,事实上也非走不可,因为保升了知县,不能在本省补缺,托人到部里打点,分发浙江候补。

    袁忠清原来是指望分发广东,却以所托的人,不甚实在,改了分发浙江,万般无奈,只有“颤到”候补,那时浙江省城正当初陷收复以后,王有龄全力缮修战备,构筑长壕,增设炮台,城上鳞次栉比的营房;架起极坚固的吊车,安上轴辘,整天不停地储备枪械子药。放眼一望,旗帜鲜明,刀枪雪亮,看样子是一定守得住了。

    于是袁忠清精神复振,走了藩司麟趾的门路,竟得“挂牌”署理钱塘县。杭州城内,钱塘仁和两县,而钱塘是首县。县官分更自不同。袁忠清工于心计,只具“内才”;首县却是要“外才”的,讲究仪表出众、谈吐有趣、服饰华丽、手段圆滑,最要紧的是出手大方、善于应酬,袁忠清本非其选。但此时军情紧急,大员过境的绝少,送往迎来的差使不繁,正可发挥他的所长。

    袁忠清的长处就在搞钱;搞钱要有名目,而在这个万事莫如守在急的时候,又何愁找不到名目?为了军需,摊派捐献,抓差征料,完全是一笔烂帐;只要上面能够交差,下面不激出民变,从中捞多少都没有人会问的。

    到了九月里杭州被围,家家绝粮,人人瘦瘠,只有袁忠清似乎精神还很饱满;多疑心他私下藏着米粮,背人“吃独食”,然而事无佐证,莫可究诘。这样的人,一旦破城,自然不会殉节——有人说他还是开城门放长毛进城的人;这一点也无实据,不过李秀成进城的第二天他就受了伪职,却是丝毫不假。他受的伪职,名为“钱塘监军”,而干的差使却是“老本行”,替长毛备办军需。长毛此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船,因为一方面掳掠而得的大批珠宝细软、古董字画,要运到“天京”,进献天王;一方面要从包埠赶粮食到杭州,所以袁忠清摔掉翎领,脱去补挂,换上红绸棉袄,用一块黄绸子裹领,打扮得跟长毛一样,每天高举李秀成的令箭在江干封船。城外难民无数,有姿色的妇女,遇到好色如命的袁忠清,就难保清白了。

    “这个王八蛋!”刘不才愤愤地说,“居然亲自到胡家,跟留守在那里的人说:胡某人领了几万银子的公款,到上海去买米,怎么不回来?你们带信给他,应该有多少米,赶快运到杭州来。不然,有他的罪受!你们想想看,这不是有意找麻烦?”

    这确是个麻烦。照袁忠清这样卑污的人品,毒辣的手段,如果不早作铺排;说不定他就会打听到胡家眷属存身之处,凌辱老少妇孺,岂不可忧?

    “顶教人担心的是,这是王八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说他拿胡家大小弄了进去,托到人情,照数释放,倒也还不要紧。就怕他跟长毛一说,人是抓进去了;要放,他可作不了主。这一来,要想走条路子,只怕比登天还难。”

    刘不才这番话,加上难得出现的沉重的脸色,使得七姑奶奶忧心忡忡,也失去了平时惯有爽朗明快的词色。古应春当然也相当担心;但他一向深沉冷静,一半也是受了胡雪岩的濡染,总觉得凡事只要不怕难,自然就不难。眼前的难题,不止这一端;要说分出缓急,远在杭州的事,如果已生不测,急也无用。倘或根本不会有何危险,则病不急而乱投医,反倒是自速其祸。

    然而这番道理说给刘不才听,或许他能接受;在七姑奶奶却是怎么样也听不进去的。因而他只有大包大揽地先一肩担承了下来,作为安慰妻子的手段。

    “不要紧!不要紧!”他拍一拍胸说,“我有办法;我有路子,我今天就去办。眼前有件事,先要定个主意。”这件事就是要将杭州的消息,告诉胡雪岩。家小陷贼,至交殒命,是他不堪承受的两大伤心之事;可是老母健在,合家无恙,这个喜讯,也足以抵消得过,所以古应春赞成由刘不才去跟他面谈。

    七姑奶奶表示同意,刘不才当然依从,不过;他要求先去洗个澡——这是他多少天来,梦寐以思的一种欲望。“那容易。”七姑奶奶对古应春说:“你先陪刘三叔到澡塘子去;我回家去收拾间屋子出来。”

