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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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懒惰，简单地说在日语解作“怠”。根据简野道明氏的《字源》“懒”字用于“憎懒”等词，意为“憎恨”或“讨厌而“懒”字应为“无精打彩”、“懒惰”、“怠慢”、“精疲力尽”之意。《字源》引用柳贯的诗句作为依据：
借得小窗容吾懒,
五更高枕听春雷。
此外，从《字源》中还可以信手找到许月卿的“半生懒意琴三叠”，杜甫的“懒性从来水竹居”等诗句。
从以上例子可以知道，懒惰无疑就是日语中的“怠”，但不可不看到，它多半还包含有“无精打彩”和“不起劲”的心情。还要注意的是，不论“借得小窗容吾懒”，还是“半生懒意琴三叠”，或是“懒性从来水竹居”，都是在“无精打采”的生活中知道自己另有一番天地，安于这种生活，留恋这种生活，并以此为乐，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以这种处境来装门面，或者假装自己有这种处境。
上述心情不但在中国是如此，而且在日本也是自古而然。如果要从各个时代的诗人的吟咏中去寻找例子，一定为数不少。到了四、五百年前的室町时代，在“御伽草纸”这种体裁的通俗小说中，这个题材甚至被写成《懒汉》这样一篇小说：
“此人虽名曰懒汉，但其住宅之格局却优于别人，颇为珍贵。四面修建围墙，三方立有门户，东南西北皆挖水池,修筑小岛而植松柏铺锦缎以作天花板，屋梁、横梁及椽子之插头皆灌以白银黄金，璎珞珠帘低垂，甚至厩舍等处亦极其重视，认为既要营造居室则理应如此。然而意犹未足，又复竖竹四支以为柱，仅盖菰草而居于其中焉……然则如此简陋，手足皲裂，蚤虱满身，污垢及肘，不一而足。无本而无以为商贾，不事生产而无以为衣食。一连四、五日而不起，唯闲卧而居焉。”
这篇小说以这样的笔调写来，其实纯粹是日本人的想象，并非中国小说的改写。恐怕当时的王公贵族门第破落，自己过着“懒汉”般的生活，穷极无聊，于是写出这样的小说来。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小说的作者才不仅不排斥和丑化这个难以处理的懒汉主人公，并且还把他的懒惰、污秽、苟且偷安之状写得十分可爱，憨态可掬。虽然小说也写了懒汉被邻近的人们所厌恶，成为当地的累赘，但他既不像乞丐而不畏庄头的权威，气节凛然；又不像白痴而能吟诗作对上达天听，才气横溢；终至死后被奉为御多贺的大明神，永享祭祀。
从前嘉永年间，美国海军提督贝利的舰队首次在日本的浦贺登陆时，他们最佩服的便是日本人和亚洲其他民族不同，十分爱好清洁，港口的街市和家家户户都打扫得一尘不染。这样说来我们日本人在东方人种里应该是最好动和最不懒惰的了。可是仍然有《懒汉》这样的思想，并且写成文字。所谓懒惰绝不是褒奖之词，谁也不想得到“懒汉”的殊荣。不过另一方面，人们对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人加以嘲笑，有时甚至把这种人视为俗物，这样的想法在今天也非绝无仅有。
二
总之，这种“懒惰”和“不起劲”是东洋人的特色，我姑且名之曰“东洋的懒惰”。表面看来，似乎这种风气是受佛教和老庄的无为思想以及“懒汉哲学”的影响，其实它和这些“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格外根深蒂固,并以我们的气候、风土、体质等为胚胎。至于佛教和老庄的哲学倒是从这样的环境里产生的。这种看法更合乎自然。
