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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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昆寿的遭遇容后细表，单说沈惟敬离开义州，在二十五日抵达顺安。他让沈嘉旺背起一个黄包袱，先去平壤城。这个沈嘉旺也是个傻大胆，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祖承训败退的普通门闯进去，扯着脖子对城上日军高喊。

喊了半天，城门开了，出来的不是倭寇，而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叫张大膳，浙江人，和许仪后他们一样，是被倭寇掳掠至日本的华人，不过品行却截然相反。他现在在日本的第一军团担任通事，标准的汉奸翻译官。

沈嘉旺是温州人，跟张大膳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相见，彼此唏嘘了一番，然后开始进入正式话题。沈嘉旺说大明派了谈判代表，此时正在顺安，希望跟小西行长谈一谈。最后两个人把日程敲定，本月二十九日，沈惟敬将单骑入日营。

小西行长对和谈十分欢迎，他早盼着这一天了。他特意写了封信给沈惟敬，说嘉靖年间我们日本人吃过一次亏。有个中国人叫蒋丹说与我们通贡谈和，最后设了圈套把我们的使者一网打尽，你可别玩这一套。沈惟敬回了封信：只要你们停战，咱们就是一家人。

对于他单刀赴会这个举动，许多人都觉得太危险，纷纷劝阻。沈惟敬精通骗子行业的业务规范，知道做骗子必然风险与收益并存，富贵需得险中求。再说他本就是个不怕死的江湖泼皮，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当下只带三、四名家丁，欣然前往平壤。

不得不说，他的胆气着实叫人佩服。光凭这份胆气，就对得起大明兵部石星大人的托付。

八月二十九日，沈惟敬抵达平壤城。小西行长存心想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排出一个煊赫的阵容，铠明甲亮，剑戟如霜，把沈惟敬团团围住。沈惟敬心说你再牛有北京的阵势牛吗，表现得极为平静，只是日本人这下倒把远处躲在大兴山上的朝鲜人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动手把他给抓了。

到了谈判地点斧山院，日本派出了五个代表：小西行长、宗义智、宗调信和外交和尚景澈玄苏、宗逸，基本上囊括了日本之前对朝鲜外交的主要成员。

沈惟敬惯于拿大言唬人，对方这阵势他根本不害怕，一落座就张嘴道：“大明马上就有天兵百万压境而来，你们全快完蛋了，知道不？”把姿态放得极高。景澈玄苏刚想说话，沈惟敬眼睛一瞪：“你说你！一个出家的和尚，怎么跟一群逆贼进犯大明属国！”玄苏赶紧当场叩头，解释说自己继承的是中国四明禅师衣钵，一向最尊重中华上国云云…（《中兴志》）

沈惟敬使杀威棒先杀掉了日本人的威风，这才徐徐开始谈判。

和谈是小西行长一直以来的夙愿，他从登陆朝鲜以来，先后三次给朝鲜国王写信，还曾经在大同江上与朝鲜使者正式会谈过一次。现在既然朝鲜的宗主国派人来谈判，正中他的下怀，因此表现出了很大诚意。

小西行长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要重开通贡之路；二是划大同江为界，北归朝鲜，南归日本。

这两个条件的提出，表明日本占领军已逐渐从秀吉不切实际的侵略计划中清醒过来，变得现实起来。各地义兵和李舜臣的活跃，让举步维艰的日军不再奢求能够打过鸭绿江，只求把目前占领的地区巩固下来。

对于这些，沈惟敬都没法做主，但他表示他把这两个请求带回给万历皇帝，同时打包票说你们这么有诚意，陛下肯定会答应的。

说来也怪，沈惟敬满口跑火车的风格，朝鲜人不喜欢，日本人却信服得紧。几天下来，小西行长把沈惟敬佩服得要死，说您在白刃包围之下仍旧面不改色，日本人里也没这么有派头的。沈惟敬微微一笑：“我这是学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军营。”小西行长文化水平低，楞没听出来这是沈惟敬拐弯抹角骂他是夷狄。

