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供给房，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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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泽夫·斯坦赫尔（Ze’ev Sternhell）教授在他耶路撒冷的朴素公寓里会面。斯坦赫尔是一位在研究欧洲法西斯主义方面成就杰出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因反对犹太法西斯主义而备受赞誉的政治活动家。他身材颀长，举止优雅，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我聆听他的人生故事，也试着理解我自己的人生。在聆听的过程中，我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传说。
“我出生在加利西亚一个世俗的富裕家庭，父母老来得子，因此，我备受宠爱。”斯坦赫尔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纺织品商人，我父亲则是他的合伙人。我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连同一个女佣及一个保姆在家照顾着我。我的姐姐艾达（Ada）比我年长13岁，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一样。我沐浴在爱中。直至今日，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仍是我的父亲把我搂在怀里，跟我脸贴着脸。”
“突然，战争爆发了。我在半夜被惊醒。所有的灯都亮着，我的父亲身着波兰军队的制服，跟我们道别。几周后，当他战败而归，一切都坍塌了。我的父亲死了，我的祖父也死了。苏联人占领了波兰东部，也抢占了我们大宅的一半。我们没有女佣和保姆了。母亲必须要工作。母亲和姐姐尽了她们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在那个动荡的世界，她们是我唯一的依靠。
“我6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的夏天，巴巴罗萨行动（Barbarossa operation）就发生在我们建于维斯瓦河岸的房子前面。我记得被震碎的窗户、燃烧弹以及德国纳粹军令人震慑的势力。几个小时内，我们看到了惊恐的苏联战囚排成的长龙。几个月后我们被发送到隔离区。转变是骤然的：从我们的宏伟大宅到隔离区的一个角落，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并且我们忍饥挨饿。
“然后开始了灭绝行动（Actions）。隔离区被分阶段清理，每一次是不同的捕杀。我记得我们自己被追捕的情形。母亲、艾达和我在一个类似岩洞的地洞里躲了三天，其他几个人和我们躲在一起。与此同时，外面的隔离区正进行着大捕杀。我从一道地缝里窥见那场捕杀。我看见男人们被枪杀，孩子们被枪杀。我是一个躲在地底下的六岁的孩子，而我透过一条缝看见别的藏在树顶的孩子被开枪杀死并掉在地上。
“我根本不能用言语描述我的情感。我成长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殷实的欧洲中产阶级的家庭。然后，五年的极乐之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我们的神圣被践踏了。我们的自然守则被颠覆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隔日之间。在隔离区，一个人失去了他的人权基础，以及他的身份。他不再是人，我不再是人。而在这个坍塌之后的世界，想要生存下去便要付出全部的代价。
“第一次行动过后又来了第二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德国人又开始捕杀犹太人。那是一场真正的捕猎，就像猎狐狸或者猎兔子一样。然后命令下来说没有工作许可的人都要在隔离区一个指定的地点集合。我的母亲和姐姐去了。我记忆中，这仿佛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记得，我的姐姐跟妈妈说：我们还年轻，我们会找到工作，我们会活下去的。她们知道，她们要离开我了。她们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她们不想吓着我。而且，她们也心存盼望。她们相信她们会回来，而我也一样。我甚至没想过她们不能回来，或者，我会再也见不到她们。她们拥抱我，亲吻我，把我留给我的婶婶。我看着她们离开，越走越远，越变越小。
“我的婶婶拼尽全力弥补母亲的缺失给我留下的遗憾。我的叔叔极其足智多谋，他把我们从隔离区中救了出来。尽管叔叔婶婶努力地安慰我，但是，从母亲和姐姐离开的那一瞬间，我就是独自一人了。从7岁开始，我没有跟任何人谈心。我知道，我必须靠自己活下去。虽然我只是个孩子，我知道，我不能依靠任何人，无法向任何人求助。这是一种完全孤独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奇迹般的事情。我的叔叔在里沃夫找到一位房主，他曾经是波兰军官，愿意帮助犹太人。在波兰当时糟糕的反犹太气氛下，这个概率是1%。还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也帮助了我们，这两个家庭救了我们。我们伪造的证件上说我们是雅利安人，是波兰的天主教徒。所以，我们没有被捕，婶婶还教了我天主教的故事及祷告词。至关重要的是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像天主教徒一样地生活。渐渐地，这不再是一个伪装。我喜欢上了这一切：复活节，圣诞节，圣诞礼物。耶稣的故事，马利亚的塑像。天主教教义一种精神支柱。你不需要像犹太人或者新教徒一样独自奋战。耶稣为你而牺牲了他自己，而玛利亚时时刻刻为你守望，你求她来拯救你。而当身为孩子的你处在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身边是一场大屠杀，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母亲也死了，这时候，你非常容易被引诱相信这一切，你希望这会拯救你。你会跪在圣坛前，说着每一个天主教孩子说的话。
“战后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十分可怕。尽管纳粹不在了，你仍然能够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嗅到对犹太人的痛恨。我记得一个女人对犹太人叫嚷着：‘渣滓！你们从洞穴里出来啦，真可惜希特勒没把你们赶尽杀绝。’我记得，从集中营里返回的犹太人隐藏他们的身份，一旦被曝光，他们就被诅咒和暴打。不断传来谣言说战后还会有大屠杀。真是再明显不过了：犹太人在波兰没有未来。在经历过这一切，目睹一切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做犹太人了。我们必须更换我们那旧的、被咒诅的身份。
“我正式接受了洗礼。我的波兰名字变成了泽维格纽·奥乐斯基（Zvigniew Orlowski）。我是克拉科夫大教堂（Krakow cathedral）的祭坛圣童。我与神父一起祷告，帮助他行圣餐礼。每一天我都跪拜。服侍上帝的仆人让我觉得亲近上帝。然而比那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是犹太人了。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永远的逃亡。要隐藏，要撒谎，要伪装。我从中脱离，我结束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为了生存，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
“然而，到了1946年，局势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在克拉科夫也没有未来。一列红十字会的儿童运输火车把我从波兰带到了法国，从一个婶婶那儿到另一个婶婶那儿。我当时11岁，再次孤身一人。当我到达法国时，我把在波兰发生的一切都埋在我的心里。我不想记住任何事。从我的记忆里，我抹去了我的母语波兰语，同样也抹去了我的天主教背景。我接受了一个新的身份，法国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法语成了我的第一语言。我在阿维尼昂的一间有名望的高中就读，到15岁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浸淫在法国文化中了，甚至我的口音都听不出外国味儿了。我正大踏步地迈向索邦大学。
“法国教会了我自由、平等以及人权。我学习去信奉普救论、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我一直知道，法国不是我的家。尽管，我试图去抹掉过往，可我无法抹掉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的记忆。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死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觉得我是与众不同的，我是从别处来的。作为一名犹太人，我觉得我永远不能在法国成为完整的人。我不是地道的法国人。在法兰西和我之间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的消息激起了巨大的兴奋。你和你们这个年代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斯坦赫尔告诉我，“在波兰，即使是在战前，我们家庭成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在阿维尼昂的婶婶在犹太国家基金会中非常活跃。在每个房间里都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海报。我曾经每天读三份报纸，关注巴勒斯坦的局势。13岁的我非常害怕阿拉伯人会屠杀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的军队英勇奋战并且胜利了，犹太国家建立了。这简直超出人的想象。四年前，红军才解放我们。六年前，纳粹刚扫荡了隔离区。而现在，这些曾被关在隔离区，被捕杀的犹太人，同样的犹太人，兴起并建立了国家。甚至对每一个像我一样世俗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有些超自然的历史事件。突然有了犹太人的政府官员和军官，一面国旗，一本护照，一身制服。如今犹太人不再依靠外邦人了，现在犹太人就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为了自己而挺身而出。回溯过往，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事件就是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我感到一种近似于宗教升华的感觉。
“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世界里，犹太人没有尊严。犹太人是尘土、人渣，他们以猪狗不如的方式被处死。他们的待遇不如动物，你可以同情动物，却不能同情犹太人。犹太人是低于人类的，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一无是处。而现在，仅仅是在奥斯威辛之后三年，犹太人成了一个人类的实体。现在，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犹太人开始反击。体面的反击，他们为胜利而战。我在杂志图片上和纪录片上看到他们：年轻，强壮，荷枪实弹。突然，他们成了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人类。他们能够像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爱的教育》中的意大利人一样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他们不再是任人奴役、捕猎及杀害的生物。对身在法国南部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传奇。这是发生在真实、具体的历史上的神迹。
“在16岁的时候，我决定返迁（aliyah[15]）。我独自移民到以色列，和一大群从马赛来的孩子们在一条船上，非常拥挤，但是非常有趣。我记得我们站在上层甲板上，迦密山映入眼帘，以色列就在前方。当我们下船的时候，一些孩子们跪下亲吻了土地。我没有跪下也没有亲吻土地，但是我觉得我到家了。这就是终点——不再有漂泊，不再有转变，不再有伪造的身份。再没有欺骗和伪装，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因为，这里不再需要借口和谎言。我再也不会感到虚伪和恐惧了。有些事，我需要不断为自己辩解。然而在以色列的国家，我不再需要为自己辩护或解释。这是何等的解脱。我那时还不会说希伯来语，也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我还是孤身一人，没有财产，不受保护。但是，我被一种奇妙的感觉所充满，好像一段难以忍受的漫长的旅途终于结束了。”
