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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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紧张寻找的澳门之夜，我突然在想中国人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
“我们以为我们了解陈戈文许多了。我们读了他的简历，跟他有不少次交锋，我们以为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他的个性，但我们其实对他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放弃概率研究转向机器证明数学定理之后，仍然在摸索预测赌博输赢的秘密，而且一旦有机会他还会现场尝试。
“100万元，那是一个可以判无期徒刑甚至可能获得死刑的犯罪，他难道没有生活的底线吗？
“难道数学家跟我们的道德观念不同？就算他没有自己的底线，难道他不关心我们这些给他创造条件发展学术、发展未来的人吗？一旦他发生问题，我们这些人，甚至整个学校都会遭到灭顶的灾难，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
“我记得我们学校讲授科学哲学的人常常谈论科学家的道德问题，什么学术上的弄虚作假、什么使用动物做实验上的违反伦理，这些都太遥远了。我们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弄不清，连他的基本生活选择都还无法弄清呢！
“就在我的思想信马由缰胡乱想象的时候，我们的人事处长发现了情况：‘高校长，您快看那儿！那不是陈戈文吗？’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次用光彩照人的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呢？你觉得万事如意容光焕发，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脚下，山峦海洋都向你臣服？歌曲中唱过的亚洲雄风、世界之巅等所有的说法，都无法跟我们看到的这场华丽的演出相提并论。
“一袭藏蓝的中式暗花上装，镶嵌暗金裤线的阴丹士林裤子，脚凳一双墨菲斯特休闲皮鞋，头发被刻意地整理过，一改总是蓬头垢面的模样，陈戈文展现出中年人所特有的那种干练，同时又隐含着某种神秘莫测的风采。
“他跟着一群同样气宇轩昂、各种肤色且操着各种语言的古怪同伴，目中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朝向赌场深处的一个光明的桌子走去，一场看起来波澜壮阔的世纪赌战将要正式开始。
我们三个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年龄，竟然像听到了发令枪一样飞奔了过去，在第一时间和众人恐惧诧异的眼光中从各个角度把他紧紧地按在桌子上不能动弹。
“‘快说，钱呢？’三个愤怒的人竟然汇成了一致的语言。
“‘什么钱？’他扭动着不舒服的身体，使劲挣脱着。
“‘我们的一百万呢？’
“‘谁拿了你们的100万？’
“‘难道都让你赌光了？你把钱拿到哪里去了？’
“‘放开我，你们疯了吗？没看到这是第3届澳门博采数学讨论会的会场吗？’
“我们放开他，再度回顾他周围这些人。
“‘傻×啊，你们！神经病啊，你们？疯了，你们？’他接二连三地臭骂我们，把我们搞得很不自然。
“‘没听说过博彩业大亨何鸿燊先生亲自创办的概率论数学大会吗？只有全球最顶尖的概率学者才有机会参加吗？’
“‘你之前申请出差可没说要来开什么概率论的研讨会，你不是到香港买软件吗？’我们的人事处长争辩着。
“‘对啊，所有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会到香港的公司去寻找最新的软件更新，我就是在那里跟他们熟悉后才决定来这里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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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事件完全是一场虚惊。我们对人的认识没有发生任何失误。但我们对人的承诺、信任和信心不足，这是导致我们一时恐慌的根本原因。这件事情之后，整个领导班子都在反思，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更好地信任我们的教师，让他们能发挥出更大的能力，以更大的力度和速度拯救我们的学校。基于这些讨论，我们继续扩大当前的精英团队的范围，让更多具有闯劲的年轻人走到前台，扔掉枷锁，开始他们自己的创造生涯。我们的另一个思考是，在一个“大科学”的时代，不能让所有的项目都停留在单人、最多是小团队的作坊式运作方式上，我们要搞一些大的学科融合和知识人才集成。
“为了落实扩大精英团队的任务，学校开始一系列的创新奖励和创新文化建设宣传。我们广泛地把各个兄弟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的学者请进来做报告，希望他们能引领我们。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而是一种坦荡的智力吸纳。我们想让教师靠近真正的大师，感受真正的创造能量的冲击。
“不过恕我直言，这项行动并没有起到真正作用。或者，作用有限。现在我们明白，兄弟院校甚至中国科学院中，90%的专家也都没什么创造力。一些人即便有院士头衔，但他们那种做事亦步亦趋的方式，听着就让人着实失望。唉，中国的事情不就这样吗？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就是因为跟定了某个导师，在他的团队中打打下手，随着整个项目的升级，人也就爬上了学术高位。他们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但他们不是创造者。我觉得千万不能学习他们，听他们的经验就像游泳中戗水似的令人战栗，这些人讲话中多数会以执法者的态度出现，而执法风格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态度会令旁人创造力泯灭，这是斯腾伯格的领导智力理论中阐述过的。别抱怨我，吴老师。我感觉您所在的学校也是庸人多于天才。这当然不怪你们，还是怪这个社会体系，怪中国的教育制度更恰当一点。