最后双方约定，五十天以后，沈惟敬就会带回大明的正式答复。在这期间，平壤城附近划出一条宽约十里的军事分界线，在这条界限内准许自由割草，双方不得采取军事行动。

和谈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小西行长客客气气把沈惟敬送走，送了包括几条铁炮在内的日本土产，临走之前还反复叮嘱务必要在五十日内给出回复（《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沈嘉旺则留在了平壤，作为人质。可怜小西行长还满心欢喜，完全不知道沈嘉旺这条人命根本不值钱，就算死上一百次，大明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九月八日，沈惟敬得意洋洋地回到义州，把与日本谈判的结果一说，朝鲜君臣面色立刻就精彩起来。

没法不精彩。谈判这么大的事，事关朝鲜一半国土，居然朝鲜没有任何官员参与。而且沈惟敬敲定军事停战区一事，根本就是自作主张，他一个人就大大咧咧拍了板，直接为朝鲜作了主。

沈惟敬一看朝鲜人面色不善，立刻给了一个严厉警告，说我听说有人在军事区砍了一个倭寇的脑袋？你们别玩小动作，别在军事区动手惹怒了日本人，影响了整个和谈。朝鲜君臣赶紧解释，说您定界的时候，手底下的人还不知道，咱们下不为例。

沈惟敬知道自己的举动引起了误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这不是和谈，是缓兵之计，一直拖到大明援军抵达，咱们就撕毁条约再打不迟。（《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在沈惟敬嘴里，基本是听不到实话的。别说对日本人了，就是在他给万历皇帝的述职报告里，也坚持了忽悠本色。不过这次，他难得地说了一段完完全全的实话，一点水分没有。

遗憾的没一个人相信他。李昖表面上嗯嗯答应着，还送了他匹好马回北京，背地里却恨恨骂道谁信你谁是小狗，暗中传令军中，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沈惟敬在义州临走之前，小西行长又追了一封信过来。信中除了照例敦促以外，还不厌其烦地把自己和宗义智的正确姓名、官名写成一长串，生怕沈惟敬记错了。大概是他觉得沈惟敬回去，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大明皇帝，是件相当光荣的事。

于是沈惟敬就这么回去了。无论朝鲜人怎么想，无论他的动机和手段是如何，总之石星交给他的任务，如今已经完美地完成了。小西行长已被暂时拖在了和谈的假象中，五十天之内肯定不会有大的军事动作。

对于沈惟敬的这一和谈举动，朝鲜人不屑一顾。尹根寿毫不客气地说这人根本就是在赌博，空手套白狼，拿身家性命去赌朝鲜救星的声望。（《宣祖实录》二十五年九月八日）

为何朝鲜君臣对沈惟敬态度如此恶劣？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根本反对和谈；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朝廷又派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叫薛藩。

薛藩是大明行人司行人，身携万历皇帝的谕令在九月三日抵达了义州。在谕令里，万历对李昖大加安抚，承诺说已经派了十万大军，克日可到朝鲜（《再造藩邦志》）。这个承诺正如久旱的甘霖一般，十分对李昖的胃口，他与一干大臣抱着谕令，激动得一塌糊涂，涕泪满面。

薛藩人家那是正宗朝廷使臣，万历十七年的进士，带的又是用过皇帝大印的正牌文书，无论哪点，都比沈惟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丑强多了。两下对比，越发显出沈骗子的不堪。

朝鲜人不知道的是。这位行人薛藩，不只是个信使，他来到义州的目的，大不简单。

薛藩自从抵达朝鲜以后，没有呆在驿馆里接受官员恭维，而是到处转悠，不动声色地观察一切，甚至不惮跟最底层的平民接触，并把一切默默记在心中。这是石星对他的嘱托，之前来朝鲜调查的使臣，大多是被朝鲜大臣带着转了几圈便完了，敷衍了事，带回去的报告几乎没法用。

现在朝廷要对朝鲜采取大动作了，亟需详细情报。薛藩接受的任务，正是评估大明出兵的前景，以及朝鲜战场的敌我情形，为北京的朝鲜出兵决策作参考。

因此，薛藩擦亮了眼睛，事无巨细，悉以查之，从来没有人象他如此细致地了解过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短短三天时间，薛藩已经了解到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便动身回国。此时在薛藩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笔清晰的账。

