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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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曾国藩麾下最后一位担当地方大员的人，自此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和江苏都成了湘系的天下。

他的傲气和与生俱来的书生气在此时也如日中天。

四拒借洋兵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上海的洋人们来找李鸿章，李鸿章趁势请他们检阅淮军。当时的淮军，兵饷不足，而且在乱世摸爬滚打了多年，衣衫褴褛，浑身流淌着二流子气质。洋人们看完，就愁眉苦脸，偷偷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你们中国的第一大帮丐帮，怎么可能守得住上海？”

有人把洋人的担忧告诉李鸿章，李鸿章“呸”地吐口痰到地上说：“别听他们危言耸听，他们这样说是想让咱们‘借师助剿’，曾公说过，死都不会靠他们这群洋人。不过，”李鸿章转动眼珠说，“他们的枪炮可真够劲的，你问问他们，是否能卖给我们一些？”

李鸿章说曾国藩死都不会“借师助剿”，字字都是真的。所谓“借师助剿”，是当时清政府流行的一种想法，就是借助洋人的兵力来对付太平军。

其实，“借师助剿”的论调存在许久了。早在曾国藩困守祁门，英法联军进北京时，有洋人就曾向清政府提议，俺们可以用先进武器帮你们打洪秀全。清政府的老人们围在桌子前商议，商议了多日，也没有结果。他们突然想到，这种事远在南方战场的顶梁柱曾国藩最有发言权，于是让曾国藩发表意见。

曾国藩当时的处境万分艰难，如果让洋人助攻太平军，先不说输赢，至少能把围困祁门的太平军兵力分出一些去。可纵然如此，曾国藩深思熟虑了几天后，给出的答案仍是：外夷的军队不可用！为什么，他说，自古外夷帮助中国消灭敌人后，都有意外要求。就是说，借助外夷，成本太高，超乎想象。

他还自信地认为，湘军水军已控制了大部分长江江面，清政府部队的单薄在陆而不在水，太平军能够纵横南中国，也是在陆不在水。湘军陆军不可能进兵天京，就算洋人的战舰由海口沿长江上行，也不能收夹击之效。也就是说，洋人无用。

不要认为曾国藩是个正儿八经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正如儒家教导他的那样“无可无不可”，绝不会用死规矩把自己限制死。洋人要借兵给他，他不同意，可对于洋商从南到北代运漕米，曾国藩满口答应。

他对中央政府说：“对外人借兵给咱们的事，要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对他们出兵，咱们应委婉地拒绝。可是他们要代我们运送漕米，我是大力赞成的，咱们应该鼓励他们，让他们发更大的光和热。”

信的最后，曾国藩说：“我和左宗棠、李鸿章商量的结果就是如此。不过，纵然要他们代运漕米，咱们也不能一劳永逸。洋人的先进技术，咱们只要有机会，必须要学习啊。”

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远见，在那种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验之时，竟能想到如此深远的计划，曾、左二人实在有过人之处，也足以证明，后来二人倡导洋务运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曾国藩“自以为是”的论调大为不满，王有龄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在祁门被困成了鳖，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洋人无用，实在是死鸭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国藩根本就对付不了长毛贼。”薛焕更是气冲斗牛，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这是掩耳盗铃，说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现在就是靠洋人在守卫，一批不远万里来的美国人还自动自发组织了‘洋枪队’，帮助我们打击长毛。”

二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脆弱的内心认定纯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长毛，而曾国藩虽身处逆境，却内心强大，再加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他有着不同于王、薛二人不同的声音。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这话一点都没错。

清政府对曾国藩和王、薛二人进行综合评论后，觉得曾国藩正确，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岂止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当时在南中国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国上层社会都这样想。上海方面的士绅在未去请曾国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应该请洋人来保卫上海，并请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师助剿”，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问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他已从祁门出来，正在围攻安庆，胜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气更足。他对上海那群士绅说：“几个洋人拿几条枪保卫上海，这可以，但让他们进攻苏州、常州，简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们洋人的利益，他们保卫上海，理所应当。可苏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没有他们的利益，他们来这里，能有什么责任心？！”

