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回忆就是战争。1948年初，当里克特一家坐在基布兹的防空洞里时，两岁的里克特将他的手指伸进空花生壳里，把它想象成头盔。但他的童年时光是非常平静的。在20世纪50年代拉玛特约翰南非常繁荣。没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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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比·里克特天赋非凡。4岁的时候他就学会了阅读，7岁的时候他一周能读完4本书，10岁的时候他就阅读了狄更斯（Dickens）和海塞（Hesse）的著作。8岁时他学会了游泳，12岁时成为基布兹的游泳冠军，16岁时在以色列混合自由泳比赛中名列第二。7岁时他在焊接车间掌握了不同螺丝钉的用法，10岁时他学会了焊接，15岁时他组装了一辆摩托车。在他的少年时代，拉玛特约翰南是一个人间天堂：这里有游泳池、金属加工车间，以及大片的麦田；这里有拖拉机、马和姑娘；在这里可以猎鸭、撬锁、采摘蘑菇，还可以开着借来的车在晚上兜风。在这里可以做任何事情。

科比·里克特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小伙子。在他的受诫礼（bar mitzvah）[102]临近之时，他就认识到，基布兹所持有的两种价值观——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尽管他意识到了公社生活中的嫉妒、虚伪、吝啬，但他仍然投身于基布兹。他用歌声和舞蹈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在国家和犹太民族的节日庆典上载歌载舞。当女人们围着圆圈跳舞，当男人们手执犁头重新开垦一轮收获季，当孩子们被高高举起，科比的眼睛便会湿润。他完全支持犹太先锋者们这种世俗化的、极富魅力的宗教。何其有幸，他能成为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能带领他的人民从奴役走向解放、从软弱走向强大、从浩劫走向复兴。

拉玛特约翰南并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公社，它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范例。在这里的现代化奶牛场里，母牛的产奶量是美国中西部奶牛场的两倍。这里新建的塑料厂是基布兹运动中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基布兹里还有一个鳄梨园，16岁的里克特在这里架设了一套革新的灌溉系统。基布兹还有一块棉花田，17岁时，里克特为这块棉花田设计并组装了一台机械采摘机。拉玛特约翰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它的工业则实现精细生产。这个公社不仅是浪漫的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温室，同样也是乐观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引人注目的技术能力的温室。当1964年里克特加入以色列空军时，他发现自己最被看重的是卓越的能力、竞争意识和高新技术。他爱上了掌控这些飞行机械的感觉，它们就是为了敢于挑战高度和速度的男人而设计的。对于里克特来说，飞行员就是一个孤独的骑士，一个与另一些孤独骑士进行生死相搏的孤独骑士。里克特热爱战斗。他相信自己的能力，热爱每天挑战自己的能力。他的优越感并不能让他在同伴和指挥官中受欢迎，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他非凡的天赋。这名优秀的学生、焊工、游泳运动员、猎人、舞者和技术奇才，成为了一名杰出的战斗机飞行员。在20世纪60年代，英俊、骄傲的里克特成为了以色列空军中的偶像人物。

1967年6月5日，科比·里克特驾驶着一架法国制造的“飓风”轰炸机在吕大机场起飞。同他107空军中队的同伴一起，他向南低空飞行，保持无线电通信的绝对静默，直到转向东南朝埃及飞去。这次“焦点行动”（Operation Moked）以色列空军演练了好几年。里克特自己就演练了数十次。“焦点行动”的战略思想就是令以色列几乎所有的战斗机倾巢而出，同时升空并精准地突袭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30个空军基地。而现在，当107空军中队盘旋在西内盖夫的上空，里克特激动地看到这个计划变成了现实。数十架飞机在天空飞行，一些飞向卢克索（Luxor）[103]，一些飞向安曼（Amman）[104]，一些飞向大马士革（Damascus）[105]。成群结队的黑鹰亮出尖喙准备攻击，天空几乎要被它们染黑了。里克特感觉就好像小小的以色列国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股嘎嘎作响的能量正冲向整个中东。他感觉自己就是这股神秘力量的一部分，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倏然升空。每一架轰炸机都在它的正确的位置上，都在正确的海拔高度上，都在正确的航线上。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绝对的静默和完美的协调中，就像一场非凡的圣礼。这样的事情在以前从来不曾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将永远不会重现。

