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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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日方记载，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因此参与九月七日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远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或者下午，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而在朝鲜方的记录里，数份记载都说明军总兵力为两、三千人。

我们再把明军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范围靠拢些。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应该会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他所能带的最大兵力是两千六百人。当然，他很可能只带了一部分。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与解生会合后的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多人会师，再加上杨镐派出的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现在，就让我们按这个兵力部署再复原一下素沙坪战斗。

第一路明军，由总大将解生率颇贵、杨登山等，总兵力两千。他们遭遇了黑田军先锋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的两千人，双方兵力对等。由于开始误认日军为朝鲜军，被日军先手攻击，随即进行反击，击退日军。日军改变战术，明军攻势稍挫，但马上派遣别动队抄了日军后路，包围了日军后发起猛功，日军不敌行将崩溃。

黑田长政三千人本队赶到战场，日军总兵力达到五千，明军为两千人。日军三名将领冲开明军抢占桥头的别动队，先后率部杀入战场。明军兵力不支，整兵后撤。

明军牛伯英所部赶到战场。如果按他本部兵力六百人算，明军总兵力为两千六百人。如果按他可带最大兵力计算，则明军总兵力是四千六百人。牛伯英所部杀进战场后，日军再次不敌败退。黑田无奈之下，将所有五千人兵力都投入了战斗，随即明军李益乔、刘遇节也前来支援，双方战场兵力再次拉平，胶着不下。然后天色已黑，两军罢战就地扎营，均未离开战场。

在初七日战斗中，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对上数量少于自己的明军，却被数次打得叫苦连天，不得不靠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还隐瞒了次日的战斗，直接把第二天赶到战场的毛利军提前运抵了战场。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经过一天战斗的解生显得十分兴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在次日大干一场，把敌人彻底逐出天安地区，他勉励部下道：“今看贼势，明当决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军律。“ 同时还提醒同僚说“但狡贼走，必由山路，骑步异势，不可穷追。”可见他信心十足，视黑田军如无物，连日本人战败逃跑时的应对办法都策划好了。

同时解生在初七日，还向后方的麻贵发出了请摆赛预备队加入战斗的要求。麻贵接到战场形势报告及解生的请求后，命原本屯兵介川的摆赛火速率领两千骑兵前进，去协防稷山。

与此同时，黑田长政也没闲着，他派人去向后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总兵力高达三万，此时虽然没有全带在身边，但起码一两万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双方都怕对方的援军提前抵达，索性早早开打。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达的遭遇战，而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正面作战。

援助朝战争打了这么久，明军在平壤、在碧蹄馆，在庆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战斗，要么是城市攻防战，要么极端条件下的遭遇战，要么是以南兵为主的战斗，没有一次双方摆好阵势正正经经的野战，这使得北兵的真实威力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稷山之战，可算是大明骑兵、炮兵与日本骑、步、铁炮兵在相对公平的战场，第一次进行的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这一战中，明军骑兵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的威力，他们来自宣大边关，骑兵战斗力丝毫不逊于辽东军，不一会就彻底击败了黑田长政，黑田军向清州方向败退。这一场战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因为史书里的描写已经足够华丽，姑录两条于下：“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翌日平明，贼连炮张两翼以进，白刃挥映，毒气掩日，奇形怪状，惊眩人眼。解生等应炮突起，争奋椎鞭之，中之瓜折。合战未久，贼大溃。遂从木川清州而走。”

这两段文字都出自朝方的记载，另外一些朝方记载在记录了解生四将第一次战斗后，也都说摆赛到后，又破日军云云，可见这场战事是分了两次打的。而《黑田家记》里对这第二次战斗干脆避而不提，直接让秀元提前一天赶到战场，说“毛利秀元兵亦至，敌余军不敢战而退，我兵亦绥。”算是间接承认了日军的败北。

颇贵在战斗后，曾不无自得地对朝鲜国王说：“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后面还往前冲。老夫我五十多岁，跟周边蛮族打了几百场仗，还从来没见过比倭寇更难对付的——不过只要我军铁骑发起突击，他们也就完蛋了。”可见大明骑兵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战斗中，明军还击毙了一名叫做叶一枝的日本将领，其他穿着金盔、金甲者的小头目，也杀死二十多名，算是给死在南原的同僚报了仇。

