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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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离骚》
你难忘的伊犁西公园附近诺海果尔特的俄式（或鞑靼式）大院！对不起，他把你描写成了魔窟。
这也是对于小说的让步，他这一次认真地把小说写成小说，而不是把小说写成诗、哲学、自白、独白、辞赋与骚…
毕竟留下了神秘的、异域风情的不同画面，历经沧桑，不怕拆迁与重建，城市的记忆永在。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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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何堪，亲闺女不辞而别
彼物怎处，好汉子二斤羊油
?
当伊力哈穆和米琪儿婉各自在收工以后回到家来的时候，巧帕汗外祖母对伊力哈穆说：“那个好汉子来了。”
“哪个好汉子？”伊力哈穆没听明白。
“就是那个秃子。”
“秃子？”
“就是那个傻子。”
“傻子？”
“就是那个骗子。”
“骗子？”
“我说的就是那个好汉子。”
又回到了“好汉子”，巧帕汗低下了头，好像对这个问答已经因为说话太多而感到疲倦，可伊力哈穆仍然没有听懂。
“这大概是说穆萨。”米琪儿婉向伊力哈穆使了个眼色。她知道外祖母常常忘记了一些人的名字；又常常按自己的意思给一些人起绰号；又常常随时更改这些绰号。“您是说穆萨队长来咱们家了吗？”她大声问。
巧帕汗好像睡梦中被人惊动了一下似的，摇晃了一下，不高兴地说：“所谓‘队长’是什么意思？他还能当队长？我就不知道有这么个队长。那个痞子，猴子，翘胡子！”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您，穆萨当了咱们的队长了嘛！”米琪儿婉忍住笑，解释说。
“告诉过，告诉过，告诉过又怎么着？我才不告诉你们呢！”巧帕汗毫不通融地、含混不清地嘟囔着。她挪了挪身子，表示要躲开这个话题。老年人不喜欢别人听不清他（她）的话，更不喜欢别人的追问或者反驳。该说的，已经说了，你好好听，好好想，自然能够领会老人的执拗的话里所包含的经验、智慧和见地；别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伊力哈穆也向米琪儿婉使了一个眼色。他们不再惊动老人，悄悄地准备晚饭。
“你要到隔壁一趟，”巧帕汗又发话了，“热合玛那洪热合曼阿洪的连读。太可怜了，女孩子伤了他的心。”
“对！”伊力哈穆回答，虽然他仍是莫名其妙。
“忘恩负义的年轻人，说是要幸福呢，倒好像我们该着他们，欠着他们！你小时候可没向我要过幸福这玩意儿。冬天你也没有要过一次皮帽子。你要一角馕，也是在你太饿了、而且家里还有馕的时候；如果家里没有馕了，你虽然饿得咽吐沫，然而你只是坐在墙角用两个小眼睛看着我，你什么也不要…”巧帕汗没头没脑地、感慨地说着，沉浸在回忆里，两眼充满了泪水。然后，她站了起来，走进里屋，从悬挂在房梁的木板上取下一个橙黄色的大馕，笑吟吟地走了出来。米琪儿婉赶紧抬过了小炕桌。巧帕汗捧着馕像捧着一面大手鼓，她把馕端端正正地放的桌子中心，她说：“先喝点茶吧！再做饭。”伊力哈穆和米琪儿婉顺从地坐了过来。
“现在，我们的家里也有这样的大馕了，这是容易的吗？馕，是个了不起的东西，神圣的东西。谁也离不开它，永远也不会被人厌烦。我小时候听大人说过馕比什么都崇高，明白吗？”老人问。
“明白。”
老祖母很满意伊力哈穆的简短的回答。她笑了：“所以，你回家来继续种田，这是对的。”
她们正说着话，门开了，进来一个戴着黄方格头巾、穿着墨绿色线呢长裤的回族小姑娘。她叫马玉凤，是穆萨的妻妹。她手里托着一个红布包，显出一种腼腆的样子。米琪儿婉连忙招呼：“快来！请坐到桌子这边来！”
“您请！”马玉凤表示了辞谢，用一种回族女孩子特有的轻柔腔调操着维语。
“穆萨哥请您去呢，伊力哈穆哥。”
伊力哈穆有礼地一笑。
“请您现在就去。”马玉凤慌乱地说。
“好。我过一会儿就去。”
“穆萨哥说，家里没有别人，请您一定去。”
“知道了，我一定去。”