……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小说家，他写的大屠杀相关小说——《1939年的巴登海姆》（Badenheim 1939）、《奇迹的时代》（The Age of Wonders）、《铁轨》（Iron Tracks）——已经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我现在正在他耶路撒冷附近梅瓦塞莱特锡安郊区的家，同他一起坐在地下工作室。他身材矮小，圆圆的脸，声音柔和，眉宇间或闪过一丝邪气的光芒。就像我聆听斯坦赫尔一样，我花了几天时间倾听阿佩菲尔德。在倾听阿佩菲尔德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理解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2年，我出生在切尔诺夫策[16]附近，”阿佩菲尔德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实业家，也是维也纳的前国际象棋冠军。我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实在是个大美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的父母快把我宠坏了。他们给我买冰激凌、蛋糕、各种玩具和童话书，给我讲民间故事。他们希望我能在柏林或者维也纳做一名律师。总的说来，他们的眼睛总是注视着维也纳，注视着那里的歌剧、剧院和大咖啡厅。犹太教是某种不合时宜的事务，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未来是属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我们家资产丰裕。我们雇用了一名保姆和一名厨师。家里有一架钢琴，还有许多书、漂亮的水彩画、彩色的花瓶，以及一个砖砌的壁炉，温暖冬日里的厅室。我们这个快乐的小家庭有时会外出度假，我们会去维也纳、布拉格或者喀尔巴阡山脉。我喜欢穿着澳大利亚的短裤、袜子、高筒靴，在维也纳公园里，我喜欢站在秋天落叶铺就的柔软地毯上。当我们回到家，我的母亲会弹起钢琴，说着下雪的故事哄我入睡，那些雪花经常落进我的梦里。每逢星期天，父亲和我就会在我的房间里一起玩他给我买的电动火车，我的母亲会在房子的另一边叫我：‘欧文，你在哪里？’我就会这样回应她：‘我在这儿，妈妈，我在这儿。’
“1941年夏天，那时我9岁，我们正在喀尔巴阡山脉我祖母的庄园度假。我生病了，中午时我正卧床休息。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呼唤着父亲与母亲，这时传来更多的枪声。我从窗户跳出来，躲在房子后边的玉米地里。这时，我听到那些德国人在田地里折磨我美丽的母亲。我听到我的母亲在尖叫，我听到德国人杀害了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
“父亲是在晚上回到家里的。他成功地躲过一劫，又为了我回到这里。他在高高的玉米丛中找到了我。我们一起回到了切尔诺夫策，发现我们的家被洗劫一空。那些书、漂亮的画、彩色的花瓶、钢琴、砖砌壁炉全部没有了。我们被带到隔离区，每十个人分得一个房间。房间拥挤不堪，散发着恶臭，毫无体面可言。垂死老人的呻吟回荡在整个房间。几天后，我们被命令排好队伍前往火车站。到处都是骚动，人们的高声呼喊，狗的狂吠。时不时会响起一声枪响。我们被装在拉牛的火车车厢里，我们快要窒息了。我的父亲把我举到他的肩膀上，这样我才没有窒息而死。火车停下了，又是一阵骚动，人们大声喊叫，狗也在狂吠。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推下车厢，然后被踢进了德涅斯特河。强壮的人在水里游，病弱的人溺水而死。几乎所有的老人和孩童都淹死了。因为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救了我。
“当我们抵达河对岸，我们被命令继续排队前行。那时，夏天已经结束了，天气正在转冷，还下起了雨。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白日里在泥泞中赶路，夜晚就睡在野地里。一些人在沼泽地消失，一些人在疲劳中倒下，一些人在病痛中离世。但我的父亲强壮而坚韧。尽管我已经九岁半了，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但大部分的旅程，他都把我扛在肩膀上。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废弃的集体农庄，这里已经被改建成集中营。孩子们与成年人被分隔开。父亲就这样失踪了。直到10岁之前，我就这样孤独地活在世上。
“我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营地，我将会死去。于是我逃跑了。我敲开了乌克兰农夫的家门，但他们赶跑了我。我饿极了。我感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在家里我听说，当大限即将来临，你要倚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静静等待。于是我倚在一棵树上，闭上我的眼睛，等待。但饥饿、寒冷、潮湿让我一直保持清醒。几小时后，一束阳光射进树林，于是我继续行路。我找到了避难所，那是一个乌克兰妓女的木头小屋。我成了她的仆人。在之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我挤牛奶，打扫地板，注视着粗鲁的农夫们以各种体位操弄着妓女。但当我感觉到危险时，我又逃了。这次我找到的庇护者是一伙马贼。马贼认为我很有用，因为我身材瘦小，他们可以在晚上把我偷偷送进牲口棚，我从里面把大门打开，然后马贼们就能牵走那些马匹。但后来我又感觉到有危险，于是，我又跑了。就这样，我从一个下层社会跑到另一个下层社会。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从这片森林到那片森林。我生活得像头野兽。那个被宠坏的资产阶级家的小少爷，在那三年里活得像只老鼠。
“当苏联红军抵达后，我成了其中一个旅的小伙夫。这些苏联人渴求食物、酒和女人。我看着他们占领土地、洗劫钱财、强奸妇女。我看着他们喝得醺然大醉，大喊大叫。当1945年战争结束，我离开了他们。13岁的我再次孤身一人，我没有任何方向。我没有上过学，不具备历史的前瞻性。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谁。整个欧洲到处都是难民。不论你去哪里，每个地方都有难民。成群的流离失所的孩子正在寻找一个家，但我已经没有了家。我的母亲遇难，我的父亲失踪。英军犹太旅的士兵们找到了我，当然他们也找到了其他跟我类似的孩子。他们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偷偷运出，最先送到意大利，然后是南斯拉夫。但我自己仍然满腹愁肠。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又属于哪里？
“哈加纳号从萨格勒布[17]驶进了海法。这艘轮船载满了人，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都生病了，每个人都在呕吐。当我登上岸，我一点儿都不兴奋。这不过是旅途中的又一个车站，又一个隔离区。我知道，他们还会继续追猎我，就像他们在过去的五年里追猎我那样。我将生存下去，就像过去的五年我苟延残喘的那样。而为了生存下去，我必须赚取人心。在这里，同样，我必须证明，我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必须证明，我值得他们让我活着。”
阿哈龙·巴拉克（Aharon Barak），1995年至2006年间的以色列首席大法官，此刻，正坐在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Herzliya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舒适的办公室里。他是一名才华横溢、崇尚自由主义的大法官[18]，他重塑了以色列的法理哲学，享誉世界。但我走进他，正如我走进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一样，聆听他的人生故事，因为我想理解我自己的故事。在聆听巴拉克的过程中，我再次尝试着理解20世纪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
“1936年，我出生在立陶宛，我的名字是艾瑞克·布里克（Erik Brik）。”巴拉克告诉我，“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拉比世家，但他完全地背弃了家族传承。他进入大学研读法律，并成为科夫诺犹太复国主义办公室的主任。我的母亲是一个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上了大学，然后教习历史、德语和俄语。我们的家庭很朴实，但却是快乐的。跟着我的父母，我学会了依地语。跟着我的立陶宛保姆，我学会了立陶宛语。我是家里的独子。
“我不太记得大屠杀之前的生活，也许我的潜意识压抑了它，于是我最初的记忆就是从大屠杀开始的。德国的纳粹空军轰炸着城市，不久之后我们便离开了家。我们把少量的行李装上马车，搬进隔离区。我的第二段记忆就是那些德国人来到隔离区，他们召集了犹太人，并进行分配。一个德国军官负责对每个人的分配判定：右或者左。右边的人将被遣回家，左边的人将迈向死亡。我那时才五六岁，我的记忆很模糊，这个背景也记不太清楚。我不知道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但我记得机关枪扫射，一排排犹太人像割草一样被放倒。我记得大批的家乡的犹太人被纳粹杀害。
“然后就到了灭童行动（Children’s Action）。在1944年年初，德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在被击败之前，他们想要尽可能地杀掉犹太人。于是，他们决定消灭科夫诺隔离区的所有犹太儿童。我记得士兵从一户人家走到下一户人家，带走12岁以下的男孩或者女孩。我那时8岁。我的母亲跑回家，紧紧抱住了我。她带着我离开，把我藏了起来。我及时地得救了。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住在隔离区里的犹太男孩，但隔离区里现在不应该还有活着的犹太男孩。于是，我的父母把我装扮成12岁的样子：踩着高高的鞋，戴一顶帽子，穿大人的衣服。但我生活在恐惧中，我害怕有人会看破伪装，发现我不是一个少年。有一次，一个德国警官发现了我的身份。他看着我，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去。我又一次得救了。
“我的父母意识到，整个隔离区就是一个死亡陷阱。尽管极度危险，他们仍然决定把我偷运出去。我的父亲在一家为德国国防军缝制制服的血汗工厂[19]担任副经理。从血汗工厂出来的制服会装进大帆布袋，堆在马车上。他们把我装进帆布袋里，扎口，丢上了马车。他们将这个袋子放到堆物的最顶部，以免我会窒息。但这是一个大错误，马车的车夫就坐在装我的袋子上。我差点没被压扁，呼吸困难。但8岁的我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半个小时之后，我被扔进了一个牛棚。因为我在隔离区长大，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牛。当最后袋子被打开时，我感到有条舌头在舔着我的脸，正是那胖胖的、友好的动物。
“几天后，我的父亲成功地把我的母亲从隔离区偷送出来，于是，我们团聚了。在1944年年初，到处都是纳粹，到处都是纳粹的同党，但一户立陶宛家庭为我的母亲和我提供了庇护所。他们在他们小屋的其中一个房间建造了双层墙。我的母亲和我就在两道墙之间一米半宽的夹缝里生活了六个月。只有在晚上，我才被允许出来，在田野里散步，呼吸下新鲜空气。我甚至可以骑一会儿马。但在漫长的时光里，我跟我的母亲坐在墙后头的黑暗隔间。她会教我一切她知道的知识：数学、拉丁语、历史。
“我的父亲待在科夫诺隔离区直到结束。隔离区被烧成平地，里面的居民被消灭，但我的父亲活了下来，虽然他的父母已经遇难，我母亲的大部分家庭成员也被杀害了。所以，当战争结束时，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以及我。苏联人解放科夫诺后，他们逮捕了我的父亲，但最终放了他。所以，很明显，我们必须逃亡。我们从科夫诺逃到维尔纳[20]，从维尔纳逃到格罗德诺[21]，从格罗德诺逃到布加勒斯特[22]。在布加勒斯特，我们登上了火车的运煤车厢，来到布达佩斯。从布达佩斯，我们逃到俄占奥地利，然后又从一条山路逃至英占奥地利。在这段旅程中，我们经历了反犹太主义、屈辱和抢劫。我记得，醉醺醺的苏军士兵拿走了我父亲的手表。他们羞辱我的父亲，看不起我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污垢。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地球上的渣滓。我看到了父亲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所以我才得以存活，我们才得以维持作为人的尊严。当我们抵达英国区时，我们遇到了犹太旅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翻领的制服，领子上缝着蓝白相间的旗子，讲着希伯来语。他们真正地关心我们，并且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你无法想象我们的兴奋。即使现在，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时候，我仍然心绪翻涌。在发生这一切事情后，犹太士兵成了一个梦。他们是弥赛亚的启示。
