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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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龄的分量十足,因为浙江财源是支撑中央政府在南方用兵太平军的保障,所以很快李元度非但无罪,还被授予了个不错的浙江地方官。曾国藩震怒。

他震怒,不是因为李元度投靠王有龄,而是王有龄挖走李元度。湘军本来自成体系,政府人进不来,湘军也不允许出去。如果李元度真的安枕无忧地当他的浙江地方官,那就是对湘军体系挑战的成功,曾国藩就是再跳一次江,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二度弹劾李元度,字里行间有要挟中央政府的意思:如果你们不处置李元度,湘军内部纪律将松散,我如何带兵,太平军如何被消灭?

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了多日,做出决定:将李元度发配边疆充军。

曾国藩赢了,直到曾国藩暮年,在众多好友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向中央政府请求起用李元度。很多人都说,曾国藩在这件事上太不近人情,但曾国藩自有算计:湘军是我曾国藩的,湘军的人,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绝不能改换门户,这是铁的纪律,也是血的纪律。

困祁门

铁血纪律似乎在1860年时解决不了曾国藩的困境。当李元度蹒跚于遥远的边疆路上时,曾国藩在祁门连半步都进退不得。本年12月初,太平军李秀成兵团攻占离祁门只有几十里的黟县。这支兵团的宣传队朝着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敲锣打鼓,看架势随时要发动决战似的进攻。

曾国藩满腹惆怅,对他的将领们说,“如果李秀成来攻,就让他来,我绝不逃跑。”他的将领们站在屈指可数的士兵前面训话,誓死保卫曾大帅。幸运的是,李秀成好像意不在祁门,或者说,当时太平军已把祁门包围的水泄不通,李秀成并不着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太平军越是不来攻,曾国藩就越是惊恐难耐。在祁门之外,太平军左冲右突,上演着一幕幕胜利大戏,曾国藩成了个悲伤的看客。他给家人写信,绝望透顶地说:“最近半个月,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外面的情报送不进来,里面的命令出不去,我感觉到世界把我们抛弃了。”

世界把祁门变成了一个人心涣散、悲观的地狱。有位幕僚逢人便问:“死在一起如何?”

各种各样的幕僚、中下级军官们纷纷逃亡,军中一片肃杀景象。

曾国藩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图用诚意挽救祁门世界。他下令:“有想要暂时离开的,支付三月薪水;太平无事后,仍可来营,吾不介意。”

这招的确起了点效果,那些有血性的军官们听后,热血沸腾,反而视死如归,再也不说走的事了。而幕僚们却对此嗤之以鼻,脸皮厚的真就去领了三个月薪水,和曾国藩招呼也不打一个,抱起儒书就走。

幕僚们走得越来越多,曾国藩咬牙切齿,每天都在纸上画狼,狼的眼睛是白色的。

除了悲伤的军情每天都来之外,曾国藩还能收到离开他幕僚的名字。

每当有人告诉他,某某走了,他就咬牙一回。突然一天,有人来告诉他:“王闿运先生竟然没有走!”

曾国藩“嘶”了一声:“他竟然没走?”

王闿运,可谓大名鼎鼎。他后来撰写了闻名天下的《湘军志》,是研究湘军最宝贵的史料之一。此人擅长帝王学,所谓帝王学,就是找个潜力股,把他培养成帝王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帝王师。他1860年进曾国藩幕府时,极受曾国藩的器重。可后来,曾国藩发现这小子是个大嘴巴,什么都敢说,于是刻意疏远他。

王闿运也注意到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在这种时候,最应该走的就是他。

曾国藩大为惊奇,还有点小感动。

他命令仆人:“你去看看王先生在干什么?”

仆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曾国藩:“王先生在读《尚书》。”

曾国藩问:“他的跟班呢?”

仆人摸了摸头,“没有见到。”

曾国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仆人莫名其妙。

曾国藩道:“王先生对《尚书》能倒背如流,在这种危急时刻竟然还看,显然是拿着书装样子,其实在思考走的问题。他的仆人和他形影不离,如今却不见踪影,可见是去收拾东西了。”

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

湘军将士们欢欣鼓舞,曾国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几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袭上他的心头,搅扰得他不得安宁。这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听完圣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来救,半昏半醒状态下,曾国藩“呃”了几声,又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将领们都围绕床前,脸上呈现出焦急之色。曾国藩安慰众人说:“我没事,我这点事和皇上现在的处境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私语的当然是勤王的问题。有幕僚说,“应该立刻勤王,这是臣子之责,”有幕僚帮衬着说,“很多官员都说咱们湘军自成一系,对皇上不那么忠诚,现在正是破此谣言之时。”

曾国藩睁着空洞无神的大眼,望着窗外,窗外细雨绵绵,冷空气进来,他的皮癣开始发作。他伸出两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层明月光。

