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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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千万想好了。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爸妈愁肠百结。本以为多年学琴已经是下血本了，只为换一条四通八达的路，没想到更大的坑在前面。

　　小学毕业的夏天，我顺利地考完了十级，得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比赛的全国金奖。

　　那个夏天，省里也办了一场大提琴比赛，虽然是省级赛事，其实含金量比我之前得到的奖项都高，最重要的是熟人多——省里但凡有头有脸的老师，手里但凡有能拿得出手的学生，都送来参赛了。

　　李老师让我在巴赫无伴奏组曲的序曲和《节日的天山》中间选一首参赛。我选了《节日的天山》。老师很赞同。

　　《节日的天山》是国内作曲家创作的，有新疆色彩，结合大提琴的音色，旋律很奔放热烈，有趣又好听，难度高又炫技，双八度、拨弦、轮指、连跳弓、连顿弓……杂耍似的。

　　但我的理由其实只是，我不想演奏巴赫。

　　比赛现场我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她的老师来自省

　　内的大提琴世家，远比我的老师吃得开，各种比赛和表演机会手到擒来，任何圈子都需要人脉，乐器也不例外。但这个女孩身上没有任何名师弟子的骄矜之气，刻苦得惊人，甚至到了有些用力过猛的地步；音准、运弓利落，技术极好，极自卑。

　　我们的老师会面就像两只斗鸡，我们关系却很好。比赛前她偷偷和我说，如果这次她能得第一名，她妈妈就会奖励她肯德基的汉堡。

　　她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组曲。她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二名。我觉得很好。换汉堡比换别的好。巴赫在托马斯教堂排练唱诗班，也是为了混口饭。

　　我帮我的爸妈做了决定。十级也考完了，到此为止吧，中学生乐团也不去了，择校的事就算了吧，我可不想和首席做校友，反正哪条路都是不归路，普通初中也能好好念书的。

　　后来断断续续又学了一年琴，李老师也不怎么收我钱。我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上了最后一堂课，也不记得自己哭了没。离开前在歌剧院一楼的收发室窗口注销学员证，老爷爷给小本本盖上作废的钢印，和我说，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不点儿哪。

　　我走出大门。左手边是友谊路，矗立着儿童医院。我最害怕学琴的时候，走到歌剧院门口都不想停步，恨不得径直冲到儿童医院里面去住院。

　　那些岁月一转眼就不见了。再一转眼，我拇指和胸口

　　的茧子也褪不见了。我十几年没有碰过琴。中途只有一次，高一合唱比赛，我和其他人一起

　　带了乐器去给班级伴奏，还没上台，弦就崩了。它也不想被我碰。

　　2011年，我终于辞了职，去杭州学画画。

　　那里有中国美院，周边开满高考美术集训班。我妈妈没说错，真的有很多人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速成绘画，水平甚至足够考大学。

　　画室里我和一群1994年出生的小孩挤在一起，因为他们喜欢公放音乐，我因此耳熟了“QQ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的全部热门歌曲。晚上睡不着，我就一个人在河边散步看星星，对着手机里的google星图，认认真真定位和学习了所有星座。

　　后来我止步于球体。老师比我大两三岁左右，曾经骑着小电驴带我去买画具，最后又骑着电驴把我送到高铁站。

　　“别学了，你不是这块料，”他说，“我也不是骗钱的人。”他说我没才华。

　　我三岁开始涂鸦，巅峰水平是十二岁，画的水冰月（自以为）跟原版一模一样，并把这个巅峰水平一直保持到了二十四岁。小时候我的愿望是拥有一间大房子，用途是，在里面装满白白的整齐的画图纸。

　　我的愿望里从来没有过大提琴。我只想把它劈成柴。然而却想起六七岁的时候，我在家里拉着《农夫之歌》，高高兴兴地唱

　　着自己填的词。西晒余晖洒在外公

　　身上，他笑眯眯地夸我真有才华。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他。

　　2012年的最后几天，我终于去了巴赫博物馆。

　　天是阴的。东德城市的天总是阴的。老奶奶和我一起走出博物馆，散步到托马斯教堂外面。那里竖立着一个高大的巴赫铜像。

　　我把相机交给她，她拍下了我和巴赫的合照。

　　照片里我笑得很开心，非常符合游客的特征，身体靠着铜像底座，还有一只腿是翘着的；六首无伴奏组曲，我只练过第一首，后来的这些年断断续续终于听全了，更是游客中的佼佼者了。

　　我整个童年都给了它，到最后也只是一个游客。

　　去年的冬天，编辑和摄影师朋友一起到海边给我拍新书的宣传片。我不善于面对镜头，拍了两天都还是很僵硬，连走路姿势都不对。

　　后来摄影师说，你不是学过大提琴吗，怎么不带来。

　　于是我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指板已经微微开裂了，常用把位因为多年的摩擦，黑漆褪去，露出一道一道的底色来。四根琴弦都废了，旋钮都不敢用力拧，生怕它断掉。

