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占领罗斯柴尔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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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的故事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成功的家庭如何发家致富,还是讲述了以色列勤劳的资产阶级的故事;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还是一个讲述以色列繁荣以及它是如何繁荣兴旺起来的故事。
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希尔达·斯特劳斯(Hilda Strauss)在德国的乌尔姆结婚。不久之后,阿道夫·希特勒执掌了政权。1934年5月1日,迈克尔-彼得(Michael-Pater)出生了。一年后,当希尔达抱着自己的长子时,她听到了戈培尔(Goebbels)通过无线电发表的讲话。当这位纳粹宣传部长贬低犹太人时,她感到从身体内部发出一阵疼痛,她知道灾难即将来临。1936年4月,斯特劳斯一家人将他们的行李装上汽车,驶向瑞士。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正在移民。我们将前往何方?前往我们祖先的土地,我们的家园,以色列之地。为什么我们要去?因为我们出生于此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挚爱的国土不再需要我们。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尊严,就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为他们的父母是犹太人而感到欢喜,并不仅仅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基于他们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前往一个新的家园。”
1936年6月18日,斯特劳斯一家抵达了海法的港湾。一张清晰的黑白照片记录了他们登陆时的情景:理查德穿着宽大的、白色的亚麻短裤和白色的T恤,头戴一顶白色的帽子;希尔达穿着一身长长的、格子的夏裙,抱着吵闹不已、只穿着短裤的迈克尔–彼得。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住在莫沙夫拉莫特哈夏维姆村,不久就搬到贝尔图维亚的南部殖民地,然后又迁到了纳哈里亚的北方殖民地。这里非常炎热,条件十分艰苦,而1936~1939年,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更是野蛮残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理查德,在这片他选择的土地上感到失落不已。他发觉自己很难放弃他的学术梦想,很难适应他的新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偏远的行省当一个出租车司机。“失望慢慢渗入了,就像蛇的毒液,”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在这片新土地还没有一个家,我们感到极度失望。日子变得非常漫长,充满痛苦。只有孩子欢乐的大笑才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存活。”
1937年4月,在购置土地数月后,斯特劳斯一家终于获得了那一小块土地:纳哈里亚东部边缘,九德南的长方形土地。同这块土地一起的还有一栋4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牛棚、若干基本的农业工具、一套灌溉系统,还有沿着地产边界的一条轨道及配套的敞篷马车,以供产品的运输。房子很小,对未来的疑问却是很大。希尔达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们将成为什么模样?我们的命运掌握在陌生人的手里,我们能做的只是履行我们的职责并信任上帝。”
几个星期后,乐观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了纳哈里亚的小屋。希尔达在日记里记述道:“今天已经是第八天,牛棚里有了一些牛。屋子里有了牛奶,乳白色的新鲜牛奶。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学习运营一个奶牛场所需的专业知识。”
