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核工程，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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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7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怀疑，“那个地方”有一个秘密。没有人告诉我那里有什么，甚至连点提示都没有。我怀疑到秘密的存在，因为我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喜欢留心大人们的谈话。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雷霍沃特的科学家圈子里，他们谈论的话题即便不是直接指向那些听起来就很邪恶的地方——比如希尔基地、第四车间以及赫梅德吉默尔，也总是围绕一些秘闻。我的父亲是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前途光明的青年化学家，而他的许多同事——他们经常聚集在我家——则是以色列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经常讨论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Israel Dostrovsky）的工作进行得如何，恩斯特（伯格曼）（Ernst Bergmann）进展到哪一步，沙赫维特（弗赖尔）（Shalhevet Freier）如何沉溺于研究，阿莫斯（德·沙利特）（Amos de Shalit）正准备做什么尝试。而他们的交谈总是在绕了一圈以后，回到了正在内盖夫（Negev）进行的某个宏大的、没有名字的项目，而这个宏大的、难解的项目需要我父亲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父亲启程前往内盖夫。在雷霍沃特，就已经弥漫着达成目标的紧迫感。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安静的、精心修剪的草坪上方，更是笼罩着期待的安静气氛。尽管什么信息都没有公开，但某些证据表明，这些看着我长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被期待着挽救我们的命运。
我的叔叔，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了那片沙漠。在沙漠的边缘、贝尔谢巴[50]郊区附近，有一片方形的、混凝土浇筑的平顶别墅区，这是政府为科学家们修建的房舍。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每天早晨，工程师们离开他们整洁、昏暗、安静的房舍，登上一辆灰色的巴士，巴士将他们送到那处机密的所在地。下午，巴士又把他们带回家。像我一样的孩子们知道，不可以询问他们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但我8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基甸（Gideon）、罗伯托（Roberto）、米西卡（Mishka）、扎基叔叔（Uncle Zeki）和约斯卡叔叔（Yoskeh）所做的，远远超出在炎热的夏天夜晚集会上唱民歌、边讲故事边抚摸我的头发、招待我吃一片切得厚厚的西瓜这些事。我知道，除了他们的别墅和精心照料的花园，有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沙漠里一些事情正在发生，而它们将永远地改变一切。
9岁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我从父亲的书架上抽下来的第一本书就是《比一千个太阳更明亮：原子科学家们的个人传》（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讲述关于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另一本我感兴趣的书，是以色列学者和知识分子反对研发以色列原子弹的文章合集。我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把它们与魏茨曼科研所的期待联系起来，与沙漠别墅区那幅庄严神秘的景象联系起来。我意识到，我可能伴随着以色列的曼哈顿计划一同长大，而我身边的这些人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s）、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s）、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ey Groves）。10岁时，我已经知道，身边那些戴眼镜的工程师和羞涩的物理学家，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一项神话般的事业。
半个世纪以后，这个秘密仍然是秘密，但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国际媒体报道过：为什么以色列要建造迪莫纳，以色列如何建造迪莫纳，以及以色列在迪莫纳做了什么。但是，官方仍然推行“核模糊”政策，迪莫纳的核反应堆依旧秘而不宣。以色列的国家政策也不允许以色列人公开讨论迪莫纳。我尊重并遵守这一国策，我所撰写的这一章节也通过了以色列有关部门的审查。然而，即便讨论迪莫纳必须克服这层神秘的阴霾，迪莫纳依然明显是以色列故事的中心。
……
根据核物理学家们——例如法兰克·巴纳比（Frank Barnaby）的论断，迪莫纳的核站大致呈长方形。在靠近入口的地方设有行政办公室、教室、餐厅和图书馆。核站的南部是4号车间（废料处理车间，处理从钚提取过程中排出的放射性废物[51]）、8号车间（用气体离心机提炼浓缩铀[52]）和9号车间（这里储藏有激光同位素浓缩装置）。中央区域之外设有5号车间（铀燃料棒插入反应堆之前在这里涂铝）。中央区域被草坪和一排排棕榈树一分为二，途经3号车间[53]（此车间的作用是从黄饼[54]中提炼出铀）和2号车间[55]（是主要的生产设施，钚、氘化锂和铍在这里被加工成核武器的部件），直通1号车间。1号车间就是核反应堆本身，有一个高高的穹窿屋顶[56]，反应堆直径18米，高25米。镀银的穹窿顶下面设有迪莫纳的中央指挥机构。是中心，也是核心，是整个中东的重中之重。
这样说的理由，就其基本条目而言，可能会包含下述内容：为了创建和维护地处中东的一个犹太国家,为了给羽翼未丰的犹太复国事业撑开一把保护伞，为了给因步入这片土地而激起仇恨的犹太人提供庇护，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机构。他们不得不需要这样一个保护伞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免遭受虎视眈眈的掠食者的侵害。
第一个保护伞是由英国提供的。只有在英国委托统治的高墙内，这些车间的建造才能免遭审查。即便英国从以色列撤离，面对阿拉伯穆斯林的恶意敌对——这种恶意敌对在他们选举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后愈演愈烈，西方的霸权主义仍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色列的领导人们发现这把西方的保护伞正在慢慢收拢。殖民时代即将宣告终结，欧洲正节节败退，而以色列，则被抛弃在对它充满敌意的沙漠上。与此同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正在凝聚，正在被快速的现代化建设和迅猛的军备建设所改变。
以色列的领导人们惊慌失措。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赖以生存的根基，犹太复国主义奇迹得以滋生的土壤，都不存在了。尽管这个年轻的国家正蒸蒸日上，正迅速地吸纳移民、人口扩张为原来的三倍，但现在这个国家完全地暴露在那些恶意敌对前。