薛藩和沈惟敬一前一后相继回到了北京。他们的返回，在京城投下了两枚炸弹，让围绕着出兵朝鲜吵成一团的大明朝廷，变得更加混沌。

且说李昖和朝鲜的一干大臣们送走了薛藩，高高兴兴地把万历皇帝谕令看了一遍又一遍，忽然发觉有哪里不对劲儿，再仔细一读，看到其中有一句话：“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我说万历皇帝，你到底有多喜欢暹罗啊！

第十四章 廷议

让暹罗出兵援助朝鲜，万历皇帝在去年就曾经提过一次。当时朝鲜被吓得不轻，特意派了使者婉言谢绝，总算把这件事搅黄了。

朝鲜人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年，暹罗居然死灰复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事还得从一个与暹罗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说起。

壬辰年八月十日，大明朝廷接到辽东一封来自建州的奏章，发帖的楼主是大明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

在这封奏章里，努尔哈赤说他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可以更好地为大明戍边，因此乞求朝廷能赐给他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接下来，他又抱怨说最近高丽边境不安宁，他的部落已有五十多人遇难。然后笔锋一转，拍着胸脯表示：日本人正在打朝鲜，下一步就是打我们建州，我愿意为朝廷起兵三万，等到冬天鸭绿江水一上冻，就渡江抗日去。”

对于努尔哈赤要求的官职，朝廷未予理会，但对于他在奏章底下的提议，倒是兴趣十足。

石星此时正在为调兵遣将伤透了脑筋，这个提议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前一阵刚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战斗力毋庸置疑。现在居然上表请战，真是忠诚可嘉。

如果换成别的女真部落领袖，石星还得嘀咕一下，但这个努尔哈赤身份大不一样。努尔哈赤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贴身侍卫，从小就养在李家，自称“奴儿”，跟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关系很好。现在朝廷已经有了派遣李如松入朝的打算，有他镇着，谅这个努尔哈赤也翻不出天去。

石星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朝鲜，本来想达成一个意向性协议。不料朝鲜人的反应极其激烈，尹斗寿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是努尔哈赤入朝，朝鲜就彻底完蛋了！”

朝鲜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壬辰开战之前，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这些女真蛮子。女真每年都要在朝鲜北境骚扰抢掠，死伤无数，两家早结下了深仇大恨。现在居然他们要打着救援的幌子深入朝鲜国土，这岂非是前狼后虎。

朝鲜君臣唯恐女真出兵形成朝廷决议，表现出了强所未有的强硬，打死也不从。对此，石星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让女真出兵的打算。

努尔哈赤有些失望，骂骂咧咧地继续去跟海西女真打仗。其实我们也很失望，因为努尔哈赤与加藤清正的对决，最终没有实现。

许多年后，当努尔哈赤再度进入大明视野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个恭顺忠诚的部落领袖了…

女真出兵这事没成，但给了石星一个灵感：让外藩出兵似乎是个好主意，不用糜费中华人力，便能达成援朝的效果，大明最多出些银子粮秣就够了，是笔好买卖。

可除了女真以外，大明还能找什么人呢？石星故伎重演，想在民间咨询一下。

这次他又找到一位奇人，名字叫做程鹏起。

程鹏起，也有的史书上写成程鹏举。他和沈惟敬一样，是个市井无赖，靠嘴皮子混饭吃。与常年混迹炼丹界的沈惟敬不同，程鹏起的主营范围是外交圈子，忽悠那些外国使节，给他们与各衙门之间作个政治小掮客。

这个职业在北京很有市场。大明以上国自居，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眼高于顶，那些来北京的外国使者——尤其是海外小国——想开展外交工作，很不容易。尤其是整个大明朝廷是个充斥着潜规则的复杂官僚体系，若没熟人点拨，想作点事难于上青天，特别需要程鹏起这种小人物作润滑油。