斯特劳斯一家就是新兴讲德语的殖民地上的自由企业精神的最佳范例。他们学得非常快。每天早晨,理查德挤牛奶,注入巨大的铜罐,又将铜罐装载上他的自行车,骑着车挨家挨户地兜售斯特劳斯鲜奶。但纳哈里亚已经有很多奶牛场,对鲜奶的供给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希尔达意识到未来的出路在于制作奶酪。她研究了奶酪制作工艺,将她的小厨房转变成一个小型的制酪场。通过欧洲的专业的期刊,她学会了如何制作难闻的林堡干酪和气味淡薄的罗马杜尔干酪,并试验了用软质干酪搭配胡椒和辣椒粉。她将100克规格和500克规格的奶酪用蜡纸包装成小包,盖上一个令人骄傲的蓝白相间的鸵鸟纹章。1938年,她赢得了乳制品的英国高级专员奖(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s prize)。1939年年初,她说服理查德关掉了奶牛场,卖掉奶牛,集中生产优质奶酪和其他乳制品。1939年的夏天,当德国犹太人数千年的历史即将终结之时,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他们的第一家乳制品工厂。当欧洲犹太人消失在大屠杀的巨大黑暗之中,希尔达和理查德创办了斯特劳斯–纳哈里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纳哈里亚的发展,把这个奋斗的农业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急速发展的休闲城市。正享受着战时繁荣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这个德国犹太人的纳哈里亚的欧式魅力深深吸引。沙滩上挤满了人,膳宿酒店满客,咖啡馆熙熙攘攘,供应着草莓和冰激凌,优质的面包和进口的肉类。室内音乐会、爵士乐演奏会、探戈晚会、查尔斯顿竞赛在这里举行。在海滩,坐落着一排排格雷–加利尔公司(Galei-Galil Company)的彩色棚屋。纳哈里亚沙滩小伙子们的强壮手臂划着各种帆船和划艇,向地中海进发。特拉维夫的苗条姑娘们来到这里度假,中午在沙滩棚屋旁与人打情骂俏,晚上在爵士乐酒吧享乐。在欧洲陷入一片战火之时,在这个小型的欧式村庄,这个由欧洲的幸存者们在地中海海滩上建起的避难所充满了生命力。纳哈里亚现在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著名的乐土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一个农业经济体系转变为工业经济体系。在孤立的中东拥有一个先进的后勤和科技基地,英国的这一需求,使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成为私营企业和改革创新的一个中心地。这一进程促进了以色列工业的创新型资本主义的发展,斯特劳斯一家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然而,当战争爆发之时,悲剧也降临了:在移民巴勒斯坦之后不久,理查德美丽的姐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理查德同样也经常感到沮丧。他经常陷入暴怒的情绪,经常在纳哈里亚年轻姑娘的臂弯里寻求安慰和欢娱。然而,希尔达仍然专注于工厂生产。她看到战时繁荣提供的机会,并紧紧抓住了它。她以坚韧的精神与来自邻近基布兹的牛奶供应商们谈判,她积极进取,将乳制品推向繁荣的咖啡馆,拿到膳宿酒店的超额订单。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刚刚起步乳制品工厂,她一丝不苟地制定了职业道德、卫生标准以及产品标准。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期间,希尔达·斯特劳斯为她的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作为纳哈里亚的一家德国犹太人开办的高级制酪厂,这里生产卓越的欧式奶酪。独立战争之后,希尔达撤下了斯特劳斯鸵鸟徽章,代之以一个更相称的:水塔商标。
20世纪50年代为斯特劳斯家族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德国的赔款。就像大屠杀的其他幸存者一样,他们以及整个以色列经济受益于1952年戴维·本·古里安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签署的赔偿协定。希尔达和理查德投资了他们的制酪厂,他们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收到的德国马克为他们弥补了在乌尔姆失去的一切。他们从德国进口了他们的第一批商业生产设备,也同样输入了专业生产技能。他们把在纳哈里亚出生的小女儿莱雅(Raya)留在家里,将他们早熟的儿子迈克尔送到瑞士和德国,完成他在乳制品生产专业的学业。在20世纪60年代,斯特劳斯的企业开始在德国拓展业务,希尔达与理查德同欧洲食品行业的巨头达能集团(Danone)旗下的一家德国子公司成功结成战略同盟。这一合作关系伙伴的确立很可能基于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背景:如果不是希尔达,达能集团可不会同这样一个偏远国家的小制酪厂结成这样的联盟。