    “不必,不必!七姐,”刘不才说,“我还是住客栈,比较自由些。”

    “刘三叔喜欢自由自在,你就让他去。”古应春附和着;他是另有用意,想到或许有什么不便当着胡雪岩说的话,跟刘不才在客栈里接头,比较方便些。

    在新辟的“石路”上,买好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全套衣衫鞋帽;照道理说,刘不才脱下来的那身既破且脏的旧衣服,可以丢进垃圾箱里去了。但是,他却要留着。“从前,我真正是不知稼穑之艰难,虽然也有落魄,混到吃了中饭不知夜饭在哪里的日子也有过,可是我从来不愁,从没有想过有了钱要省俭些用。经过这一场灾难,我变过了。”刘不才说,“这身衣服我要留起来,当作‘传家之宝’。这不是说笑话,我要子孙晓得,他们的祖宗吃过这样子的苦头!”古应春相当惊异,“刘三叔,”他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倒没有想到。”

    “我也是受了点刺激;想想一个人真要争气。”刘不才说,“从天竺进城,伤心惨目,自不必说,不过什么东西可怕,都不如人心可怕。雪岩在地方上,总算也很出过一番力的,哪知道现在说他好的,十个之中没有一个。我实在不大服气。如果雪岩真的垮了下来,或者杭州也真的回不去了,那就冤屈一辈子,坏名誉也不能洗刷。到有一天光复,雪岩依旧象从前那样神气,回到杭州,我倒要看看那班人又是怎么个说法?”

    这是一番牢骚,古应春颇有异样的感觉。从他认识刘不才以来,就难得听他发牢骚;偶尔那么一两次,也总是出以冷隽嘲弄的口吻,象这样很认真的愤激之词,还是第一次听到。

    再将他话中的意思,好好咀嚼了一会,终于辨出一点味道来了;“刘三叔,”他试探着问,“你好象还有什么话,藏在肚子里似的。”

    “刘不才倏然抬眼,怔怔地望着古应春,好半晌才深深点头,“应春兄,你猜对了。我是还有几句话,倒真应该跟你谈才是。雪岩的处境很不利——。”

    听他谈了下去,才知道胡雪岩竟成众矢之的。有人说他借购米为名,骗走了藩库的一笔公款,为数可观;有人说王有龄的宦囊所识,都由胡雪岩替他营运,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此外还有人说他如何假公济私;如何虚有善名;将他形容成一个百分之百的奸恶小人。

    “这都是平时妒嫉雪岩的人,或者在王雪公手里吃过亏的迁怒到他头上。疯狗乱咬,避开就是;本来可以不必理他们,哪知长毛也看中了雪岩,这就麻烦了。”

    越说越奇,如何长毛又看中胡雪岩?古应春大感不解;不过一说破也就无足为奇了;“雪岩向来喜欢出头做好事,我们凭良心说,一半他热心好热闹;一半也是咕名钓誉。李秀成打听到了,想找雪岩出来替他办善后。这一来就越发遭忌;原来有批人在搞,如果雪岩一出面,就没得那批人好搞的,所以第一步由袁忠清那样的王八蛋来恐吓;这也还罢了,第二步手段真毒辣了。据说,那批人在筹划鼓动京官要告雪岩,说他骗走浙江购米的公款,贻误军需民食,请朝廷降旨查办。”听到这里,古应春大惊失色,“这,从何说起?不是要害他家破亡吗?”他大摇其头,“不过我又不懂,果然降旨查办,逼得小爷叔在上海存身不住,只好投到长毛那里,于他们又有何好处?”

    “不要忙,还有话。”刘不才说,“他们又放出风声来了,说是胡雪岩不回杭州便罢,一回杭州,要鸣锣聚众,跟他好好算帐。”

    “算什么帐?”

    “哪晓得他们算什么帐?这句话毒在‘鸣锣聚众’四个字上头;真的搞成那样的局面,雪岩就变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

    古应春敲敲额角,“刘三叔,”他紧皱着眉着:“你的话拿我搞糊涂了,一方面不准他回去;一方面又逼得他在上海不能住,非投长毛不可,那末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呢?莫非真要逼人上吊,只怕没有那样容易吧?”

    “当然。雪岩要让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还能成为胡雪岩?他们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目的是想逼出雪岩一句话;你们饶了我,我决不会来坏你们的事。应春兄,你想雪岩肯不肯说这句话?”