在他的“飓风”0745号上，里克特驾驶着飞机从300英尺爬升到3 000英尺。他看到的阿里什（El-Arish）空军基地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机场控制塔台，那些跑道，那些米格战斗机。里克特向高射炮组发射了76枚火箭弹，30秒后，基地的对空高炮化为乌有。然后他又折返，发动了三次精确袭击，摧毁了地面上的三架米格–17。在15分钟内，107空军中队废掉了阿里什空军基地。在30分钟内，以色列的空军摧毁了四个国家的空军力量。当里克特启程返航，飞越雷霍沃特的柑橘园，在吕大机场着陆时，他知道这一时刻就是战争胜利的时刻。以色列现在成了一个地域大国，成为中东地区最强盛的国家。

1968年，科比·里克特接受了拦截训练。从1969~1973年期间，他参与了一系列的空中格斗战，击落11架敌机。他现在成了空军的王牌战斗飞行员之一，为以色列赢得了制空权。当他还在服役期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从1979~1982年，他在麻省理工大学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几年后，里克特上校离开了空军，连同其他军事安全系统的四名研究生，创办了他的第一家高新技术公司奥伯特（Orbot）。奥伯特公司为印刷电路板的大规模生产研发了一套革新的自动化光学检测系统（AOI），在这个领域内，奥伯特公司的生产速度和创新的决心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奥伯特将它的第一批产品投入市场。到1989年时，奥伯特控制了全球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的60%的份额，兼并了以色列竞争对手奥多特（Optrotech）之后，奥宝（Orbotech）诞生了，控制的自动化光学检测市场份额达到了80%。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奥宝的员工人数达到1 500人，年收入超过了4 000万美元。1992年，里克特从公司辞职，准备投资其他业务，但他仍然是奥宝公司的最大股东。

1992年12月，里克特创办了梅蒂诺（Medinol）公司。他意识到，在心血管领域的下一件大事是斯滕特氏固定模（stent），这是一种由金属丝脉管组成的小型装置，用于插入一条动脉保持张开状态，以便让所需的血液流动畅通无阻。20世纪90年代初的斯滕特氏固定模是有问题的——有的太坚硬以致很难插入，而有的在插入后又太容易滑动或者坍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式的斯滕特氏固定模，要求它在插入时是柔韧的，在插入后则是稳固的。里克特同最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工程师格里沙·平夏斯克（Grisha Pinchasik）一同研发了这种新式的、兼具柔韧性和稳固性的斯滕特氏固定模。它的第一个模型诞生于里克特在拉玛特约翰南的厨房，是用空的白干酪容器雕刻而成的。在与波士顿科学院（Boston Scientific）签署了一项合作与分销协议的五年后，梅蒂诺斯滕特氏固定模的月销量达到10万件，年销售额达到2亿美元。到1999年夏秋时分，这间以耶路撒冷为基地的极小型公司，占据了国际斯滕特氏固定模市场的35%的市场份额。

而令梅蒂诺的成功更富有传奇性的是科比·里克特发明的独特的生产方法。其结果是，梅蒂诺每一美元营业额的税后利润达到了86美分。在20世纪90年代末，科比·里克特和耶胡迪·里克特坐拥世界上最盈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在里克特家族与波士顿科学院之间爆发了一场痛苦的法律纠纷，生产和分销陷入停滞。经过五年的法庭交锋后，里克特家族获胜了。他们获得了7.5亿美元的赔偿，这笔钱财令门格尔双胞胎其中一位的女儿（她在比萨隆供给房社区长大），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士兵的儿子（他在拉玛特约翰南基布兹长大），成为以色列最富裕的夫妇之一。

我与科比已经相识多年，他是我的一位好友。像往常一样，我与他在特拉维夫北部、繁华的阿素夫郊区的海边别墅里会面。他站在他的客厅，按下一个看不见的按钮，召唤出盛放极品葡萄酒的液压升降酒柜。他打开了一瓶1964年的勃艮第，倒入醒酒器，等待一会儿，然后倒进玻璃杯。他询问我对酒的评价，然后告诉我应该怎么评价。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勃艮第葡萄酒以及产出这瓶酒的特定葡萄园和酿酒厂，当地继承法是如何塑造勃艮第葡萄酒的传统的。之后，在品尝了这杯酒之后，他给出了他的最终裁决：美妙绝伦。他高举起酒杯，向美好的红酒佳酿、向美好的书籍、向所有完成的工作致意。