“穆萨哥让把这个给您。”马玉凤打开红布包，里面是一个撑得圆圆实实的羊肚子，羊肚子装的是炼好了的雪白羊油。
穆萨打发妻妹送来了那么多羊油，这使得伊力哈穆他们三个人互相望了一眼，巧帕汗转过了脸去。
米琪儿婉说：“谢谢你，好妹妹。羊油我们不要。你们自己用吧。”说着，她把羊油又照原样包了起来。
“你们不要，穆萨哥会骂我的…”不知道是由于害怕还是羞愧，马玉凤脸憋红了，眼泪几乎掉了下来。她第二次又打开红布包，把羊油放在锅台上，用求告的眼光看了米琪儿婉一眼，不等主人再说话，回头走了。
“马玉凤妹妹。”身后传来米琪儿婉的唤声。她走得更快了。
这一肚子羊油给伊力哈穆出了难题，他用目光询问着。巧帕汗哼了一声，躲开了。
“怎么办？”米琪儿婉也不知如何是好，她商量着，“现在再原封给他拿回去？未免太不好看，穆萨会从此和你结下仇。就这样收下吧，送这么多羊油未免也太过分。要不就先收下，明天我去看马玉琴，给她带上一罐子酥油…”
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而确实是一件难办的事。乡间是经常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的。伊斯兰教更提倡施舍和赠送。然而，赠送的情况和性质各有不同。农民们大多数也比较注意情面，哪怕是打出一炉普普通通的馕，他们也愿意分一些赠给自己的邻舍和朋友。拒受礼物，这就够罕见的了，原物退回，这便是骇人听闻。穆萨毕竟不是四类分子，送羊油的动机又无法进行严格的检查和验证。你很难制定一个标准来判断何者为正常送礼，何者为庸俗送礼，何者为非法行贿啊！但是，制定这样一个标准困难，并不等于这样一个标准是不存在的。不，它是存在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把尺。
伊力哈穆对米琪儿婉说：“你说得倒好，他今天送一肚子羊油来，明天你送一罐子酥油去，瞧咱们两家有多热闹。”
“那…”米琪儿婉的脸微红了一下，她也意识到自己的方案是行不通的。
“不忙，”伊力哈穆说，“等吃过饭以后，我先去看望下热合曼哥，然后，再去找穆萨。”
阿卜都热合曼满脸通红，眼窝下陷，斜靠在专为他放的三个大枕头上，粗重地喘着气。他的样子像一个高热的病人。
伊力哈穆吃了一惊，清晨他们开碰头会的时候，老汉的精神还好着呢。
一见伊力哈穆到来，热合曼就睁大了眼睛。“请来，坐到这儿，”他指一指身旁，从身下拿出了一个信封，命令道，“来，再给我念一遍！”
“这是干什么呀！不要让人家念了…”
“要念。要让人们知道我们俩的耻辱。念！”
伊力哈穆拿起信封。信封的落款是“塔城新街三十五号哈丽妲”，哈丽妲是热合曼的妹妹的女儿，由于婚姻不如意，热合曼的妹妹在生下哈丽妲后不久又改嫁了，把孩子给了热合曼抚养，算是热合曼的最小的女儿。热合曼的妻子伊塔汗生了三个儿子，但他们还是希望抚养个女儿，他们不怕孩子多的麻烦。热合曼常说：“栽株葡萄也要花好多工夫，操上点心，受上点累，一个人长成了，多令人高兴！”哈丽妲这个养女，因为小和聪明，比他们亲生的孩子还受宠爱。这个孩子怎么跑到塔城去了呢？她的信又与热合曼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呢？伊力哈穆按捺不住心头的惊疑，打开信笺读道：
亲爱的热合曼父亲和我的慈祥的母亲伊塔汗，您们的小女儿向您们问安。您们的情况怎么样？都好吗？身体健康吗？家中平安吗？克里木哥、巴拉提哥、阿依姆嫂、姑丽扎尔嫂，还有艾海提侄子、瓦力斯侄子和坎贝尔侄女都好吗？我想你们都是很好的，我祝福你们健康和平安。
“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说了一遍，倒好像她没有忘记似的…”热合曼阴沉地插嘴道。
伊力哈穆不解地看了老汉一眼，继续读下去。
我现在来到塔城，在我的同学艾山江家里，我们已经决定结婚了。父亲、母亲，希望能得到您们的允许和原谅。艾山江的父母，领到了侨民证。他们准备明天就走了，我打算和他们一块儿走。等您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那边了…
伊力哈穆怔住了，他打量了热合曼一眼，热合曼严肃起来，脸上似乎布满了冰霜，面孔显出了从所未有的衰老和憔悴。伊塔汗眼圈红了，她好像受冻了一样地把自己缩成了一团。热合曼做了一个苦恼的手势，叫伊力哈穆继续读。