    “不肯也得肯,一家老少,关系太重了。”

    “话是不错。但是另外又有一层难处。”

    这层难处是个不解的结,李秀成的一个得力部下,实际上掌握浙江全省政务的陈炳文,因为善后工作棘手,一定要胡雪岩出头来办事。据说已经找到阜康钱庄的档手,嘱咐他转言。照刘不才判断,也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会到上海。“照这样说,是瞒不住我这位小爷叔的了。”古应春觉得情势棘手,问刘不才说:“你是身历其境的人,这几天总也想过,有什么解救之方?”

    “我当然想过。要保全家老小,只有一条路:不过——。”刘不才摇摇头说,“说出来你不会赞成。”

    “说说何妨。”

    “事情明摆在那里,只有一个字:去!说老实话,雪岩真的回杭州去了,那班人拿他又有什么办法?”

    古应春大不以为然。但因刘不才言之在先,料他不会赞成;他倒不便说什么责备的话了。

    “刘三叔,”他慢吞吞地说:“眼前的急难要应付,将来的日子也不能不想一想。我看,这件事,只有让小爷叔自己去定主意了。”

    带来了全家无恙的喜讯,也就等于带来了王有龄殉难的噩耗;刘不才不提王有龄,真所谓“尽在不言中”,胡雪岩双泪交流,但哀痛还能承受得住,因为王有龄这样的下场,原在意中,一个多月前,钱塘江中一拜,遥别也就是永诀;最伤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王有龄的遗属呢?他想问,却又怕问出来一片悲惨的情形,有些不敢开口。而七姑奶奶则是有意要谈能教人宽心的事,特意将胡家从老太太起,一个个挨次问到;这就越发没有机会让胡雪岩开口了。

    谈到吃晚饭,正好张医生回来,引见过后,同桌共饮;他们两人算是开药店的开行,彼此都别有亲切之感,所以谈得很投机。饭后,古应春特为又请张医生替胡雪岩去诊察;也许是因为有了喜讯的缘故,神旺气健,比上午诊脉时又有了进境。

    “还有件很伤脑筋的事要跟病人谈。”古应春悄悄问张医生,“不知道对他的病势相宜不相宜?”

    “伤脑筋的事,没有对病人相宜的。不过,他的为人与众不同,经得起刺激,也就不要紧了。”

    既然如此,古应春便不再瞒——要瞒住的倒是他妻子;所以等七姑奶奶回卧房去看孩子时,他才跟刘不才将杭州对胡雪岩种种不利的情形,很委婉地,但也很详细地说了出来。

    胡雪岩很沉着,脸色当然也相当沉重。听完,叹口气:“乱世会坏心术。也难怪,这个时候哪个要讲道理,讲义气,只有自己吃亏。不过,还可以讲利害。”

    听这口气,胡雪岩似乎已有办法,古应春随即问道:“小爷叔,事不宜迟,不管定的什么主意,要做得快!”“不要紧,‘尽慢不动气’!”

    到这时候,胡雪岩居然还有心思说这样轻松的俏皮话,古应春倒有点不大服气了,“看样子,小爷叔倒真是不在乎!”他微带不满地说,“莫非真的有什么神机妙算?”“不是啥神机妙算!事情摆明在那里,他们既然叫我钱庄里的人来传话;当然要等有了回信,是好是歹,再作道理。现在人还没有到,急什么?”听得这一说,古应春实在不能不佩服;原是极浅的道理,只为方寸一乱,看不真切。这一点功夫,说来容易,临事却不易做到;正就是胡雪岩过人的长处。

    “那好!”古应春笑道,“听小爷叔一说破,我也放心了。就慢慢商量吧。”

    急人之急的义气,都在他这一张一弛的神态中表露无遗。这在胡雪岩是个极大的安慰;也激起了更多的信心,因而语气就越发从容了。

    “那个袁忠清,他的五脏六腑,我都看得见;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绝不敢多事。别的人呢,都要仔细想一想,如果真的跟我家眷为难,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人。”胡雪岩说:“他们不会逼我的!逼急了我,于他们没有好处:第一,我可以回杭州,长毛要我,就会听我的话,他们自己要想想,斗得过我,斗不过我。第二,如果我不回杭州;他们总也有亲人至戚在上海,防我要报复。第三——那就不必去说它了;是将来的话。”

    古应春却偏要打听:“将来怎么样?”