“犹太旅把我们带到了米兰，从米兰我们转道去了罗马。在罗马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栋宅邸里，这栋宅邸之前属于一个法西斯伯爵。突如其来的，记忆以来，第一次，我们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我们被人照顾，我们有了食物。我们享受正常人的待遇。我去了学校，开始上学。母亲带我到镇上看了歌剧。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宅邸里的地下室——我在某一天发现的。在里面我找到了伯爵的华丽衣服、剑和匕首。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想象世界。我独自一人在地下室里，穿上伯爵的衣服，挎上伯爵的剑，想象着我也是一个伯爵。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伯爵。
“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我只记得最后一个晚上。当我们站在甲板上，看到海法的灯光时，我的父亲母亲紧紧抱着我，我们大哭起来。早晨时分，我们靠岸，一切都迅速而有效率。离开海法港，我们被带到位于特拉维夫的一间租来的公寓里。几天后，我独自一人被送到沙仑平原村庄的亲戚家，学习希伯来语。芬芳的泥土、柑橘园以及犹太农民，在第一时间就震慑住了我。几天后，我的姑姑带我去了霍德哈沙仑村的一家阿塔工人服装店。她为我买了一顶以色列产的钟形帽，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一个星期。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我不了解那片土地。但当我脱下我的旧衣服时，我也告别了过去，告别了大屠杀，告别了隔离区。当我穿着卡其布的衬衫、卡其布的裤子以及凉鞋站在阿塔的商店，我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一个以色列人。”
露易丝·安纳齐（Louise Aynachi）是不同的。她是一个女人，从伊拉克而来，她并不被公众所知。但就像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一样，她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许多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转变。在北特拉维夫她女儿的豪华公寓里，我坐在起居室听她讲述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另一篇章。
“在长达2 600年的岁月里，伊拉克的犹太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带，”安纳齐告诉我，“当英国建立起现代的伊拉克，他们被赋予犹太人平等的地位和充分的权利。当1932年伊拉克取得独立，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仍然得以保持。在伊拉克，100个人里就有30个犹太人，1 000 000犹太人居住在首都巴格达，在它的商业和学术生活中占据着主要角色。许多大型企业都是犹太人开办的，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也在政治上产生影响，一些人在议会上拥有席位。我的父亲是国家铁路公司的高管。我的叔叔在议会。在20世纪30年代，在我长大的伊拉克，犹太人不是仆人而是主人。在萨西耶的现代街区，在底格里斯的河岸，我们过着有尊严、富裕和幸福的生活。
“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对伊拉克的影响与日俱增。《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纳粹的宣传被散布得随处可见。亲纳粹的艾尔弗塔瓦（Al-Futuwa）青年运动得到普及和支持。因为法西斯势力的增长，犹太人成了英国的合作伙伴、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然而，至于那些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巴格达，我的家庭成员、我的朋友圈都拒绝去看那即将到来的事情。他们说，巴比伦的犹太人离散是完美的犹太人离散。巴格达赋予犹太人他们从未拥有的东西：平等、安全、繁荣以及声望。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有一天一道闪电会摧毁这一切。
“1941年4月1日，一场反英的军事政变爆发了。5月，英国镇压了兵变。在英国人支持的国王返回首都的第二天，民族主义的士兵和市民因为政变的失败而感到沮丧，他们将怒火发泄在途经艾尔胡和桥、前去问候归国国王的犹太政要代表团身上。很快，艾尔鲁萨法街区和阿布塞菲扬的犹太人遭到袭击。整整36个小时，亲纳粹的士兵和年轻人们大肆破坏着犹太人的产业。他们的队伍由贫穷的贝都因人和警察组成。在五旬节的假日，几百栋犹太人的公寓被毁坏，几百个犹太人的商行遭到抢劫。犹太人的律法书被亵渎，犹太教堂被焚毁。总共有700名犹太人受伤，180名犹太人遇害。遇难者有老人、母亲和婴儿。
“当我们接到farhud[23]、大屠杀的消息时，父亲召集了家庭全部成员，我们全搬到位于巴格达中心的姑妈家。我们把自己锁在房子里，恐惧万状。我们听到那些暴徒正在逼近。我们看到，他们挥舞着刀子和斧子。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暴徒闯进了隔壁的犹太家庭。强奸女人，残害婴儿。街上血流成河，还有人体的残肢。巴格达一片混乱。平静的巴格达突然之间变得疯狂，这个世界已经脱离了它的正常运转。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
“我的家庭奇迹般地得以幸存。不知道为什么，暴徒们放过了我们躲藏的房子。当farhud结束后，我们试图忘记。我们试着当作从来没发生过。我嫁给了一个富裕的纺织商人纳伊姆·安纳齐（Naim Aynachi），我们抚育了三个孩子。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们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栋优雅别墅里。享受甜美的生活。
“1948年5月，以色列建立了。7月，伊拉克政府通过了一项反犹太法令。9月，一个极为富有的犹太商人被绞死在巴士拉。10月，犹太政府的工作人员被烧死。1950年3月，政府通过了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令。这时还有威胁和零星的攻击。现在巴格达的大多数年轻犹太人都不再相信：在巴格达，犹太人还拥有未来。在farhud事件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在以色列建立之后，他们见证了民族主义的阿拉伯人掀起席卷整个伊拉克的反犹太狂潮。他们明白了，在巴格达生活了2 600年的犹太人将不再享有任何恩惠。他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但我父亲的家庭以及我丈夫的家庭仍然相信巴格达的承诺。他们紧紧攫住底格里斯河畔的快乐记忆，尽心尽力地相信。
“到1950年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起初，每个月有1 000个犹太人取道伊朗逃出国；然后，每月2 000到3 000个犹太人直接乘坐以色列安排的飞机逃亡。到1951年春天，每个月逃出伊拉克的犹太人数目达到10 000至15 000人。当社会崩溃时，即便是我的父亲和我的丈夫也意识到，除了逃亡没有其他出路。违背了他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父母在1951年3月登上了飞机；违背了我们所相信的一切，我的丈夫、我和三个孩子在1951年6月登上了飞机。在事件发生整整十年后，farhud胜利了。我坐在摩萨德（Mossad）[24]的‘空中霸王’飞机的木板凳上哭泣，注视着巴格达离我越来越远。两个小时后，‘空中霸王’在吕大降落。”
斯坦赫尔、阿佩菲尔德、巴拉克和安纳齐不过是1945至1951年之间抵达以色列的750 000名犹太难民中的四个。在这个数字中，超过90%的人在这个国家建立的三年半内来到以色列。在42个月内，迁入的移民数量（685 000）超过了吸收他们的本地居民数量（655 000）。一个可供比较的数值——想想21世纪的美国，在三年半内吸纳350 000位移民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数值是如此惊人，所以也带来了挑战。这个犹太国家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十年，经历了其他任何国家在现代未曾经历的移民狂潮。
这挑战不仅仅在于人口。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是来自隔离区、林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多人没有技能、不识字、老朽或者病弱。大体来说，他们的民族与文化面貌与现在以色列的资深居民有着显著区别。他们身上所带着的创伤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些移民正在被吸纳。到1957年，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是战后移民。在十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长至原来的三倍。社会完全被改变了，国家也是如此。在建成一个自由的、稳定的实体之前，以色列变成了新式的以色列。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及独立后的高温锻造，以色列成了一个移民国家。
最开始情绪是低落的。第一批抵达这个自由的犹太国家约有100 000名移民，他们被送到刚刚逃离雅法、海法、阿卡[25]、拉姆拉和吕大的阿拉伯人空置下来的房屋中。数万移民被安置在数十个巴勒斯坦鬼村，这里的石头房屋适合居住。但到了50年代初，这些遗弃的房产已经不能解决惊人的移民浪潮所带来的严峻问题。超过100 000名移民发现，自己只能居住在令人沮丧的、建于英国军事基地中的营地里，大部分营地周围还环绕着铁丝网。他们住在帐篷里，卫生间和洗浴间都是公用的。营地泥泞不堪，乱成一团，很容易感染上疾病。这不是移民们所期待的应许之地应有的模样。为了应对这番人间惨剧，121个“帐篷城市”和难民营在全国范围内被匆匆搭建起来。到1949年年底，93 000名移民搬进了这些营地的锡棚小屋。到1951年中期，这个数值激增到220 000。至1951年年底，增长到257 000。几乎每两个近期迁入的移民就有一个居住在这些“帐篷城”或者难民营。11 500个家庭居住在帐篷里，15 000个家庭住在狭小的临时窝棚，30 000个家庭住在锡棚小屋。与此同时，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在1949年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国家经济仍然趋于崩溃。失业率接近14%，通货膨胀率超过了30%，政府已经无力偿还债务。而大规模的移民负担将压垮这个年轻的国家。
政府最终在1952年采取了行动。它停止吸纳移民，削减了国防预算，提高了税收，让以色列的货币里拉（lira）贬值。随后，以色列与德国签署了至关重要的赔偿协定，并开始向美国的犹太社区出售债券。两年后，应急经济措施、德国的赔款、美国的债券获得了成效：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上升。当1954年再次接纳移民时，以色列已经成为一头猛虎，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年增长率超过了10%。1950年与1959年相比，后者的GDP惊人地上升了165%。
创造以色列经济奇迹的第一个国家工程是20世纪50年代的住房供给。致力于消除“帐篷城市”，为每一个居民的头上撑起一片屋顶，政府发起了200 000座公寓大楼的建造工程。最开始建的是狭窄的24平方米和32平方米的单元楼，然后，建造了更合理的48平方米和52平方米的公寓。在短短几年里，供给房小区就像长长的白色火车，点缀着风景。这是针对一个大问题采取的廉价、高能、大众的解决方式。“帐篷城”里的居民数量从1952年的160 000人下降到1954年的88 000人，又降至1956年的30 000人。公共贷款使大多数的新来者得以购置新房，这些新房就好像政府在一夜之间建好的一样。到1957年，以色列是世界上自家房产占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供给房、师昆公司（ShiKun）[26]，已然成为以色列国家福利的定义性特征。
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个国家工程是农垦。从1950年到1951年，以色列新建了190个基布兹和莫沙夫[27]。建筑平均增长速度为每4天建起一个新的定居点。从1951年至1952年，又建立了110个新的基布兹和莫沙夫。建筑平均增长速度现在是每个星期建起1个新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村庄数量增长了14%，从290个上升到680个。耕地使用面积从1 600 000德南增长到3 500 000德南，土地灌溉面积从300 000德南增长到1 250 000德南。农村人口增长到原来的3倍。农业生产急剧增长。当400个清空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拆毁，400个新的以色列村庄形成了以色列的新经济和新地图。
