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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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光绪十一年四月，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日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日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于此。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于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清史稿》卷三一三）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旱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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