因此，1955年，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以一把新的保护伞代替西方殖民主义的旧保护伞。不再仰赖于西方对中东的霸权，以色列必须建立自己的霸权主义。1956年夏，本·古里安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顾问们讨论，最终提炼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现在，他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57]。
在1956年，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美国、苏联和英国。甚至连法国都要在四年后才有能力生产、组装核弹。与这些富裕的国家相比，1956年的以色列是一个只有1 800 000人口的脆弱的移民国家，连制造半导体收音机的能力都没有。这个弱小的国家能成功获得核能力？仅是想想就觉得狂妄和疯狂。然而，这个犹太国家的创始人格外坚决：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本·古里安相信，阿拉伯与以色列积怨太深，二者之间的争端已经无法解决。他忧虑从长远看来，以色列的军事霸权难以维持。他感到了压力，为他小小的祖国承担个人责任的压力。在秘密会议上，他分析了以色列所面临的战略威胁，并得出结论：以色列的最终安全将很可能仰赖于核威慑所提供的生存保障。
很多高级内阁成员和政客都反对他：贸工部长和平夏斯·萨皮尔（Pinchas Sapir）、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教育和文化部长扎尔曼·亚兰（Zalman Aran）、议会长戴维·哈科恩（David Hacohen），以及经常反对他的财政部长利瓦伊·艾希科尔（Levi Eshkol）。还有很多物理学家[尤其是阿莫斯·德·沙利特）、高级军官（以伊扎克·拉宾为首）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以赛亚·雷伯维兹（Yeshayahu Leibowitz）、以法莲·奥尔巴赫（Ephraim Auerbach）、埃利泽·利弗尼（Eliezer Livneh）最为突出]。这场辩论既不合乎道德也不合乎伦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在被围困的以色列共和国，大屠杀的记忆仍如影随形，现实的威胁也是如此。这两个因素支撑起这个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理由：我们有权要求拥有核选择。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则系统地驳斥权力政治的观点：有些人担忧经济破产，有些人害怕外交破产，其他一些人则忧虑军事的破产。有的人提醒这将导致与法国新缔结的盟约失效，另外的人则警告，当心美国的怒火和苏联的制裁。还有其他一些人宣称，这整个想法就是一个白日梦。没有任何一个贫穷、只有部分产业实现工业化的弹丸小国，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承担一个大多数大国都未曾尝试的科技壮举。
全面、系统的核选择反对论，是由两位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伊加尔·亚伦、伊斯雷尔·加利利提出的。这两人在领土问题上都是突出的鹰派，但在核问题上却成了鸽派。他们的立场是：首相大人对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概率充满了历史悲观主义，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以色列的科技创造力；而他们恰恰相反——历史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亚伦和加利利反对核弹的观点是三重的：在中东，不可能形成基于相互威慑的稳定政权。既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政权，以色列将成为在核打击的恐怖下暴露最多的政党。因此，为了保障其自身安全，以色列不应追求有可能引发一场中东核军备竞赛的核能力。因为，此类竞赛一旦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地区开展，将切实危及犹太国家的生存。
本·古里安没有被吓倒。在1956年的夏天，他派遣了他的巫师学徒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前往巴黎挥动他的魔杖。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国防部的处长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巧妙地操控着苏伊士时代的反阿拉伯情绪，以及维希迫害[58]十周年后的犹太人情绪，他宣扬伤痕累累的阿尔及利亚爱国主义感情，宣扬殖民主义的灭亡，宣扬欧洲的衰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位33岁的贝谢门青年村学校的毕业生——和平主义者齐格弗里德·莱曼的学生，成功实现了战后最大的战略壮举之一，说服了一个主要的欧洲强国支持一个小小的中东国家拥有自己的核选择。佩雷斯接受的选项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工程师、技术人员、科技、专项技能和培训。根据国际出版著作的相关描述，这个核工程包括了一个核反应堆、一部钚分离设备以及导弹能力。本·古里安的宏图，佩雷斯的精明，其他几个同佩雷斯一起前往法国的以色列人的辛勤工作，将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放在了以色列的手心。有史以来，犹太人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消灭别人的能力。
在阿夫纳·科恩博士（Dr. Avner Cohen）的著作《以色列与核弹》（Israel and the Bomb）中，他提供了下面的细节：1956年9月，他们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意建造EL–3核反应堆的模型。1957年10月3日，达成建造大型G1反应堆以及秘密建造钚分离车间的重要协议。1958年年初，在迪莫纳东南14公里的罗特姆高原，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深坑，核反应堆开始在这里运行。1959年2月，从挪威购入20吨的重水[59]。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从当地的磷矿石中提取铀，也从美国和南非秘密购买铀。1963年4月，又与法国达索特武器制造厂签署购买MD–620导弹的协议。1963年10月26日，迪莫纳的核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1964年，位于地下的钚分离车间建成，于1965年年底开始生产钚。1965年3月，耶利哥导弹系统开始接受测试。1967年，以色列已经有能力组装出它的第一枚核装置。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把车停在特拉维夫富人区拉马塔维夫的一条僻静街道旁。我找到了那栋公寓，按响对讲机，乘电梯到达八楼，一个高大、宽肩膀的八十出头的老人正在那儿等着我。他握手非常有力，声音有些粗哑：“请进。”他用命令的语气说道，“我一直在等待你的拜访。”