    “将来,总有见面的日子,要留个余地。为人不可太绝;就拿眼前来说,现在大家都说我如何如何不好,如果他们为难我的家眷,就变成他们不对了。有理变成无理,稍为聪明的人,不肯做这样的事。”

    这一点古应春不能同意,留个相见余地的话,也未免太迂,不过仅是前两点的理由也尽够了。古应春便催着他说:“小爷叔,你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做一笔交易。他们不愿意我回杭州,可以;我不但不跟他们去争,而且要放点交情给他们,有朝一日,官军光复杭州,我自有保护他们的办法。不过,眼前他们要替我想办法;拿我的家眷送出杭州。”

    这样的一笔交易是不是做得成?古应春颇为怀疑;因而默然不语,只望着刘不才,想听他的意见。

    刘不才却对他的话大感兴趣,“这倒是个办法。”他说,“照我看,那批人又想吃羊肉,又怕羊骚臭;怕将来官军光复了,跟他们算帐。如果真的有保护他们的把握,那批人肯照我们的办法做的。不过,空口说白话可不行。”“现在当然只有空口说白话;话要动听,能够做得到,他们自然会相信。”胡雪岩停了一下说:“三叔,这件事只有你辛苦,再去一趟:因为别人去说,他们不大容易相信。”“这还用说?自然是我去。你说,跟他们怎么个讲法。”“当然要吹点牛。”胡雪岩停了下来:“等我好好想一想。”这一想想了好多时候,或者是暂且丢开此事;总而言之,不见他再谈起,尽自问着杭州的情形,琐琐屑屑,无不关怀。雪岩的交游甚广,但问起熟人,不是殉难,就是下落不明,存者十不得一。连不相干的古应春,都听得凄怆不止。

    到得十点多种,刘不才一路车船劳顿,又是说话没有停过,再好的精神也支持不住了。古应春例劝他不必再住客栈,先好好睡一觉再说;刘不才依从,由古家的丫头侍候着,上床休息。

    胡雪岩的精神却还很好,“老古,”他招招手让古应春坐在床前,低声说道:“我对人不用不光明的手段,这一次要做它一次一百零一回的买卖,全家大小在那班王八蛋手里,不能不防他们一着。我现在要埋一条药线在那里;好便好,搞得不好,我点上药线轰他娘的,教他们也不得安逸。话说明了,你心里也有数了;要劳你的神,替我做一件公事。”

    他是“话说明了”,古应春却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小爷叔,”他皱着眉说,“我还莫名其妙;什么药线,什么公事?”

    “公事就是药线,药线就是公事。”胡雪岩说:“这件公事,是以我浙江候补道兼团练局委员,奉王抚台委派,筹划浙江军需民食,以及地方赈济事宜的身分,报给闽浙总督衙门庆制军。公事上要说明,王雪公生前就顾虑援兵不到,杭州恐怕保不住,特意嘱咐我,他是决定城亡人亡,一死报答朝廷;但是杭州的百姓,不可不顾,因为我不是地方官,并无守土之责,所以,万一杭州沦陷,必得顾念家乡,想办法保护地方百姓。这是第一段。”

    古应春很仔细地听着,已理会得胡雪岩入手的意思,并即说道:“第二段当然是叙你运粮到杭州,不能进城的情形?”“对!不过转道宁波这一层不必提。”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现在要叙顶要紧的第三段,要这样说法:我因为人在上海,不能回杭州,已经派人跟某某人、某某人联络,请他们保护地方百姓,并且暗中布置,以便官军一到,可以相机策应。这批人都是地方公正士绅,秉心忠义,目前身陷城中,不由自主;将来收复杭州,不但不能论他们在长毛那里干过什么职司,而且要大大地奖励他们。”

    “啊,啊!”古应春深深点头,“我懂了,我懂了,这就是替他们的将来留个退步。”

    “对了。这道公事要等庆制军的批示,他人在福州,一时办不到;所以要来个变通办法,一方面呈报庆制军,一方面请江苏巡抚衙门代咨闽浙总督衙门,同时给我个复文,拿我的原文都叙在里头,我好给他们看。”

    “嗯、嗯!”古应春想了一下,记起一句话:“那么什么叫‘公事就是药线’呢?”