伊力哈穆小心翼翼地读道：
…我年轻，需要幸福和富裕的生活，而我们的国家还很穷…
“等等，再念一遍！”老汉抓住伊力哈穆的手。伊力哈穆感到了他的手在抖。
“他父亲！”伊塔汗惊恐地叫道。
热合曼指着信。
伊力哈穆读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
“听到这话了吗？伊力哈穆兄弟！”老汉脸上的表情是吓人的，“就像一个孩子责备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脸上长了皱纹而手上长了老茧！”老汉咳嗽起来。
“您休息，别生气。”伊力哈穆劝慰着，准备继续读下去，热合曼却打断了他，说：“把刚才那一段再读一遍！”
“…还很穷！”
“我们穷吗？”老汉沉重地问道，“可能的，是真的。但是，她怎么不想想，正是我们这些穷苦人省着吃穿，省着花费，让她吃饱穿暖，把她养大，把她打扮好，让她坐上了汽车火车，让她到上海上了大学…二十多岁了！二十多年来，父母养育着她，中国养育着她，她现在嫌我们穷了…”热合曼大声地说着，任凭眼泪一大滴一大滴地流过面颊，他也不擦。他哽咽着说：
“你再念一遍，我的好兄弟！”
伊力哈穆迟疑起来。
“念吧！念吧！你们都听听啊！大家都听听吧！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流血、流汗、受苦、斗争，收拾这破碎的土地…正当我们流着汗平整稻田的时候，像哈丽妲这样的小姐开始为了我们没有给她端去装在圆盘子里的现成的抓饭而责备我们了。难道他们有权利向我们索取轻松、安逸和享受吗？我们从上一辈接过来的可不是装着热气腾腾的抓饭的大盘子，而是镣铐、绳索，套在脖子上的夹板。多少人流血牺牲，才换来今天的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这个该死的哈丽妲小姐，写了那么多亲属的名字，连我的小孙女也没有落下；请问，她为什么不写上我的大儿子，她的大哥艾克拜尔呢？”
艾克拜尔是阿卜都热合曼的大儿子，在一九四四年，他参加三区革命政府领导的民族军，牺牲在与国民党军英勇对阵的玛纳斯前线。
艾克拜尔这个名字的提出，使伊塔汗大哭起来。
“不，她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热合曼说，“当她假惺惺地提到这些活着的亲属的时候，她忘记了艾克拜尔。她不敢想也不配想那些为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而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我不知道‘那边’的生活怎么样。也许，她到了‘那边’能够多吃一块糖球儿？不是有这样的讨厌的家伙吗，他们手里拿着一块糖，去骗一个幼小的孩子，让那个孩子去骂一下父母，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个糖块。但是，即使是嘴馋的幼小无知的孩子也很少上这样的当。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尊严和良心。哈丽妲还不如这样的小孩子，她是这样自私和冷酷…”
“老头子，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们的哈丽妲…”伊塔汗劝阻着。
“我们的哈丽妲，我们有个叫哈丽妲的女儿吗？没有，根本没有。即使养活一只小狗它也会帮着你看家，养一只猫也还为你捉老鼠，但我们的哈丽妲小姐呢？这怨我们自己，这怨我们自己呀，伊塔汗老婆子！咳！谁让我们从小那样娇惯她。她的三个哥哥上过学吗？没有。她上了学。她的三个哥哥哪一天不到地里劳动？她呢，不去。在上海学了一年音乐，回来过暑假的时候，乡亲们想听她唱歌，都来了，挤了一屋子。你看她那个难呀，她那个狡猾、冷酷、高傲的样子！她居然溜掉了，说什么出去一下五分钟就回来给大家唱歌。她出去了五个小时，乡亲们都摇着头走掉了。那时候，我们就应该狠狠地批评她、骂她，应该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她的学校的领导…再不听，就像小时候那样，应该揪住她的耳朵。咳，老婆子，我们错了，我们没有给国家养育出一个人民的歌手，而是…而是什么呀？她算什么呢？”
