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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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卜都热合曼家的门口，伊塔汗泪眼汪汪地看着社教干部把行李往牛车上装，她把萨坎特拉到了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告诉我呀，我的孩子。你们生气了吗？为什么不高兴了！也许我做的饭不合你们的口味？是不是汤面条里的蔓菁疙瘩放多了？组长他爱吃些什么？我问了多少次，为什么你们不说呢？也许，那间屋子拾掇得不好？本来，我说过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到我们房里，偏偏那个老头子说几把高粱须、一张镔铁皮没有关系。要不，我们换一换好不？你们住到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大一点的房子来吧。也许，我们有什么话说得不对，惹你们生气了？我们没有文化，老头子又是个急脾气呀…”
“老妈妈，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我们谁也没生你们的气…”
“那为什么要走呢？是不是那头难听的毛驴子的叫声搅扰了你们的睡眠？是不是土炉离你们太近，我打馕的时候烟气呛得你们喘不过气来！孩子，把我的话翻译给章组长吧，我不愿意你们走！你们为了我们，离开家里的亲人，离开城市，到我们的农村里来工作，你们吃苦了，我们应该把你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够，请对我进行批评呀…”
库瓦汗奔东跑西，颠来摆去。跑得头巾垂到了肩头，袜筒秃噜到脚面。她到处叽叽喳喳地，语无伦次地用尖厉刺耳的声音急急地说话。她找生产队的出纳：“支给我们十块钱吧，章组长今天搬到了我们家，我总得做一顿好饭啊！”她找热依穆副队长：“给我们拉一车苞谷芯子吧，我要给工作干部做饭！”她拿着一个大碗去推邻居家的门：“给我们一碗奶皮子吧，可恶的队长夺走了我们的奶牛，可给组长喝什么茶呢？”她来到供销社的牛、羊肉门市部，不肯排队，抢到了前面：“宰羊的大哥，给点好的，给点最肥的部分，别给骨头，我是为了给工作干部做饭才来买肉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便说：“工作干部确实是有眼睛啊，爱惜我们这些可怜人啊，章组长和尼扎洪谈了多少次话，谁知道，他说不定打算把尼扎洪培养成干部呢…”
萨坎特对何顺说：“老妈妈伤心了，老大爷也生气了。我们这样做好吗？至少应该讲一点礼貌。老人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可真是操够了心，怎么能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就装行李呢？”
何顺说：“还不知道社员们怎么讲呢！我接触过的人，就没有一个说尼牙孜的好话的。”
萨坎特说：“怪就怪在这里，如果上级有规定，队管委会委员也算是干部，算审查对象，不得在他的家里住，我们总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社员，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组长偏偏看中了尼牙孜泡克！”
何顺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们的组长有点别扭。他整天在琢磨什么，谁知道？整天板着脸，脸板成这样就算是抓了阶级斗争了？不一定，这不像是阶级斗争，倒像人人都欠了他二十块钱…他是来要账的吗？这样搞下去，简直成问题…我看，我们和玛依娜尔商量商量，一起认真地找组长说一次吧。”
伊力哈穆一夜没睡好，他把米琪儿婉送走以后，想了想，横下了一条心，倒觉得心里踏实一些，趁着社教干部忙于搬家的时候，他不管章洋的“暂停”的命令，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劳力去了水渠工地。当人们问起这件怪事的时候，他憨厚地一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他对社员的各式各样的疑问的唯一的，也是最真实的答复。
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章洋是怎样做出的搬到尼牙孜家的决定的。
人们都知道真理的力量。殊不知，谬误也有它的力量，有它独特的魅力。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还对象以本来的面目。而谬误呢，却摆脱了客观实体的羁绊，像摆脱了被牢牢地牵在地面上的线绳的风筝，在一个短时间内，这样的风筝当然能比牵在地上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海市蜃楼的奇观比地上的任何城市都更迷人，不结果实的谎花儿往往比打籽的花朵更艳丽，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人很可能是庸夫俗子，力图论证一加一等于三的人倒很像是奇才巨擘。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知半解、浅薄疏狂、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人来说，朴质无华的真理是太平淡了，太呆板了，而谬误呢，却可以花样翻新，吓你一个大跟头，随心所欲，发现，制定，发挥，变化，奥妙无穷，闻于耳则耳欲聋，视于目则目晕眩。尤其是，当这种谬论染上“左”的油彩，圈上“革命”的光环以后，它的认识上的虚幻的魅力又加上政治上的实用有效的魅力，尤其是它挟带着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它变得更加吸引人、震唬人了。