“其实，鉴别出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并不难。这不看他们发表了多少文章。我看过一篇张五常写的一篇谈他在美国不同大学中寻找职位的短文，他说那些院系的选人用人根本不看有多少文章，就是找你来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看你思想中有多少灿烂的火花和对这个领域积累的认知判断力。有这些基础的人，没有什么重要论文著作他们也会签约让你来教书……其实，许多著名的公司在选人用人上也跟张五常说得非常类似。像苹果公司还不像今天这么大的时候，他们的选人面试常常让所有职工全部参加，这些人各自躺在地板上或歪在椅子上，不等你开口他们会先说公司想开发点什么，讲他们的技术创新，等应聘者听得热血沸腾，急切地加入谈话，这便形成了真正的交流。他们觉得这种方法才是找到志同道合且有创意者的最好方法。
“长话短说，当我们发现学者中普遍创造力不足的时候，就决定在选人讲座方面更加留意。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创意人才，让他们真正占据我们的讲坛。最后，我们在全北京的各个科研机构或大学中找到的人，加起来不到20个。我们一个个把他们请来，每次讲学都是全校性的，不管他们谈的东西其他领域的人是否熟悉，让大家都来听，都来感受。
“您猜怎么的？听他们讲话最受益的，竟然是非他们本行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在这之后学校明显地感到，这几年最大的科研成就确实是被上面的不到20人所激发的，但他们激发出的，是跨学科的创造力迸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科院系统科学所请来谈数学跟诗歌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结果是打开了地理、气候、环境科学群体教师们的思路，破除了他们的思维定式。另一个例子是科学史所谈中国古代中国四大发明的讲座。这本来是个“政治性”浓厚的话题，但主讲人从科学考证入手进行了去政治化，而当考证四大发明不是为了证明民族优越性，只为了现实考古学在当今世界可以做到怎样的去伪存真后，我们的通识教育学部的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教师获得了很多启发，一些人放弃了纯正的批评理论转而朝向“新进步主义”。
“吴老师，您大概特别清楚，创造力的发生发展最忌讳两个东西。第一是功利性。把任何事情带上功利，创造力本身就会受到限制。虽然有人提出，谋求个人利益是创造发展的动力之一，但这仅仅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成立的。在多数情况下，创造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跟功利主义分道扬镳，为此更看重给探索者自由的空间，寻求自由才是创造力发展的永恒动力。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出制度保证。具体来讲，探索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领导出面顶着，绝不让教师受到伤害。我们跟所有教师签订合约，当他们从事自己领域内外的科研时我们决不参与意见，成功后决不在上面签名，不从中夺取哪怕半点名利。但如果失败，我们将挺身而出，作为整个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承担下全部责任。
“创造力忌讳的第二个东西是批评和指责。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不应涉及他人做事的目的和意义，更不应对他人的思维方式评头论足。意见都应该是建设性的，协助改进的。你用了一种新的方法炒出一盘不太好吃的鸡蛋，你会乐意听这样的评论：盐还可少放一点，火还可热一点。但你不乐意听：你这个人根本不会炒菜！或者：还是好好先学习炒大白菜再来炒鸡蛋吧！这样的话语最伤害人的创新能力。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校的课堂和科研活动中反复跟教师们强调，要直接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与其指责他人的个性或知识缺陷，不如展示出自己对探索的支持和期待对方能创造更好未来的渴望。
“在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引导下，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成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的优质论文数量正在增加。这里所说的优质论文，是真正具有启发意义和创造力的论文。像文学院的《楚辞》研究，跳出文本和作家，从楚文化中蕴含着的创造资源出发，将文学纳入到一个异常广泛的新的符号空间。我敢说我们对屈原认识的改变，可能是当前最具创造性的文化颠覆。在工业设计方面我们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跟20世纪上半叶德国包豪斯学院做的一样，我们在信息时代重新定义了工业设计到底是什么，这种定义让工业设计的整体思路转向一种‘量子层级式创意毛边云切换机制’，他们的意思是说，要改变认为创意无底线的想法，即要为不同创意加上能量表征，这样下来，通过能量差异或将‘毛边能量’做云切换后，新创意跟老创意的差距便可最大化。有关这个方法的具体内容，我只能谈这么多。毕竟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工作者。
“在各个应用工科院系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基础科学和通识教育也得到了大幅度发展。观察我们的课堂就能看出，学生的穿着更加自由丰富且随意得体，既跟那种管理过严的学校学生穿着不同，也跟一些缺乏美育、穿着过分夸张的学校学生不同。换言之，在走向创造的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观发生了转变，他们更贴近自己的存在，更有一种自然放松。