上海士绅们垂头丧气，曾国藩后来又去信对他们说，既然让人家保卫上海，就该以诚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诚”待人是理学家的杀手锏，曾国藩主张在外交上也应该如此，这是他终生的人生信条。

薛焕气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军猛攻上海，洋人们也守得很艰难，薛焕再提“借师助剿”。曾国藩也没好气，对中央政府说，“谁不想尽快消灭长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兵天将，那咱们不用就是傻子。可这些人狼子野心，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所要求必然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到那时候我们给还是不给，给的话，必是贻害国家，不给，就得开战，谁能保证打赢？这不是前门驱逐了狼，后门来了虎吗？！”

“借师助剿”的论调一时沉入谷底，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不久，又一波“借师助剿”论兴风作浪。提出这一老掉牙论调的人是三口大臣崇厚，他玩了个花招，说洋人不可信，但印度人可信，大家都是受洋人欺辱过的。我们可以借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兵来中国，帮助我们打长毛。

曾国藩忍无可忍，怒斥荒唐：第一，借师助剿是大错特错，只图眼前痛快，不想将来的危险。这些人鼠目寸光，应该都拉出去不经任何审讯就斩首示众；第二，他曾国藩三番五次地摆明了自己的主张，可还是有人三番五次地提“借师助剿”，拿他曾国藩的话当放屁，简直无法容忍！

他联合左宗棠、李鸿章向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很不客气的奏章，专谈此事。他说，经过缜密的调查后，我们得出结论，英国人调印度兵来助剿这件事是子虚乌有，英国人在印度都手忙脚乱，怎么可能有精力调人来中国？纵然英国在中国的地方官想从印度调兵，在他们那种政体下，必须经过议会通过才可进行。崇厚脑子里都是糨糊，不知他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英国人忽悠了，还是他做梦梦到的，竟然异想天开，这种人的智慧不足以担任官职，皇上应慎重考虑他的去留。

最后，他又说了不借洋兵的另外理由，可谓掷地有声：长毛匪原本是中国良民，纵然为匪，失去良知本体，也是吾中国国民，自有我中国管，岂要外人来？况且，今日之形势，长毛匪已是穷途末路，我辈自有能力结果他们。即使他们仍气焰万丈，这也是我们自家的事，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和汉朝人的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样气势如虹。

曾国藩说了这么多情绪化的话后，笔锋一转：“如果政府真听了那些不开窍的人的话，借师助剿，那湘军绝不会配合进攻。湘军不配合，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没有人力守城，最后肯定是白玩一场。”

慈禧看到奏章的最后，想要发怒，但终于忍下来。虽然对曾国藩很有意见，但她还算清醒，绝对不能借师助剿。

曾国藩四拒借洋兵，终于使得洋人没有进入中国军事领域，至少在这一程度上看，它保全了中国的军事主权。

为了不让洋兵参与中国事宜，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最具典型的是阿思本舰队事件。阿思本舰队事件是这样的，1860年，英法联军进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同治和慈禧回京后，负责和英法联军和议的奕訢说，这群鸟人能如此轻松地进了咱们帝国的心脏，就是因为船坚炮利。我看这很好办，只要咱们花钱买一支舰队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说奕訢是当时的高瞻远瞩者，但这件事证明了他的平庸。不从制度上改革，全去表面武器上装潢，这和一个肺痨患者看到拳击高手天下无敌，认定是拳击手套的强大的思维模式一样。