石星看中的，正是程鹏起的这个背景。他问程鹏起知道不知道哪家外国愿意出兵，程鹏起眼珠一转，当即脱口而出：“暹罗”。

石星摇摇头，去年的暹罗出兵事件他知道，何必旧事再提。程鹏起给他解释道：上一次只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想法，算不上正式讨论，无疾而终很正常。而这一次，他有把握让暹罗国自己主动提出来，这性质就大不同了。石星听了大喜，暹罗恰好这时候有一个使团在北京，团长叫握叭喇，跟程鹏起很熟。经过他私底下一番运作，握叭喇欣然同意，写了一份奏章递给朝廷，声称听说天朝打算对日本用兵，暹罗愿意也派一支部队为前驱。

这份奏章在朝廷引起了很大轰动。石星和宋应昌认为此事可行，万历自己也是兴趣盎然，可朝中对此事非议的也不少。这些反对者的观点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暹罗能不能出兵；二，暹罗危险不危险，会不会借机攻打中国？

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是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他描述暹罗出兵时，语气十分轻蔑：“听一妄男子上言，欲发暹罗之兵，使由海道捣其巢穴，庙堂以为奇策，识者闻之，无不骇笑”

不过无论是什么意见，本质上是一群盲人在争论大象的形状，因为暹罗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没去过。

朝廷觉得这么讨论下去，实在没什么效率，最后有人给出了个主意：“两广地区离暹罗最近，不如问问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好，便给来两广总督萧彦发了一封咨文。等到萧彦回复，再派正式请兵使者不迟。

不过万历皇帝特别兴奋，心里藏不住事。正好行人司薛藩要去朝鲜宣谕，于是万历特意在圣旨里加了一句：“并宣喻琉球暹罗等国，集兵数十万，同征日本，直捣巢穴。”

给两广的咨文发出去了，但石星有点等不及。北京到广州这一去一返，横跨整个大明疆域，太耽误时间。他找到程鹏起，说咱们能不能先派个人去暹罗看看，让他们先准备着。程鹏起一拍胸脯：我去！

石星大喜，循沈惟敬的故例，给程鹏起加了一个参将的头衔，发了一笔钱，带了二十几个人，前往暹罗。

相比起出生入死的沈惟敬，程鹏起实在是太不敬业了。他带着这一批人先跑到朝鲜，索要了一笔贿赂，然后又折腾到福建一带，扯着兵部的虎皮，要求当地船厂给他们造大船，招募水手，贪了饷银数十万，在海上晃荡了几个月，一点要去暹罗的意思都没有。

石星送走了程鹏起，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正琢磨着怎么给朝鲜人说。到了九月十九日，朝鲜的请兵陈奏使郑昆寿抵达了北京。 石星闻言大喜，心想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郑昆寿这次来北京，目的只有一个，促成大明正式出兵。他到了北京以后，还没好好休息一下，便开始到处拜码头。从礼部拜到兵部，从兵部摆到户部，总之把京城能管得着朝鲜出兵的衙门，都拜过了一圈。每过一门，他都哭上一鼻子，恳求上国帮帮忙，救朝鲜于水火。

郑昆寿在拜码头期间，偶然碰到了另外一位使臣，一打招呼，发现是暹罗来的，名字叫握叭喇。郑昆寿听到暹罗这名字，心里一哆嗦。想起去年时金应南进京的时候，万历皇帝差点把暹罗人安排给他们当盟友，心想不会这么巧吧。

九月二十八日，石星给郑昆寿发了份请帖，请他去家里赴私宴。郑昆寿不敢怠慢，立刻赶了过去。一进石星家，他抬头就看到一人，特别眼熟，正是前两天碰到的那个暹罗使者握叭喇，汗珠子当时就啪嗒啪嗒掉下来了。（《柏谷集》）