“学习成就评价方式的改变，让我们的学生都成了自信的人。他们相信未来社会虽然存在着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变动，但他们有能力应对。有点怪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发现自己学校中自然发展起来的相互恋爱比过去多了不少。我们正在想，这是否因为孩子们更能坦率地面对自己和面对异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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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不多被他的讲述搞傻了。教育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改革，使人的状态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我从事这么多年学校领导力研究中从未听到过的故事。我真想立刻跟他询问更多的细节。但他的故事还在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着，我只好继续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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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教育教学与科研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不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做了太多的个体创造力发动。这些，在今天我们这个多重压力的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但是，面对未来大科技时代，我们的合作还根本没有。除了各自的小团队，我们简直就是一个个各自为战，就像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各带着一群学生自己讲自己学，不跟其他群体发生联系。如果说我们回归了教育的本来理想，那我们回归的只是春秋战国时的教育，是古希腊的学园，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这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能继续前进且经久不衰，就必须迅速让我们的学校类型从古典升级到当前。
“今天我特别来找您，主要还是基于您给我的教育领导学的教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吴老师，我认真读过您的《教育管理学基础》。我知道那本书曾经被评为看不懂在说什么的“最差著作”。但我却能明白其中的奥妙。您从一开始谈后现代管理与科学的性质，我就摸到了门道。我记得您特别有两章讲福柯的观点。福柯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管理学家。我不把他当作哲学家。他的《规训与惩罚》《性史》《疯癫史》我都读过。喜欢得不得了。您提到他，我觉得最深层的含义是想焊接当前知识分子关系中被折断的链条。可惜的是，福柯人没来过中国。来过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果他现在到这里看看，便会感叹我们的知识分子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差了。由个体或文化习俗差异引发的普遍忌妒，由生活或教育条件差异造成的歧视，等等。我知道您的学校也发生过许多事情。我研究过几乎北京市所有学校的人际关系状况，不瞒您说，我发现你们学校中最有特色的是城乡矛盾，这些年来，外省乡村籍教师几乎排斥了所有本地城市教师，这虽然不能说是劣币驱除良币，但确实是一种古怪的排斥与歧视。我猜想，外省乡村教师不喜欢本地教师，是因为本地人太过孤傲。于是，他们宁可执行过往的苦大仇深政策，让整个学校的血统越来越纯正地成为一所乡土高校。吴老师，这些正常吗？知识创新需要五湖四海，需要城乡结合。知识分子关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术打压。这种打压可以发生于学派纷争，也可能由前面两个差异引申造成。当前高校中一个教师的学生抱团打压另一个教师及其手下的现象屡见不鲜，群体间势力此消彼长。年复一年，人们眼巴巴地期盼着新一届学校领导赏识自己的派系。如此多的矛盾和问题，根本不是福柯所能处理的。而对我们这些急着把所有智慧团结起来的人来讲，必须寻找一种办法，让我们能立刻穿越福科，也穿越爱德华·赛义德！
“吴老师，我记得您曾经在课堂上讲过，压力才能建立团结。我们的整个尝试，其实就是建立在外部压力基础上的，只要能保全这样的压力，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不会出现巨大的崩溃。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渣滓洞里的革命者具有如此力量强大的团队能量，跟他们的共同信仰有关，也跟他们所受到的非人隔绝和恶劣待遇等压力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几十年努力消除种族隔离，一直坚持到胜利。
“我们庆幸高校改革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掌握好了在压力下完成组织变革的时机和步骤。而一旦在压力下组织中的大多数人开始以创造而不是谋生为工作的目标的时候，相互的和谐合作就已经成了他们的生存需要。这种出自个体的充盈的需求，强烈且无法彻底被满足，人们不再为什么相互关系费时费力，直言不讳的交流方式使许多可能造成误解的机会都取消了。于是，理想的道路因此在我们的脚下延伸。