众人就在这纷纷的“雪片”中等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思考问题向来慢,他一面抓皮肤,一面思索:到底该不该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应该立即从床上爬起,带着他的湘军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丰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还要每个士兵脸上呈现出“忠诚”的颜色。但道理和现实有明显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门大营;其次,如果调围攻安庆的部队北上,那他的作战计划将功亏一篑;最后,他不认为自己的湘军能打得过英法联军。

也就是说,他北上的话,非但意义不大,可能会满盘皆输。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让臣来,臣不得不来。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国藩在军帐里不断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幕僚进来,他招呼到棋盘边,二人下了两盘棋。幕僚明显感觉到曾大帅魂不守舍,却也无话可说。

接到圣旨的三天后,曾国藩在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突现一片银丝水帘,寒雨敲打着窗棱,如同咸丰用六棱锤敲打他的心脏一样。

“不能北上!”他对着房间里的一片漆黑处,斩钉截铁地说道。

凌晨,他让人叫来几个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处处都是长毛贼占上风,只有安庆一城是长毛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幕僚们已听出曾大帅的深意,却并不吃惊。他们太了解曾大帅了:坚守既有立场,绝不放弃一点点优势。

“可是,圣旨……”有幕僚一语中的。

曾国藩立即萎靡下来,思索许久,才缓缓地说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桥。”

这种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幕僚们自然也不信。随即,他又说,“我可向皇上请求从湘军中调派一人北上,即使让我北上也可以,但整个湘军不能撤退。”

机智过人的幕僚们纷纷点头,曾国藩惊奇起来:“你们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诀。”

“哦?”曾国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卖弄起来:“祁门离北京的路程,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单程还需半个月。您这道奏折送到北京,皇上的圣旨再来,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就为进攻安庆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曾国藩笑出声,但马上就收起,长叹一声:“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祁门,离开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之地,走上了安庆战场。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1861年5月,曾国藩大军抵达长江边的东流,因为有湘军水军的照应,纵然太平军倾巢出动来攻,曾国藩也不再惧怕,所以他是绝对安全了。

就在安庆大战即将开始时,李鸿章也回到了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的回归是必然,当初他离开时,胡林翼就劝他:“你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但千万不可离开曾公,曾公是你人生的天梯。”

李鸿章气鼓鼓地说:“这梯子太拧巴。”

郭嵩焘也写信劝说李鸿章:“一个人崛起时必要有所依,请问,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外,还有谁能倚靠?”

李鸿章仍是气鼓鼓地说:“不依就不依。”

他话虽是这样说,但在他离开祁门一个月后,曾国藩请他出任江西南昌的行政长官时,他还是毫不犹疑地拿起了南昌大印。同时,他还不停地给曾国藩的幕僚们写信,要他们劝曾国藩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祁门,因为那是个险地。幕僚们对李鸿章“人在南昌心在祁门”的忠贞所感动,持之以恒地劝说曾国藩离开祁门。

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离开曾国藩就等于自毁前程。曾国藩也明白,李鸿章是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才,爱才如命的他又如何肯轻易放弃?

于是到东流半个月后,曾国藩主动给李鸿章写信说:“阁下久不来营,让人大惑不解。以公事论,你本是湘军的一员,无缘故就离去,不好。以私情论,去年你离开时,并没说再不回来。”

这话就如同和一个赌气出走的孩子说的,既没说赌气的孩子错了,也没说自己错,很有水平。不过,这是装面子的话,还必须要让李鸿章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肝火极旺,身体堪忧,诸事废止,身边所缺你这样的人才,如不计前嫌,请速来。”

李鸿章看了信后,热泪盈眶,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东流。抵达曾国藩大营时,李鸿章低调地走进曾国藩营帐,曾国藩正在那里审读公文,有人通报李鸿章来了,他抬起头,看到风尘仆仆的李鸿章,只是点了点头,就像是二人才分开一天似的,然后指了指堆积如山的公文说:“你瞧瞧,累死人。”

李鸿章放下包袱,大步走上前,抱起公文,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才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了左宗棠。两人只是相视一笑,就好像李鸿章从未离开过。

曾国藩站起来迎接左宗棠,两人并排站着,望着李鸿章的背影,都发出会心的一笑。左宗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来,是曾国藩要他来。

曾国藩要他来,是让他承担一个他从未承担过的重大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担任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

左宗棠刚取得景德镇的大胜,正在心高气傲,闻听曾国藩的请求,第一反应是大喜,但他是聪明绝顶的人,突然就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他确信曾国藩是真心实意后,慢慢地大摇其头。

如果曾国藩的智慧是个板凳,那左宗棠的智慧就是猴子。他对曾国藩说:“你让我做前线总指挥,就是让我离开你。”

曾国藩愕然,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以他的智力商数,短时间内根本想不明白这两件事的联系。

左宗棠盯住了曾国藩,不怀好意地问道:“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曾国藩大愕然:“我这是真心实意的啊。”

左宗棠想了一下,笑了,口不积德地说道:“我多虑了,按你的头脑,也想不到这一点。”

“哪一点?”曾国藩有点急了。

左宗棠又思考了一会,才慢慢说道:“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毋庸置疑就该是你,你让我做,这不是让湘军全体将士视我为仇敌嘛?”