“您不要那么气恼，那样伤心，热合曼哥！”伊力哈穆劝慰着。虽然，念了信，听了老汉的话，他自己心里也很不平静。恰恰是热合曼，这个好强的、火爆的、爱社会主义的祖国胜于爱自己的生命的阿卜都热合曼的小女儿，那个具有着百灵鸟一样的嗓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哈丽妲，全村第一个到上海求学的大学生，被认为最最幸福的年轻人的哈丽妲，如今，对老人，对乡亲不辞而别了。谁能受得了这种背叛，这种亵渎，这种冷酷？
伊力哈穆说：“走，就走吧。这不是你我的愿望所能主宰的事情。她走了，还有一些什么人走了，但是天山没有走，伊犁河没有走，我们没有走！祖国还在这里，人民还在这里，用不着为这样一个轻浮的孩子伤心…”
“我不为她伤心，”热合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只是憋了一肚子话。临走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来见我，不来见她的母亲？我不会拦着她的，我不会拉住她的衣角。但是，我要责备她；我要骂她，要让这个人抬不起头来！她走到哪里，让我的谴责和愤怒像影子一样地跟她到哪里。我需要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狡猾的丫头逃掉了，让我骂谁去？为了这，我气得活不下去！”
“她不敢见您，这样的人都是怯懦的，您看她下面写着，”伊力哈穆拿起信读道，“我知道，您会骂我，我不敢和您告别。但我还是请您，原谅我…”
“不，我不原谅。”热合曼缓缓地，用特别洪亮的声音一字千钧地宣告。他的眼睛凝视着远方。他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四寸的照片，是哈丽妲在上海照的，原来放在墙上的镜框里的，阿卜都热合曼拿出照片来，看了一眼，缓缓地把照片撕了两半，又撕了四半…没有人阻拦他。伊塔汗和伊力哈穆都静静地注视着他，老汉庄严地、清晰地再次重复说：“不，我不原谅。”
这是阿卜都热合曼的心声，这是老汉内心的裁判。尽管在一九六二年的伊犁—塔城事件中，像哈丽妲这样的人并不只一个，尽管他们当中有种种不同的情况，而其中绝大多数是被起哄，被闹腾过去的，尽管我们相信，其中许多人后来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亲友、邻居。事实上，在往后的年代中，也有不少的人千难万险地又返回了故国，他们痛哭流涕…人们对他们并没有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人民啊，你怎么说人民呢？最聪明的是人民，最犯傻的也是人民，最伟大的是人民，最可怜的也是人民。但是，人民也有坚决的和断然的声音：阿卜都热合曼的“不原谅”这样一个否定式维吾尔动词将永远保持在生活里与空气里，使人清醒，使人难过，也使人长思。
伊力哈穆同情地、理解地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热合曼哥，您能不能把这封信借给吐尔逊贝薇用一下？”
“借给吐尔逊贝薇？”热合曼不明白了。
“是这样的，我想建议给吐尔逊贝薇，让团支部组织青年听听哈丽妲这封信。让青年们讨论讨论。”
阿卜都热合曼看了伊力哈穆一眼。
伊力哈穆解释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需要正面教员和教材，而且需要反面教员和教材。哈丽妲走了，不说一声再见就抛弃了你们，也抛弃了我们，这本来不是好事，但是青年们会从中受到刺激，受到教育，更加热爱祖国，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园。说到底，我们的生活不应该不如那边，不应该让这边的人民有什么理由非得去羡慕那边。这不就成了好事了吗？”
“这…多难看！”伊塔汗听了这个建议，说得很有些难为情。
“热合曼哥，”伊力哈穆一笑，“我还建议，您去参加团支部的这个集会去吧，您可以在那里，当着全大队青年的面，把您心里的话说一说。有话，要告诉人民，告诉青年。”