　　就是个道具嘛，我想，当年没劈了它，不错了。我换好衣服，坐在镜头前。摄影师让我随便演奏点什么，反正现场不收音，

　　没调弦也无所谓的。

　　他忙着找角度，我编辑忙着玩手机，没人注意到，当我多年后拉响第一

　　声琴音，要咬紧牙关才控制着没有哭出来。

　　多年不练习

　　，我的手已经僵了，指法却全部都记得，每一个小节，每一次停顿。我竟然都记得。

　　摄影师赞赏地说，诶，琴真有用，你一下子就自然了。它当然有用。它带着我失去的一部分灵魂，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原来我一直都爱它。它是我的负担，我的苦难，我急于甩脱的噩梦；却也给了我骄傲，给了我快乐，给了我窘迫又俗气的童年原本不可能得到的美与希望。

　　我爱它。我学了八年的大提琴，我爱上它的时候已经太晚。

　　当年，在离开博物馆前，我看到门口提供纸卡，让游客给巴赫留言。老奶奶鼓励我拿一张。

　　明知自己和他毫无关系，我依然在题头端端正正地写：“亲爱的巴赫先生”。

　　亲爱的巴赫先生：

　　2017年的新年，我重新开始练琴了。

后来他们长大

　　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与生俱来，我们只看到权力等于自由。

　　你一定知道不止一个小童星，和你一起长大。

　　他们可能出现在彩色荧屏上，扮演着小天使、小仙子、女主角的小时候、男主角的儿子；也可能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是你三舅妈的同学的宝贝儿子，或者隔壁班的主持艺术节的长头发小公主。

　　无论如何，她一定经常被提起，被记得，被羡慕也被讨厌。比如小叶子。

　　我的家中至今躺着一本神奇的书，可以称它为工具书，因为里面的散文诗和朗诵词被按照节气与庆典的类型划分。有教师节专用园丁献礼，元旦晚会专用辞旧贺文，当然少不了少先队大会和共青团颂歌，通篇陈词滥调和无逻辑的排比蓄势，但是极容易被改编重组，是所有为中队会愁白头发的班主任和小班干们的圣经。

　　这本书的编委会是我市共青团委的一群女老师，而把它翻烂背熟的，就是十几年前的小叶子和我。

　　小学毕业的时候，收废品的老头子来学校里面收集杂物，我把这本书从垃圾堆里捡起来，对小叶子说：“扔了多可惜。”

　　小叶子说：“那你自己留着吧，我不觉得哪里可惜。”

　　我相信我没有记错一个音节，然而她讲这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却在我脑海中变幻莫测了起来。她说话时候是真的有那么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沧桑，还是我写小说写

　　多了，一厢情愿地给记忆中的画面加了一套沧桑的滤镜？

　　如果说人生如戏，只是抻长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演着，那么我们总是需要几句台词来提醒自己，这儿是高潮，这儿是结局，这儿该落幕了——对，就是这儿。

　　关于小叶子的这场戏，落幕的那句话就是，“我不觉得哪里可惜”。

　　我小学在六班。全年级一共六个班，前五个都是按片区就近入学，只有我们六班是议价生班，传言说，六班家长非富即贵。

　　我家的状况就是反例，两边都不占，但必须承认，为了我上学的事，爸妈结结实实花了一笔钱。

　　我们六班是有资格编入校史的。

　　第一任班主任在我们二年级就折腾出了一本《二年六班小红花日记集锦》，自费出版赚到了好名声；三年级带领我们班在全市小学生中队会大赛中杀出重围，得到特等奖，一举升任隔壁校副校长。

　　第二任班主任是刚毕业的新老师，人有点笨笨的，又爱虚张声势，接手之后颇有些适应不良。被她骂过的学生背地里攒下一盒粉笔，掰成小块分给许多人，盘算着趁她转身在黑板写字的时候好好让她领教一番。有个老实的女生告密，起义被提前扑杀，但新老师也还是哭哭啼啼跑出教室，说什么也不教了。

　　第三任班主任是个有经验的中年女教师，吸取了上一任的教训，开场便是下马威，把学生

　　治得服服帖帖。她比第一任年长，却屈居人下，因此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六班开发到底，毕业前终于获得了全市公开课大赛的特等奖，自此外调，平步青云。

　　孩子也不过就是道具，公开课上每一个问题都有了固定的回答者，我们在老师安排下停课排练，熟悉每一个步骤，做错的小孩会被训斥和孤立，没人觉得这么做有何不妥。

　　还记得隔壁班的老班主任曾在办公室里酸溜溜地对几个小班干说：“你们也就嘚瑟这几年吧，上了初中开始拼学习成绩，你们就该后悔了，被大人当枪使，净折腾些没用的。”