所以，章洋这样的人，听到上面印发的“经验”中某些比“左”更“左”的提法，确实是兴奋震颤，如醉如痴。本来出自他的偏见：他对于农村、农民，压根儿都是轻视的。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压根儿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章洋也曾数次下乡劳动、工作，口头上也曾多次大讲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并且浮皮潦草地检查过自己那种对农村农民轻视和格格不入的心理，检查的当时也并非虚伪。但是，某些“经验”给他的那些心理插上了堂皇的旗号，一拍即合，他的头脑里马上出现了我国农村的一幅阴森暗淡的图画。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农村的状况被想象成与国民党、地主阶级统治的旧中国的农村差不多，甚至是更坏。把搞社教时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说得比土改时还难，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把农村干部说成是地头蛇、座山雕，“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说成有那么多人反对破坏，似乎旧的反革命分子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改造，而且一下又增加了那么多“新生反革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章洋完全接受了这些思想，而且，他充满了骄傲和自信，认为别人右倾而他确实是坚定的、跟得上趟的革命的“左”派。
章洋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下面来到伊犁这个公社的爱国大队和第七生产队的。当时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的高潮中。城市在搞“五反”。文艺界，卫生界在搞整风。一些认定不好的电影正在批判。在革命的高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革命的高潮在唤起章洋的政治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他的逐风赶浪心理。他戴着有色眼镜，从第一天就觉得处处蹊跷。伊力哈穆追着他汇报情况，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企图左右他的视听。伊力哈穆感情上对他们很亲切，生活上很照顾，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的糖衣炮弹。伊力哈穆对队里的工作抓得很紧，依旧敢于负责，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抓住权不肯松手。他常常听到社员对伊力哈穆的称道，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严密控制的征兆。伊力哈穆的举止镇静乐观，他认为这是四不清的干部不肯低头，向他挑战。尹中信、基利利、别修尔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认为这说明了他们右倾，换句话说，说明了他章洋的难能可贵、出类拔萃的正确性。他决心自行其是，做出成绩，大显身手，给那些右倾的人看看。
至于尼牙孜对于他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尼牙孜是唯一一个对他提出了对伊力哈穆的控告的社员；不仅因为尼牙孜是一个他正在寻找的、为他所需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有人保护伊力哈穆，伊力哈穆越是精神奕奕、不撂挑子不浑身筛糠，他就越想给伊力哈穆的追随者热合曼等人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搬到尼牙孜家还是皮牙孜家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打击伊力哈穆和他的跟随者，这才是要务。当他宣布自己的决定后，伊力哈穆、热依穆以至何顺、萨坎特等人的吃惊、当他搬家的时候阿卜都热合曼的恼怒与伊塔汗的挂念，都使他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
他是这样的快乐，以至在搬到尼牙孜家的当天晚上，他破例没有召开碰头会，没有找人谈话，也没有吸着一支又一支的纸烟思考问题。他忽然“偷闲学少年”，跑到公社俱乐部打了一晚上乒乓球，他屡屡跳起来起板抽杀，大喊大叫，尽管球不过网或者出界，他仍是兴高采烈。只是已经很晚了。他回到尼牙孜家，库瓦汗惊慌地告诉他尼牙孜下午进城采购一点副食品一直没有回来，这使他立刻疑虑、不安、慌乱起来。
“要出事了！”他想。
小说人语：