在石星府上，郑昆寿照例哭了一鼻子，恳求石星出兵。石星也照例慰勉了一番，然后把他引到座位上，与暹罗使者一起吃了一顿有些憋屈的饭菜。吃饱喝足了，郑昆寿和暹罗使者一起走出来，看四下无人，偷偷对暹罗人带的翻译说：“今天石尚书叫我来，是打算向我暗示暹罗出兵的事。我跟你们说，我们朝鲜不好走，得从广东绕路琉球，而且朝鲜和日本之间，还隔着好长一段旱地长沙，走不了船，你说你们来干嘛？”（《柏谷集》）

一听就知道，郑昆寿是成心要把这事搅黄…

后来郑昆寿年底回国，还跟李昖提起这事，说大明打算派暹罗出兵日本，明年春天发兵。李昖听了以后自己嘀咕说连元朝都打不动日本，暹罗能干个啥？”（《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

这个暹罗兵的问题从年中讨论到了年底，最后还是被两广总督萧彦一锤定音。萧彦接到咨文以后，郑重其事地上了一道《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在这封奏疏里，他把暹罗描绘成一个狡猾如日本，国力也十分强劲的阴险国家，说找这样一个国家借兵打日本，只怕日本未灭，中华先引火上身。

其实萧彦这话，纯粹属于造谣，是对和我国一直以来睦邻友好的暹罗人民赤裸裸的污蔑。

明代的暹罗，在那一圈里确实是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没事就跟缅甸打着玩，但绝没到萧彦说的那种能跟日本抗衡的地步。最关键的是，暹罗对明朝一直是仰慕加尊重，是相当友好的，好比暹罗不支持本国女子和外国通婚，尤其是和洋人通婚，但对她们嫁给中国人却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又譬如往来通商，其他国家商人的税收都一概没商量，惟独中国商人的税收要远低于其他人，而且这是官方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暹罗对明朝的态度了。

萧彦之所以说得这么夸张，只是因为怕给自己惹麻烦。暹罗邻近两广，若真要出兵，到时候无论粮饷兵备驻屯，一应事体必然全是他忙活。这种国外军队驻屯接待工作十分复杂，万一闹点什么军民纠纷之类的，外交无小事，官帽很可能因为屁大点事搞丢了，还不如写一纸奏章直接把这事搅黄了算。

于是，在各方面势力情愿或不情愿的搅黄运动中，轰轰烈烈的暹罗借兵大计，就这么黄了。最后只便宜了那个程鹏起，骗了一笔国家的钱悠哉游哉地在海上游玩，一直到次年才被大明解决掉。

女真、暹罗两路援兵都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了，朝鲜人又开始不停地问了：大明什么时候出兵。

要大明出兵不难，只要能在朝堂之上把百官的意见统一，这事就好办。

石星在暹罗项目上被人骗了个跟头，但那是输在了对海外情况不熟，对于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可谓是老成谋算，布局缜密。

为了能促成廷议出兵，石星拟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沈惟敬和薛藩去朝鲜开始，便已开始部署，等到郑昆寿九月十九日抵达北京后，石星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出手了。

郑昆寿一到北京，四处哭衙。他的这一行动非常有成效，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郑昆寿的这种举动，很快就博得了很多朝臣的同情，效果卓著。反对出兵朝鲜的舆论，就在这声声哭泣中逐渐降低了调门儿。那种“朝鲜是外邦，死活不必理会”的言论，再没人好意思提了，反对者们都改口强调朝鲜敌情未明，不可轻举妄动——这是一大进步，至少从道义上他们不再阻挠出兵。

石星此时已接到沈、薛二人的报告，他在九月二十八日召见郑昆寿，除了给他介绍暹罗使臣以外，还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统一思想，最后一次摸摸朝鲜的底。

到了十月二日，石星提请廷议讨论援助朝鲜问题，这照例遭到反对。但石星的提议，并未完全被驳回，此前一直未获通过的火器援助，终于被一致通过。

这是石星的一次投石问路，他从决议结果看到，反对派的意志已经不那么坚定，可以予以重重一击。

于是，到了十月五日，石星再次上奏，要求阁部九卿科道集体来一次廷议。奏本里除了援助朝鲜的老生常谈以外，还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自愿前往辽东居中策划，立下军令状，只要有一个倭寇进入国境便自受军法；第二句，是推荐辽东的地下君王——宁远伯李成梁一同前往剿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五日）