战斗结束以后，黑田长政不得不向着清州方向退却。明、朝史料里说解生本来要追击，但因明军连续三天急行军及战斗，过于疲惫遂大军休兵，别遣分道追之，日军退遁。我们猜测，追击的部队应该是摆噻的部队，因为只有他的部队是生力军。而日方史料，则说因为毛利秀元大军赶到，明军不敢打，直接转身跑了。

我们认为第二天战斗的实际情况，是黑田长政抵挡不住败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军，调回头来找场子。解生一看日军几万生力军扑过来了，遂主动撤离了战场，把天安和稷山让给了日军。

日本人说解生在打完仗以后，过了三天送了一头白鹰给黑田长政，向他乞和。《毛利家记》写的更悬乎，说明军被日军杀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对日军重围，他们派人对毛利秀元说：“我们被派来援助朝鲜是奉命行事，跟你们没什么仇怨。以后我们也不打了，把旗给你盖个戳作为印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毛利秀元于是在明军军旗上打了印记，放过了这些人——这些小故事迹近演义，颇具戏剧性，在我们看来，其实真假关系都不大。

整个稷山之战，双方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综合各方记载，日军的伤亡人数约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队的十分之一。明军损失不明，但从解生等部在随后几场作战的活跃程度来看，伤亡不会很大，最多不会超过两、三百人。这个伤亡比例，比较符合骑兵对步兵的损失比，也比较符合明军对日军的损失比。

也许有人会觉得怎么打了两天伤亡才那么点？事实上，冷兵器战争中最大的伤亡多出现于溃败发生后，真正在战斗中伤亡的人数不会太多。随便举个例子，汉将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塞，与匈奴十万遭遇，激战八天，杀伤匈奴万余。算下来一天也就杀伤千余，而且这还是汉军大规模使用弩进行阵地防御战的结果。

那么这场仗到底谁胜了？从战术和数字上来看，明军占据优势，但从双方的战略目的来看，最终日军占领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军被迫后撤，似乎日军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以往许多史论者，都是持这一观点。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要知道，占领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北上汉城；明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阻止日军北上汉城。

黑田长政和毛利秀元在占领稷山之后，没有继续进军，因为稷山大战中明军铁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长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战中对上了明军骑兵，前一次则是和李如松的碧蹄馆大战。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知道从稷山到汉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宽广，地势开阔。若换在平时，自然是条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铁骑的威慑下，他不得不重新考虑。

如果日军北上，明军骑兵可以在进军途中轻松自如地来回驰骋，想战则战，想走则走，不受任何阻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起攻击。按朝鲜人的说法，明军骑兵稷山之战中 “枪槊电飞，驰突乱砍” “出入如飞”，那么从天安到汉城这一百五十里的宽阔大路，会不会成为大明骑兵的乐园、日军的地狱呢？想到这个可能，黑田长政一阵寒颤，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绝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说，朝鲜战争他们经历过三次大战：平壤之战，幸州山城之战，还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战）。足见是战对日军指挥官的影响之深。

于是结论就很明确了，稷山之战的胜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将领在素沙坪的奋战，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军队的继续北上，安定了汉城军心——事实上，稷山是丁酉再乱中日军兵锋所及的最北端。从那以后，以稷山为起点，明、朝联军正式转入反攻阶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过稷山杀入京畿道，要等到几百年以后的甲午了。

在本章结束时，顺便说一个趣事。

稷山之战的胜利传到汉城，免于二度放弃汉城的朝鲜人非常高兴，他们在记录里不吝用极华丽的文字来描述这场战斗。可是，在这一片欢腾之中，却有一个人保持着沉默。

谁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龙。

柳成龙战后写了一本《惩毖录》，回顾整个朝鲜战争。这本书写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汉城危机时，只写了六个字：“贼从京畿还退”，对稷山之战只字不提。对他这种行为，别说我们，连当时的朝鲜人都无法理解，《青野漫录》充满嘲讽地评论说：“杨镐于我国有再造之功，而惩毖录全没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涂人耳目，而犹以私怨没之，此为成龙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时，柳成龙在《惩毖录》避而不谈实际困难，一味指责李提督怯懦避战，甚至污蔑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因日军刀利而无一人敢前；跟杨镐合作时，他又因为有私怨而故意隐其事迹，抹其赶赴汉城镇压人心功绩，对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后两位主官都闹出别扭，又在自己撰写的书里故意抹黑或者无视，柳成龙在这事儿上，实在是非常不地道。