达能集团改变了这个家族企业,重新将希尔达与一个世代前拒绝她的祖国联结起来。它同样令斯特劳斯家族得以从巴勒斯坦的边缘地区返回到欧洲的中心,跟进最新的欧洲技术和商务活动。在1973年夏天,在斯特劳斯家族九德南的小块土地上,就在这片1937年严酷冬天时他们紧紧依靠的土地上,现代化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正式开放,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工业上的胜利。在戏剧般的30年后,曾经从欧洲逃亡、在纳哈里亚建起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得以摆脱欧洲而幸存的三个灵魂,现在又将欧洲引入了纳哈里亚。
当父母在纳哈里亚定居时,迈克尔–彼得只有两岁半。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赤着脚走在牛群之间;当长成一个少年,他向酒店和咖啡馆兜售母亲做的奶酪。然而年轻的迈克尔大体上就是个自己把自己养大的野孩子。他的母亲固然爱他,愿意为他付出,但她忙于生意。他的父亲脾气很坏,有时候还会虐待他。他的妹妹比他小6岁,是父亲最爱的孩子。迈克尔是在足球场、篮球场以及沙滩上接受教育的。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外面度过的,与双亲之间的距离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他的父亲与母亲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却不愿意去上学。他的父母都是遵纪守法的资产阶级,但他却是不守规矩的反抗分子。他的父母传统而保守,但他却是一个传统观念习俗的破坏者。在欧洲礼仪的屋顶下,一个富有魅力、凭直觉行事、热爱生活的以色列沙滩小伙子成长起来,他将为斯特劳斯家族的制酪厂带来以色列的特征。
从13岁到22岁,是迈克尔的离家漂泊期,他曾经在海军学校、海军军队、商人的船队里生活。他非常适应水手的艰苦生活。但在瑞士和乌尔姆接受培训后,23岁的他回到了这里,回到父母的制酪厂,同他的母亲一起工作。迈克尔为他们的企业贡献胆识和毅力。他认为天空才是他们发展的上限:母亲小小的制酪厂可以征服这个年轻的以色列国家。当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的生意濒临崩溃时,他迈进了耶路撒冷贸易与工业部长的办公室,申请应急资金。当60年代一家银行为难他们,他说服特拉维夫的另一家银行贷款给斯特劳斯家族更多的钱。凭借个人魅力,迈克尔赢得了合伙人的支持,战胜了竞争对手,用甜言蜜语诱哄并且安抚雇员、管理层和销售代理商。凭借他的决心和精明,迈克尔成功地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扩大了销售,让斯特劳斯的产品打入了以色列每一家杂货店。然而,迈克尔真正的专长是他对人类的感知:他可以凭直觉知道人们的长处、人们的弱点和人们的需求。在20世纪70~80年代,迈克尔·斯特劳斯将斯特劳斯制酪厂变成了一家现代化的公司,利用其在欧洲的能力,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切所需。
以色列是一块严酷、焦热的土地,而冰激凌却是凉爽而令人舒适的。因此,以色列消耗的冰激凌要比北美和西欧多得多。1950年,希尔达·斯特劳斯意识到了冰激凌的潜力。尽管生产过程充满困难,她坚持她的制酪厂要生产冰激凌。但迈克尔,却把他母亲的冰激凌做成了一个国家品牌。他造就了竞争对手阿提克公司(Artik)的崩溃,收购了竞争对手魏特曼(Vitman),与英荷巨头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结成了合作关系。今天,斯特劳斯冰激凌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冰激凌制造商,占据了几乎一半的市场。
以色列是一块充满痛苦的土地,乳制品甜点是甜蜜并且慰藉人的。因此以色列热爱着乳制甜点。在1967年战争后不久,希尔达·斯特劳斯和迈克尔·斯特劳斯就意识到了乳制甜点的潜力。他们明白,属于禁欲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属于基本款白色奶酪和薄薄的、乳酪样的酸奶的时代结束了。随着更好的时代降临,人们也需求更好的、更丰富的乳制产品。因此,他们对特努瓦合作社的垄断发出挑战,为新的以色列顾客提供优质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单品。在新建的达能–斯特劳斯工厂,他们制造出一种牛奶巧克力布丁,取名“丹尼尔”,丹尼尔征服了20世纪70年代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生产出一种受德国风味影响的、黑巧克力和生奶油甜点米奇(Milky),米奇几乎打入了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冰箱。斯特劳斯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巨擘,掌控着目前以色列乳制品市场的最大那块蛋糕。