曾国藩哑然失笑,原来左宗棠的考虑如此深邃。他摆手轻笑:“你过虑了,我真是出于缜密的考虑。多年来的战场教训告诉我,我根本不适合直接带兵打仗,只要我一上战场,肯定完蛋。托大一点说,我只能在战场外遥控指挥。这一点,我不如你,给你五千人,你可以带五千人打仗,给你五万人,你也能带这五万人打仗。所以……”

“停!”左宗棠强横地打断了曾国藩的话,“我绝不做这个总指挥,有个人选倒可以,就是你兄弟曾国荃。他有勇有谋,是最佳人选。”

曾国藩还要说什么,左宗棠已起身:“还有军务,告辞!”

一阵风起,左宗棠消失在曾国藩大营,只留下曾国藩自己在风中凌乱。

他是真心想让左宗棠来当这个安庆大战的总指挥。但是,经过左宗棠的一番话,他意识到自己的孟浪,是啊,如果真让左宗棠来主持前线大局,湘军那些将领该怎么想,他的老弟曾国荃更会怎么想?

曾国荃一直就在安庆战场,他在安庆北面的集贤关已驻扎一年,把安庆城围困得水泄不通。但按照曾国藩的指示,他主围而少攻。他的部队绕着安庆城挖了两道长壕,一道在内,围困安庆,一道在外,抵御太平天国的援兵。这种方法也是曾国藩的独创,如果只有一道围城长壕,那就成了客兵,但另外增加一道抵御援兵的长壕,就是反客为主。

无论是客,还是主,曾国荃的日子都不好过。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曾国荃曾要求去解救老哥,但老哥死活不同意,曾国藩对他说:“我就是死在祁门,你也不能来,你的目标就是安庆,一步都不许动。”

曾国荃向老哥抱怨说:“我在安庆很难熬,守城的是长毛贼里很能打的叶芸来,前来支援的是陈玉成兵团,这二人都不是善茬。尤其安庆是陈玉成的老家,他的家人都在安庆城,所以他攻击起来异常凌厉,我快支撑不住了。”

曾国藩回复道:“不许废话,坚持就是胜利。安庆的得失,关系到咱们曾家的气运,也关系到天下安危。你要咬定安庆,绝不动摇。我连北上勤王都没有去,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曾国荃难,是实情。但太平天国方面,叶芸来想要突破也难,陈玉成要想击溃曾国荃的防线更难。双方就在这种分不出输赢的拉锯中度过了一年,曾国藩踌躇满志而来。

战安庆

曾国藩抵达东流不久,太平天国也有了高调动作。一支主力部队从南京赶赴安庆,誓要破解曾国荃的两道长壕。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个胆小鬼,在离安庆十里的地方扎营,按兵不动。

陈玉成带领他的主力随即赶来,真正的大战开始了。

双方先在集贤关进行了殊死搏战,旗鼓相当,都有死伤。陈玉成见集贤关不是他的福地,于是直奔主题:留下四千人守集贤关营盘,亲自带领主力向曾国荃的长壕发起洪水猛兽般的进攻。

双方激战得异常惨烈,曾国藩所在的东流离安庆城三十里,却能清晰地听到双方的炮声。陈玉成是当时的名将,曾国荃自然也不弱,所以双方谁都拣不到便宜,打了几天后,大家发现是两败俱伤。

陈玉成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多点兵,他就能把曾国荃的长壕推平,于是他跑到南京那支部队的驻地,向他们要兵。这个想法使他付出了万劫不复的代价。他走时,把所有部队都留在集贤关和安庆城外,这是一支没有了主帅的兵团,尤其是在战事剧烈时,乃兵家大忌。

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兴奋得直搓手。他下命令给多隆阿,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陈玉成,然后再下命令给鲍超,要他带领一支数量可观的急行军,飞速赶去安庆城和集贤关,与曾国荃联合将陈玉成的主力剿灭。

多隆阿真就死死地拖住了陈玉成,曾国荃和鲍超合围一军,先对集贤关的太平军下手。仗还是打得异常激烈,太平军虽没了主帅,但士气仍旺。湘军虽然人数众多,短时间内却不能全歼他们。在你争我夺和血肉相搏的战役中,双方死伤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粮草已尽,弹药全无。曾国荃运用宣传战术,使太平军坚信陈玉成这辈子是不会回来了。在僵持了几天后,这支随陈玉成南征北战的精锐兵团举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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