客厅的陈设简单而舒适：斯堪的纳维亚出产的金色木头制成的沙发和扶手椅，一张破旧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水彩画和油画——招待我的主人亲笔画的以色列柑橘园的生动美景。桌上放着一瓶芝华士威士忌和一碗咸杏仁。角落里的电视机自顾自地播报，特写镜头中的人正在讨论另一则新闻片段所提及的伊朗核威胁问题。“胡说八道，全都是胡扯，”主人说道，“伊朗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枚核弹。有一个核弹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一个国家有渴望，有手段，能保证最低限度的工程能力，那么它就会拥有一枚核弹。如果你决定去制造一枚核弹，你就会制造出一枚核弹。”
他应该知道，阿夫纳·科恩宣称，以色列的确在1966年年底至1967年年初制造了第一枚核弹。主人就是迪莫纳那时的总监和负责人。当他问候我的时候，我也打量着他。我们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们双方都将不置一词。主人将威士忌倒入两个平底玻璃杯，向我举起酒杯致意，祝福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富有成效的夜晚。在沉默数十年后，他愿意在遵守官方誓言——他们曾向国家宣誓——的前提下，讲述一些与他相关的部分。他的讲述紧紧围绕着那个秘密，但不会暴露那个秘密，也不会暴露他所参与的部分。他要求，在他有生之年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但即便他叙述得那般委婉，也无法掩盖他所见证的那出伟大剧目，无法掩盖他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1926年，他出生于耶路撒冷。他最初的记忆就是一片血腥：1929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期间，他的父亲前往耶路撒冷旧城救助受伤居民，当他回到家时，汽车座椅上全是血，他的衣服和手上也是。20世纪30年代，他家搬去了里雄莱锡安，在那里，他的父亲成了一名富裕的柑橘种植者。殖民地农庄的生活舒适而快乐。这位柑橘种植园主被宠坏的儿子几乎不怎么去上学。他热爱运动，锻炼出了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体魄，加上他对技术的好奇心，以及非凡的勇气，共同构成他的完整人格魅力。11岁时，他就可以驾驶着家里的奥斯汀——莫里斯老爷车在里雄莱锡安周边的沙漠里到处跑。16岁时，他在父亲的新别克轿车里赢得了姑娘们的芳心。他的青春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回忆，不过是从这个游戏到那个游戏，从这个聚会到那个聚会，从这个姑娘到那个姑娘。直到1943年春天的一个美丽早晨，他的父亲开着车驶出家里的柑橘园，被一个阿拉伯人射杀，他的生活从此改变。
在他的人生中，父亲的遇害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经历。他不再放纵自己，之后，在海法的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拿到化学工程学位，并在哈加纳指挥官们授予的课程中表现优异。独立战争期间，父亲的遇害为他提供了充分的动机和残酷的力量，他成为了一名复仇者。1947年12月，他接到了北方步兵排的命令，在1948年1月期间保卫加利利东部的一个孤立的基布兹。1948年4月和5月，他领导了对加利利东部巴勒斯坦村庄的征服战争，并于6月至7月在南方抵挡埃及军队。1948年10月，他将北方的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家园驱逐出村庄。在十个月的激烈战斗中，22岁的排长看着自己的士兵杀死了数以百计的阿拉伯人，埋葬了数十名战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战争把他锤炼得坚韧，也令他的心肠刚硬，教会他智慧、能力和胆量。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位指挥官觉得没有所谓的不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被征服。
战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951年，他被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征调。陀斯特夫斯基过着双重生活：既是雷霍沃特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的杰出科学家，同时也是以色列军队一个秘密机构赫梅德吉默尔的负责人。陀斯特夫斯基任用他招募的新兵做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这位工程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勘察内盖夫的矿产资源，搜寻沥青、磷矿和铀矿。他记得那次沙漠之旅，尤其记得，当他用地质学家的地质锤敲开一块沙漠岩石，只见里面鱼骨纹的物质在黑夜里涌动着炫丽的绿色光芒。但是，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是在他从沙漠回来的时候。他回到雷霍沃特，与陀斯特夫斯基见面，陀斯特夫斯基从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大块用蜡纸包裹的金属块。陀斯特夫斯基教授把它放到兴奋的年轻运营官的手里，问他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铅，但是比铅重多了，”这个年轻人回答，“是铀，一定是铀。”两个人都沉默了，不需要再明确地说什么，他们两人都明白了赫梅德吉默尔建造的目的以及它的使命：为这个犹太国家创造一个新的保护伞。
在拉马塔维夫这间客厅的茶几上，有一堆国际科学期刊，旁边放着阿夫纳·科恩著作的一份复印本。我的主人高度评价了科恩的书，凭借这种态度，他暗示，我们都知道在说什么。我们将在不透明的裹尸布中进行下面的谈话。
“那时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我的主人开始讲述，“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教授做他自己的事情，伊斯雷尔·陀斯特夫斯基也做他自己的事情，当他们开始谈话时都使用挪威语或者法语。我研究如何从磷矿中回收铀，陀斯特夫斯基致力于重水的研究，物理学家们则进行核的科学研究。但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协调好、互相配合的，它们也不是一项统一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它们源于十几个人的一种认识——这个时代是核的时代，而以色列必须走在核的前沿。如果以色列在核军备竞赛上落后于阿拉伯国家，那么以色列将不复存在。阿拉伯人本来就因数量庞大而难以击败，最终，他们将因太强盛以致无法击败。然后，在1948年春天和1948年秋天的加利利众多村庄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再上演。时间紧迫，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这个国家的公民还不能明白，但我们明白；军队的将军们还没有明白，但我们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直到太阳落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阅读、研究、实验、创作、发明，只要一种新的性能出现了，我们立马利用。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因为那是20世纪50年代，因为那种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没有人去问我们要跑向哪里，每个人只是不停地向前跑，一直跑。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末，没有一个人曾经停下过脚步。”