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但写来写去它批判的是极左，是把反农村干部的贪腐阶级斗争化的态势。当然，它找着了一个理由，找着了一个说辞，找着了一个手柄：是毛主席批判了“桃园经验”，还说什么那经验是“形左实右”。形“左”是真相，毕竟有这么一次批“左”了，这就成为小说人创作中免于沉没在声嘶力竭的阶级斗争海啸中的一根稻草。实右是戏法帽子，别以为真的允许批左，更不能透露自己已经识破了天机。
恰恰是从“社教：二十三条”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题。正是“社教”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收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进入了更加强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其实这些都属于定义、命名、编码，小说人没有可能另行编码，只能全面适应与接受当时的符码与驱动系统，寻找这种系统中的靠拢真实的生活与人、当然也必会有的靠拢小说学的可能性。
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但仍然不清不楚的年代。文学本来是允许把想象力发展到极致的。不能自主的被想象却又是太艰难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小说学。这又不仅仅是小说学。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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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队长接待“四皓”来访 谎言与诬告是怎样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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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信接待了四个白胡子老汉的来访。他们反映的意见引起了四清工作队长的高度重视。
他来到这个公社已经半个多月了，安排好了工作队队部的汇报、简报、统计、碰头等等制度以后，他主要抓了离公社最远的牧业大队——清水大队的工作。这个大队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供销社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代销点，派去了一个售货员。这个售货员来历不明，行为不端，而又目无法纪，无所不为。他卖货时对一般社员欺蒙拐骗，克扣斤两，兑水掺假，乱提价格；收购时却又千方百计地挑拣贬损，压价抹零，利用该大队地处一角而社员又难免现金上的困难的情况贪污中饱。另一方面，短短时间，他不知拉了多少干部下水，拉上干部私分畅销商品、转卖贱价收购上来的农副产品，甚至教唆某些干部盗窃集体资财来换取某些商品。他经营的代销点，成了四不清干部的活动基地，除了进行上述这些不法活动外，他们还在这里大吃大喝以致聚赌吸毒，实在是令人怵目惊心。
那里的工作组一进点就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工作，把党的基本路线，把此次搞四清的意义、方针、政策、办法交给了人民群众。他们编写和表演了许多诗歌、快板、活报剧，编辑了墙报、黑板报、画刊。现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他们不论是宣传、查账、调查情况（更不要说组织生产，落实分配了），都吸收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一道去做。那儿有一种非常热烈的革命气氛。
他还跑过几个其他的大队，那几个大队的领导班子比较好。特别是新生活大队，是著名的先进单位。大队支部一贯注意防止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蚀，严肃处理和纠正干部贪污浪费、多吃多占的现象。特别是在六三年，中央关于农村四清的一系列文件下达以后，他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那里的工作组一方面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审查干部中的问题，一方面支持大队支部，把各方面工作推向前进。特别是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关于严格财经制度的问题，关于加强敌情观念和开展对敌斗争的问题，关于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的阵地问题，正进行热烈的讨论和制定更有效的措施。同时工作组还正和大队的技术干部一起开始商讨和制定农田基本建设、改进耕作制度和推广提高更新农业技术的长远规划。
尹中信感到，以他为首的四清工作队，像一台扬水机，各个齿轮和部件都在正常的运转。他们正在把日常的农村生活的河流，推动和吸引到自觉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上去。
生活的河水永远奔流。半个多月以来，是什么最使尹中信激动、充实，每每使他感到自己的身上复活了一种节日般的高昂情绪，就像他三十年代参加革命队伍的最初时期一样呢？不正是在于他投身到生活的河流中去了么！除去战争时期，他从来没感到过自己距离土地和人民——这是一切伟大辉煌的革命事业、革命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啊——是这样地近。