如果只论懒汉的“哲学”和“思想”，西洋也并非没有。古代希腊就有过狄奥盖涅斯之流的懒汉，但那是从哲学观点考虑事物的学者态度，而不象东洋人那样闲卧终日，毫无理由地吊儿郎当过日子。古代所谓克己主义的哲学虽说是消极的，但它那征服物欲的强烈念头，往往是努力的和意志坚强的，远离所谓“解脱”、“真如”、“涅槃”、“彻底大悟”的境界。这种人虽然也有仙人或隐逸之士，但多数却是炼丹术士之流，力图发现“哲学者之石”，正如中国的葛洪仙人那样，与其说是“无为”或“懒汉”，不如说是和“神秘”的观念相结合，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近代，法国人卢梭提倡“回到自然去”，他的思想据说和老庄有些相通。我连他的著作《爱弥儿》也没有读过，所以实难断言他的思想是懒汉的主张。不论这种思想或哲学作何主张，但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西洋人绝不会“懒惰”，也不会是“懒汉”。这是他们的体质、表情、肤色、服饰、生活方式等一切条件使然，虽则偶然也会因某种情况而不得不肮脏和杂乱文章，但无论如何他们连做梦也不能理解东洋人的心情，竟然可以在懒惰之中开辟出另一个无忧无虑的天地。他们是进取的、活动的、奋斗的，无论富人、穷人、游乐者、工作者、老人、年轻人、学者、政治家、实业家、艺术家、劳动者，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东洋人所谓精神或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东洋人把那些拋弃尘世、隐逸山中、独自沉醉在冥想之中的人称为圣人，誉为高洁之士。但西洋并不把这种人当作圣人或高洁之士。他们只不过是一种利己主义者而已。对于那些勇敢走上街头，赠病人以医药，馈穷人以物资，为增进整个社会幸福而献身工作的人，我们奉之为真正的道德家，并把这种活动誉为道德事业。”——这是我曾经读过的美国人约翰•杜威的一篇文章的大意。如果这是西洋人—般想法的典型，或者说常识，那么“懒惰”和“无所事事”在他们眼里就是不道德之中的最不道德了。即使我们东洋人边不会断定“懒惰”比工作更有道德，因此我们不会正面反对这个美国哲学家的主张，但如果它堂堂正正而来，我们也难以向它致敬。那么欧美人士所谓“为社会献身工作”,指的是什么情况呢？
例如在基督教开展的运动中有所谓‘救世军”。我对于这项事业以及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完全抱有敬意，丝毫没有反感和恶意。可是无论其动机如何，像他们那样伫立街头，或鼓动如簧之舌以激越、性急的语调说教，或为帮助娼妓从良而奔走，逐家敲开贫民窟之门而馈赠慰问品，一一拉住行人衣袖而劝其捐款，以及散发传单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狭隘繁琐的做法，不幸与东洋人之风气大相径庭。这是超越理论的气质问题，是东洋人可以理解的心理。当我们遇到这类活动时，只会抱有避之不迭的心情,丝毫不会引起油然而生的同情或信仰。人们攻击佛教徒的传教和布施方法太过保守而不如基督教徒，但归根结蒂前者才确实符合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历史上镰仓时代的日莲宗和莲如时代的真宗，虽然曾经十分积极和活跃，但归根结蒂还是那七个字的题目和六个字的名号，并不象基督教那样拘泥于现世的细微末节。禅宗的道元大师似乎就是这样想的：“人生为佛教，并非佛教为人生。”这个思想和基督教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昔日诸葛孔明感于刘玄德三顾茅庐，不得已而鞠躬尽痒，这是《三国志》里人所共知的佳话。