第十五章 巨星的再临

丁酉年的整个八月对明、朝联军来说，是一场噩梦；而当时间迈入九月以后，喜事却是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九月七日的稷山之战，明军成功阻止了日军的继续北上，让所有人都松一口气。还没等这喜庆劲儿过去，又有一道捷报传了过来：李舜臣在鸣梁取得大捷！

怎么回事？李舜臣不是早被免职了么？朝鲜水军不是在漆川梁海战中全军覆没了么？现在怎么又冒出一个鸣梁大捷？

这就要从漆川梁海战之后说起。那一战中，元均和朝鲜水师全都沉到了海底，消息传到汉城，一群颟顸君臣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这前后变化也太大了，李舜臣掌兵的时候，朝鲜水军指哪儿打哪儿，未尝一败；元均带着同样一支队伍，怎么一战下来就完蛋了？

那帮专会整人内斗的党人们不敢吭声，金命元、李恒福等人建议，请李舜臣重新出山。朝鲜国王觉得这事实在太丢人了，但是又不得不做。于是汉城扭扭捏捏地派了使者前去晋州西路的术礼，重新授予李舜臣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头衔——这个“三道统制”如今是个不折不扣的空架子。

李舜臣在这之前已经觉察到异状了。他在晋州附近，观察到日军战舰络绎不绝地从谷城附近海域往西边去，就知道局势有些不妙。等到朝鲜的行文一到，李舜臣眼前一黑，自己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无敌水师，居然就这么被糟蹋一空。

事已至此，无可挽回，重要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做。李舜臣连夜赶往珍岛，在会宁浦，他看到了朝鲜水军的全部力量——十二条板屋船，全是裴楔在漆川梁带回来的。

李舜臣见到裴楔，没先表扬他保全朝鲜水师，反而斥责他为何在阵前擅自撤退。

海军是一支纪律性极强的部队，要求每一条船对指挥官无条件服从，这条铁律绝对不允许被打破。元均是头蠢猪，可这并不说明裴楔临阵脱逃的正当性。李舜臣的理由很简单，今天裴楔认为元均打的不好，擅自脱离本队，明天别的指挥官也可能认为李舜臣不靠谱，自行离开。每一条战船都把自我判断置于指挥官命令之下，军队秩序就会崩溃，仗也就不用打了。

裴楔对这个批评很不服气，不过眼下军情紧急，他没有为自己申辩，而是向李舜臣建议，咱们就剩十二条船了，跟敌人不是一个数量级，干脆放弃水师，全军登陆前往权僳军中，打陆战得了。

李舜臣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个请求，他亮出三道水军统制使的身份，逼着裴楔的船队跟随他前往珍岛的碧波亭。在那里，水师有处营地，可以作为修整之用。李舜臣抵达珍岛以后，给朝廷写了封奏折，说“自壬辰至于五、六年间，贼不敢直突于两湖者，以舟师之扼其路也。今臣战船尚有十二，出死力拒战则犹可为也。今若全废舟师，是贼所以为幸，而由湖右达于汉水，此臣之所恐也。战船虽寡，微臣不死则不敢侮我矣。

短短一封奏折，李舜臣把局势分析得清清楚楚，也把自己的决心表达得明明白白。他没有因为蒙受了不公正待遇而消极怠工，为了整个抗战大局抖擞精神，从头开始惨淡经营。这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李舜臣自从七月份接掌了水师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只有一件：提升水军实力。