奇异的是，奕訢的看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曾国藩也暂时同意，不过他比奕訢走得更远一点，他希望能有自己的船厂，而不是全靠购买别人的战舰。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奕訢和洋人们交流、谈判，最终确定每艘战舰数十万两白银。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大呼太贵。但他又不好阻挠这件事，因为开始时他是同意的。于是他掉头重新拿出自己的主张：此时购买战舰无非是为了对付长毛匪，可我早就说过，长毛匪的长处在陆而不在水，洋人的战舰都是横行于辽阔的大海，咱们和长毛匪交战的地方没有大海，要那么多战舰做什么？

奕訢头痛不已，问曾国藩，请把话说清楚点，我最近公务太多，脑袋都要炸了，你想要表达什么？

曾国藩拿出自己的想法，战舰必须要买，买战舰不是目的，买来后研究它，然后咱们来自己制造，一来省钱；二来可以不必仰洋人鼻息。当有一天，中国人见到战舰不会大呼小叫，咱们就真的强大起来了，就可以和洋人分庭抗礼了。

奕訢头更疼了，他想不了那么远，按他和慈禧的想法，买一支舰队回来，消灭太平天国，这就是直接目的。可曾国藩又谈什么自己制造战舰，这就超出了他的想象。经过多日的模糊的思考后，他同意了曾国藩的想法，不过，还是违背了曾国藩的意思，购买了一支小型舰队。

这支舰队包括三艘中号军舰、四艘小号军舰、趸船（无动力装置的矩形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用于装卸货物或供士兵上下使用）一艘，又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一共花费白银六十五万两。

闻听此事，曾国藩拍着大腿对人说：“几艘破船就值这么多，要是自己建造，何至花这么多冤枉钱？”

虽然如此说，他还是渐渐乐观起来。当时胡林翼仍在世，他和胡林翼商量说：“这些战舰一到，每艘战舰留下三四个洋人，至于士兵，都用咱们湘军的，炮位也用湘军，哈哈。”

人生法则之一，就是发生的事永远是你预想不到的。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时，情况发生变化。变化来自二道贩子、英国总税务司司长李泰国，他是英国人，但因为总和中国人打交道，觉得中国人名字很酷，所以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他把这件事想得特别美好，也特别长远。清政府把钱交给他，购买了战舰后，李泰国阁下竟然私自聘请英国水军上校阿思本为这支战舰的司令。这还不算，他还招募了六百多英国水军官兵，准备舰上全用英国人。

这就是所谓的阿思本舰队，随之而来的就是阿思本舰队事件的爆发。

如果事情只到此为止，也不算什么。一个舰队的司令和士兵是外国人，并不代表舰队的归属权也是外国人。可随之发生的事让清政府和曾国藩惊骇万分。

战舰未到中国时，李泰国摇摇晃晃地进了北京城，和奕訢等人寒暄一阵后，就从皮包里拿出几张纸，上面既有英文也有汉文。奕訢莫名其妙地问：“这是什么？”

李泰国晃荡着肥头说：“看了就知。”

奕訢就看，这是份合同，双方签订人不是他李泰国和奕訢，而是他李泰国和阿思本。奕訢才看到第二条就大吃一惊，看完最后一条后，简直要跳起来痛揍李泰国一顿。

这份合同的大致内容是，阿思本是这个舰队的司令，而他李泰国是司令的司令。阿思本有权决定中国以后的水军规模和战舰样式，并且这支舰队要挂外国军旗，至于中国清政府的龙旗，随便找个地方画几只蚯蚓就可以了。

这个合同告诉清政府一件事：你们出钱买的舰队不属于你们，不但这支舰队不属于你们，以后你们的海军也不属于你们。

若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早就抽出腰间的铁片子，把李泰国一刀两断了。可因为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对英国人已畏惧如虎。奕訢一面擦拭汗水，一面向李泰国表示，这事他做不了主，要请示慈禧太后。

李泰国在椅子上微笑着点头，意志坚定，自信十足地说：“让你们的女皇看看也无妨。”

伟大的女皇慈禧看了，要跳起来，却终于忍住，隔着帘子问奕訢：“南方那群人怎么看？”