50年代中叶又启动了第三个国家工程：工业化。在为绝大多数的人口解决了基本住房、土地保证、食物供给的问题后，这个年轻的国家转向了现代工业。以色列从德国收来的赔款，几乎有一半变成了政府贷款，使企业家可以在偏远地区兴建工厂。有一些新企业失败了，但更多的企业取得了成功。1954年，第一把乌兹冲锋枪[28]被制造出来。1955年，航空业如火如荼地展开。1957年以色列开始规划它的第一个科学的核反应堆。紧随其后是死海的溴化工业和内盖夫的磷酸盐工业，约克尼穆（Yokneam）开设一家金属工厂、海德拉（Hadera）开设一家轮胎制造厂、阿卡开设了一家钢铁厂。从1953年到1958年，工业产值增长了180%。当它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后，以色列已经经历了一次快速而又激烈的工业革命。
以色列的能量永不停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拆除和建设。1950年，政府的主要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设计了国家总体规划，根据该项规划，现代的以色列国家将取代消失的巴勒斯坦。除了那些新建立的村庄，还将建立30个新的城镇。铺设道路，建造发电站，规划一个新港口。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利用一个中央集权的规划来打造新以色列，就像它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项目一般。与此同时，这个国家还健全了自己的机构：一个议会，一个政府，一个司法机关。颇受欢迎的征兵制度成为一个强大的新社会的大熔炉。它也执行许多非军事的职责，比如教导它的希伯来新军士兵。这十年里，国家教育体系在范围上扩展了三倍。国家银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就业服务中心都建立了。公立医院和公共健康诊所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提供先进的医疗服务。
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个打了兴奋剂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村庄，越来越多的一切。然而，尽管发展如此迅猛，但社会差距却是很小的。政府致力于全民就业。它真诚地努力着，为每一个人提供住房、工作、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个新生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平等、民主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是一种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结合了现代化、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它没有时间，没有平和的心态，因此它缺乏人性的敏感。当国家成为一切的主导，个人就被边缘化了。当以色列昂首走向未来时，它也抹杀了过去。再也没有以前的景致，再也没有以前的身份。所有的事情都以集体的形式完成，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上层强加下来。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人为的痕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未来的砰然一击。为了它卓越的经济、社会和工程方面的成就，新以色列付出了昂贵的道德代价。那里没有人权、公民权利、法定诉讼程序或者不干涉主义的概念，没有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平等观念，也没有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没有对离散犹太人的尊敬，没有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同情。本·古里安的中央集权和铁板统治，强迫着这个国家向前迈进。
从海法港出来，斯文恩·斯坦赫尔（Svern Sternhell）被送到犹太事务局在海法的一处移民帐篷，但几天之后他就被送往马基叠一个小镇上的阿利亚青年寄宿学校。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这个16岁的男孩扔掉了他的欧式西装——这是他在阿维尼翁[29]的姨母为他的返迁生涯特地缝制的。在他上工的第一个早晨，他已经穿上了蓝色的工人制服和黑色的工人靴子。当他第一次来到柑橘园时，他简直像小鸟一样欢乐。太阳，湛蓝的天空，柑橘。自从他们家被带到隔离区后，第一次，他感到这个世界如此美好。
仅仅几个星期，斯坦赫尔已经可以操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几个月之后，他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农夫。他在柑橘园里工作，一天要吃掉几十个柑橘。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把自己的欧洲名字换成了一个希伯来名字，泽夫（Ze’ev），但他拒绝更改自己欧洲名字的姓氏，因为，那是他的父母和姐姐留给他的姓氏。现在，这个17岁的幸存者决心不再沉溺于过去的痛苦，而是抑制它。他担心过去的负担将会损害到未来。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全新的根基上建立起全新的自我。
斯坦赫尔的新同伴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虽然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睡在同一间小屋里，但他们确实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少数是阿拉伯世界的难民。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创伤。一些人失去了他们的父母，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然而，这些年轻人都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乐观。无论是闷热的夏日还是刺骨的凛冬，他们不悲伤，也不抱怨。他们从不愤愤不平。他们不允许自己像孤儿一样思考，或者感觉像个孤儿。相反地，他们决定把自己尽可能快地转变成一个以色列人。挤牛奶，在田地里工作，加入一个基布兹。为了忘却。为了开始一段未来，就像过去从未发生那样。
因为斯坦赫尔已经是一个思想者，他对同伴们仅能凭直觉感知的事情有着自己的概念。他知道，犹太人需要一个庇护所，而以色列就是这个庇护所；他明白，犹太人需要一片屋顶，而以色列就是他们仅有的屋顶。即便是那些没有上帝信仰、没有宗教生活的世俗犹太人，以色列对他们的灵魂和身份同样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犹太国家，像他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将赤裸地站在世界上。他们将没有家园，没有集体归属，没有未来。因此，斯坦赫尔完全接受了他作为以色列人的新身份。只有在以色列，他才不用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用躲藏。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从历史的客体转变成历史的主体。只有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才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2年的夏天，斯坦赫尔和他的同伴搬去北方的一个基布兹。早晨，泽夫在基布兹里劳作，下午，他去海法上学，夜晚，他回到基布兹并承担基布兹的警卫工作。因为继承了一笔少量的遗产，所以他能够搬回海法，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并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1954年8月，他加入了以色列的军队。他通过了基本训练，一门班长的培训课程和一门军官培训课程。十年前，他是克拉科夫[30]的一名圣童，十年后，斯坦赫尔则是戈兰高地步兵旅的一名杰出的战斗指挥官。1956年10月，西奈战役期间，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排长发现，他的士兵被困在布雷区，他打头阵，引领他们走出了那里。灵敏的头脑、强健的体魄、无畏的精神，标志着斯文恩–泽夫·斯坦赫尔成了这片土地的儿子。他已经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隔离区走出来的备受折磨的男孩，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以色列人。
从船上下来，欧文·阿佩菲尔德被带到阿特利特[31]的一处移民营地，又从阿特利特被送到耶路撒冷南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村。在农场里，34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尝试在这个陌生的新国度学习它的生活规则。他们比赛谁第一个学会驾驶拖拉机，谁更健康，谁晒得更黑，谁能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谁看起来最像一个犹太人。他们尝试着假装那些隔离区、林区以及集中营从来没有出现过。假装切尔诺夫策[32]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曾存在维也纳。不曾存在父亲，也不曾存在母亲。
阿佩菲尔德担忧他即将失去自己的自我感知。他的老师会说：“孩子们，现在我们将学习希伯来语，学习《圣经》，学习种植树木、浇灌花圃，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一切都将被证明是美妙的。”其他孩子看起来相信了。他们迅速地摆脱了过去。第一天他们从田地回来，被晒伤。第二天他们回来，被晒伤。但到了第三天，他们变成了晒成棕褐色的以色列人。但是，14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不同的。他不想让自己依附于一门不属于他的语言，依附于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他不想失去童年时代的德语、剧院和音乐。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成为一个永远的孤儿。直到有一天，在所有人都离开后，他独自坐在餐厅里，拿出一个学校的笔记本，写下了大量孩子气的信：“我父亲的名字——迈克尔（Michael），我母亲的名字——布里安（Bulia），我祖父的名字——迈尔·约瑟夫（Meir Joseph）。我的家在切尔诺夫策的马萨利卡大街。”第二天，当欧文读着这份清单，又添加了一些唤起童年记忆的凄美文字，他感到从内心荡漾出的一种温暖。“我有了一个家，”他想着，“我有了一条街道。我有了一个爸爸、妈妈、祖父，我有了一个城市，一个公园，还有一张秋天树叶编织而成的柔软地毯。尽管，我经历了一切事情，我还有着一些维系自己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孤儿。”
在1948年战争期间，16岁的阿佩菲尔德是一名接受过准军事训练的战士。为了躲避纳粹，他隐居乌克兰丛林长达四年，他用一挺机枪保卫他生活的农场，因为附近的阿拉伯人要屠杀农场里的青年。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往精英的米凯维以色列农业学校，学习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一年后，他被派往艾因卡陵新开办的一座农业学校，教导摩洛哥和伊拉克的移民小伙子们如何种植苹果、梨和李子。六个月后，他被派往位于拿哈拉的女子农业学校担任看门人。在这些学校工作时，欧文感到全然的孤独，这些地方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他觉得，他与那些傲慢的萨布拉犹太人[33]、东方的新来者，或者那些没有礼貌的以色列姑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1950年他应征入伍，被训练成为一名迫击炮手。这个时期，孤独已经不堪忍受。安息日，他所有的战友都回家了，欧文却无家可归。他就独自待在基地里。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会在内坦亚[34]附近的小镇待上几个小时。他会坐在一间海边的咖啡馆里，注视着往来路过的人们。他们有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有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幸存者，但阿佩菲尔德看到的只是人类的残骸。他看到，20世纪被赶出家园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搅得粉碎。