我拿曾经问过迈克尔·斯特劳斯的问题询问科比：“是什么将以色列引向成功？对于奥宝和梅蒂诺来说，以色列意味着什么？”里克特回答，秘诀就是“将宝剑锻成犁头”（to 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他笑着说，不是因为这对和平有好处，而是因为它对犁头是好的。宝剑的锻造不仅仅是以赛亚书（Isaiah）和弥迦书（Micah）的预言呼唤，它同样也是一个合理的商业计划。令奥宝和梅蒂诺成为可能、令以色列高新科技的繁荣成为现实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在先进军工业生产方面投入的庞大资源。军工业对于以色列的意义，就像航天计划对于美国的意义。军工业造就的惊人的人力资本、开发的尖端技术，最终惠及高新工业生产，并推动其发展进步。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由三个飞行员以及两位以色列安全奖的获奖人取得的；无怪乎梅蒂诺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基于以色列的激光和导弹生产技术。50年来，国家为保卫自己所投入的资产产生了效果，获得了高新科技蓬勃大发展的大量股息。

但是还有第二个因素，里克特说道。奥伯特拥有一支由杰出个人组成的跨学科团队。“我们有最好的人工智能，有最好的计算机硬件，有最好的精密机械。这个团队可以完成任何事情。这也是典型的以色列风格——有一支由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组成的小型精英团队，他们一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夜以继日地工作。梅蒂诺是这支相同的主旋律中的一段变奏曲，在梅蒂诺，一个人要处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公司里所有事务：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精密机械。在美国的大企业里，让一个程序员理解血管生物学或者让一个医生理解材料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后的决议需要协商拟定通过，这是一个繁琐而不精确的过程。但是在梅蒂诺，这是综合的，就像奥宝是一个完全跨学科的公司一样。时间被节省下来，效率则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于是，企业就像一个紧密结合的有机体一样运作：专注、强大、健康，并有能力达成最佳的结果。在很多新兴的以色列企业，类似的体系以不同的模型和形式运转。他们小型和统一的团队有着忠贞的精神、权宜的考量、创新的推动力，这在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第三个因素就是移民，里克特这样说道：“在20世纪90年代，100万的俄罗斯人来到了以色列，其中，又有数十万的、极其出色的工程师、技术员、程序员。奥宝和梅蒂诺都从中受益。从这一方面说，我们的雇员有85%左右都是俄罗斯移民。俄罗斯移民是软硬结合板（rigid-flex）的发明人，也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整个以色列工业生产都因这股移民浪潮而受益。当犹太人的创造力与俄罗斯人的彻底精神相逢，就碰撞出出类拔萃、富有成效的功绩。如果你问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成功，造就了以色列高新技术革命的成功，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国防工业的基础建设、以色列的创造力、俄罗斯人的技能，以及一个整合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的小型无畏的团队。让我的公司走向成功的独特组合也同样作用于以色列，以稳固这个新兴国家的方式拯救了以色列。”

里克特一边品尝着他的红酒，一边试图将一个个历史节点连接起来：“在以色列忙于兴建基布兹的20年里，我生活在一个基布兹。在以色列忙于军队建设的20年里，我正在军队里。在以色列忙于高新科技研发的20年里，我从事着高新技术。我恰巧处在以色列前进的每一个聚焦点里。我的生活将我从以色列的一个传奇带入下一个传奇。”

“在农场里，我们感觉就像是上帝的儿子，”科比说道，“我们体格健壮，英俊迷人，皮肤被太阳晒成健康的颜色，就像令人骄傲的犹太贝都因人，赤脚走在田里，驾驶着拖拉机，追逐着姑娘们。我们是从旧犹太人的灭亡中兴起的新的、强壮的犹太人。我们看不起大离散中的犹太人，看不起颓废的特拉维夫市民。我们是真实的存在，我们是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实现者，我们是以色列存在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就是我们，我们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传奇。我正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06]20世纪60年代对我们的基布兹考察中所描述的那个小伙子：一个做梦的小伙子。”

“在空军中我是王牌飞行员。1969年至1970年的以色列与阿拉伯的空中格斗，实际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与支持阿拉伯的苏联之间的战争。所以，我的拦截队伍配备了最精良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美国提供的。但我的队伍比美国人有着更多的实战经验。我向美国人的空军拦截队和海军拦截队传授经验。我的的确确是张王牌。我不是在扮演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角色，而是汤姆·克鲁斯扮演着我。在成为战斗飞行员十年后，我成了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战斗飞行员之一。我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冠军。再一次，我发现我把传奇拟人化了。当基布兹日渐衰落，空军就是以色列卓越精锐的缩影。我的同事们和我，就是以色列能力和优越实力的体现。”