这当然指的是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此时，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顶梁柱。奕訢轻轻地说：“已经把此事传去南方了。”

慈禧再问：“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

奕訢想了一下：“他们听您的。”

“是吗？”慈禧笑了，瞬间收了笑容，蹦出三个字，“听个屁。”

慈禧可谓未卜先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万分激动，写了封情绪极为激烈的奏章，希望中央政府死都不要答应这件事，即使那些钱一毛都要不回来，也不可答应。

他的奏章在路上时，奕訢等老人们已在制定新的合同，这份合同只轻描淡写地改了一句话：阿思本的司令职务应由清政府授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应是中国人，而非任何外国人。

消息再传到安庆时，曾国藩简直要暴跳如雷了。

耻辱！他的脑海里只有这两个字，但焦躁地转了几圈后，他突然猛地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让他冷汗直冒。

中央政府那群人纵然被英国人的两次战争吓破胆，也不至于害怕到这种程度，花了那么多钱，只买个总司令任命的权力？

这件事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阿思本带着他的舰队来南方，由于他的任命是出自中央政府，是不是就说明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等于说，中央政府派了支舰队抢他的胜利果实来了？！

曾国藩一屁股坐进椅子里，脑里乱成一锅粥。由此看来，中央政府还是对他大大不信任啊。如果他这个时候还坚决抵制这支舰队，那岂不更是给了中央政府一个印象，他曾国藩想独揽南中国？！

可问题是，由于深谙传统文化，曾国藩在安庆的这段时间已尽量收缩自己的权势，低调得让人叹为观止，他只是希望北京朝堂帘子后面那位对自己的猜忌减少一点，维持好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倘若这种思路在他头脑中占据上风，那他的行动应该是，完全同意中央政府的决策，并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敲锣打鼓欢迎阿思本舰队。然而，对这支舰队的归属权所产生的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让他不惧猜忌，毅然决然地上奏中央政府说：“咱们出了钱，就该让咱们的官员全权指挥，绝不可让洋人把持这支舰队。如果洋人非要把持，那干脆将这些战舰赏给各国，付出的钱，咱们也不要了，就当喂李泰国这只狗了。”

这番话铿锵有力，奕訢和慈禧都受到震动，这就是花钱买未来，非有高瞻远瞩的人不能做出。

慈禧问奕訢：“你说该怎么办？”

奕訢不能说曾国藩势力大，此时不好得罪，于是说：“曾国藩说得很有道理。”

慈禧说：“那你就硬着头皮去交涉吧，你有几十万两白银做靠山，应该是底气十足吧。”

奕訢的确底气十足，阿思本更是底气十足，声称奕訢和李泰国订立的章程，他绝不同意。如果非要如此，他就将舰队解散。

奕訢还抱着幻想，对阿思本说：“舰队是我们花钱购买来的，你要走就走，把船留下。”

阿思本向来是强盗思维，他说：“船是我开来的，你们不让我独断，那我就要把它开回英国，有本事，你们派人去把它开回来。”

奕訢没有这个本事，给曾国藩去信询问对策。曾国藩这回头脑冷静下来，毕竟是那么大一笔钱，不能无缘故就真的赏给洋人。他出了个主意，阿思本可以把舰队开走，但大清政府是出了钱的，所以委托阿思本把船变卖，变卖之后的钱应该归还清政府。

阿思本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乐不可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声称我们这次来中国，花费颇多，往返费用你们要给报销。

曾国藩和奕訢不必商量，他们要的就是这结果，立即同意。于是，阿思本虚报账目，又把销售战舰的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清政府损失了近四十万两白银，终于取缔了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事件”让清政府的一些激进分子大为恼火，无缘无故浪费了这么多钱，居然什么都没有得到。纵然是拥有猴子智慧的人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在慈禧面前指责奕訢和曾国藩，慈禧只是异常平静地听着，最后才说，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谁提我就惩治谁。