这场马拉松开始于雷霍沃特，陀斯特夫斯基的团队建起了笨重的克莱因施密特装置，这种装置能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对重水进行蒸馏处理。运营官的团队从内盖夫带回了磷矿，并发明了各种方法来从大桶大桶的溶剂中提炼出铀。蒸馏富含重氧（O18）的重水立即获得了成功。它使20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但铀的提取过程却是缓慢而艰辛的。数年的努力工作只产出了几克的铀。但这两个过程打造出以色列在核研究该项领域的初始能力，这两个过程也引起了国际方面的兴趣，允许以色列参与国际合作。在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在柑橘园的林间，以色列获得了它的核装备的立足点。
以色列与法国的第一次核联系缔结于20世纪40年代，中间人是恩斯特·戴维·伯格曼。1956年年末，伯格曼与法国签署了一个初步协议，要在迪莫纳建造一个核反应堆。西蒙·佩雷斯建立了核事务上的外交联盟，法国在1957年签署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尽管这两个年轻人营建并加深了与法国的联系，但秘密科学技术专员沙赫维特·弗赖尔，以及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几乎没有分到什么荣誉。通过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直接协作，这两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赢得了法国人的信任，并促进了巴黎与雷霍沃特之间科学、技术以及战略方面的密切关系。1956年到1957年之间，运营官频繁地拜访巴黎，与法国人敲定了一个协议。协议督促双方保持沟通，每一方都要完全地通告另一方其进展状况。1957年，我的主人搬到了法国，以便学习核进程当中最为关键的阶段。1958年，他被邀请访问法国最神圣的地方，法国最先进的核设施所在地。从那时起，一切都对他开放，他可以看到一切。当他服完兵役后，这位赫梅德吉默尔的年轻运营官成了一名工程师，负责法国——以色列最敏感、最秘密的部分。
我出生的那年冬天，运营官返回了以色列。七年前，他坐着一辆指挥车前往内盖夫寻找铀，如今，这位工程师再次坐着指挥车来到沙漠，寻找建造法国——以色列核反应堆的最佳地理位置。这个调查队包括了八个法国人和两个以色列人。这两个以色列人彼此并不喜欢对方。一个是迂腐的上校马内斯·普拉特（Manes Pratt），另一个是前陆军军需部的指挥官，现在是专业工程师，负责建造以色列的洛斯阿拉莫斯[60]，而这位傲慢、有时有些冲动的工程师将承担未来核设施最为关键的部分。但在现下这个剧情里，这两个以色列人都只是小人物。决策者是法国人。当指挥车护送车队到达罗特姆高原的472三角测点，法国人一致同意这就是最佳地点。就在迪莫纳镇东南14公里的地方，将建起以色列的核反应堆。
根据官方协议，以色列的核反应堆是非常低调的EL–102类型，输出功率只有24兆瓦。然而，依据阿夫纳·科恩所述，在地面部分，法国圣戈班公司（Saint-Gobain）为以色列复制了法兰西共和国建在马尔库尔的G1核反应堆。国外的出版物宣称，沙漠里的这个升级版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至少在24兆瓦以上。而那些同类型的出版物认为，这个核反应堆还包括一个未在官方协议里提到的秘密的钚分离装置。我有理由相信，工程师在法国度过的三年时间里，他很可能参与规划以色列核反应堆最为重要的单元。而在他频繁地来往以色列期间，他肯定会观察其建设进程。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解决最棘手问题的人——因分离装置与核反应堆本身过于接近而引起的严重问题。然而，工程师对下面这个事实深信不疑：无论他或者马内斯·普拉特的贡献多么意义非凡，迪莫纳依旧是法国对以色列创下的惊世之举。这是衰落的殖民力量送给这个年轻前沿国度的离别赠礼。在东方，这个被西方扶植出来的国家，现在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因为工程师与马内斯·普拉特的激烈竞争关系，当迪莫纳的建造工作于1961年完工时，工程师没有出席。当1962年法国人离开，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Negev Nuclear Research Center，官方称呼是迪莫纳）正式落成，工程师也没有出席。至关重要的1963年年底，当核反应堆被激活，工程师仍然没有在场。事实上，在迪莫纳建成的第一年，工程师只是远远地眺望迪莫纳。然而，当他在1965年被任命为迪莫纳的掌舵人时，他惊讶地发现，他最重要的工作将放在政治层面。
1960年，美国就知道了法国正在罗特姆高原为以色列建造一个核反应堆。美国总统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致力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坚决反对迪莫纳的核武器生产。根据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一项协议，从1962年开始，美国专家检查小组可以每一年前往沙漠的核反应堆检查一次。在他们前四次的检查中，那些美国人什么都没有发现。但随着一次次的拜访检查，以色列的故作姿态越难取信于美国人。1965年，根据阿夫纳·科恩和其他人的论断，以色列面临着最戏剧化的时刻。
工程师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他40岁之前，这个里雄莱锡安种植园主的儿子的角色就是对付美国人。他的使命就是愉快地、谨慎地、优雅地说服美国人，使迪莫纳可以继续发挥它的功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根据某些并非源自以色列的消息，他们建造了模拟控制室，地下入口处铺砌与水平线平齐的地砖，又在安置有禁用设备的建筑物周围散布鸽子粪便，营造出这里未被使用的假象。
每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检查的星期六，都是紧张、令人筋疲力尽的。工程师与来访研究人员进行交谈的每分每秒，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都远远地注视着。每一时刻都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工程师的自信和魅力创造了奇迹。1966年3月的检查通过了，没有任何事变；1967年4月的检查也是如此。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障碍需要以色列去克服。1958年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当选法国总统，他上任不久随即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以色列与法国之间开展的核项目合作。1960年，他下令终止这一合作。但亲以色列的法国部长们允许在迪莫纳的建造工作到1961年至1962年完成。即便在1965年，戴高乐开始敌视以色列的时候，法国与以色列的核合作仍在继续。就像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如果没有法国的原材料和法国的技术，迪莫纳就无法发挥作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高级成员们当然明白这一点。他们觉得应该对这个国家承担义务，因为这个年轻国家的科学贡献，因为这个国家遭受的大屠杀，因为这个国家在阿尔及利亚方面提供的情报。即使在委员会中，不亲近犹太人的成员，也认为这是历史的正义行为，认为以色列是西方设在东方的堡垒。工程师的戏剧性工作就是维系与法国核项目专家领导人（他们敢于违抗总统）的联盟，使迪莫纳成为可能。