以色列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容易激动的国家,所以,以色列人需要不断增加的刺激。斯特劳斯的团队明白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一切食物都必须是尝起来有风味的。他们意识到,以色列的咸味点心必须比他们的美国同行的点心更咸,糖果必须比欧洲糖果更甜。巧克力和香草的味道要更加浓郁。对于以色列来说,不存在细微差别,一切都必须是强烈的、富有侵略性的,用味道狠狠刺激味蕾。举个例子,以色列的米奇,加入的生奶油就是在德国的两倍。但以色列人需要的不是量大,他们需要新鲜的东西。他们非常容易厌倦,所以斯特劳斯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要远比其欧洲姐妹公司的速度快得多。为了在这里继续生存,斯特劳斯必须不停地跑步前进。而迈克尔和跟随他的员工喜欢跑步前进。他们是不知疲倦的奔跑者。所以他们接收了希尔达的小型的、稳固的德式工厂,把它变成了一个以色列的超能帝国。
1975年,理查德·斯特劳斯博士在纳哈里亚去世。1985年的夏天,希尔达·斯特劳斯在德国去世。他们留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孙子,以及中东地区最先进的乳制品制造公司。1997年,希尔达去世12年后,斯特劳斯家族收购了伊莱特公司(Elite),这是以色列顶尖的巧克力和咖啡制造商。这一举措令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成为以色列最大的食品及饮料生产集团。2000年,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在加利利新开设了一家制酪厂。这家全自动化的亚希忽(Ahihud)工厂每一年生产超过10亿杯的酸奶和乳制甜品。在2005年前后,斯特劳斯–伊莱特公司兼并了东欧和南美的几家咖啡公司。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尾声,该公司渗透进美国市场,并更名为斯特劳斯集团(Strauss Group)。2010年,它在弗吉尼亚州开设了世界上最大的鹰嘴豆沙制造工厂,现在已经占据了50%的美国市场份额。2011年,斯特劳斯集团的销售额将近20亿美元,营业利润将近1.8亿美元。每年的销售额增长率接近10%,主要基于海外业务的扩张。一段时间以来,以生咖啡的采购额计算,斯特劳斯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第四的咖啡制造公司——超过了拉瓦萨(Lavazza)和世家兰迪(Segafredo)。
迈克尔·斯特劳斯在他海蓝色游艇的甲板上欢迎我的拜访。这艘游艇叫“幸运号”(Lucky Me),停靠在克罗地亚人的渔村哈弗。迈克尔身材高大匀称。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稍显凌乱,他的声音雷鸣般洪亮。尽管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仍然有着一个年轻水手般的作风、举止、活力,以及调皮的模样,他渴慕生活,永远在寻觅着下一个越轨行为。但是在工作时间里,斯特劳斯是纪律严明的。我发现他正在浏览几小时前从公司总部发送来的电子邮件:季度报告、年度工程项目、中国市场分析报告。在给我倒了一杯香槟后,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必须继续工作。尽管他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并且正在享受夏天的假期,但一个人必须做他该做的事。直到他读完最后一封公司的简报后,他才登上甲板与我会合,尝试理解为什么我要经过长途跋涉来同他谈话。
“对于斯特劳斯集团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我问道,“以色列的什么因素使得斯特劳斯集团走向成功?”迈克尔立即回应道:“是以色列的人民,以色列有着非凡的人民。以色列的人力资本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以色列的商业业务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我们有一个功能失调的政府,一套效率极差的官僚机构,还有战争。以色列永久的不确定性是其实存在的一个缺点。然而,弥补这一切障碍的却是以色列人本身。我已经环游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人民。以色列人异常地行动快速、富于创造力、大胆创新。甚至连他们工作的方式都是迷人的。他们不辞辛劳,孜孜不倦。他们被赋予了一种竞争精神——对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需求。并且为了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他们从来不说‘不行’。他们从不接受失败,也从不承认失败。”