当北京紫禁城里的那些迂腐官员正谈论失去的金钱时，曾国藩却在安庆城中愁眉不展。他意识到，阿思本战舰事件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造船厂，自然也没有驾驶员。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必须要建造自己的造船厂和培养自己的船员。

当然，这不是他紧迫的任务。在1862年，曾国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问题。

向天京前进

安庆之战后，洪秀全在天京城里失去了上帝给他的法力。法力在这种危机时刻消失，让原本就惶惶不安的他，头脑的紧张程度更雪上加霜。他想起被自己间接除掉的杨秀清，倘若此时最擅长上帝附体的杨秀清在，他会向杨上帝叩头，渴求他拿出高明神圣的方法解脱困境。他又想到那些最早跟着他从广西打出来的老兄弟们，特别是石达开，带走了几十万人。如果那几十万人还在天京城，他就什么都不怕！

天国的春天只在他脑海最深处，如梦如幻，天国的夏天似乎就在昨天。他感觉到，只是在昨天，天国大军还气势如虹，纵横整个南中国，如在无人之境。可只是一眨眼，天国的秋天来了，万物凋零。一片萧瑟，连宫里那些艳绝人寰的几千个小老婆都黯然失色，如同僵尸。

几天前，又传来芜湖失守的消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来，安庆为上游第一道屏障，芜湖为第二道，两道屏障都成了敌人的院墙，天国首都的上游就暴露在湘军的锋刃下。一想到这里，洪秀全嘴角直颤，双手抖如脑血栓患者。

在几百里之外，曾国藩的手也在抖，是过度兴奋地抖，他正在制定围攻天京的计划。这份计划高屋建瓴，宏观上分三路。第一路由李鸿章从上海自东向西进攻；第二路由左宗棠在浙江开辟战场，清肃浙江太平军；第三路则是湘军主力沿长江两岸向前推进，直指天京。

微观上分四路，就是第三路军，也就是进攻天京的湘军。第一路指挥官是他老弟曾国荃，进攻巢湖、和县、含山，成功后与扬州一带的清政府军合二为一；第二路指挥官是多隆阿，攻合肥成功后向天京方向运动；第三路和第四路的指挥官分别是鲍超和李续宜，在长江南岸向前推进。四路之外，还有彭玉麟的水军协同作战。

四路军几乎同时行动，并且势如破竹。1862年5月末，四路大军逼近天京，曾国荃甚至进逼到离天京只有四十里的周村。

曾国荃信心爆满，如同一头雄狮，他此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攻进天京，为他老哥和曾家创建永难磨灭的不世之功。曾国藩慌忙去信给他，“你太冒进了，步子迈得太大，小心身体。后面的几路都没有跟上，万一敌人断了你的后路，你哭都来不及。”

曾国藩一向主张稳扎稳打，原本的计划是四路大军实行地毯式的同时推进，想不到他老弟急如星火，把其他三路甩出那么远。在信中，他认真对老弟阐述自己的作战主张：“当年江南大营七万余人，都无法攻破天京，你区区两万人就想登天？作战之道，尤其是攻大城时，必要准备好攻城部队，打援的部队，布置妥当后才可行动。你现在太冒失，速速停止，等待我的命令。”

曾国荃等不了，当曾国藩这封信抵达周村时，曾国荃已向前推进了三十余里，把军队驻扎在了雨花台，这里离天京只有四里！

曾国藩的信到达雨花台时，曾国荃正在极度兴奋中。看了老哥的信，不禁嗤笑起来。他对参谋们说：“不是我在背后说曾大帅的坏话。我老哥年纪大了，斗志差了，行事过于拘谨。说的话全是大套理论，没有实践支撑。咱们可是有实践支撑的，自起兵以来，咱们打的仗还少吗？每次不都是以一敌十，把长毛打得哭爹喊娘。”