而且又是怎样的土地和人民，既熟悉又新鲜，既唤醒了他无数最最珍贵的回忆，又以完全新的经验和知识丰富了他。
尹中信衷心地迷恋，执著地追求的是对于维吾尔人民的更多的了解以及赢得信任和友谊。他读过历史，他知道从汉唐以来西域和内地就建立了多么亲密的关系。清水大队的工作组里有一个老夫子式的人物，是大学里给汉族学生教授维吾尔语的一位讲师。这位讲师给尹中信介绍了许多知识。哪怕仅仅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维吾尔族与汉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越知道这些历史，他就越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毛主席派来的老战士应该为维吾尔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应该更多地、毫无隔膜地了解维吾尔人民，应该为民族团结与祖国的统一添砖加瓦，应该做得远远超过我们的祖先，这是历史赋予一切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的一种神圣责任。
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语言不通，他不懂维吾尔语，这使他往往觉得愧对维吾尔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以他的年纪和地位，他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学习维吾尔语。而且他惊喜地发现，维吾尔语是可以慢慢学会的，一旦学会就会一通百通，无往而不利。同时，即使语言不通也罢，即使通过翻译、甚至没有翻译通过表情和手势也罢，他仍然在和维吾尔人交流思想和感情，他们的心弦仍然共鸣在一起。他的心就像海绵一样，时时吸收维吾尔人的意见、愿望、生活以至语言。他爱上了这片土地，更爱上了生活在这方的人民。
和维吾尔人接触，最初，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生活习惯上与汉族大相径庭的地方，例如，维吾尔人做针线都是拇指在下、食指中指在上捏住针，针鼻向外，针尖冲里，当针穿过织物拉线的时候，如果你是用右手，就向怀里、向左后方拉，而如果你是左撇子，是用左手用针，就往右后方拉线，与此同时，也就把拇指转动到了上方。维吾尔人使用刨子也是同样从外往怀里拉。据说俄罗斯木匠也是拉刨子的。维吾尔人写字是自右向左横写新文字已改为自左至右横写。近三十年，停止了新文字的推广工作。。维吾尔人洗衣服不是把衣服泡在水里，而是不断地舀水向衣服上浇。浇一下，揉一下，把水挤掉，再浇。维吾尔用发酵的面团做食品的时候从来不用碱，他们主要靠精确地掌握发酵的火候来避免食品过酸，同时保留下来了酵母的芳香与营养。维吾尔的主食与菜肴都保持同样的咸度，他们的主食——馕饼、馒头、米饭、花卷等都显得比较咸，而他们的副食——煮肉、炒菜、汤类都显得较淡。如此等等，数不胜数。
你进一步就会发现，生活习惯的差异毕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们的十分可爱的随性、热情、乐观、幽默和对美的追求。尽管有着世世代代的封建压迫，尽管每一个老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天真的生趣。他们重视美就像重视实用。他们比较讲究仪表，男人留着漂亮的胡须，而且靴帽都比汉族讲究得多。农民们也尽量戴精致的哪怕是价格较高的帽子，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御寒。女人们都有很好的身材，有漂亮的头巾和花裙，包括老妇人也并不穿灰暗单调的衣服。更不必说他们的花园、庭院、房间的摆饰。他们的能歌善舞，他们的妙趣横生的机智和诙谐了。
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确实是很有魅力的，但是同样使尹中信感动的、而且可能是更为感动的是这个民族有许许多多与汉族的共同点，重要得多的共同点。他们的词汇里自来吸收了那么多汉语借词，从桌子、板凳、白菜、辣子到木匠、檩、椽子、矿、大煤、碎煤，从堆（积）、找（零钱）、帮（助）、抠（挖）到道理、笑话、真、假，历代都用了汉语借词，更不要说如今的新名词了。风俗习惯上，像以“地支”纪年，每年用一种动物作标志（属相），吃饭用筷子、算账用算盘，直到近代汉族基本上已经淘汰了但古代汉族仍是有的一些习惯，如席地而坐、婚丧嫁娶的某些程序等等，都与汉族相同。尤其重要的是，今天，他们与汉族人民迈着同样的步伐，进行着同样伟大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人的斗争，关心着同样的问题。甚至唱着同样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这些共同的主要的东西是暖人肺腑的，它使人重温远古的历史，怀念共同的道路，畅想美妙的明天，看到、感到兄弟的维吾尔人民与汉族人民怎样自古以来把命运结合在一起。
机器在运转，长河在奔流。工作队员们在奔忙劳碌、在努力学习，并从中感到无限欣慰。
然而，有一个零件不断发出奇特的刺耳的噪音。这个零件的转速与角度古怪得难以捉摸和调整。这个零件就是爱国大队工作组的副组长章洋。