中午时分,迈克尔和我顺着船尾的楼梯下到救生艇,救生艇载着我们穿越了海湾,抵达一个偏僻的小岛。现在还不到旅游的旺季,岛上几乎没有人:只有两个俄罗斯的富人正在享受阳光,随同他们的是三个铂金色头发的艳丽姑娘。迈克尔与一位身体穿环并且文身的酒吧女郎调情,她为我们调了一杯正午的夏敦埃 (Chardonnay)。在诱人的酒吧的茅草屋顶下,她没有拒绝斯特劳斯,而是与他玩起了游戏。在这个亚得里亚度假胜地,一切都是透明的:财富就是财富,年轻就是年轻,并且它们可以互相影响。
我询问迈克尔,斯特劳斯家族的故事是否就是以色列的故事。迈克尔说,尽管他的母亲不善言辞,但他经常可以感觉她的深深的疼痛:离开了德国,从欧洲被驱逐,然后发觉自己正处于一块偏远荒凉的土地,而她从来不曾完全掌握这块土地的口音。当他的父亲用其他女人转移自己的疼痛时,他的母亲用制酪厂转移自己的疼痛。借着从她所遭遇的痛苦中兴起的力量,她维持了自己的家庭,创办了自己的生意。希尔达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旧有家园背叛的创伤让她珍惜新家园。她认为这座制酪厂就是她参与营建这个犹太国家的方式。直到她注意到,斯特劳斯家族与以色列交织在一起。当以色列成长的时候,斯特劳斯也在成长;当以色列一路穿过历史的长廊,斯特劳斯一路进军市场。因此,即便希尔达从来不曾涉及政事,从来不曾熟练地掌握希伯来语,也从来不曾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她仍然是个以色列人。她象征着以色列的需求,体现着以色列对未来的决心,讲述着以色列奇迹般的传奇。
当我们回到游艇后,迈克尔下到他的客舱享受一个夏敦埃酒后的小睡,我独自留下来,与我的思绪作伴。乌尔姆同样也是艾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乡,爱因斯坦是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一个科学天才与泛世的人文主义者的结合。然而,爱因斯坦和斯特劳斯家族的德国犹太人大离散却是命中注定的。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希尔达前往纳哈里亚。希尔达没有沉溺于自怜自哀,而是发动了反击。她意识到,她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生存。她明白她的世代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以便他们的孩子能够在这里重塑自我。在这个新世界,她从来不曾有家的感觉。她的生活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但最终,她的孩子和孙辈将拥有一个家乡,拥有一个家。他们把希尔达的厨房制酪场变成了一个跨国的巨人,雇用了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4万余名工人,生产数百种产品。于是现在,当游艇的主人带着水手般的微笑从他的客舱里冒出头来,欧洲幸存者儿子的这艘闪耀的游艇滑入了杜布罗夫尼克的港湾。经过一番操作后,它在一堆俄罗斯大亨、法国百万富翁、英国贵族们的游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带着欧洲的趾高气扬。
里克特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科比·里克特(Kobi Richter)出生在1945年的圣诞前夜。他的父亲卡尔曼(Kalman),是秉持修正主义(Revisionist)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一个门徒。卡尔曼出生在波兰的利沃夫(Lvov),1935年移民至巴勒斯坦,改信了工党,在塞多姆(Sdom)的一家钾碱工厂工作,并加入了北部的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他的母亲米拉(Mira),出生在利沃夫的一家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她的家族没有及时移民到巴勒斯坦,在大屠杀中遇难。卡尔曼成了拉玛特约翰南的一名焊接工,同样也是这个基布兹的财务和经济主管。米拉在一个奶牛场里工作,并管理着日常服装仓库。卡尔曼和米拉是强硬而严格的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忠诚士兵。
里克特有记忆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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