他给曾国藩回信道：“诸军士被招募进湘军，所图的就是攻下天京。洪秀全那厮已是穷途末路，我们应乘胜进攻。倘若在此等待，岂不是让他们有所准备？况且，天京是贼之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自然死亡。只要我们攻天京，分散在各地城池的贼军必会来救，那时，李鸿章不必来了，左宗棠在浙江也不必打了，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变了天地。”

曾国藩并未认为老弟吹牛，可心里仍然不踏实。他继续去信劝曾国荃：“驻扎雨花台我没意见，但你绝不能擅自行动、攻打天京。”

写完这几句话，又觉得言辞不够温和，于是和曾国荃唠家常：“我知道你创建功业的心特重，应该问你这心从何处来，是为家族争光，还是为了让人看得起你，是为苍生社稷，还是仅出于喜欢打仗。这里有公心也有私心，出发点不同，结局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正念头，念头对了，才能把事做对。”

曾国荃讨厌老哥讲大道理，但他毕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回信给曾国藩，就按你说的，等四路大军到齐，我才行动。

曾国藩接到信后，总算放下心里的石头，想不到这波才平，另一波又起：四路大军永不能齐聚天京下了。

中央政府突然来了圣旨，要曾国藩迅速派一支军队赶赴陕西，陕西那边出了大状况。陈玉成的一支太平军进入陕西后和当地活跃的捻军配合，搅乱了清政府的政治秩序。这支兵团不仅把陕西闹了个底朝天，还威胁着山西甚至湖北。

曾国藩反复思量，如果不救陕西，一旦长毛进了湖北，那又要重新来过。审时度势之下，他听从了中央政府的命令，派已攻占了庐州的多隆阿去陕西。

李续宜虽然是一路军的指挥官，但他本人已是安徽巡抚，只是派了手下兵团前往。这支兵团进展缓慢，又要分出一部兵力回安徽和太平军作战，所以更不可能快速抵达天京城下。至于鲍超，兵力有限，到和不到，对曾国荃而言并不重要。

等于说，只有曾国荃一支孤军抵达天京城下。曾国藩希望李鸿章能快速向西推进，李鸿章有这个能力，却不实施。他从上海出发时只带了两千淮军。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消极，李鸿章神秘地一笑说，曾国荃能征善战，曾大帅智慧高超，有他们曾家人在，天京何愁不下。我若兴师动众而去，给别人的感觉不是要抢人家的功劳？！

这是智慧，换个角度看就是鸡贼。因为人人都知道天京城不好打，岂止是不好打，简直是难于登天。

第九章 覆灭天国

瘟疫来袭

对曾国荃而言，1862年流年不利。前半年很利，他摧枯拉朽就奔到了天京城下。在过度兴奋的最初几天里，他在雨花台几乎能听到洪秀全的唉声叹气，甚至能触摸到洪秀全那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一百岁的令人作呕的老人斑。

但下半年就大大不利了。先是各路兵团无法抵达，然后就是天大的麻烦——瘟疫。老子说过，“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其实，战争进行时就是凶年，杀掉的人没有时间掩埋，病菌滋生，瘟疫就无可避免。1862年7月末，曾国荃军中就已有瘟疫，因为他始终关注着天京动向，所以没放在心上。仅一个月后，瘟疫开始在军中流行，他的一半士兵都染上疾病，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无法缓解。

曾国荃急了，给老哥去信，请求医疗队支援。曾国藩回信，神情沮丧地说：“不是你的军队里有瘟疫，各支湘军队伍中都发生了，连远在浙江的左宗棠部队也有了，我能为你做的只能为你源源不断输送药草，不过现在这段时间，药草奇缺，你好自为之。”

曾国荃大为失望，也紧张起来。他现在是孤军深入，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倘若此时敌人向他发动进攻，那他非死无葬身之地不可。如果他当时在天京政府里有卧底，就知道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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