阿佩菲尔德反思着本·古里安宣称的平等团结的以色列与真实的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命运悲惨的人民现在只能挤在移民营地和供给房里；他反思着犹太复国主义者虔敬的、开创性的华丽文辞与现实的新以色列之间的‘鸿沟’，现实里尽是喧闹的酒鬼、赌徒和妓女，他们从不曾拥有内心的安宁；他反思着以色列上层的全体动员与以色列下层不和谐音之间的‘鸿沟’。他所看到的是由醉醺醺、荒淫的移民组成的以色列，正尝试忘却曾经发生的一切。
在他服兵役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阿佩菲尔德以自学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被希伯来大学录取。他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附近租了一间阴暗的房间。这个从未上过一年学的男孩现在成了一些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学者的学生：他师从多夫·萨丹（Dov Sadan）学习依地语，跟随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学习卡巴拉（Kabbalah）[35]，跟随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学习经文。但欧文对他的进步毫不在意。没有支撑他的东西。他缺乏基础牢固的身份认同，他努力控制着十年经历给他带来的众多改变。独自待在雷哈维亚的房间里，阿佩菲尔德试图解读他自己：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谁；他来自哪一片海域，又被冲到哪一处岸边。
在耶路撒冷铺满青翠草地的德国殖民地，有一家彼得咖啡厅，只有在这里，阿佩菲尔德才感到轻松自在。这里的人说着他童年记忆里带奥匈帝国口音的德语[36]，端上来的是奥匈帝国风味的家常菜。那些坐在精致餐桌旁的优雅女士，看起来就像他的母亲。这里没有大熔炉[37]的法令。在这里，他可以回忆他的母亲，可以怀念她。他想象着，尽管她已经遇害，却仍然以某种方式回归。在1956年的彼得咖啡馆，阿佩菲尔德可以唤起他记忆里的地下室，那个在1956年被以色列封锁的地方。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草草写下了几行单词，然后是一些句子，然后是零散的文段。破碎的断章，零星的剪贴资料，不成文的断简残篇。一个故事，两个故事，三个故事。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人的灰飞烟灭。一个故事讲述一个世界的灰飞烟灭。故事讲述了一个男孩所见证的生活——大屠杀之前、大屠杀之中、大屠杀之后。而现在，大屠杀十年后，他坐在彼得咖啡馆里，尝试着收集自己，修复自己，定义自己，找到他自己的声音。
当艾瑞克·布里克一家抵达耶路撒冷时，艾瑞克·布里克已经经历了五次变故：在战前的科夫诺度过的被呵护童年，在战时的隔离区度过被迫害的童年，在战争临近尾声时躲藏在墙壁里的童年，战争结束后作为一个难民四处流浪的童年，以及战后的几年里住在犹太事务局宅邸的休养时光。但当布里克家庭在雷哈维亚区的一间小公寓定居下来后，这个11岁的男孩告诉自己，所有过去的将再不会发生。这里是我们的家乡。这里是最后的开始。他将扎根在这里。
一开始是困难的。艾瑞克个性温柔，胖乎乎的，博览群书。他喜欢歌剧。那些在以色列出生的六年级萨布拉嘲笑他，视他为一个虚弱、苍白的离散犹太人。但仅仅几个月，他就证明了他的本质。他学会了希伯来语，改掉了立陶宛口音。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出生在本土的以色列人，并且行为得体。他没有跟任何人谈及民主广场、灭童行动、隔离区，以及在墙壁里的生活。仅仅一年的时间，艾瑞克就显示出他卓绝的天分。他的数学和历史尤其出色，也当选为学生会的主席。他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先是幼童军的成员，然后是小队长，再然后是童子军的领袖。作为学生会主席，他被选中拜见本·古里安，就在古里安于沙漠里召集的退休会[38]上。因为他在童子军中的角色，他在基布兹领导一个劳工营地，并打算定居在一个基布兹。布里克内化了以色列老一辈先驱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他将这个犹太国家完全定位于给他提供庇护的避难所。他将以色列视作一个正奔向未来的动态的、开明的、建设性的实体。这个把名字改为阿哈龙·巴拉克[39]的男孩，现在决定要抹去他的科夫诺的过去，投身以色列的未来。
同样做出类似决定的还有他的父亲与母亲。利亚·布里克（Leah Brik）曾经是立陶宛的一名受人尊敬的高中教师，但到了以色列，她在一所工人阶级的小学教授三年级。兹维·布里克（Zui Brik）曾经是立陶宛犹太事务局的负责人,但在以色列，他只是一个办事员。两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两人都不满足专业需求，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永远无法满足。因为大屠杀使之无法实现。兹维失去了他的父母。利亚失去了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这个家庭微小而悲伤，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个家庭是痛苦的，经常可以听到哭声。利亚和兹维仅有的就是他们的儿子，在儿子身上他们灌注了全部心血。阿哈龙是承诺，阿哈龙是希望，阿哈龙是从绝望的过去射向充满盼望的未来的利剑。
1954年，巴拉克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因为他想继续深造，因此，没有加入一个基布兹，而是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法律。1956年，耶路撒冷大学的教员们都达成一个共识：阿哈龙·巴拉克是一个司法的天才。1957年，他结婚、组建家庭，他的许多朋友都毫不怀疑，总有一天，这位年轻的新郎将成为以色列的首席大法官。
当露易丝·安纳齐抵达吕大机场时，她发现她从巴格达寄过来的行李箱，有一半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的一半也被人打开了。这个家庭没有衣服，没有食物，孩子们正在大哭。从机场出来，她被带到航空站末端的一个寒冷的房间。一个粗鲁的护士揪起她的头发，查看有没有虱子。尽管这个护士没有找到一只虱子，却依然在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向她的头发和身体喷滴滴涕（DDT）[40]。然后又喷了露易丝的丈夫纳伊姆，然后是他们的孩子胡达（Huda）、纳比尔（Nabil）、莫里斯（Morris）。纳伊姆非常震惊：“她以为我们从哪里来？”他问道，“我们又落后了多少？”
安纳齐家庭填写完所有各式各样的官僚形式的表格之后，犹太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将这个家庭送上一辆卡车。卡车在黑暗里颠簸了三个小时，驶向未知的目的地。卡车抵达了一处看起来像是军营的地方：一座座军用帐篷，外围环绕着铁丝网。露易丝试图按捺她的恐惧，因为她的孩子们已经害怕极了。她把所有剩下的行李取出来，码在分配给他们的军用帐篷的角落。她尽力安抚孩子们入睡，枕着稻草制成的枕头，盖着秸秆。第二天早晨，当纳伊姆醒来时，他的愤怒爆发了。“在伊拉克，我们在国王的王宫里是尊贵的客人，而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被尊重，我们没有荣誉，我们连财产都没有。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挤在帐篷里的无家可归的难民。”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安纳齐家庭离开巴格达的时候，因为他们选择移民以色列，伊拉克政府已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纳伊姆曾成功地经伊朗私运出一小笔资金，但当他们抵达以色列时，他才得知，他所信任的货币兑换商人私吞了这笔钱财。他们还要忍受滴滴涕、帐篷里的屈辱生活、本地以色列人居高临下的态度、阿什克纳齐移民的蔑视目光。事实就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并不把巴格达视作一个伟大文明的摇篮，而是野蛮人占据的未知领地。在一个星期之内，安纳齐家庭经历了从天堂堕入羞辱和堕落的突然蜕变。
露易丝坚持了下来。即便很明显，那些钱永远不会抵达以色列，她仍然没有崩溃。即便她在混乱的难民营里挣扎生存，但在侮辱与落魄前，她仍然挺直了腰板。为孩子们着想，她假装一切都很好，假装这只是某种形式的沙滩夏令营而不是世界末日，假装这只是前往新大陆途中拐过的一段小弯路。在那片新土地上，他们将开始新的冒险和新的生活，那片新土地上流淌着牛奶与蜂蜜。
从阿特利特的移民营地出来，安纳齐家庭被运往内坦亚附近的帐篷城——从一座帐篷到一所锡棚屋，从潮湿到酷热，从震惊到消沉。但几个月之后，纳伊姆在特拉维夫南郊的霍隆小镇[41]找到了一处公寓，并在特拉维夫的奥特拉咖啡屋找到一份工作。这处公寓完全比不上底格里斯河畔的别墅，咖啡屋的工作也完全不能与纺织厂的总经理的工作相提并论。但在这个家庭，纳伊姆需要照料八个家庭成员（祖父母、姨母、妻子和孩子们），而他的工作也并非上不得台面。所以在一年后，露易丝就感觉他们正在从深井里爬升到他们一开始的坠落之处。不像其他许多从伊拉克移民过来的人，纳伊姆没有崩溃，他只是非常伤心。在他余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伤心着。
露易丝父亲的命运则更加悲惨。他没有女婿那样幸运，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Eliyahu Yitzhak Baruch）没有在以色列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当他离开伊拉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他的不动产、资产和钱财。他和他的妻子离开难民营后，不得不居住在霍隆的斯特鲁马广场的破旧单间公寓里。每天早晨，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离开单间公寓，前往洛兹亚女士内衣厂。整整一天，这位前火车公司的总经理推着他的小贩手推车站在工厂大门旁，尝试向贫困的工人们兜售口香糖、蜡烛和巧克力。每天夜晚，当他回到自己在斯特鲁马广场的狭小公寓，埃利亚胡·伊扎克·巴鲁克便想起底格里斯河。他的心因想起底格里斯河而哭泣，直到再也不用忍受痛苦，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57年11月，我出生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取得了胜利。边疆安定，经济繁荣，人口接近了200万。1948年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诞生。1956年西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使这个国家获得了稳定。吸纳将近100万移民的超人壮举成功了。20个新城市、400个新农村、20万栋新公寓楼、25万个新工作岗位，证实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这时，斯文恩·斯坦赫尔已经成为陆军中尉斯坦赫尔，他离开了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希伯来大学研读历史和政治学。欧文·阿佩菲尔德已经变成了阿哈龙·阿佩菲尔德，正在编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艾瑞克·布里克已经成为了阿哈龙·布里克，他即将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法学学位。露易丝·安纳齐仍然在霍隆的移民区里奋斗，但她的三个孩子已经适应了他们的新家园。经历了战后10年以及疯狂的国家建设，狂乱的节奏过后，一个稳定的迹象出现了。这个年轻的国家不再是一个临时的营地。这个国家不再被视作一个疯狂的冒险，而是一个坚实的政治事实。当然，坦率地说，这里没有和平。阿拉伯人仍然将这个犹太国家视为一个诡计，他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认为犹太人是卑鄙的。但这里同样没有战争。1948年和1956年的胜利遏制着敌人。与法国的新联盟使以色列空军装备有最先进的战斗机群：“飓风”战斗机（Ouragans）[42]、“神秘”战斗机（Mystères）[43]、“超神秘”战斗机（Super-Mystères）[44]。英国和西德同样支持这个坚毅的国家，这一点在他们抵达苏伊士运河的前一年就已经证明了[45]。以色列与美国关系良好，与苏联的关系也相当不错。整个世界注视着这只犹太凤凰从沙漠中飞起。以色列的柑橘园、以色列的考古、以色列的科技，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我在秋天出生。雷霍沃特，我出生的城市，那时正打算创办一个核子物理部门。尼尔·博尔（Niels Bohr）和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即将来到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向这个前途光明的年轻国家里的前途光明的年轻物理学家们致以问候。与此同时，特拉维夫新的艺术表演中心，弗里德里克·R. 曼恩大礼堂开放了。阿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和雷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也来到大礼堂，他们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杰出音乐家和热情听众一同庆祝以色列国家9岁生日。排干加利利胡拉河沼泽水的国家工程完工。在特拉维夫开设了第一个大型超市。