    “这你还不懂?”胡雪岩提醒他说:“你先从相机策应官军这句话上去想,就懂了。”

    真所谓“光棍一点就透”,古应春恍然大悟,如果那批人不肯就范,甚至真个不利于胡家眷属;胡雪岩就可用这件公事作为报复,向长毛告密,说这班人勾结清军,江苏巡抚衙门的回文,便是铁证。那一来,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一着实在狠。但原是为了报复,甚至可以作为防卫;如果那批人了解到这道公事是是一根一点便可轰发火药,炸得粉身碎骨的药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小爷叔!”古应春赞叹着说“真正‘死棋肚子里出仙着’;这一着,亏你怎么想出来的?”“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不过拿人家用过的办法,变通一下子。说起来,还要谢谢王雪公,他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这个故事出在他们家乡,康熙年间有位李中堂,据说在福建名气大得很,他的同年陈翰林跟他有段生死不解的仇——。”

    王有龄告诉胡雪岩的故事如此:这位李中堂是福建安溪人,他的同年陈翰林是福州人。这年翰林散馆,两个人请假结伴回乡。不久就有三藩之乱,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在福州也叛变了,开府设官,陈翰林被迫受了伪职。

    李中堂见猎心喜,也想到福州讨个一官半职。而陈翰林却看出耿精忠恐怕不成气候,便劝李中堂不必如此。而且两个人闭门密谈,定下一计,由李中堂写下一道密疏,指陈方略,请朝廷速派大兵入闽。这道密疏封在蜡丸之中,由李家派人取道江西入京,请同乡代为奏达御前。

    “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打算。”胡雪岩说:“李中堂与陈翰林约定,如果朝廷大兵到福建,耿精忠垮台,李中堂当然就是大大的功臣,那时候他就可以替陈翰林洗刷,说他投贼完全是为了要打探机密,策应官军——。”“啊、啊,妙!如果耿精忠成了功,李中堂这首密疏,根本没有人知道;陈翰林依旧可以保荐他成为新贵。是不是这样的打算?”

    “一点不错。”

    “那末后来呢?”古应春很感兴趣地问:“怎么说是成了生死不解的冤家?”

    “就为李中堂不是东西,出卖朋友。耿精忠垮台,朝廷收复福建,要办叛逆的罪;李中堂自己得意了,竟不替他洗刷。害得陈翰林充军到关外。”胡雪岩说,“我现在仿照他们的办法,但愿那批人很识相,我替他们留下的这条洗刷的路子,将来一定有用。”

    “对!小爷叔的意思,我完全懂了;这道公事我连夜替你预备起来。”

    “不忙。明天动笔也不迟。”胡雪岩说,“我还有件事要先跟你商量。”

    这件事是为王有龄身后打算,自不外名利两字。王有龄的宦囊虽不太丰,却决不能说是一清如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许多收入象征粮的“羡余”;漕粮折实,碎角子熔铸为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照例要加收的“火耗”,在雍正年间就已“化暗为明”,明定为地方官的“养廉银”。此外“三节两寿”——过年、端午、中秋三节;本人及太太的两个生日,属员必有馈敬,而且数目亦大致有定规,这都是朝廷所许的收入。

    王有龄的积蓄,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他现在要跟古应春商议的,就因为经手的款子,要有个交代。“他们说王雪公有钱在我手里,这是当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当然也不会‘起黑心’。不过,”说到这里,他有点烦躁,“这样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摆下去的本钱,一时哪里去回笼?真教我不好交代。”

    这确是极为难的事。古应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王有龄已经殉节,遗属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将来男婚女嫁,不但在在要钱,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他说:“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决不会让王家吃粥,我愁的是眼前!”胡雪岩说:“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灵,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来。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这个名声,你想想,我怎么吃得消?”

    古应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如果胡雪岩将王有龄名下的款子,如数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继续托他营运,手里仍可活动。否则,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会要求收回。既然如此,就乐得做得漂亮些。

    麻烦的是,杭州一陷,上海的生意又一时不能抽本,无法做得“漂亮”。那就要靠大家帮忙了。

    “小爷叔,”他问:“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王太太手里有帐的,大概有十万;另外还有两万在云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怎么在云南会有两万银子?”

    “是这样子的,”胡雪岩说,“咸丰六年冬天,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王雪公在浙江的官,也没有什么做头了;事先安排,调补云南粮道。我替他先汇了两万银子到云南。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苏;云南的两万银子始终未动,存在昆明钱庄是生息。王雪公始终不忘云南,生前跟我说过,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能做到云贵总督,当然更好。这两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不必去动它。现在,当然再也用不着了!”说到这里,胡雪岩又生感触,泫然欲涕。等他拭一拭眼睛,擤一擤鼻子,情绪略略平伏,古应春便接着话题顺:“款子放在钱庄里,总有折子;折子在谁手里?”“麻烦就在这里。折子是有一个,我交了给王雪公;大概是他弄掉了,也记不起这回事,反来问我。这原是无所谓的事;跟他们再补一个就是。后来事多,一直搁着未办;如今人已过世,倒麻烦了,只怕对方不肯承认。”

    “你是原经手。”古应春说,“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世,不生关系。不过,钱庄的规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烦何在?”