“兄弟，你的意见真好。如果你早一点来，也许我就不会生这么大的气了。”热合曼略略露出了笑容。
“今天可把老头子气坏了，中午饭都没吃，他像得了瘟病一样地躺着发抖。”伊塔汗证实说。
“生气并不能改变什么。她们走了，我们要活得更好。让她们看一看、想一想吧。我们没有什么要发火的，热合曼哥，我顺便还要问您一个事情呢。”
于是伊力哈穆详细了解了有关四月三十日夜晚大渠跑水的情况。
穆萨在家里等着伊力哈穆，等得有些发急。
宽敞的房室里，一盏大马灯点得明晃晃。马灯是队上的。穆萨当了队长以后，说是夜间要检查工作，就把灯拿到了家里来。穆萨的老婆是回族，他的家庭的布置兼有维吾尔族的绚丽与回族的精致的特色。洁白的、镂花的窗帘、门帘，镶着金木条的箱子和窈窕的铜壶是维族式的；高炕，大方木桌，成套的茶壶茶碗，又显出回族的特点。
这个家，对穆萨是来之不易的。论成分，他是雇农，他给维族、汉族、回族、满族四个民族的地主扛过活。但他从小沾染了不少游民甚至流氓习气。如果不算脸上的麻子，他长得相当漂亮，壮实，有力气，能劳动，脑筋聪敏，口舌灵活，又争强好胜，敢于冒险。少年的时候他给一个老地主干活，地主儿子总是让穆萨陪着他去赴宴，打猎、赌钱、跑马、寻欢作乐。穆萨干了几年，挣了几个钱。地主儿子提出来要和穆萨赌髀石——羊拐，穆萨接受了这个挑战，还有人围观。赌起来，穆萨算计得很精，很老练，赌了一夜，把地主儿子赢了个一塌糊涂。地主儿子在天亮以后只剩了一身内衣，还给穆萨写上了欠账的字据。老地主知道了，假意给了穆萨一间房子抵赌账，穆萨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做着成家立业的好梦。半夜里，地主儿子爬上穆萨的房顶，把烟囱用土坯堵住了。那时是冬天，临睡前炉灶里是要添一些煤炭的。地主想杀人不见血地把穆萨熏死…别人不知道，很可能以为是烟囱自己塌下了一块土坯，使主人中了煤气。大概是穆萨太强壮了，他已经煤气中毒，昏沉沉站立不起来了，但他还是爬到了门口，推开了房门。冷风把他吹醒了，他立时上了房，看到了房顶积雪上的脚印。他顺着脚印追踪到了地主家，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堵住了地主的烟囱。但是，他被发现了，他逃之夭夭。在昭苏县另一个大地主家里，由于他干活手疾眼快，又能咋呼，被看中当了工头，但是不久，由于他和老地主的小老婆眉来眼去，又被赶走了…三区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民族军，担任到排长，又因为抢劫群众财物、屡教不改而被撤了职，而且关了五天禁闭。
解放后他本来在五大队，土改时还当了农会委员。土改以后，他却不安心务农，为了挣现金，他到了生产建设兵团开发的一个煤矿，一开始，干得不错，当了作业班长，后来又因为酒后下井，违章作业，差点造成了严重事故。领导上批评教育他，他听了不高兴，便又跑回到爱国大队来。爱国大队有一个吝啬鬼，回族中农马文平，教名叫做努海子。努海子已经年老，家中只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深感缺少劳动力之苦，他看到穆萨这个光棍汉爱吹牛，好听人家奉承，有时显得有些傻气，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努海子常常请穆萨来做客，给上一两顿好吃喝，说上一套吹捧的话语，然后穆萨就帮他砍柴、割草、修房、种菜。穆萨显得也很讲交情，很慷慨，愿尽义务而一不索取报酬、二不吝惜气力。努海子的大女儿马玉琴已经二十大几，但因努海子要彩礼太多一直办不成婚姻，这样就不但耽误了马玉琴的“青春”，而且压住了底下的妹妹嫁不出去。姐妹几个早有怨言。穆萨这时已经年近四十，小胡子一翘还相当风流。他没怎么费力就和马玉琴双方自愿地到了一块儿。后来的事就不好说了，有人说是马文平知道了大女儿和穆萨的事以后气死了，也有人说是马文平病危以后主动把大女儿许配给了穆萨。总之，努海子死了，穆萨和马玉琴结了婚。穆萨差不多继承了马文平的全部家产，穆萨搬进了马文平的三间北房，把老二、老三两个妹妹嫁得远远的，现在只剩下最小的妹妹玉凤还和他们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