当苏联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以色列的媒体们仍然关注着国内，报道电冰箱和洗衣机销售的惊人业绩。经济的繁荣和德国的赔款也唤醒了古老的饮食嗜好：数十家熟食店在特拉维夫中心开张了。当以色列庆祝它的10岁生日时，到处洋溢的都是创造成就——甚至是创造奇迹——的强烈意识。第一届十年展览会正在规划中，1958年夏天，它将在耶路撒冷举办，以突出以色列的成功。它要传递的信息就是：以色列现在是中东地区最稳定，也是最先进的国家。它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大熔炉。这个犹太国家是一个人造的奇迹。
但这个奇迹建立的根基却是背弃。我出生的这个国家已经把巴勒斯坦从地球上抹去了。推土机夷平了巴勒斯坦的村庄，授权令没收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法律撤销了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的家园化为乌有。社会主义的基布兹艾因哈罗德旁躺着裘穆亚（Qumya）的废墟。雷霍沃特的柑橘园旁是扎努加和科贝比的遗迹。以色列吕大的中部，巴勒斯坦吕大城的残骸真是太扎眼了。然而，似乎在人们的思维里这些遗迹与占领他们的人没有丝毫关系——而那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年前。10岁的以色列已然从它的记忆和灵魂里，把巴勒斯坦拭去。自我出生起，我的祖父与祖母，我的父亲与母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们，都像从未有其他民族在这里存在过似的那样生活；就像以色列从未驱逐过他们；就像其他同胞没有在杰利科、在巴拉他、在德黑夏、在贾巴利亚的难民营里饱受折磨。
背弃有自己的原因。在第一个十年里，国家建筑工程的非凡努力消耗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内疚或者同情。以色列吸收的犹太难民数量超过了它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而与此同时，广阔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伸出哪怕一根指头去帮助这些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在1957年，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还没有将他们自身定义为一支独立的民族。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公认的民族运动。世界为他们感到遗憾，但世界也否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并不将他们视作一个合法的国家实体。因此，无怪乎以色列选择把阿以冲突看作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看作以色列戴维与阿拉伯哥利亚（Goliath）[46]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巴勒斯坦的悲剧边缘化，仅将其视作某种形式的不愉快的外围问题。
然而，这种背弃是惊人的。700 000人无家可归是既定的事实，他们的家园消失得干干净净。阿斯都变成了亚实突，亚基变成了以革伦，巴谢特变成了阿瑟雷特，达尼亚尔变成但以理，基姆祖变成了贾姆祖，哈迪他变成了哈迪德。阿拉伯城市吕大，现在变成了新的移民城市吕大。数十个城市、数百个村庄、数十个定居点获得了新的身份。在家园里，在野地里，为了那些现在成为难民的以色列人，一个巨大的难民复兴计划正在启动。
然而，对巴勒斯坦灾难的背弃，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奇迹所仰赖的唯一根基。年轻的以色列同样也背弃了犹太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大灾难。尽管在耶路撒冷正在兴建亚德瓦谢大屠杀纪念馆。每年4月，以色列都会标出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Holocaust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而在与国际社会的周旋中，欧洲犹太人的悲剧总是被提及，以及被利用。但在以色列国内本身，大屠杀的话题没有生存空间。人们不期待幸存者诉说他们的故事。在大灾难过后的十几年里，本地的媒体和艺术创作根本不关注大灾难。大屠杀仅仅处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最低点。以色列持续地拒绝着创伤，拒绝挫败，拒绝痛苦，拒绝悲惨的回忆。此外，以色列仍然没有个人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依然是抽象的、独立的。它并不真正关心在我们中间生活的人。很明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国家。不要问不必要的问题，不要沉湎于自怜，不要怀疑，不要悲伤，不要软弱或者多愁善感，不要追忆危险的亡魂。现在不是回忆的时候，时代要求我们忘却。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专注未来。
这番背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尽管以色列充满朝气和自信，但它不够强壮，不足以应对过去的恐怖。它仍然还是一个散乱的社会，正在为它的生存和未来而奋斗。这个犹太国家就是一个边远的绿洲，四周受到沙漠的威胁。它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做自我剖析，它还没有安宁到可以用正确的维度反思自己的剧目。还有太多的挑战。还有太多的痛苦。没有自我约束、自我压抑和一定程度上的残忍，所有的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但是，背弃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是的，野心勃勃的泽夫·斯坦赫尔和阿哈龙·巴拉克看到了这个代价。他们热情地接受他们的新身份，想要跑得离过去越远越好。但善于反思的阿佩菲尔德，看起来正在为他身边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恐惧。人们以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名字，一种口音代替另一种口音，一个身份代替另一个身份。为了生存，他们清除了他们的过去；为了发挥作用，他们摧毁了他们自己。他们变成了只会行动的人，个性僵化变形，灵性肤浅。他们失去了犹太文化的博大深邃，而是构建了一种新式的合成文化，缺乏传统习俗，缺乏精微玄妙，缺乏反讽精神。他们已经丢失了根基，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确切地说，这两项背弃实际上是四重背弃：背弃了巴勒斯坦的过去，背弃了巴勒斯坦的灾难，背弃了犹太人的过去，背弃了犹太人经历的大灾变。四种遗忘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从记忆里抹去的是曾经的土地和曾经的大离散，以及对他们的不公正和对我们的种族灭绝。当他们为生存斗争并塑造一个新身份时，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人埋葬了巴勒斯坦的果园，埋葬了犹太村的神学院，埋葬了700 000巴勒斯坦难民的背井离乡，埋葬了6 000 000遇难犹太人的消失。在本·古里安的急迫发展下，消失的还有这片土地的美丽、大离散的历史深度，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大灾变。
很有可能，这些多重的背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以色列就不可能运行，不可能建设，不可能生存。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种顽固的漠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意识的缺乏对以色列建国十年来取得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以色列承认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将无法生存。如果以色列表现得善良或者同情，它将可能走向崩溃。我出生在这个成立9周年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背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
……
为了证明背弃的重要意义，我采访了施皮格尔家族（Spiegels）。我知晓他们好几年了，他们的家族传记引人注目。这个家族的族长，厄尔诺·施皮格尔（Erno Spiegel）已经去世，但我成功采访到了他92岁的妻子安娜（Anna），在她最后清醒的日子里。他们的女儿耶胡底（Yehudit）将自己的记忆添加到家族故事里。当我翻阅着这个家族的记录、相簿和文件时，我发觉，施皮格尔的故事正是20世纪以色列犹太人故事的又一个强大例证。
1918年，安娜出生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斯瓦拉瓦小镇。1944年春天，当德国人进攻时，26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人。然后大门被敲响，犹太人的黄色星徽被践踏。犹太人如羊群一般被赶进当地的砖厂。十天后，犹太人被拉出来游街，然后送往火车站。他们在密封的装牲口的车厢待了三天，然后抵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安娜的嫂子和四个月大的侄子被送去左边的集中营。幸运的安娜同其他几百名妇女被送往右边。首先，他们来到一个拥挤的淋浴间，然后是全身剃毛，丧失了所有的身份表征。她在集中营的营房待了三天，窗户外火葬场的火苗正跳跃起舞。由于安娜年轻而强壮，她被送到一系列的劳工营，一次是飞机制造厂，一次是飞机场，然后到丛林进行艰苦的劳作。她成功地参加了3月的撤退，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厄尔巴河，这些艰苦跋涉的幸存者们被解放了。在布拉格的火车上，许多女性幸存者被苏军士兵强奸。在布拉格，她与她的兄弟姐妹团聚。一切都从地狱回归到原来的样子，但他们的父母和姐姐舍娜（Sheyna）却永远不会返回。在布拉格，安娜遇到了厄尔诺·施皮格尔。
1915年，施皮格尔出生于布达佩斯，但在喀尔巴阡俄罗斯的穆卡兹小镇长大。在战前，他是捷克军队的一名军官。1941年，他被亲纳粹的匈牙利人送到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待了两年。1944年，他被德国人送去了奥斯威辛。施皮格尔从奥斯维辛站台带来的一对双胞胎成为门格尔医生（Dr. Mengele）双胞胎实验的实验材料，施皮格尔被门格尔委任为这对双胞胎的主人。他的工作是监控和组织双胞胎配合门格尔的实验，包括他的妹妹。好几次他救下了别人的性命，包括他妹妹的性命。到了晚上，他尝试安抚年轻双胞胎的孤独，缓解她们的恐惧。他向她们保证，她们的父母没有死亡，并且战争结束后他将使她们与家人团聚。1945年1月底，施皮格尔带着32个孩子离开了刚刚解放的死亡集中营。不久后，他神奇地护送着这支幸存者队伍穿越了欧洲的废墟。在他把双胞胎送回她们的家乡后，施皮格尔回到了穆卡兹，随后又搬到了卡尔斯巴德。他干回了他的老行当，做了一个记账员。在一次首都之行中，厄尔诺遇见了安娜，三个月后他们在布拉格的古代犹太教堂结婚。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1949年3月，厄尔诺和安娜·施皮格尔带着他们两岁的女儿驶进了海法港。以色列的士兵把船泊岸，并分发柑橘。安娜悲不自胜。以色列的土地，以色列的国家，柑橘。她觉得这是对希特勒的胜利。安娜和厄尔诺一同对希特勒的胜利。两岁的耶胡底对希特勒的胜利。以色列国对希特勒的完全胜利。
从海法出来，施皮格尔家族被送往贝尔雅科夫的移民营。军用帐篷被铁丝网环绕，3月的雨渗入防水布，把地板变成了泥泞的水坑。所有在营地的人都在大声叫嚷和抱怨。来自混乱国家的混乱移民使用着混乱的语言。婴儿耶胡底染上了急性痢疾，生命垂危。在一些帐篷里，婴儿很快夭折。尽管如此，安娜·施皮格尔仍然是快乐的：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地盘。