第一天晚上，章洋和别修尔来谈在七队进行“小突击”的计划。尹中信支持别修尔的意见，不同意这个小突击。怎么能对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先当作敌人来“突击”一下呢？即使用这种办法能诈出一些问题来，代价也过大——它伤害了好人的心，它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爱护干部的传统。他说了不少话，看得出来，章洋没有服气。
第二天中午，四个白胡子老汉来了，来的时候怒气冲冲，虽然他们非常注意讲话和举止的礼仪。尹中信留下了他们的姓名，感谢他们前来反映情况。由于尹中信一直还没有腾出手到爱国大队来，不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他也没有容许自己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什么分析思考，揣摸估计。在判断是非的时候，没有比凭印象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更有害的了。
第三天早晨，尹中信和翻译来到了爱国大队。在大队办公室，章洋正在和别修尔谈话，一见尹中信，章洋非常严肃、沉重、紧张地走了过来，低声说：“出了事情了！”
“什么事？”章洋的神气使尹中信一惊。
“尼牙孜失踪了！我们昨天搬到他那里，下午他去伊宁市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会不会有什么事耽搁在伊宁市？城上他有没有亲友、老乡之类的…”
“不是的，”章洋皱起眉，把下巴往左肩胛上一靠，“他老婆说了，他讲好了当晚早早地回来，我看，说不定，”章洋的脸上充满了严肃、悲愤、痛苦的表情，他握拳握得骨节作响，“尼牙孜同志有可能遇害了。”
“不会的。”别修尔笑了，摇了摇头。
别修尔的笑容激怒了章洋。章洋站了起来，挥动大臂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您怎么知道不会的？阶级斗争是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社教工作组的干部住在谁家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严重较量，是一场全力以赴的大搏斗，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尼牙孜遭到他们的嫉恨，这是非常可能的…”
“您的意思呢？”别修尔打断了章洋的滔滔不绝的话，“要不要派人去找找尼牙孜，我个人意见，等到今天天黑吧，如果再不见人，我们可以找一找。等见到尼牙孜，再说别的话吧。先分析那么多，脑子累得慌！”
别修尔抬手指了指太阳穴。他的汉话说得慢条斯理，有些音发得不太准确，譬如累得慌，他的语音是“力得夯”，这些更增加了他的话的幽默。尹中信禁不住笑出了声。
想不到这个蔫蔫的别修尔说起话来这么厉害！章洋喘了一口气，坐了下来，仍然噘着嘴。
尹中信刚要说话。哇哩哇啦，踢里咕咚，吱扭嘎喳…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推门声、说话、哭喊，可能还有厮打的声音冲进了大队，门嗵地一下大开了，首先是一个妇女拉着另一个妇女冲了进来。第一个妇女看见了章洋，大叫了一声“组长！”连滚带爬地伏到了章洋脚下，号啕大哭起来。这是库瓦汗。下面一个是被库瓦汗连推带搡，又扭又拽地揪进来的雪林姑丽，雪林姑丽面色惨白，浑身发抖。后面还跟着一些想了解究竟的妇女和老人，以及一些好奇心强的孩子。
“我要死了，让我死吧！这可让我怎么活呢！啊，我的胡大！”库瓦汗哭叫着，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好像在防御冰雹，“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啊，这可怎么办呀！”她满脸全是鼻涕和眼泪。
“不要这样。”别修尔走了过来，“有话好好地说，尹队长也在这里嘛！”
听到尹队长三个字，库瓦汗似乎略微清醒了些，章洋给她搬去了一条板凳，库瓦汗摸着板凳腿立起身来，坐了下去。尹中信示意让雪林姑丽坐下，雪林姑丽不坐，她靠在墙上，发着抖。
库瓦汗仍然哭着，她说：“伊力哈穆把尼扎洪打死了！”
这话使别修尔、章洋和尹中信瞪大了眼睛。特别是章洋，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连问：“怎么回事？尼扎洪死了吗？凶手抓起来了没有？”他的心激烈地跳动，面色也变了，他那种既气急败坏又终于不出所料所以堪称大获全胜的样子甚至使库瓦汗也吃了一惊。
“快死了，快没了命了啊！”库瓦汗哭诉着。
章洋向着翻译大叫：“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已经死了没有？凶手伊力哈穆在哪儿？”
“不是伊力哈穆啊！也就是伊力哈穆啊！是她的丈夫，”库瓦汗指着靠在墙上的雪林姑丽，“把我的丈夫打得半死不活呀！”
这样的话再经过翻译，有谁能听清楚！章洋向着翻译大叫。翻译也火了，声明“她的话我不会翻”，干脆来了个“罢译”。事实也确实如此，能把女人撒泼的话语即席译过来的翻译，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与新疆大学都还没有培养出来。
…总之，世上无难事。别修尔亲自出马，询问情况并进行翻译。经过围观的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介绍，这才弄清事情的经过：尼牙孜被打得遍体鳞伤回到了家里，据说是被雪林姑丽的丈夫艾拜杜拉打的。库瓦汗哭闹着来大队告状，路上正碰见雪林姑丽，便向雪林姑丽扑了过去，扭着雪林姑丽来到了大队。
“那和伊力哈穆有什么关系呢？”尹中信问。
“艾拜杜拉是伊力哈穆的弟弟。”章洋代为回答。