我想询问工程师这个进程的最后阶段，但我知道，他不会从生产方面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在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沉默后，现在他也不会轻易松口。所以，我只开口要了第二杯威士忌。客厅的窗外，夜幕降临。
为了缓解访谈节奏，我在我的主人面前放置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报道，来自缪尼亚·马尔多（Munia Mardor），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的首席执行官。这段记述出自他的回忆录，但这段材料一直被人们忽略，直到几年后艾勒夫·本（Aluf Benn）在《国土报》发表，又在不久后被阿夫纳·科恩在书中引用，其重要意义才被人们注意。此段记述的日期标注为1967年5月28日：
我走进了会议大厅……这个团队正在组装武器系统，这个系统的改进和生产需要在战前完成。现在已经是后半夜。工程师和技术员——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还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他们的表情是庄严的、沉思的，就好像他们完全认识到这套导致操作警报的系统所蕴含的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价值。显而易见，这个项目的参与人员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工程师大笑起来。他知道马尔多写的是什么，但他不假思虑地否定了：他不会谈论那个迪莫纳的决定性时刻，但他打算谈一谈迪莫纳的精神。“我们从来没有兴奋到颤抖，我们也从来不开香槟庆贺。我们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不需要引人注目的夸耀或者崇高的说辞。”
而军备竞赛还没有结束。1967年3月17日，六日战争后不久，两架埃及的米格21战斗机（MiG 21）飞至迪莫纳的上空侦察，引发了耶路撒冷的空袭警报。工程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他的特殊工程。但在战后的一年里，工程师面对着他最大的技术性挑战——机遇。1967年后，以色列感到了一种紧迫感，因为战前几周里，这个国家经历了灭绝的恐惧。但由于它在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1967年后的以色列同样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它无所不能。这种恐惧与全能感觉的混合结果，就是技术上的肆无忌惮。根据阿夫纳·科恩的观点，在工程师成为迪莫纳总负责人的第三年，迪莫纳的产出能力提高了两倍。
成功之后，很快又是第二个、第三个，工程师大胆地提高产出量。在他的指挥下，以色列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发展出卓越的专业技术。他们将以色列建设成了自给自足的核国家。不再需要法国的庇护或者仰赖美国，凭借先进的核能，这个犹太国家现在已经举世瞩目。
然后就是核进程的最后阶段。1968年和1969年，美国检查员的检查都通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同物理学家阿莫斯·德·沙利特一起，工程师把检查员们整得疲劳不堪，又将他们带入歧途，再次成功地掩盖了迪莫纳的秘密。但在1969年7月12日，长达18个小时的检查后，果尔达·梅厄改变了策略，与美国进行了一场直接对话。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推动下，美国也改变了策略。1969年9月底，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梅厄总理举行会晤，美国和以色列就迪莫纳问题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共识。罗特姆高原上的核反应堆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而国际社会将接受和采纳以色列对于其存在的不透明政策。
工程师的叙述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发生在1966年的12月的事件。根据国际出版物介绍，就在那个时段，以色列组装了第一颗金属球，这枚核弹足以炸毁一个城市。他们真的没有起鸡皮疙瘩？他们的手真的没有颤抖？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吃了禁果？工程师真的一点都不曾感到恐惧或者担忧？
我的主人没有肯定或者否认任何国际出版物。“就算他们说的是准确的吧，”他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以色列必须震慑它的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总有些人必须要做这项工作。总有些人必须要在1955年进入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必须要在1960年前往法国，必须要在1966年建立迪莫纳。”
总有些人要做这些事，于是他做了。他尽力做到尽善尽美，掌管以色列第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其中之一。这个产业展现出以色列的敏锐、精明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超乎所有人的预期，保障了以色列半个世纪的生活。
记笔记时，我不时抬头看着工程师的笑脸，我首先想到的是他被谋杀的父亲。尽管，这起谋杀案发生在阿拉伯大起义结束的四年之后，但就像影响他这一代人的1936年至1939年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一样，1943年春，在他家柑橘园响起的枪声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这位工程师。那起谋杀将他变成了坚强、可怕、一心复仇的战斗机器。曾经被宠坏的、理性而冷漠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战士，百无禁忌。无论是作为戈兰高地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成为赫梅德吉默尔的运营官，法国工程师，还是迪莫纳的总管，他一直在战斗。他将他的内在力量和钢铁般的意志，尽数灌注在犹太人为土地进行的民族斗争中，灌注在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确保以色列生存的义务高于一切，其他一切问题都不予考虑。每时每刻，工程师都只有一个使命：确保犹太人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确保没有一个敌人在春日美好的早晨从灌木丛中一跃而起，把犹太人射倒在地。
接下来想到的，是1948年这位工程师摧毁的诸多阿拉伯村庄。尽管他没有这么说，但很显然，那些村庄中，有直通迪莫纳的道路。1948年的驱逐行动使迪莫纳成为必需。因为那些被摧毁的村庄，巴勒斯坦人总是在追逐我们，他们总想夷平我们的村庄。因此，有必要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张盾牌，而工程师毅然亲自担当重任。我们决不允许巴勒斯坦的悲剧危害我们的不朽事业，我们所规划的事业将结束我们自己的悲剧。