　　那位老教师说完就斜了小叶子一眼，好像她的存在就是一种论据。教育系统自然也有潜规则，当年班主任们的“教学成绩”受到肯定，多

　　半是上级领导的猫腻。然而凡事都有一个由头，历任班主任再怎么心比天高，

　　若摊上一个呆傻的班级，升迁的事情恐怕难以服众。

　　六班自然不呆傻。我们有小叶子。她是一切的源头。

　　当我还在地上和稀泥玩的时候，小叶子已经开始学习朗诵与主持，穿着小裙子，梳着齐刘海童花头，外形可爱，仪态大方。她每个礼拜出入电视台三次，和导播间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行礼问好，与一位大姐姐搭档主持，共同录制我们地方台每周二晚上播出的儿童节目。

　　小叶子是她的艺名，因为热播动画片《聪明的一休》

　　中，一休白白嫩嫩的“小女友”就叫这个名字，而她们有着相似的样貌，一样的发型。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一天，我们都仰着脖子紧盯着神明般的班主任，希望得到她的注意，而她早已认识了小叶子。

　　或许班主任自打那时就盘算起来了。她指着小叶子，说：“以后老师走进教室，你就喊‘起立’‘敬礼’。”

　　又看着我们，说：“大家都要听她的。”

　　一开始班里的同学们对她的畏惧多于崇拜。作为管理队伍的班长，小叶子受到了班主任的不恰当指导，面对有小动作的同学，她的直接反应是“啪”地打在对方胳膊或头上，呵斥道：“太没有纪律了！”

　　站在队尾的家长们颇有微词，脾气火爆的几乎要冲过来护短。小叶子也是有点慌张的，但还是挺直了腰杆——老师吩咐的，她不会错。

　　但是到了她大放异彩的场合，那些质疑声统统变成了喝彩。小叶子世面见得广，小小一只就足以稳重地和六年级大哥哥姐姐一起主持升旗仪式，时常被大队辅导员叫走去参加一些公开活动，“神秘地”消失好几节课。

　　真让人羡慕。

　　一年级末尾，我们集体加入少先队，小叶子在大会堂里带领大家宣誓，站在高高的台上唯一的一束追光里。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席站着面目模糊的我们，一句句地跟着她念宣誓词，当她最后说到“宣誓人×××（小叶子的本名

　　）”时，我们本应念出自己的名字，可我身边的好几个女生，异口同声地把小叶子的名字念出来了。

　　我当时还转头笑其中一个女孩，说：“你怎么连这个都跟着读了。”女生瞥了我一眼，转头说：“我要真是她还好了呢！”我们都想成为她。

　　我内心有这种向往，表面上却装着不在意。当我的父母问起，我还会提起班里爱拍马屁的文艺委员，说那个谁见了小叶子比见了她妈都高兴。我爸妈大笑不止。

　　尽管崇拜者众多，小叶子的生活里却只有跟班，没有同伴。她是一个从四五岁就开始和省里著名的笑星一同出席饭局的孩子，会社交不会玩耍，甚至不太知道如何与同龄的小姐妹们交流——摇头晃脑嗲声嗲气是大人眼里的天真，别的孩子不吃这一套的。

　　在老师的多番暗示下，我爸妈也送了礼，自此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同学升任了卫生员，主抓班级的眼保健操工作。这也算一种特权，虽然我无法

　　像小叶子一样公然在上课时间随着大队辅导员消失，至少在大家都闭眼睛做操的几分钟里，我可以威严地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

　　只是想要做不一样的人。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与生俱来，我们只看到权力等于自由。

　　然而我一直回避的一件事是，文艺委员她们对小叶子的模仿仅仅止步于宣誓时喊出她的名字，而我，差一点就真的成为了第二个小

　　叶子。

　　但是我失败了。

　　因为我爸妈送的礼比较可心，二年级时老师随手把我塞进了一次讲故事比赛的候选队伍里。我倒也算争气，全校选送了十几个人，我是唯一一个进入复赛的小孩，原因恐怕是小叶子有事临时弃权。

　　我懵懵懂懂地进了大会场，懵懵懂懂地被化妆师涂抹成鬼样子，两个甜美的小辫子扎得太紧，扯得头皮都痛。当我也站在追光里，烤得浑身冒冷汗却什么也看不见时，所有背下来的串词都在脑海中碎成一片，我才发现小叶子的生活有多么可怕。

　　她真的很不容易。

　　那次大赛我得了一等奖，论分数是一等奖最后一名，幸好奖杯上不会写得这么详细，拿回学校也依旧光荣得很。因为这个奖项我升任了学习委员，也在随后开展的中队会大赛上，被老师点名和小叶子搭档，一起做主持人。

　　噩梦这才真正来临。站在她身边比独自站在追光里还难受。

　　我认为那些小童星们讲话抑扬顿挫做作得可笑，轮到自己，却连可笑都

　　做不到，简直可耻。大队辅导员和班主任都懒得照顾小孩的面子，常常当着全班的面让我把一段串联词背上许多许多遍，发现毫无起色，就扔下一句“扶不上台面的玩意儿”了事。

　　主动请辞，又被批评为“矫情，这么好的机会大家都抢着要，你是不是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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