提升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建造新船，可无论时间还是资源都极其有限，捉襟见肘，很难满足李舜臣的要求；二是征发民船，这是一条快捷途径，但问题在于民船体型普遍都很小，征用过来也只能作为运输或者联络船使用，没法在上面架设大型火器；第三，招抚在漆川梁海战中被打散了的朝鲜水师残余。那一战虽然朝军“全军覆没”，但总会有些漏网之鱼侥幸逃掉。记录显示，在漆川梁海战前的一系列长途奔袭中，朝鲜水师至少有六条船掉队漂入外洋，没赶上最后的海战。战后这些船舰都分散到各处荒岛，要一一招抚归建。

李舜臣还算幸运，很快便寻回来几艘幸存战船，而且还找到了老战友李亿祺的弟弟李亿秋，佥使金应诚、鹿岛万户宗汝棕、平山浦代将丁应斗、巨济县令安卫等一批人，稍微弥补上一点人力资源损失。

在七月和八月，李舜臣除了尽力招抚征发以外，就是带着这十来条战船在碧波亭附近巡游弋。在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李舜臣带着舰队稍微向东航行了一段，在海上撞见了蜂须贺家政的巡逻舰队。家政一看，咦？居然还有残余的朝鲜舰队？他立刻命令追击，日军战舰气势汹汹地靠了上去。李舜臣当然不会在毫无准备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跟日本人打，朝鲜水师扬帆调头，奔西而走。

日本的战船，速度不及朝鲜，何况操船的还是李舜臣这种天才。蜂须贺家政一路追到务安附近海域，还是没追上。蜂须贺家政有些气恼，抓来了一个叫姜沆的当地官员，逼问他朝鲜的水军基地在哪。这个姜沆是个很妙的人，面对日军的质问，回答的不卑不亢：“你们水师基地在哪？”

“泰安附近的安行梁，那里地理位置很好，是水军的天险所在。”

“行了，我知道了。”

“我还没说完呢。安行梁可真是个好地方。大明前两天派了两个游击，带了一万条船过来，就挑选安行梁作为驻屯地。对了，他们的舰队现在差不多到群山浦了。”

“…”

“刚才的舰队您看着了吧？我们李统制的船比较少，所以才打算退到安行梁，跟大明会师以后再回来。”

“…等会儿，你说哪个李统制？”

“李舜臣啊，你们应该很熟悉吧。他官复原职，回来上班啦。”

姜沆这一番虚虚实实的招供，可着实把蜂须贺家政给吓得不轻。李舜臣和大明，哪个都不能招惹。史料里记载，姜沆招供完以后，“贼闻之相顾色动”，当即也不追赶了，调转船头匆匆忙忙一路跑回顺天。

李舜臣回来了。

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沿海倭城，所有的日本将领都异常震惊。其中有一位水军大将来岛通总表现得最为兴奋，摩拳擦掌，要去跟他一决斗死战。

来岛通总大概是最痛恨李舜臣的日本将领了。在壬辰战争中的唐浦海战里，李舜臣的龟船曾经击毙过一员日军大将，当时被误认为是龟井兹矩，后来被确认是得居通幸，又叫来岛通久，是来岛通总的兄长。

杀兄之仇，不能不报。而且根据情报，似乎李舜臣的实力并不强，总共才那么十几条船，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日本陆军此时已经在全罗道发起了攻势，扫平沿海朝鲜水师余孽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不过自从漆川梁大胜以来，日本水军没了用武之地，第六军团的几名主力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几个人耐不住寂寞，跟着宇喜多秀家去打南原了，既然来岛通总求战欲望这么旺盛，军团长长曾我部索性顺水推舟，把他派出去攻打珍岛，还让毛利元政跟过去做配合。

到底来岛通总到底带来多少人去，历来说法不一。《湖南志李统制遗事》和《再造藩邦志》里说有五、六百艘，这个数字太大了，不太可信。《惩毖录》少一点，说是两百余艘。李舜臣的日记最为权威，他给出的数字是三百三十艘。这个数字相对比较合理。要知道，第六军团的主力这时候都在陆地，水军剩余战力没剩多少，而且还得担负起朝、日之间运输的重任，机动兵力并不算多。