如果孔明不待玄德强邀而更早到社会上活动，固然未尝不可。但若孔明不顾玄德多次恳请，坚持不见，仍以闲云野鹤为友而终其一生，这样的心情也是值得同情的。中国自古有“明哲保身”之道，避纷争以全其身,这也是一种处世之术。春秋战国时代，苏秦衣锦还乡，据说他曾经神气活现地说：“且使吾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他的意思是说：立身出世而佩六国之相印固然很好，但耕种负郭之田二顷而终其一生于乡间也不错。不过苏秦这个家伙得意洋洋地说这一番话，就好象日本现代的国会议员似的，如果和孔明比较，其品格实在低劣。事实上在东洋孔明之类的事例甚多，他们不仅在品格上，而且在本质上也比苏秦式的人物杰出得多。
三
最近，我看到各种电影杂志刊载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照片，往往觉得异常。因为这些面部加以放大的照片，毫无例外都露齿而笑。而且不论哪一个电影明星，他们的牙齿都毫无例外地象整然排列的珍珠一般，洁白鉴人。可是细细审视他们的表情，总感到他们似笑非笑，装腔作势，不过是勉强咧开嘴唇以显示其明眸皓齿而已。这个姿态和日本的大姑娘骂街时“呸”的一声龇牙咧嘴的模样何其相似乃尔。我这个感觉在女明星方面还不很严重，但在男明星方面就格外明显。抱有这种感觉的大概并非我一人。诸君如果不信，请翻开《古典》杂志一看。只要你一旦有了这个慼觉，那么任何一个电影明星的照片，都会从“笑逐颜开”变成“龇牙咧嘴”，真是妙不可言。
文化越是发达的人种，越是重视牙齿的整洁。据说按照牙齿的美观程度，可以推测该种族的文明程度。牙科医学最发达的美国，也就是世界第一的文明国。那些电影明星们装腔作势地露出令人生畏的笑容，恐怕就在夸示“自己就是这样的文明人”。至于像我这样生来牙齿便参差不齐、虽想治疗也毫无办法的人，即使轻而易举地被当作未开化人种的标本拿来示众，也是无可奈何的，正如已故的大山元帅生来便是麻子脸一样，只好听天由命。当然最近日本人当中象我这样顽固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凡在风气有点开放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美国专门训练出来的牙科医生，生意兴隆，不少人甚至决心不惜引起脑贫血也要把漂亮可用的天赋牙齿拔掉或锯短，以便加上人工的装饰。也许出于这个原因，近来城里人牙齿的美观与日俱增，从前那样的虎牙、乱牙、大板牙等已显著减少。凡是注意礼节和姿容的人，不论男女总会买上一支柯林诺斯、佩普索登之类的美国进口牙膏，每天早晚两次专心致志地刷牙。因此日本人的牙齿，其洁白程度与日俱增，变成珍珠颜色，已经接近美国人而正成为文明人。既然其目的在于给人以好感，这样做也并非坏事。本来日本人认为虎牙和稀稀拉拉的黑牙是天然的可爱，反而把洁白整齐的牙齿当成是刻薄和奸诈残忍的表现。此从前的东京、京都、大阪等大城市的所谓美人(不，男人也算在内）.大体上牙齿的长相都不好，而且很不整齐。尤其是京都女人的牙齿以污垢见称，这已经几乎成了定论。据我所知，九州等边陲地带，许多人的牙齿反而整齐美观（不过我并非说九州的人薄情，请勿见怪）。此外如老人之辈，由于抽烟熏染，牙齿带有黄色污垢，变成了栏杆扶手之类的象牙色，掩映在疏落的白色斑驳须髯之间，更显得象垂暮之年。这种齿色和肤色十分协调，使人有优悠自在、从容不迫之感，即使由于牙齿脱落而缺少一颗、两颗，也绝不会显得丑陋难看。象这样满口黄牙的老人，如今日本除了在乡间以外已看不到了。但如果到中国或朝鲜去，仍然俯拾皆是。老年人如果有一副洁白整齐的牙齿，这至少和东洋人的容貌是不相协调的。即使镶嵌假牙，也应尽量接近天然。如果年老而满口金牙，打扮得年轻潇洒，那就正如俗话所说：“年过四十而浓妆艳抹”，变成叫人恶心的怪物了。