当安娜在营地里奋斗的时候，厄尔诺前往特拉维夫求职。他在一家小小的会计公司找到一份簿记员的工作。施皮格尔家族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最终，在抵达以色列九个月后，他们攒够了钱，搬去位于特拉维夫东部郊区的供给房，一座拥有一间半房间的公寓。
1949年12月，施皮格尔家族抵达比萨隆。在比萨隆大街和胜利路之间，是匆忙建在沙地上的长长的、白色的供给房。人行道挨着狭小的、泥泞的庭院。在人行道的尽头，三段混凝土的阶梯从泥土中指向一个小小的、被遮盖住的入口。右边是工程师费希尔博士（Dr. Fischer）的公寓，左边的公寓则被资深会计师，施皮格尔先生购置。34平方米——一个房间，半个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令安娜·施皮格尔哭了起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除了犹太事务局提供的三个金属床，小小的公寓空无一物。但就在这些天里，施皮格尔家族从卡尔斯巴德寄来的柳条箱都到了：毛毯、毛巾、床上用品、针织桌布、壶、锅、镀银的餐具、两套茶具。还有了一个电炉，一个机械绞肉机，一个咖啡机，以及一个罂粟种子的研磨机。沉重的捷克式家具无法通过微型公寓的大门，所以他们换成了轻便、现代的以色列制造的桌子和椅子。当厄尔诺·施皮格尔成为刚刚建立的卡梅里剧院的簿记员后，他们添置了更多的家具：扶手椅、一个沙发、一个冰柜、一个收音机。在一年的时间里，空旷的公共住宅单元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安娜在她的小厨房里准备着牛肉汤（goulash）、红椒酱（paprikash）以及罂粟籽发酵蛋糕，整个家里都笼罩着佳肴的香气。
对于厄尔诺·施皮格尔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一种收入来源，一种安全网，一种疗法。他告诉他的妻子，工作可以使他远离不好的思想和记忆。每天早晨8点，他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戴上帽子，乘坐公交车来到剧院的办公室。每天下午4点，公交车又带他回到家里。用完一顿清淡的晚饭，他会休息一下，听一听收音机里播送的新闻，读一读中立派的《晚祷报》（Maariv）。然后，在大厅的桌子上，他会审核那座私营剧场的账目，这令他拿到很高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足够的钱添置另一个房间，为耶胡底购置一架钢琴。
安娜·施皮格尔是一位家庭主妇。早晨，她烹饪香辣的匈牙利菜。下午，她带着耶胡底去上私人的钢琴课程。她对自己的穿着和女儿的穿着非常讲究，她缝制、熨烫衣服，还在衣服上刺绣。一周里有一天是专门洗衣服的，一个月里有一天是专门缝纫的。偶尔，她会去集训堂（Ulpan）[47]上一门希伯来语课，或者参加妇女俱乐部的母亲聚会。不像厄尔诺，安娜从未停止谈论那里，谈论这个巨大的奇迹——她的家庭以及其他的犹太幸存者们，得以从那边来到这里。
耶胡底进入了供给房社区的幼儿园和小学。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毗邻的街区，然后是供给房自己的社区学校。在她的班上，几乎所有的孩童都是阿什克纳齐移民的孩子，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时不时地有人会说：“爸爸在夜晚尖叫。”时不时地有人会说：“妈妈又病了。”他们会讨论父母手臂上的数字刺青，讨论游击队、隔离区、集中营。但所有这些阴影都不能掩盖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奇迹般的事情。1953年，以色列开始着手实施加利利胡拉湖沼泽的排水工程。1954年，开挖国家引水项目的第一期工程，这期工程最终将把加利利海水引入内盖夫沙漠。1955年，在距离加沙地带不远的赫勒兹发现了石油。1956年，以色列赢得了西奈战役的胜利。所以，在供给房社区的学校，没有人再抱有疑虑。显而易见，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庆祝以色列的第九个独立日成了孩子们的愿望。而这些孩子当中，耶胡底是最突出的。没有什么耶胡底做不了的事情。运动、侦察、英语、法语、钢琴，她样样精通。她是班长，是青年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金牌运动员。穿着她的蓝色褶裙和白色的刺绣衬衫，11岁的耶胡底·施皮格尔象征着胜利，是对门格尔、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毒气营的胜利，是对该死的德国人的胜利，是对犹太人恐怖历史的胜利。以从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营出来的厄尔诺·施皮格尔之名，以从劳工营走出的安娜·施皮格尔之名，耶胡底将大步向前、征服世界。
所以，如果要我选择一处最能代表1957年的以色列的地方，我不会选择我的家乡雷霍沃特，不会选择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个新城镇。我也不会选择耶路撒冷、海法或者特拉维夫中心。我选择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
1957年，比萨隆有师昆公司建造了19栋供给房，每一栋安置有16户人家。这些家庭大多数都是欧洲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是死亡集中营、林区、隔离区的幸存者。很多孩子就像耶胡底一样，在战后不久就出生了，出生在欧洲的废墟上。每个小家庭都没有祖父，也没有祖母，没有叔伯或者姨母。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最多有两个。曾经庞大的家族不复存在，这样的阴影笼罩在每个家庭的上空。泰歇（Teicher）先生娶了另一个妻子科恩（ Cohen）太太，又有了两个女儿。肖莎娜（Shoshana）的妈妈整天卧病在床，因为肖莎娜的弟弟和还是婴儿的小妹妹再也不能从集中营回来。在守夜人温斯托克（Weinstock）和劳动党官员卡茨（Katz）先生整洁、干净的公寓里，他们的妻子被无休止的偏头痛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抬高声音说话，或者嬉戏玩闹，以免惊扰他们的妻子。不要唤醒沉睡的魔鬼。供给房社区的每一对父母，尽管才30岁或者40岁，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整个家庭不复存在；供给房社区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父母有一段不能提及的过去。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在沉默的死亡的大山下苟延残喘。
然而，供给房社区并不是消沉的。夹在长如火车般的供给房建筑群间的人行道上，企业林立，业务繁忙。大多数父亲都是政府、工会办公室或者小型私营公司的小职员。大多数母亲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做着兼职工作。每一个街角都有小商店。这里开了间小杂货店，那里就有了家文具店，你做了水管工，我就做一名摄影师。夏皮罗（Shapiro）太太用从美国寄来的特殊搅拌机制成胡萝卜汁在店里出售，利维（Levy）太太就用进口的胜家缝纫机[48]为女士们缝制花式裙子。一个大屠杀幸存者成了送牛奶的工人，另一个做了警察。这个供给房区已经有了一个鞋匠、一个卖鸡蛋的小贩以及一个装订商。隔壁的供给房区有了一个化妆师，还有人修补丝袜。在20号楼，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向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在26号楼和30号楼，可以买到黑市的黄油。冬天，当卖煤油的商人拉响他的铃铛，每个人手里提着金属的简易油罐聚集在商人马拉的圆柱形红色油桶旁。夏天，大家围着售冰者的方形蓝冰车，喷溅而出的冰水赢得了孩子们的欢心。那些在家里拥有浴缸的幸运儿，他们会在星期四把浴缸注满水，往里面扔进一条鱼，以便为安息日预备鱼丸。每个夏天的傍晚，移民们坐在自家的阳台，读《晚祷报》，或者工党的《话报》（Davar），或者匈牙利语的《新东方》（Uj Kelet）。到了夜晚，俄国犹太人喝着伏特加，波兰犹太人打牌，捷克犹太人听古典音乐。一年又一年，一个社区联合为一个整体。在1949年炙夏抵达比萨隆、满目疮痍的犹太难民的大杂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结成了一个稳定的社区。
在政治上主要支持工党。当劳动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前来视察供给房社区时，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在停于胜利路的卡车后边发表令人振奋的演说时，供给房社区陷入了狂喜。毋庸置疑：对于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而言，工党不仅仅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位伟大的全能母亲。工党建造了供给房，召集了难民，为他们提供了居所和保护。供给房社区的医疗诊所、社交俱乐部以及运动设施也都是与工党相关的。社区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在与工党相关的办公室或机构工作。在胜利路的另一头的供给房社区，属于中产阶级的欧洲犹太居民支持前进党。半英里以外居住的东方犹太人崇拜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投票给他的利库德集团（Herut Party）[49]。一英里以外的供给房社区，支持社会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在20号楼，一些俄国人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中心，工党有着稳固忠诚的群众基础，甚至这里的心态也带有工党色彩：温和的民族主义，节制的社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没有人过于激进，没有人过于正义，没有人坚持绝对公平。他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相信脚踏实地的辛勤工作，但他们也相信为了到达既定目的地，有时必须采取一点迂回策略。
比萨隆社区已经有了很多机构：一个合作制的小型超市，一间医疗诊所，一个犹太教堂，一个图书馆，一个运动场，一个社交俱乐部。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哈博尼姆（Habonim）这所建筑学院。这个拥有两层楼建筑的学院是社区生活的绝对中心，也是社区的熔炉。在这里，欧洲幸存者的孩子们学习数学、英语、希伯来语以及《圣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开始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了解他们的英雄先驱们，这些英雄排干哈罗德山谷的沼泽水，创下柑橘产量增长的奇迹，赢得独立战争的非凡胜利。他们学习犹太国家基金的造林计划，学习以色列在科技上取得的突破，学习年轻以色列在工业上的巨大成就。那些说着依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和捷克语的比萨隆成年人，看着哈博尼姆把他们的后代变成了以色列人。
每一个移民社会，每一个战后社会，孩子都是问题的核心。但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孩子就是一切。像利亚和兹维·布里克夫妇，这些三四十岁的一代人知道他们是被遗弃的一代。虽然他们被从灭绝中救出，但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到达不了真正的天堂。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长久的，是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下一次灾难来临。但是他们的孩子是不同的。就像布里克的儿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射向未来的利剑桥。虽然弓被烈日晒焦，在大火中变形，但它依然能射出承载未来的利剑桥。这就是为什么父亲们可以做任何工作以抚育年幼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母亲们可以为他们去黑市买黄油，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可以选择任何私人课程。因为孩子们的教育是第一要务，人们知道只有这件事情是不能从他们身上夺走的。在比萨隆，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孩子。尽管未来的大门已经对他们父母关闭，但孩子们却因为这一切所行得以敲响那扇大门。