甭管是两百还是三百还是五六百，总之日本人袭来的舰队数量，是三位数，跟李舜臣的实力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九月十五日，敌人大举来袭的消息传到了珍岛。李舜臣召集所有水军将士，讲明实际情况，再次严明纪律，安慰他们说兵法有云必死则生，咱们是一定会胜利的。为了让士兵们宽心，李舜臣假借神仙的名义，说昨天晚上做梦，有一个白胡子老神仙向我面授机宜，把制胜方略都讲清楚了。

说完这些，李舜臣带着舰队浩浩荡荡杀出了珍岛基地，前往鸣梁以东海域的右水营前洋。此时李舜臣舰队的总数是————战船十三艘。

他们迎头看到九条日本先锋侦查船，李舜臣心想就拿这几条练练手吧，下令攻击。交手没几回合，这九条船沉的沉，跑的跑。当天晚上，又有一股日军战船偷偷摸摸凑过来，冲着朝鲜水师开枪。李舜臣一看，两边的距离还隔着好远呢，远远超过了铁炮的射程，便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疑兵之计，企图把他们吓唬走。李舜臣哪吃过这种亏，立刻指挥朝军还击。两边砰砰啪啪打了一夜，谁也没挨着谁。

可要说日本人的恐吓战术没效果，也不尽然。李舜臣没被吓到，却吓坏了他身旁一个人。

谁呀？裴楔。

裴楔本就毫无战意，一心上陆，只是被李舜臣硬拖上船来，这才勉强出海。自从听到日本人打枪以后，他惶惶不安，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毅然拔锚要跑。可惜李舜臣不是元均，裴楔的习惯性逃跑根本瞒不过他的眼睛。裴楔刚一离队，就立刻被四面舰船围住，活活生擒。

李舜臣为了鼓舞士气，表达自己战斗到底的决心，在船头把裴楔公开处斩，军中纪律为之肃然。

清理掉这个不安定因素之后，李舜臣终于可以安心对付来岛舰队了。

九月十六日一大早，李舜臣接到探子急报，说东边有三百条船扑了过来。朝鲜水师急忙升帆架炮，准备开战。可没过一会儿，他们又把手里的火器放下来。原来这三百多条船不是日本战舰，而是整个全罗沿海逃难而来的渔民。这些船大大小小，一看到有朝鲜舰队出现，都喜出望外，纷纷聚拢过来，一时间乱七八糟地充塞海面。

李舜臣一看不好，等到日本人杀过来，这些没经过训练的老百姓肯定会大乱，这一乱，连朝鲜水师都会被冲散，更别说打仗了。他连忙叫这些民船别围在战船旁边，尽快划去上游聚拢，作为疑兵，也好为己方壮壮声势。还有些扶老携幼，实在没什么战斗力，赶紧登陆上岛上待着去吧，怎么也比水里安全。

好不容易把民船安顿完了，来岛舰队也杀到了，三百多条船摆足了架势，铺天盖地而来。三百三十条对十三条，这敌我比例之悬殊，足以让任何正常人退缩。李亿秋、金应诚、安卫等军官相顾失色，都有退避之意。

可李舜臣不是正常人，他是一个进攻性极其强的将军。面对这种极端不利的兵力对比，他非但不退，反而还要抢攻。李舜臣决定给其他将领做个表率，壮壮他们的胆气，于是亲操一条大船，督促橹手快划，义无反顾地杀入敌阵。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也是一次蔚为壮观的战斗。李舜臣孤身闯阵，火铳四射，弓矢乱飞，杀得来岛通总三百多条船无所适从，搅得日军阵形七零八落。这种彪悍劲儿，就连惯于轻军突前的李如松都自愧不如。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日本人总算稍微反应过来点了，连忙驱赶战船把李舜臣包围，里里外外围着三四层，让这一条孤独的朝鲜战舰险象环生。船上的战士们都有点害怕了，他们凭着血气之勇一口气杀进来，可现在怎么杀出去啊？李舜臣大概是船上唯一一个面无惧色的。他还有闲心鼓励周围的人，说“贼虽千艘，莫敌我船，切勿动心，尽力射贼。”一往无前的强大气魄喷薄而出。