我第三个想到的是工程师自己。他讲述得越多，我越发明白，他这个人是不需要深入探究的。他并不具备本·古里安对于历史走向的敏锐把握能力，也没有阿莫斯·德·沙利特的悲剧性洞察力，或者陀斯特夫斯基的辩证的精明。他是真的不理解自己行为的复杂性，不理解自己行动存在的问题。他对于自己的暴行和所作所为的恐怖程度没有任何概念。他整个人充斥着国家强盛的需求、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主义倾向。他永远没有能力正确地看待他这一生所做的工作。他工作的能力正是来自于他不能看到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我的主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试图解读我的思想。我坦率地回答他沉默的质疑。我告诉他，他的成就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作为一个只有2 500 000人口的弹丸小国，却成功地赢得了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未曾拥有的能力。尽管它国土狭小，本身存在不少困难，却被认为是世界六大主流力量之一。而事实上，它并没有就此停步。根据国际出版物记载，在成功踏入主流力量之列之后，它还建立了一个军械库，里面装满大量的核弹头：原子弹和氢弹，低能量的和高能量的，核炮弹和核地雷。我告诉他，在这些书问世的年代，即使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一个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成就。根据那些非以色列的核专家所说，甚至在工程师执掌迪莫纳的早期，沙漠里的设施就不仅仅依赖法国的分离技术，而是还使用了以色列人的方法。这些专家们声称，通过久经考验的引进的技术，以及国产的新型技术，这个科学机构生产出谁都想不到的产品：一种惊人的大规模杀伤性的能力。
工程师微笑了一下。他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
但科技成就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我继续说道。与以色列研发核弹的能力相比，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还没有核弹的情况下，将这个决定付诸行动。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有着两个学派的思想：那些绝对信奉核弹的为一派（就像摩西·达扬和西蒙·佩雷斯），他们相信，国家安全可以建立在核弹的基础上。那些绝对反对核弹的为另一派（就像亚伦和加利利），他们认为，核弹将最终危害国家安全。但在1962年加利利海边的休息寓所，本·古里安召开了安全讨论会，会议进程中两个流派合二为一：理论上，以色列应当拥有核电力，但是要表现得好像不拥有核电力一样。这种方式不会刺激阿拉伯人，也不会加快中东的核化进程。以色列也没有采取鲁莽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安全策略。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的谨慎远远超过美国和北约；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都将以一个成年人的态度对国际社会负责。以色列完全了解核恶魔的可怕本质，并且将一直把它锁在地下室。
工程师微笑，似乎对这个分析非常欣赏。
我继续说。我告诉他还有第三个同等重要的成就。迪莫纳的十年时期（1957~1967年）同样也是以色列恢复正常的十年时期。在那几年里，前往巴黎的不仅仅是物理学家及核工程师们。画家和雕塑家也前往法国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进修，作家和诗人频繁出入拉丁区的咖啡馆。当他们返回以色列，他们深受萨特（Sartre）、加缪（Camus）、布哈森（Brassens）、普莱维尔（Prévert）等人的影响，并且带来一种全新的个人主义精神。他们去纽约、伦敦旅行的同事也是如此。有些人受到W. H. 奥登（W. H. Auden）的影响，有些人则接受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思想，还有些人则被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带动。特拉维夫成了一个洋溢着文化和艺术热情的城市，在这里，出生于以色列的新一代艺术家和作家反抗着旧式的保守的犹太复国主义法令。在胡尔达基布兹，年轻的阿莫斯·奥兹（Amos Oz）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短篇小说。在耶路撒冷，A. B.约书亚（A. B. Yehoshua）撰写了表达新一代人心声的现代主义小说。当一个法国式的核反应堆在内盖夫建造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了一个西方国家，“我”取代了“我们”。在这两个进程之间有一个显著的衔接：迪莫纳不仅仅是现代化与个性的表现者，还是现代化与个性的引导者。在这个新的钟罩的保护下，新兴的以色列可以更加轻松，可以少做一些动员。以色列人远比以前更自由和轻松，他们可以真切地追求个人幸福。迪莫纳使这个犹太民族家园的居民过着相对理智而又充实的生活，与那些西欧的犹太人有着根本不同。
我告诉我的主人，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这三个成就是卓有成效的。保护伞的解决方案确实发挥了作用。迪莫纳是那样令人惊叹，无论是它的存在，还是它的不透明度，还是它所培养的准常态。迪莫纳象征着20世纪60年代的以色列最好的一面：视野、想象力、冷静、勇气、坚韧、力量、约束以及决心。那里有一种理性的严格规章，一种非帝国主义的严格思想，一种非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它是一个凝结外交智慧和睿智通达的独特联合体，有一点谦虚，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对现实的精练理解，也有管理这个现实的勇敢努力，试图寻找一个合理方法解决当时疯狂情形。迪莫纳给以色列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安全，给中东带来46年的相对稳定。因为在那个时期总是周期性地发生区域性的火灾，以色列便没有考虑到更大的火灾爆发的可能。迪莫纳防止了全面战争的发生。因为有迪莫纳，那些和平协议才有可能签订。46年后，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迪莫纳是对的吗？如果阿拉伯人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魔鬼，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工程师以及他的同事，会不会打开了一扇通往地狱的未来的大门？
工程师喜欢我的分析，但不喜欢我的问题。他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说，他想给我看点东西。他慢慢走近隔壁的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长方形的相簿。封面用薄薄的铜片制成，上面錾着图画，沙漠里棕榈树间露出一座圆顶屋。
相簿里的照片几乎全部都是那座圆顶屋。1960年，建设中的圆顶屋。1961年，完工后的圆顶屋。1963年，本·古里安总理站在圆顶屋前；1965年，总理艾希科尔（Eshkol）站在圆顶屋前；1970年，梅厄总理站在圆顶屋前；1972年，国防部长达扬站在圆顶屋前。还有带领本·古里安、艾希科尔、梅厄来到圆顶屋的核工程师小组的成员。我看到达扬脸上洋溢的欢欣微笑，也看到梅厄脸上的严肃表情。
我认出了很多工程师的脸孔，他们三四十岁。我记得他们在独立日的晚会上翩翩起舞，记得他们在夏日的海边沙滩跟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玩耍嬉戏。我记得我10岁时候，他们为我们这些孩子讲笑话，表演魔术。而在照片里，他们正在向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展示这个机密。他们在上演属于1948年的那一代人的沉默决心。他们既没有得意也没有焦急，既没有骄傲也没有畏惧。但他们脸上的表情以及实现自我的方式似乎在说：这件事情必须要做，于是我们做了，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