这两个人选让朝廷炸了窝。大明朝还从来没有兵部尚书亲自带兵出征的先例；至于李成梁。他在前一年刚刚被弹劾罢官，朝廷一直希望他在辽东的影响力被削弱，恩养在京，现在提出起复，岂不是荒唐？

这两个人选，是一定不会被朝廷通过。石星这一手，玩的是拆屋开窗之计。我说开窗，你肯定不答应；但我要说拆屋子，你就允许我开窗了。

果然如石星所料，朝中大臣都被这个奏本里破釜沉舟的气势惊呆了，不知他哪里来的这份心气。石星趁机把郑昆寿的哭诉讲了一便，朝中大臣多少都知道这人的事迹，纷纷默然不语。反对者们看到在道义上已无法阻止，只能继续搬出“朝鲜敌情不明”的理由，说如果贸然前进，只会和祖承训一样遭遇失败。（《再造藩邦志》）

石星早等着这句话呢，他嘿嘿一笑，拿出一份报告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落款，薛藩。

这份报告是薛藩返回北京途中写成的，在壬辰战争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夫辽镇京师之臂，而朝鲜者辽镇之藩篱也”，属于必救之地；第二部分则是讲述在朝日军与朝鲜军民的动静，指出日军嚣张跋扈，却立足未稳；朝鲜军民“彼国之人，莫不以恢復为念，誓不与此贼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与彼夹攻，则倭奴必可计期勦灭”。正是发兵的好时机。

在第三部分，薛藩还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指出“北人善於御虏，南人善於御倭”，建议多多调派南兵入朝，并多造鸟铳、藤牌等装备，来应对日本人的铁炮战术。连如何对付日本著名的三段铁跑战术，他都提出了建议。

在石星的授意下，薛藩还特意表扬了沈惟敬两句，说他单身入敌营，争取来五十多天的缓冲期。

薛藩的报告详尽、缜密，极富说服力，折服了所有人。最顽固的反战者，此时也只能嘀咕两句“战争有风险，用兵须谨慎”之类的警句，再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反对意见。

万历皇帝对这个结果大为高兴，下旨说老石你是个好样的。

石星确实是个好样的，他这一次先是激情攻势，又是理性辩白，数路并发，攻势绵绵不绝，于无声中便把反战者的舆论消解于无形，可谓是精彩至极。

他能够取得胜利，最关键还不在这些手段，而在于合乎上意。对朝鲜用兵，一开始就是万历皇帝提出的方针。他虽躲在宫内不与大臣们相见，却通过石星，逐次往朝鲜添兵，把中朝、日的对峙长期化，日常化。反战者们就象是温水里的青蛙，温度上升而不自知，等到石星最后法出雷霆一击时，他们发现大势早已悄然逆转，出兵朝鲜已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事既定，剩下的便是细微末节。兵部趁热打铁，在数日后上表提请出兵。这一次的调动规模空前，包括辽东军、浙兵、蓟州、保定、宣、大等地驻防军，加上已在鸭绿江两岸驻屯的九千人，总兵力达到了四万人（《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这个计划数字虽然和后来实际动员的人数略有出入，但足见明军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在这些部队当中，辽东军是精锐尽出；宣、大、蓟、保等地因为要防御蒙古人，派来的大多是当地团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浙兵，这支部队是戚继光的血脉，指挥官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等人都曾是戚继光的部属，拥有一整套对付倭寇的战术与装备。

这还只是先发部队，四川、山西、浙江义乌、东阳等地的军队，都在陆陆续续动员中。（《神宗实录》二十年十月壬辰、丁酉）

至于总指挥官的人选，石星在那封奏折里已经给出暗示了：李成梁——但是李成梁肯定不行，他身份敏感，何况年纪也大了，不宜出征，可是宁远伯的面子不能不给，那么朝廷只有一个选择：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

李如松此时正从宁夏战场带着无上的荣誉归来，征尘未洗。他来当这个指挥官，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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