“我记得您在书中曾经谈过，一旦人际关系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领导者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问题的技术方面。我们确实是这样。困扰其他学校的那些内耗不存在了，我们便能集中力量把教师吸引到一些当前最重要的大学科方向上。例如，我们的第一步是针对学校中缺少生物医学这个当前最重要的专业领域向大家提出，我们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一种新的跟生物和人体有关的专业？恕我直言，我知道你们学校的医学专业是怎么来的。你们跟校园旁边的一个医院建立了合作协议，把对方的主任医师都纳入你们的教师体系，把他们的医疗设备都当成你们医学院的设备，给他们每年招生。这个做法当然方便，但我也要说，你们没有什么真正的跨学科创建。这些医院的大夫，不太可能跟你们校园中的教师交流看法。而我们的做法不同，我们在没有这个专业方向的前提下，发动所有不同专业的专家思考我们怎么通过无中生有把这个专业建设起来。随后我们发现，机械制造专业可以从残疾人的义肢方向切入人体生物学。化学工程专业可以从事生物化学类药物的设计与研制。人文基础部这种通识教育学部可以进行医学和生物伦理研究。即便有这些生长点，我们不希望将这个领域固定下来，我们要保持开放的边界让其他专业的学者敢于进入和易于进入。随后，我们的3D打印技术开始在打印人体器官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再度领先于行业。
“吴老师，大学科指的是需要集结很多不同方向的人、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协作研究的领域。但我们发现，大学科可以做成字面意思的那种大，真的让这个学科大到一种超越极限的宏观尺度。我曾经跟您说，我们的马哲教师在白洞和蛀洞物理研究方面的深入，我们还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定理证明机器，一旦有人提议将这两者跟机械制造和化学工程等结合，阻碍融通学科的玻璃纸就被彻底捅破。我们就此最终解决了3D无源打印的问题。这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未来技术。它的基础集纳了资源对等性原料存储位置探测的数学结构，蛀洞物质运输的物理机制、无设备参状态下的电场调节、成型过程中的抗干扰多元信息传递，加上对3D打印已经建立的诸多专利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把一个物体凭空创造出来。当我们在演播室镜头前第一次无中生有地打印出一小枚闪闪发亮的钻石的时候，我们相互抱头痛哭。因为整个演播室除了摄像机和灯光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用于打印的设备，在空寂的世界上看到一个东西隐隐成型，您在场也会有跟我一样的激动。
“我们不但解决了自己学校生存的知识基础，我们现在还有充足的知识生产能力和教学能力把这个学校搞下去，我们还具有了自我创造财富的能力。就算今天国家停办了我们的学校，我们照样能通过民办学校注册将这个学校继续办下去。但是，我发现充满创造力的教师和学生现在都跟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命运相互关联着，让他们为自己获取他们都不干，只是一心一意地设想着让世界更加美好。
“还拿我们的3D打印技术说事。我们让它彻底脱离了机器，也远离原材料，这种“无源化”设计导致我们可以在任何范畴做任何水平的设计。您常常听说政府要整治北京的PM2.5空气吧？针对这种顽疾政府几乎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你能禁止车辆启动？车辆一启动就会排放尾气。我们计算过，如果能尽快把全部汽车改为电动的，情况将有所缓解。但当前电动汽车设计不过关，充电设备也不足，且价格昂贵。所谓的分区限行也只是权宜之计。我看就连迁都不一定能解决北京的问题。一来迁都的成本太高。这个首都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外国人甚至用北京形容中国，它就是中国的代名词。韩国首都汉城更名首尔，所有政府用纸的抬头更改，就是巨大的开销。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迁都最大问题还是过程控制和人的适应。你要选址、设计、建设、搬迁，种种行动真正完成难道不需要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持续的变动中哪个环节卡住都可能发生危机。对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PM2.5的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存悖论。对此，我们的教师提供了简明扼要的解决办法：何不打印一个新的北京？让我们寻找一块新的土地去规划我们的新城。您觉得这个方案疯狂吗？一个全新的北京，可以比现在小许多，但功能性齐全且舒适并跟大自然全面融合，要把机关、学校、住宅的远近调整恰当。然后，把北京的一批人搬过去。他们什么都不用带。就自己过去，那里一切都有。这个计划我们觉得非常合理，只是选址问题一直困扰我们，所以我们才没有真正提出来。在中国当前的各个省市，我们没有找到能跟北京现在的战略和地缘相媲美的位置。我们的空间太狭窄了。而正是这个狭窄的空间让我们想到第二个方案。
“这个方案说出来让您更加吃惊：我们想打印一个全新的地球！为什么不呢？我们有宇宙中使用不完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通过神秘的蛀洞被转移过来，我们有良好的无源打印技术，我们计算过，整个地球的打印过程，按照现在的机器运行速度，只要50年！我们的一些师生甚至计算过这个新地球的位置，它必须不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动力结构，不能破坏当前的平衡性。有的学生说应该放在拉格朗日点上。抱歉我不是学力学的，我只是听他们在说那个位置具有某种“漂浮性”，我想这一定是比喻。但这个位置后来被否定。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前最被看好的一个方案是让新地球就跟原有地球形成一个环绕系统，而两者之间的轨道轴心就是现在地球的质心。
“您能想象吗？用我们的技术，50年之后我们就能搬迁到身边一个新的地球表面去居住。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对方，您都能看到一个云蒸霞蔚的镜像地球。等所有人都搬迁过去，我们的原有地球可以得到生态恢复。这个双行星系统将成为人类休养生息的重要备份。
“吴老师，您不觉得我们不但拯救了一所学校，还培养了能改变历史、创造未来的新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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