在很多照片中，工程师都站在领导者的位置。他走在前头，显得精力旺盛、意志坚定，他的秃头闪闪发光，他的嘴唇厚厚的，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浑身都散发着信心，充满信念。当他开着雪铁龙D3在直升机场会见那些高官政要，带领他们游览他的沙漠王国时，他看起来是那么的自豪。但是，这些相片并没暴露那个秘密。即便在这本秘密的相簿里，那个秘密仍然得以保守。我只看到沙漠里的施工现场，尘土下的索莱尔·伯尼建筑公司（Solel Boneh building company）；看到60年代新兴的现代流线型结构；看到棕榈树和木麻黄；我还看到了新种植的草坪，以及众多叶子花属的植物，以及巨大的、银色的穹窿顶，就像为悲剧的现代而建造的大教堂。
然而，有一张照片令我不寒而栗。这是一张空房间的照片。圆屋顶下的一切工作都没有人类的干预，一切都沉默地运作着。如果那些国际出版物记载的是正确的，在沉默中，每一天将产出几十克的浓缩铀，每一年将产出几公斤的钚；如果那些国际出版物记载的是正确的，我童年中，平静的、冷淡的以色列人生产着那些钚，并将它们制成黑色的金属纽扣。当梅厄太太的脸转向照相机，她的眼里盛满恐惧，莫不是因为她看到了那些黑色的纽扣？
当工程师合上长方形的相簿，他只想透露一个秘密。他告诉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果尔达并不喜欢他，她不喜欢他管理的那些设备。然而逐渐地，她开始接受他，并开始表现出对于那些设备的更大的兴趣。她把那个设备称为“varenye”。varenye就是装果酱的罐子，在有麻烦的时候，东欧犹太人就把这种罐子放进碗柜里。当一场大屠杀爆发，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果酱养活自己的家庭，直到人们的狂怒过去。每当工程师迈进她的办公室，向她报告迪莫纳的进展情况，这位总理就会问道：“呶，varenye里有什么新东西吗？”
1973年10月，看起来果尔达·梅厄的以色列需要用到varenye了。以色列被迫考虑它的迪莫纳能力，它决定发挥它们的威慑作用。但即使是这样，梅厄还是十分谨慎的。她表现明智并且尽责。根据非以色列的信息，以色列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展示了它的核导弹，供俄罗斯和美国卫星拍摄照片，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使用它们。很快，危险就过去了，迪莫纳也再次消失。但是创伤依然存在。赎罪日战争（The Yom Kippur War）明确地证明，迪莫纳就是以色列看不见的锚，是其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迪莫纳，以色列就像沙漠中的一株孤独的柽柳。
然而，迪莫纳为以色列带来的历史喘息已然接近尾声。以色列在中东的核霸权也很可能接近了尾声。迟早，以色列的核垄断将被打破。第一个敌对国家将走向核化的道路，然后是第二个敌对国家，再然后是第三个。在21世纪的前半段，中东地区必然走向核化。世界上第一个核领域的竞技场，将出现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
我对我的主人描述了我的担忧。我对他说，在现下的非常时刻，伊朗的工程师们正在从事你们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所做的事情；在现下的此时此刻，各式各样的微型迪莫纳正在纳坦兹和帕琴基地兴建。伊朗的核科学家们正被送往国外，竭尽所能地从西方学习一切他们能学到的知识。精明的代理商们正在从东方和西方窃取一切他们能偷的东西。伊朗现在正跑着你们从1957年到1967年跑完的马拉松。而他们并不孤单，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全都表现出对核的兴趣，如果伊朗可以取得成功，他们的兴趣将更加浓厚。他们认为，既然以色列有权兴建迪莫纳，他们便也有权利兴建他们的迪莫纳。而一旦其他中东国家行使他们的权利，以色列的迪莫纳将从一个祝福变成一个诅咒。我们将重新审视亚伦和加利利的警告，然后发现，他们是正确的。半个世纪后，我们将重新审视那些我在父亲的图书馆里读过的知识分子的论文，然后发现，他们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这个使以色列从1967年一直繁荣到新千禧年的第二个十年的事物，将变成以色列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也许会将以色列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
工程师没有驳斥我的观点。恰恰相反，他非常肯定地预见到中东正在发出放射性的绿光。他直言不讳。很可能基于政治方面的不正确说法，他轻蔑地做出结论，认为阿拉伯人不会像我们这般行事，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他们就会使用它。就在这里，在特拉维夫的上空。就工程师而言，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先发制人。谁要前来杀你，你就奋起先宰了他。尽管他相信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核弹，依旧先打他们。全力以赴、用尽一切力量打他们。现在必须积极主动，就像工程师和他的同事那时那样积极主动一样。“我们不能无所事事地坐等挨揍，”他咆哮道，“我们绝不能坐等在一个美好的春日，一朵白色的蘑菇云从我们家园的上空升起。”
我给工程师看了一篇文章的一部分，这是我在1999年秋天撰写的，当时《国土报》雇用了一辆路虎的守护者吉普车，带着我前去位于内盖夫的秘密研究中心。
从一开始，以色列就非常清楚迪莫纳本身所蕴含的危险。它建造了迪莫纳，但决定不会不负责任地使用它。以色列没有利用迪莫纳的非常规优势，在常规外交手腕、常规政治策略、常规军事对抗方面占尽上风。它也没有将迪莫纳纳入日常安全战略，没有在迪莫纳的基础上构建军事假想，没有把迪莫纳变成政治资本。没有利用它使以色列的民众冷静下来，也没有利用它削弱军事战备。它真的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身份：只是一个选项，只是为了应对预想的最糟糕灾难的选项。是因以色列生存状态基本的、原始的焦虑，而产生的超现代的答案。
看起来，核模糊似乎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既定的公约，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公开宣扬的事物。但事实上，核模糊是一个天才的构想。这一举措包含着深邃的智慧。因此以色列不愿意让人知道迪莫纳，要看到它只能在有颗粒的照片里——那是从很远的地方用长焦镜头拍摄的；要听到迪莫纳的信息，只能从外国的文献和国际出版物里。迪莫纳是至关重要的，（迪莫纳是模糊的，这在以色列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为了将某一天不得不使用迪莫纳的可能性减小到最低（不管是出于任何使用目的），以色列知道，决不能单单依赖迪莫纳。我们应该像迪莫纳不曾存在那般继续生活。
但迪莫纳就在这里。当布满灰尘的守护者爬上被推荐观看那个秘密的山峦，早晨的雾气升起，突然你可以看到你在那些卫星照片里看到的图景：迪莫纳的混凝土、沥青和棕榈树，是如何铺满整片沙漠。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是如何矗立在这片浩瀚沙漠，就像规划严密的西方前哨的小广场，就像一个孤孤单单的以色列现代殖民点，被电网的栅栏所环绕。
我走出吉普车向四周望去，打量迪莫纳周边的一切——小火山口张开的血盆大口，陡峭的通向索多玛的岩壁——思考着那些建造迪莫纳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离世，已经不能被语言、感觉或思想所安慰。他们是20世纪中期犹太世代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20世纪前半期犹太人所经历的事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他们辛勤工作。所以，当以色列的国家陷入僵局，告诉他们需要他们打破僵局，他们就去打破它。他们建造的核反应堆，不单单只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