“谁不知道艾拜杜拉干什么事都是听他的队长哥哥的？这个娘儿们，”库瓦汗指着雪林姑丽说，“就是伊力哈穆拆散了泰外库的家庭给了艾拜杜拉的，人家是队长呀，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库瓦汗紧接着章洋的话补充说。
“那么打人呢？到底是谁动手打的？”别修尔问。
“艾拜杜拉动的手，可是是伊力哈穆的主意，是伊力哈穆让艾拜杜拉打的。”库瓦汗说，她已经不哭了，眼珠转着，准备回答各种盘问。
“你也坐下，”尹中信对仍然簌簌地发着抖的雪林姑丽说，“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的是事实吗？”
雪林姑丽仍然是气得满脸煞白，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是章洋再也耐不住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还啰啰嗦嗦问什么？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刻啊！他握着拳，含着泪，走到库瓦汗身边。他带着鼻音，用颤抖的、充满感情的声音说：
“不要哭了，大姐！有我们在！有领导和组织！谁敢行凶殴打积极分子，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凶手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尼牙孜同志的生命财产与安全一定会得到保障！走，我们现在就到你家去，我们要去看望尼牙孜同志，我们要去慰问尼牙孜大哥！”章洋站起来，不容分说地向尹中信和别修尔说：“咱们去吧。”
章洋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主观自信，惯于使别人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他们特别是在激动的时候，在极其自信的时候，认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是十分自然的、毋庸置疑的事情。他们从没有和旁人商量，照顾和迁就旁人的习惯。现在章洋激动中说这个话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尹中信和别修尔两人都是他的上级，根本没有想到由他来规定行动是不合适的。
而尹中信又是这样一种领导人，他们只考虑事物本身，而不像某些人那样专门在某某事情是否通过了自己，是否对自己的权力有足够的尊重，谁有权叫谁干什么事，谁应该听谁的等等这些问题上下工夫，他不想也没有计较章洋的僭越言语，他认为，直接看一下被打的尼牙孜问一问情况是必要的。所以他也站起来，别修尔随着也起了身。但尹中信没有忘记对样子十分可怜的雪林姑丽说：
“你走吧，我们了解清楚情况再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再来找我们。”
库瓦汗和章洋走在前面，稍后一点尹中信，别修尔和翻译走在一起。
“看啊，一个队长，两个组长都到尼扎洪家去了。这是多么大的面子！多么大的气派！”一直躲在围观的人们后面的古海丽巴侬发表评论说。然后，她补充了一句：“这回，伊力哈穆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呢。”
…从尼牙孜家出来，尹中信又和章洋和别修尔谈了很长时间。他强调，对尼牙孜被打的事情要调查落实再处理。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大队工作组开展工作的经验，希望章洋他们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各项工作，要在群众的支持之下，大家动手来做…他虽然谈了很多，但这些话对于章洋是没有起作用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尼牙孜被艾拜杜拉打了这一说法的由来。
就在这一天清早，麦素木一觉醒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哼哼起歌来。等穿好衣服，他向正在拾掇炉火的古海丽巴侬下令说：
“把那只羊腿给我煮上，我要吃肉。”
“现在？”古海丽巴侬怀疑地问。
麦素木点点头，半唱半诵地吟道：
如果您还有酒，就不要放下酒杯，
如果您还有肉，就赶快烧火营炊，
如果您还有腿，就赶快去找情人，
要及时行乐哟，以免老来失悔！
“瞧把你乐的！”古海丽巴侬皱了皱鼻子，翻了麦素木一眼，冷笑道。
“事情正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这样顺利，这样容易，这样快捷！莫非我们的科长同志的运气又来了吗？似乎是你只要张开嘴，熟透了的杏子就会自行落到你的口里！”
“不要高兴得太早！”古海丽巴侬告诫说，“昨天到处闹哄哄，说是要提意见呢！”
“提吧，随他去！这就叫做用他们自己的油，煎他们自己的肉！哈…哈…姓章的真是个好样的！是个了不起的干部，是个智者、哲人，是正义和智慧的化身…是他妈的一头猪！”
他说得古海丽巴侬也笑了。
“嘿，那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麦素木问老婆。
“什么事？”
“泰外库，按你的意思办啊！”
“不是熟透了的杏子自己会掉到口里吗？还要泰外库做什么？”
“看，这就叫头发长见识短。你以为科长是那么好当的吗？科长，就有科长的头脑，科长的谋略，科长的计划，一只筷子是挑不起面条来的，只有双管齐下…”
“是这样的吗？我在试验你呢，看看你懂不懂得我本人的价值。放心吧！昨天在供销社门口，科长夫人本小姐已经和帕夏汗说了。”
“她反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