孩子们有的理解，有的不理解。只有雅各布（Yaakov）的父亲，希姆尔·果戈里（Shmuel Gogol）每年会来学校一次，向学生们诉说其他父母不愿回忆的过往。在大屠杀纪念日和英雄纪念日，他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从他七岁起他就开始演奏口琴。他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演奏口琴。口琴救了他的命。作为那个死亡乐队的口琴手，他为那些走向工作的人吹口琴，也为那些走向死亡的人吹口琴。在那些年里，他只能闭着眼睛吹口琴。即使现在，当他为哈博尼姆的学生们演奏口琴时，他的眼睛依然是闭着的。但孩子们更愿意忘掉果戈里令人心碎的故事和口琴。他们也想忘掉他们父亲的噩梦，以及他们母亲的偏头痛。他们想玩排球、篮球、足球，参加童子军和各种聚会。他们只想相信1957年的以色列告诉他们相信的一切。譬如我们现在很强大，譬如我们是最棒的，譬如我们不是待宰的羔羊，譬如我们将长得更高更强壮，我们将成为飞行员、空降兵、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将战胜德国人和阿拉伯人，战胜荒芜的沙漠，我们将战胜我们的缺点、畸形的基因、屈辱的历史。在这里，比萨隆的供给房社区，我们将战胜我们自己。我们将成为以色列胜利的新种族。
于是，在供给房社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整洁的公寓里，没有人可以逃离痛苦的捆绑。尽管大灾难已经过去，痛苦依然存在。死者的黑白照片被追思蜡烛照亮。但屋外的白天却是一片欢腾。当你走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你可以听到费希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施皮格尔家的姑娘在弹钢琴，贝尔德伦（Belldegrun）家的男孩拉着小提琴。
在特拉维夫市政大厅的地下档案馆，我俯身翻阅比萨隆供给房社区14号小区的厚厚档案。这是一栋具有两层楼结构的建筑，是1949年以色列总工会的师坤住房建设公司为它的员工建造的。土地所有者为犹太国家基金会，该计划的灵感来自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和30年代特拉维夫的工薪阶层住房工程。尽管14号小区由一长排的房子组成，但每个单元被漆成不同的颜色，以赋予它们某些外观特征和个性。在计划方案里，每一层有430平方米，被分隔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将占地53.2平方米。但在实际建造中，由于1949年的经济动荡，师昆公司只建造了指定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于是，在这些图纸上，出现了每个单元34平方米“既有建筑面积”与剩下的19.2平方米“未来建筑面积”的区分。
1951年12月，工程师以埃利泽·费希尔（Dr. Eliezer Fischer）博士提交了一份申请，希望可以在他公寓的原有基础上增加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1953年5月，簿记员施皮格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1953年8月，沃尔夫·托斯特夫斯基（Wolf Dovrovsky）递交了同样的申请，还有1955年9月的扎尔曼·温斯托克（Zalman Weinstock）、1956年5月的阿里耶·曼德科勒（Arieh Mendkler）。一天天，移民们把家园建设得更好，把14号小区建设得更好。墙壁用空心砖砌成，天花板以混凝土加固，使用的灰泥都经过防水处理。北向的房屋有漂亮的高窗，南向的房屋有方形的窗户和矩形的阳台。建筑现代化而不冷酷，功能齐全却不廉价。显而易见，在那个困难时期，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民众拥有尽可能好的住宿条件，当局竭尽全力。尽管住房已经扩大，这些公寓看起来还是相似的。一进门就是一间小客厅，左边是小厨房，右边是浴室。客厅挨着两间方形的、互相连通的房间，其中一个通向阳台。通过厨房就抵达前院。20世纪50年代期间，大多数布满灰尘的庭院逐渐变成了花园，栽着梅花、番石榴、菊花和蔷薇。1957年，师昆公司于1949年建造的长长的住房区已经铺满绿色的植被。
供给房社区的周边点缀着柑橘园。一些犹太人的柑橘园结出了果实，其余遗弃的巴勒斯坦柑橘园正在枯萎。在临近地带，新的供给房社区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冒出。新的工厂也一个个出现。西弗朗斯公司（Sypholux）生产国内的冷饮柜，安姆科公司（Amcor）制造出以色列第一台电冰箱，阿加斯公司（Argaz）组装巴士汽车。一座以色列军工厂被栅栏围起来，谁也不知道军工厂里生产着什么。1957年的比萨隆仍然被野花环绕：秋番红、野百合、风铃草、银莲花，美丽得令人吃惊，但它们即将消失。发展建设的狂潮将使越来越多的供给房取代他们，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将住进来，快速地转变成新的以色列人。
我离开市政厅档案馆，开车驶向比萨隆。60年里，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满山遍野的住宅区，正在变得越发高贵阔气。但住宅区的结构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19排长长的建筑群，18条人行道，还有一座仍然叫哈博尼姆的学校。
我漫步在分隔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的小径上。1957年的孩子曾经在这里玩着躲避球、跳房子、“西蒙说”的游戏。他们在这里滚铁环，向小伙伴们喷水嬉戏，直到他们的母亲在阳台叫他们回家吃晚饭。收音机里会响起新闻快报，然后是以色列的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唱诗班的和声颂歌。当我环视着小径，我几乎可以想象出施皮格尔家的整洁客厅，耶胡底正在弹钢琴；还有贝尔德伦家的客厅，阿里（Arie）正在与小提琴较劲，而他的密友平夏斯·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却已经熟练掌握了技法。从某个地方传来手风琴的声音，令人心碎的口琴乐在某个地方响起。与此同时，科夫诺隔离区的幸存者亚巴沙·阿克塞尔罗德（Abrasha Axelrod）正在用依地语写着无情的诗篇，救助门格尔双胞胎的厄尔诺·施皮格尔正合上他的记账簿。费希尔博士正起草在沙漠里架筑一座立交桥的工程计划，水管工萨哈里科夫斯基（Zahlikovsky）正在与朋友打牌。摄影师利昂·泰歇（Leon Teicher）正在冲洗他两个心爱儿子的照片，其中一个将卷入以色列未来的战事。夜幕降临，卧室里，阳台上，灯光变得模糊。孩子们的尖叫声平息了。以色列强迫撑起的欢笑，白日里的坚强意志，融入夜色，慢慢消散。地毯被卷起，扶手椅被放到一边，客厅的沙发打开就成了床。最后他们躺下入睡，比萨隆供给房社区的租户们闭上眼睛，坠入梦乡。在他们的梦里——他们做着噩梦——他们看到他们的社区正沉入海洋。
然而，当我漫步在14号小区和16号小区之间的小径上，我意识到，比萨隆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奇迹。不幸不能定义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定义它的应当是人类的伟大。面对重重困难，供给房社区的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战胜了它；面对重重困难，本·古里安的以色列渡过了难关。泽夫·斯坦赫尔将成为一个政治学教授。阿哈龙·阿佩菲尔德将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露易丝·安纳齐的孩子们同样表现出色。阿里·贝尔德伦将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医生，同时也是洛杉矶一名非常成功的投资者。耶胡底·费希尔将成为波士顿一名希伯来文学的教授。泰歇家的幸存男孩什洛莫（Shlomo），将成为以色列最好的牙医之一。耶胡底·施皮格尔将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并与她的丈夫一同创办投入高达10亿美元的医药公司。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比萨隆将成为未来以色列精英集团的中心。它的后代将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以色列，1957年年底，我生于此，不仅仅克服了它的可怕过去，还推出了一个灿烂的未来。
[15] aliyah，这里做专有名词，指犹太人大规模地移居以色列。
[16] 今乌克兰西南部的一个州。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和多拉荷伊县（今博托沙尼县）的一部分。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划归乌克兰。
[17] 现为克罗地亚首都。
[18] 以色列宪法革命的积极推动者，被称作以色列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巴拉克任内的最高法院是以色列自由主义司法哲学的巅峰。
[19] “血汗工厂”（Sweatshop）是指：工人在非常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长期、艰苦的超强度劳动而待遇极其低下，这种工厂称为“血汗工厂”。
[20] 波兰城市。
[21] 白俄罗斯城市。
[22] 罗马尼亚首都。
[23] 上述1941年4月1~2日发生在巴格达的反犹太暴行的专有名词。
[24] 摩萨德，全名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是1951年4月1日成立的以色列情报机构，被誉为世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之一。
[25] 以色列西北部海港。
[26] 师昆公司，以色列负责经营和管理公有住房的一家公司。
[27] 莫沙夫（moshav），私人租地集体耕作制的农庄，以色列农业定居点的一种形式。由60~100个分散家庭组成，是以土地国有、家庭经营、合作互助、集体销售为基本特征的农业合作组织，自给自足。
[28] 乌兹冲锋枪，1949年由以色列陆军中尉乌兹·盖尔（Uziel Gal）参照捷克斯洛伐克Vz23系列冲锋枪和ZK476式冲锋枪的结构特点，并结合中东地区的沙漠环境条件设计；最终在50年代初定型，并由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MI）生产，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制式冲锋枪。
[29] 法国东南部城市。
[30] 波兰南方的一个小镇。
[31] 以色列北部、海法附近的一个小镇。
[32] 这里指乌克兰东南部切尔诺夫策州的首府。
[33] 萨布拉犹太人（Sabras），指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34] 内坦亚，以色列沿海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雅法以北。
[35] 建立在对《圣经·旧约》的神秘解读基础上的古犹太神秘哲学。
[36] 奥匈帝国存在于1867年至1918年间，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部分，奥地利部分的官方语言是德语。
[37] 源自美国学者德克雷弗科提出的“熔炉论”，意指民族的融合和同化。
[38] 退休会，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一种静修活动，意思是从世俗繁忙中抽身退下，到旷野中休息，静思，重新得力。退休会期间安排有研习、会议、讨论、聚会、娱乐活动等。
[39] 阿哈龙、巴拉克都是常见的以色列人名字。
[40] DDT，又作“滴滴涕”，学名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曾经是最著名的合成农药和杀虫剂。对人类毒性低，但不易降解。
[41] 霍隆，以色列西部海岸的一座市镇，位于雅法以南，为特拉维夫——雅法城镇群的一部分。
[42] 指达索“飓风”系列战斗机，Ouragan MD-450，是马塞尔·达索设计的系列战斗机中的第一型。1955~1956年以色列从法国空军的剩余物资中购买70架，在随后的15年里这批达索飓风战斗机多次参与实战。
[43] 指“神秘”ⅣA战斗机，在“飓风”的基础上将原来的平直机翼换成了后掠翼，将英制“恩”发动机换成仿制的“阿塔”(Atar)发动机，以色列在1956年从法国购入60架，一直服役到20世纪70年代末。
[44] 指“超神秘”B2战斗机。以色列在1958年从法国购置36架，在随后十年里多次运用于中东战场，以挂载“响尾蛇”导弹用作轰炸战斗机用而名噪一时。
[45] 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围绕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冲突。
[46] 哥利亚是《圣经》中巨人族的勇士，后来被戴维王杀死。
[47] 以色列用集训办法为移民开设的课程或学校。
[48] 胜家缝纫机，缝纫机由美国人列察克·梅里瑟·胜家发明，美国胜家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缝纫机公司。
[49] 利库德集团，以色列右翼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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