除了李舜臣的勇气以外，能够让他如入无人之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舰船体系。

在壬辰战争期间，日军水师虽然经过多次改组，骨子里却还是海贼那一套。他们的操船没有明确分工，大家一窝蜂地划，等到开战了，再一窝蜂抓起武器打。而朝鲜水师继承自大明体系，对于橹手、帆工、炮手等有着明确分工，开战之后大家各司其职，丝毫不乱，无论灵活性还是机动性都强出日军一头。李舜臣多次以少胜多，打得日军没有反抗能力，就是因为这两个体系的效率差所致。

这一次也是如此。李舜臣的板屋座舰橹手多，行动快，能够保持高速运动。在日军舰船挨完打调动转向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划出很远，去袭击另外一侧的敌人，看似身陷重围，其实每次正面对抗的敌人并不多。

打了好一阵，李舜臣回头一看，好家伙，原来手底下那群家伙没跟过来，反而躲的远远的。李舜臣一摆手，走了，抓人去！亲自掌舵往回退。日本人的重重包围，楞是被他轻轻松松一跳即出，好似当年在曹营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李舜臣杀出重围以后，先靠近中军金应诚的船队。他二话没说，跳上船去一刀砍下操船者人头。金应诚和麾下一干人等吓得面如土色，李舜臣说你身为中军，不跟着旗舰走反而跑开，按道理是要杀头的。现在军情紧急，姑且留你一命戴罪立功。金应诚哪里敢还嘴，连忙调转船头，硬着头皮朝日本人杀去。李舜臣又凑到巨济县令安卫的船前，大声喊道：“安卫欲死军法乎？汝不死军法乎？逃生何所耶？”安卫被骂的抬不起头来，也调转了船头，跟着金应诚杀入敌阵。

李舜臣觉得这么一条一条靠近杀人太麻烦了，把军令旗高高挂起来，明白无误地告诉其他将领：不得退却，违令者斩。严令产生了效果，原本远远站开的朝鲜水师，都不大情愿地靠拢过来。

这时候前方传来一阵呼救，李舜臣探头一张望，原来金应诚、安卫两个人的船被日军围住，一群倭寇好似蚂蚁一般往船上爬。船上的士兵拼死抵抗，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李舜臣毫不犹豫地杀了过去，身后宗汝棕、丁应斗等军官也纷纷驾着座舰赶到，很快打沉了围攻那两个倒霉蛋的三条日舰。

战至酣处，李舜臣忽然觉得自己袖子被人扯动，低头一看，原来是个日本人，叫俊沙，是当初安骨浦海战被李舜臣俘虏的降倭，一直在朝鲜水军里混到今天。

俊沙告诉李舜臣，他刚才看到了日军的总大将，而且就在附近。李舜臣一听，眼睛立时瞪圆，问他详情。俊沙说他看到一条船上站着一人，身穿红色锦袍，上面还画着大花纹饰，应该是来岛通总。

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啊！

来岛通总也是时运不济。他本来就对李舜臣满腹仇恨，刚才好不容易有机会能报仇，结果三百多条船楞是围不住一条船。他性格火爆，按捺不住怒气，索性让自己的座舰突前，亲自上一线杀敌。这个命令本身其实没有问题，敌人一共就十三条船，就算旗舰前移，也不会有多大危险。

他唯独漏算了一件事，这次的对手是化不可能为奇迹的李舜臣。

李舜臣的操船技术，要好过日军太多。他几下腾挪，便靠近了来岛通总的期间。一船勇士在金石孙的率领下，拿钩子钩住日军战舰，扑向对方甲板。

这里必须要说明一下。日军的战舰，比朝鲜军的板屋船要低矮窄小，高度差在一米到一米五左右。有这个特点在，从日舰跳上朝舰非常困难，必须仰攻；而从朝舰跳下日舰则相对容易得多。所以在壬辰及丁酉期间的海战记录里，我们会发现，朝鲜军登上甲板杀死日军将领的战例非常多，而日军登上朝军甲板的记录却很少，即使有，也都要经过苦战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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