“但是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科比说道，“军队的传奇衰落了。尽管以色列的空军保持着它的力量，但我意识到，以色列绝对统领天空的时代即将结束。我意识到，没有军事权力和军事胜利，就不能解决以色列的基本问题。然而，当第二个传奇摇摇欲坠时，第三个传奇又出现了：高新技术。最开始的时候是赛天使公司（Scitex）[107]，然后是奥宝集团，然后是一百个新兴的企业，然后是一千个、一万个。这里有了风险投资基金、研究与开发中心、电信业、生物技术、医药行业、清洁科技产业。创造力就宛如一柱令人惊异的喷泉，突然从这片贫瘠的土地喷涌而出。在世界上，以色列是人均医疗设备专利数最多的国家。我们拥有比法国更多的新兴企业。每一家跨国集团都想在这里设立子公司，因为他们都认可我们的非凡创造力——所有那些精妙绝伦的金点子都出自所有这些年轻的以色列人。当基布兹和军队衰落后，第三波以色列浪潮已经掀起。这第三波的技术革命浪潮令我们摆脱困境。尽管有诸如占领、定居点、国家腐败等问题，它令我们得以保持昌盛繁荣。它是以色列生命力的新的化身。”

斯特劳斯和里克特的故事，代表了以色列经济腾飞传奇的两个方面。斯特劳斯代表着坚实的以色列传统工业的革新，而里克特体现了以色列耀眼的高新科技行业的创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当以色列的政治失败、和平的希望破灭、伊斯兰的核威胁开始浮现时，以色列的经济蓬勃发展。在21世纪，诸多的像斯特劳斯、里克特以及其他千余家公司的企业，令以色列成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

要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将目光投向了斯坦利·费希尔 （Stanley Fischer）。这位69岁的经济学家在罗得西亚出生，在伦敦接受教育，在美国赢得了职业声望。从1994年到2001年，他都是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首席副总裁。从2002年到2005年年初，他担任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副主席。八年来（2005~2013）他担任以色列银行（Bank of Israel）[108]的行长，成为执掌以色列经济的大祭司。在他赫兹利亚的宅邸里，穿着莫卡辛鞋[109]、棕黄色的百慕大品牌的短裤、绿色的鳄鱼牌的衬衫接待我。

当他谈论当代以色列的经济时，他更倾向于列举确实的数据，而不是空洞的吹嘘。他坐在大大的红色扶手椅里，衬得他本就矮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矮小，他用缓慢、平和的盎格鲁——撒克逊希伯来语（Anglo-Saxon Hebrew）谈论着那些相关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以色列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2%。当整个世界陷入2010年至2011年的经济危机时，以色列的年均增长率仍然为4.7%。“虽然这个数值还不能使以色列成为一只中国虎，”他对我说，“但以色列呈上的演出已经远比美国和欧洲要精彩得多。”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经济成就。

费希尔告诉我达成这一成就的原因有四个：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开支（从2002年花费51%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42%）、显著削减了国家债务（从2002年的100%的GDP减少到2011年的75%）、维持一套保守而承担责任的金融体系、创造以色列高新科技工业继续繁荣发展所需的条件。“以色列高新科技的发展真的非同凡响，”他这样说道，“它是带动以色列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高新科技产业的存在，我们的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实现了贸易平衡，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创业之国（start-up nation）。以色列在学术研究和产品研发上的投入占GDP的4.5%，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投入只有2.2%。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创业者人口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发明数量更是令人吃惊。所以，以色列在纳斯达克（NASDAQ）进行交易的公司的数量超过了加拿大与日本，而且以色列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了德国与法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之惊讶，这里有改革创新，这里有胆大无畏，这里有着罕见的野心。以色列人愿意冒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所以，在以色列有着一种特殊的创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就令以色列成为了出产独创技术的强国。任何人都不应得意忘形。我们仍然只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小国，并且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高新技术革命与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的结合，令以色列成了繁荣的中心。”

当我问及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他回答得非常谨慎。“我们面临着四个困难，”他说，“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已经恶化，而这一点危及我们维持卓越技术的能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率仅为45%；大多数的阿拉伯妇女没有工作；不到20个的企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本地市场，从而限制了竞争。这四个困难重重压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上，但高新技术的奇迹遮掩了这一切。但是从长远观点看，这些问题将危机以色利瓦伊持繁荣和成功的能力。”