    “钱庄第一讲信用;第二讲关系;第三才讲交情。云南这家同业,信用并不见得好;交情也谈不上;唯一讲得上的,就是关系。王雪公在日,现任的巡抚,云南方面说得上话;我自己呢,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经坐第一把交椅,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我可以照应他们,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不过,现在不同了,他们未见得再肯买帐。”这番分析,极其透彻。

    古应春听入心头,亦颇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就得沾洋人的光。风气如此,夫复何言?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除非大有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汤”了。

    “只有这样,托出人来,请云贵总督,或者云南巡抚,派人去关照一声。念在王雪公为国殉难,遗属理当照应。或者那批大老肯出头管这个闲事。”

    “也只好这样。”胡雪岩说,“交涉归交涉,眼前我先要赔出来。”

    “这一来总数就是十二万。”古应春沉吟了一下,毅然决然地说:“生意在一起,信用也是大家的。我想法子来替小爷叔凑足了就是。”

    这就是朋友的可贵了。胡雪岩心情很复杂,既感激,又不安;自觉不能因为古应春一肩承担,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还是要问一问。

    “老古,你肯帮我这个忙,我说感激的话,是多余的,不过,不能因为我,拖垮了你。十二万银子,到底也不是个小数目;我自己能凑多少,还不晓得,想来不过三五万。还有七八万,要现款,只怕不容易。”

    “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七八万现款,我一下子也拿不出;只有暂时调动一下,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仍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

    “嗯,嗯!”胡雪岩说,‘这个打算办得到的。不过,也要防个万一。”“万一不成,只有硬挺。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胡雪岩点点头,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八成把握,也就不再去多想;接下来谈到另一件事。“这件事,关系王雪公的千秋。”胡雪岩说,“听大书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象王雪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下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这又何劳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恤典的。”朝廷的恤典,胡雪岩当然知道,象王有龄的这种情形,恤典必须优渥,除了照“巡抚例赐恤”,在赐谥、立传、赌祭以外,殉节的封疆大吏,照便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亦必可邀准,不在话下。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我心里一直在想,王雪公死得冤枉!”他说,“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我要替他伸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教大家晓得。”

    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第一、王履谦处处掣肘,宁绍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衡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西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长毛,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

    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应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涉感情。“小爷叔,”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

    “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

    “参哪个?”

    “参王履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制台。”

    “我看难!”古应春说,“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

    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愿跟古应春争执,“那末,王履谦、李元度呢?”他说,“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王履廉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

    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样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

    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应春受惊发楞,好半天说不出话。那尴尬的脸色,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因而象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老古!”他低着头说,声音虽轻缓了许多;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这愤慨决不是对古应春。他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利害。”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一时想不出,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诉苦都不能?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

    古应春见他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王有龄之殉节,以及各方面对杭州沦陷的感想批评,亦听了不少。大致说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时忌;遭致不利,岂不太傻?

    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也就不能不从利害上去打算了。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十二万银子;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

    从第二天起,古应春就为钱的事,全力奔走。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他的交游亦很广,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文案委员”的候补知县雷子翰帮忙;一手包办,两天功夫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都已拿到了。这时,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三叔,”最后他说,“事情是这样去进行。不过,我亦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很难做。”

    刘不才的性情,是恨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是纨绔,不能正事;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大不服气,“雪岩,”他凛然问道:“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

    “三叔,”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触犯了他的心病,引起误会,急忙答道:“这件事哪个做都难;如果你也做不成功,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

    这无形中的一顶高帽子,才将刘不才哄得化怒为喜,“你倒说说看,怎么办法?”他的声音缓和了。

    “第一、路上要当心——。”

    “你看,”刘不才抢着说;回时伸手去解扎脚带;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其中却有花样,他指给胡雪岩看,那条带子里外两层,一端不缝,象是一个狭长的口袋,“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我就晓得这以后,总少不得有啥机机密文件要带来带去,早就预备好了。”

    “好的,这一点不难。”胡雪岩说,“到了杭州,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三叔,你想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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