四
据上山草人所说，美国的礼节实在繁琐不堪。男人在女人面前固然不得裸露一部分肉体，甚至不得擤鼻涕、吸鼻子和咳嗽。因此伤风感冒了便不能到任何地方去，只能困居家中。如此说来，恐怕我们真的要说现在的美国人只有从鼻孔到肛门都清洁得一干二净虽以舌舐亦无妨，只有连拉出来的粪便也有兰麝之香，才能算是真正文明之人了。
已故的芥川龙之介君也说过类似的话。成濑正一氏在德国时曾到某户人家作客，当场口译芥川君的小说《大石内：藏助的一天》给主人听。当他朗诵到“内藏助站起来到厕所去”这一句时,一下子咽住了。结果还是没有把“厕所”这个词译出来。波尔•莫兰的小说里经常出现“厕所”这个词，所以近来在法国大概对此也不大介意了。不过欧美人对这方面似乎还是格外忌讳，认为这种忌讳才是文明人的教养。
五
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克莱釆尔奏鸣曲》（1837年）的人大概都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极力非难欧洲的所谓文明人生活方式。他认为欧洲人的日常食物和妇女的服装等极富刺激性，十分活跃，其目的只能是挑逗人们的低劣情趣。另一方面，欧洲人的礼节却十分繁琐，是虚伪的。——现在我手头上没有这本书，无法详细转述，但确实是上述意思。我读了这本书，不禁觉得托尔斯泰真不愧是俄罗斯人。
实际上，欧洲的绅士们出席晚会时，穿上犹如枷锁般拘紧的礼服，面对穿着挑逗性服装的淑女，既不能打呵欠，又不能打嗝儿，更不能发出啜吸汤汁的响声，在这一大堆礼节束缚下就餐，哪怕是山珍海味等稀世佳肴，也会兴味索然。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宴会纯粹以“饮”、“食”为目的，允许有不合礼节的行为。不论发出怎样嘈杂的响声，或是把桌子、地板弄脏也无所谓。如果在夏天到南方去，主人还会带头脱去上衣，从腰部以上赤裸身子。在这方面，日本和中国也大同小异。
有人说，西式酒店的餐厅很豪华，带有家庭气氛，比旧式日本旅馆的个人主义独斟自酌好得多。但西式餐厅只不过是绅士淑女们展示服饰的地方，是满足虚荣心的地方，而饮食却是其次的。象日本式的旅馆，可以自穿便装单衣或凭几而坐，或投足伸腿，随便进食，更使人胃口大开。
总之，西洋人的“文明设施”、“清洁”、“整齐”云云，难道不就是象美国人的牙齿一样吗？每当我看到那白璧无瑕的整齐牙齿，不知怎的，总会想到西洋厕所里铺着白瓷砖的地面。
六
今天使我大伤脑筋的是生活的两重性矛盾，并不在于衣食住行等方式的枝微末节之处，而是来源于眼睛看不见的更深的原因。总之，尽管我们试图努力住在地上没有铺草席的家里，从早到晚穿上西装，大吃西餐，但总是无法持久，终究还要把炭盆搬进西式房间，跪坐在地毯上面。这毕竟是由于在我们心灵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东洋人时有的“散漫”和“不起劲”。首先我们以定时进食为苦。白天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不得已而规定午饭时间，但他们一旦回到家里便变得不规则了。不然就无法安安稳稳地休息，一面浅斟低酌一面进食。因此，在办公地点吃午饭的日本人，一般都不自备美味佳肴杂然前陈的食盒，而是匆匆忙忙大口吞下简单的食物。可是住在神户和横滨的西洋人却不是这样。那些住家离办公室近的西洋人，无论怎样忙都必定抽财间回家，舒舒服服地在饭厅里吃饭喝酒。直到上班时间到了才回办公室。对我们来说，这样紧张地来回奔波实在没有意思，但他们却习惯于如此严守时间。谈到西餐的调理方法，人们必须按照时刻进入食堂取用，否则厨师便有烦言。因此日本人吃西餐时往往因厨师穷追不放地问“您什么时候吃饭”而气愤不已。如果错过进餐时间，那么菜肴无论怎样拙劣乏味，厨师也概不负责。