丹·本·戴维（Dan Ben David）则不像费希尔这般小心翼翼。我开车从赫兹利亚驶抵耶路撒冷，在以戴维为首的智囊团队中，听这位经济学教授明确地谈论那些政府与央行都只能暗示的事情。“以色列真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1955年至1972年，”本·戴维告诉我，“在那些年里，以色列GDP的增长速度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两倍，同时以色列还保持着西方最平等国家之一的身份。尽管它吸纳了数百万的移民，参加了三次战争，但它仍然成功地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标准和工人的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它还促进了优质教育和军事力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团结。”

“但在1973年，一切都出了问题。在赎罪日战争的创伤后，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经济增长开始缓慢，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即便通货膨胀在1985年被成功抑制，人均生产总值已经沦为20年前的三分之一。如今国家的经济负担不再是国防开支，而是福利救济——从1972年到2002年期间上涨了四倍。与其投资在人力资本和基础建设上，以色列更倾向于将大笔的资金转让给穷人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不断扩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占人口少数的阿拉伯人群体，不能充分地参与以色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一个25年，它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还保持着美德、凝聚力和社会公正；但在刚过去的25年里恰恰相反。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但美德、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公正已经被腐蚀得岌岌可危。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过是前一代人在人力资本方面长期的投入所结的果实。然而，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创造了一个繁华的闪耀泡沫，掩盖了当今我们并没有对未来的人力资本进行同等投入的事实。财政预算有了缺陷，公共政策走向失败，以色列的社会生病了。如果以色列不尽快改变方针，即便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奇迹也终将逐渐消失。”

本·戴维在美国长大，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少数几个外流的顶尖经济学家之一——就在20年前，外流的学者数量有很多。当他在萄比中心（Taube Center）宽敞的办公室里与我谈话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真正的焦虑。“看看这个。”他招呼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指着他的电脑屏幕上一系列彩色的图表对我说道。

“令这一切更加糟糕的就是人口，”他说，“就像你在图表上看到的，在过去的30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一场人口革命。在这些年里，学龄期儿童的入学比例中，进入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的孩子从4%上涨到将近20%，进入阿拉伯学校的学龄期儿童从20%上涨到28%。所以现在，所有的学龄期儿童中有48%都在极端正统派犹太学校或者阿拉伯学校。又有另外的14%在现代正统派犹太学校，只有38%的孩子在世俗的学校。这意味着到2030年，以色列原本占大多数的世俗犹太人将缩减为少数派。以色列的文化特性将改变，同样改变的还有它的社会经济概况。世俗犹太人是那些工作、生产、纳税的人。一旦世俗犹太人寡不敌众，以色列将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法迎接第三个千禧年的挑战。”

我说：“你给我展示的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国家的灾难。”本·戴维悲伤地点头：“如果以色列拥有一个高效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它将能够对抗这个灾难性的趋势。现在还不算太晚，但是很快就要来不及了。而与此同时，持续功能失调的以色列政府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奖励这些不工作的少数派们，用津贴拉拢他们，而不是要求他们接受现代的、民主的教育。结果是，将近一半的人口都不是国家奋斗的组成部分，都不承担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承担社会生产环节的士兵，肩上的重担已经令人难以承受。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以养活那些不工作的犹太人。越来越少的以色列人不得不加快奔跑的速度，以带动那些一点都不挪步的犹太人。一个失败的政权体系保证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定居者、富豪们的特殊利益。然而承担生产的中产阶级却被国家抛弃了。这就是为什么筋疲力尽的中产阶级感到越来越痛苦。他们感觉国家已经背叛了他们。他们看到了他们所爱的国家正濒临崩溃。”

施穆里（Shmuli）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1980年2月，伊奇克·施穆里（Itzik Shmuli）出生在特拉维夫。他的父亲出生在雅法，是一个餐馆老板；他的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保姆。施穆里一家五口人，居住在拉马特甘（Ramat Gan）[110]的一间拥有一个半卧室的公寓里。尽管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的家庭是温暖的。双胞胎兄弟和他们的小妹妹，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伊奇克·施穆里是一个举止得体的高中生，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后来成为一名正派的士兵。服完兵役后，他跟随父亲在他们特拉维夫的简陋的餐厅里工作。2004年，他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上的无家可归的饥饿儿童。在24岁的时候，施穆里登上了飞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一家孤儿院。当他回到以色列，他在一所省立大学接受特殊教育，并被选举为本校的学生会主席。三年后，他成为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union）的会长。