他们做下这些事情并没有考虑的太多。没有口号，没有陈词滥调，也没有胡思乱想。这批优秀的工程师满怀信心地工作，是出自国家承诺的巨大吸引力，出于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不论好坏。没有疑问，没有顾虑。只有行动。
现在，当太阳在约旦山脉的上空高高升起，沙漠的空气开始变暖，远处的银色圆屋顶熠熠发光，而我在思考迪莫纳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最基本的是，它是我们的绝对禁地。我们为大众所知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它是真实存在的事物，科学的，具象的，是我们在这里赖以生存的根基。我们在这里生存的独特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把我们的视线从迪莫纳移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不要了解它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知道它在那儿，却不关心它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忽略隐藏在以色列巨大秘密中的悲剧。
工程师把文章放在他面前的桌上，摘下他的眼镜，亲切地告诉我，我想得太多了。我想到的事情是他从来不曾想过的，而这就是他以及他那一代人复兴的原因。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因此明天将比今天更美好，明天的明天将比明天更加美好。“如果每个人想的都像你想的这样多，”他告诉我，“他们将永远不会行动。如果每个人都花费太多的时间思考，这些思考将使他们陷入瘫痪，使他们不能建造迪莫纳。”
“但是你邀请了我，”我对工程师说道，“你想要谈心。你认为在合适的背景下呈现一些东西是重要的。你认为你所说的会湮没于历史，这一点是重要的。”
工程师用锐利的目光与我对视，“我知道，我的日子是可以数算得清楚的，”他说，“一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我这一代人落在最后的一个。与那些一开始就走在前面的人，那些实干家相比，我的的确确是最后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将某种认识告诉你。不是知识，只是认识。通过你，我要确保，你这一代人将知晓我这一代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从来不曾谈论，我们紧闭着嘴唇。就因为我们不能说话，属于我们的部分将被历史遗忘，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虑后，我在这个晚上邀请了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与你交谈，就像之前我做的一样。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谈论过。这就是我的遗产。”
工程师累了。我们又喝了一杯威士忌，这个晚上的最后一杯。我们听着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指挥的克莱采奏鸣曲。“真是个天才，”工程师说道，“虽然他厌恶以色列，但仍然是一个天才。真不敢相信这个国家产生了这么多天才。这个国家所创造的音乐、美术和诗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在这里，沙漠的边缘，在死亡线上，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天赋、快乐和无穷创造力的国度。”
工程师询问我正在撰写的书。因为他向我敞开了心胸，我也向他打开了心扉。我告诉他关于山谷的故事，柑橘园的故事，马萨达的故事，吕大的故事，供给房社区的故事。我告诉他迪莫纳是山谷、柑橘园、马萨达、吕大、供给房社区的必然结果。我敢于告诉他这里正发生着悲剧。我们不仅给内盖夫带来了清水，还带来了重水。我们不仅给这边土地带来了农业上的现代化，还带来了核的现代化。因为在大屠杀和民族复兴之间，在恐惧和希望之间，在生存与死亡之间——我们做出了迪莫纳的壮举。对接下来的世世代代而言，这个举措究竟是祝福还是邪恶诅咒，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我对我的主人说，也许现在我们谈论的一切都不是巧合。你是一个实干家，一个行动派，而我是一个对行动的解释者。你是一个建筑师，而我尝试着揣摩你所造的建筑的意义。你是经验的，我是意识的，而你需要意识。哪怕是你的邻居，都不知道亏欠你什么。所有你身边的人都耽于享乐，追求享乐的特拉维夫已经忘记了它曾亏欠了你。而你看到历史的车轮开始向反方向转动。现在已经有布尔什维克的核反应堆，以及伊朗的纳坦兹离心机。在你生命中，第一次，你不再仅仅像个工程师那样思考，思考它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你现在也同样是意识的，你看到了这个背景。这个背景令你充满骄傲，也同样令你充满恐惧。你意识到你所做过的事情，这事情对你来说太大了。对全人类来说太大了。
工程师说了很多。天色太晚，他很累了。他承诺会思考我说的话。他从扶手椅站起来，带着我走过那些绘着他童年时代的柑橘园的水彩画和油画。当他带我走到门口时，他突然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说，这个夜晚他倾诉了那些从没有想过他会说出口的事情，重游了那些他从未想过还能再次拜访的地方。接着，他要我承诺我会谨慎对待这些放射性的原料，我会公正地看待他，我会公正地对待迪莫纳，我会给予以色列这个国家应有的公正。
一个月后，这位工程师去世了。
[50] 以色列内盖夫地区中心城市。
[51] 废料来源于Machon 2的的钚提取过程，4号车间对这些废料进行常规的转化处理，也可以将其中的铀提取出来进行再利用。
[52] 用气体离心机提炼浓缩铀的部分只是Machon 8的840单元。Machon 8其余单元包括一个实验室，主要作用是进行测试和技术开发。
[53] 化学车间，生产锂－6氘化物，加工处理天然铀以及制作反应堆燃烧棒。
[54] 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一种中间产品，粉碎后的天然铀矿石经多种溶液萃取、沉淀制成，主要成分是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呈黄色，常加工成饼状，故名。“黄饼”名称源于最初的工艺产出的非纯净成品的颜色和形态，而通过现代先进科技手段生产的“黄饼”，实际上呈褐色或者黑色。
[55] 分为钚铀自动分离萃取车间，钚生产和回收车间、氘化锂和铍弹药制作车间。
[56] 60米高；镀银。
[57] 指一个国家研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能力。后来引申为比喻重大的不可逆的选择。
[58] 指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
[59] 重水（heavy water），由氘和氧组成的化合物。分子式D2O，分子量20.0275，比普通水的分子量18.0153高出约11％，因此叫作重水。原子能发电站的心脏是原子反应堆，为了控制原子反应堆中核裂变反应的正常进行，需要用重水做中子的减速剂。
[60]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的原子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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