由此可见一斑，在食具方面，东洋人只要把筷子、饭碗等粗略洗一洗便可以了，但西餐由于菜肴油腻，而且多使用银器、瓷器和玻璃器皿，所以始终要注意把它们擦拭得闪闪发亮。我们往往不堪这种繁琐规矩的拘束，总想破除生活两重性的障碍，但却不容易办到。
七
在英国，即使老年人也从早到晚大吃肥腻的牛扒，然后不断进行体育运动，备足精神，养好体力。这无疑也是一种养生之道。可是从懒惰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摄取大量剌激性的食物，势必要进行运动，否则无法消化，结果体育运动也成了一种苦役。不如把这些时间用来安静读书，或许更为有益。何况托尔斯泰说得好，由于这样的刺激，会更加挑起性欲，煽起烦恼之火。于是造成滥费精力，甚至会减少食欲，造成怠倦。到底孰是孰非，实在难以分晓。
从前，严格说来还是我们祖母的时代，殷实人家的妻女，一年到头几乎都是深居简出，幽居在不见天日的昏喑房间里。京都和大阪的旧式大家庭，据说连沐浴也是五天才一次。至于那些所谓“隐逸之士”，一天到晚都坐在垫子上,一动也不动。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们那个样子怎么能够生存下来，的确不可思议。当年祖母们的食物，只有极少的、十分淡泊的象鸟饵一样的东西，不外乎是粥、梅干、梅子酱、鱼肉松、煮豆、小鱼虾等，我至今还能想起来。但她们有和自己相适应的消极的摄生方法，往往比活动的男人更保长寿。
俗语说：“懒卧不起，有害无益。”同样地如果减少食物的数量和种类，也有患传染病之虞。但也有人认为，与其斤斤计较什么卡路里、维生素等等而耗费时间和心机，不如无所事事静卧不动更有好处。我们不可忘记，正如世上有“懒汉哲学”一样，还有“懒汉养生法”哩！
八
根据现在大阪第一流的盲人老弹唱师的说法，从前弹唱地方歌谣时，如果声音太大，字正腔圆，反而会被责骂为下流。细想起来，擅长弹琴和三弦而又嗓音宏亮美妙的盲人弹唱师，在关西一带果然不多。当然这并非说人们重视乐器的弹奏而忽视演唱技巧。如果静心聆听，即使声音细小也可以唱出微妙的节奏，充分表达言外之情和艺术趣味。可是这些弹唱师并不像今天的声乐大师那样既戒酒又戒女色，珍惜嗓子，尽力保持音量。总之他们坚持以创造气氛为主，如果像西洋那样人为地生硬地歌唱，恐怕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愉快的。人到老年，音量自然减低而变得沙哑，于是弹唱师们顺其自然，随心所欲地歌唱。实际上以他们本人来说，如果不是趁着陶醉之时拿起三弦引吭一曲，便索然无味了。如此想来，虽然用别人几乎听不到的轻徼鼻音歌唱，自己也能玩味技巧之妙趣，个中三味，冷暖自知。极而言之，即使不发出声音，以空想来歌唱，也就足够了。
西洋的声乐着眼于娱乐他人而不是自以为乐，因此总令人觉得它是拘紧的、竭力的、矫揉造作的。虽然听起来音量叫人羡慕，但是看到他那嘴唇的动作，总觉得象一部发音机器，给人以装腔作势之感，因此可以说它不能传达出歌唱皆本人的赤子之心并感染听众。这种倾向并不限于音乐，一切西洋艺术都是如此。
九
我绝非劝诸君成为懒汉，这点请诸君切勿误解。但是这世上有不少人以精力充沛家或勤奋家自诩，或向别人推销这样的货色，因此偶然想起懒惰的美德——优难，料亦无妨。说句老实话，我这个人其实就不怎么懒惰，起码在我周围的朋友之中我是属于勤奋好学的，这点可以由各位朋友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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