2011年7月14日，施穆里正在纽约。他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一个名叫达芙妮·利夫的24岁的视频编辑在这条著名的大道中央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以行动抗议高涨的房价[111]。一天之内，数百人加入了她的队伍。两天之内，数千人加入了她的队伍。施穆里登上飞机返回特拉维夫，加入了罗斯柴尔德的抗议运动。几天后，他成为这场抗议运动的负责人。

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缺乏经验和组织能力，而施穆里两项兼备；当利夫圈子里的很多人被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时，施穆里则是一名头脑清醒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为了不失去公众的支持，这场抗议运动就不能是宗教的或者激进的。他希望这场运动可以代表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因此，他同样也在大道上搭起了一个帐篷。两个星期后，施穆里已经成为要求新社会秩序的新一代以色列人的领导人。

7月23日，三万青年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高呼着一个新的复古口号：“人民要求社会公正。”7月30日，队伍壮大到13万人；8月6日，壮大至30万人；9月3日，45万人——以色列6%的人口——涌上了街头。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国家广场举行集会，施穆里是大会的主旨发言人。“我们是新以色列人，”他向33万名欢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道，“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让我们住在我们所爱的国家。”

从许多方面看，2011年的抗议运动是所有抗议运动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东方犹太人的沙斯党运动从来不曾召集过如此之多以色列人、点燃过如此高涨的热情、赢得过如此广泛的公众支持。定居点运动、和平运动、沙斯党运动也从来不曾以这样一种文明而富有建设性的方式将国民联合起来。以色列2011年的国内抗议运动，远比开罗的更和平，远比纽约的更有效。总体而言，这些占领罗斯柴尔德大街的年轻人要比这一年晚些时候占领华尔街的青年更温和节制、更富有策略、头脑更清醒。在世界上，所有的由社交网络发起而演变为社会抗议（social-networks-to-social-protest）的运动中，以色列的这一次运动是最温和的。温和而非暴力，它成功地赢得了80%的以色列民众的支持。在这个夏季里，它再次团结了以色列人，给他们一种希望。然而，就像这波反抗的浪潮兴起一样，它又消失了。因此，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我和施穆里走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时，这里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帐篷，没有游行示威者，也没有社会变革。狂欢节结束了。它完全就像一个仲夏夜晚的甜蜜的梦。

施穆里则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可以参加马拉松赛跑的人，”他这样说道，“我可以跑很长一段路程。我知道生活有其固有节奏，我知道革命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2011年的夏天将只会是第一个赛段。但我确实相信我们会有第二个和第三个赛段。我不需要每天都有示威游行，也不期待不间断的抗议运动。但我真的认为，2011年的夏天是一个临界点。它的意义，远比住房价格、食品价格或者富人关于规则的辩论要大得多。2011年的夏天让我们成了一个民族。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以色列人感觉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不是无助的个体，不是互相竞争的教派的成员。而以色列的人民所求的，就是社会公正。”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改革，这样才会促成国家变革。的确，现在的罗斯柴尔德是安静的。每个人都回家了。但我们经历的转变不会离我们而去。我们不再将自己看作愤世嫉俗的享乐主义者。如今，我们作为以色列人的人生拥有了意义。这种拥有意义的新感觉就是2011年所达成的伟大成就。我们再次爱上了以色列，信任以色列，我们决心变革以色列。

施穆里令我着迷。他中等体格，身材瘦削，有着棕色的眼睛。他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面带羞怯的微笑。当他穿着牛仔裤、T恤、背着一个背包走在大道上，年轻人们走向他，与他击掌，告诉他不要放弃。“继续战斗，”他们告诉施穆里，“让政府看看，把我们的要求传递给政府。”这名学生领袖既不是才智过人，也不是空想家；他没有超凡的魅力，也不具备权威。但是在他推行的过程中，他的许诺是理智并庄重的。他的领导风格不是大男子气概式的，但是鼓舞人心。毫无疑问，他拥有一个光明的政治前程。他将成为以色列议会中的一员，他所代表的年轻一代将塑造未来的以色列政治。2011年的概念性革命将改变以色列的精神状态和以色列的政治面貌，所以，施穆里争取希望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我也希望他是对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2011年是否可以用一种温和而建设性的方式使反抗制度化。

当施穆里离开后，我独自走在大道上。它又回到了以前的模样：人们在这里悠闲漫步，遛狗的小伙子，遛狗的姑娘，遛狗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现在在脑海里组合着不同片区的拼图——所有我从斯特劳斯、里克特、费希尔、本·戴维以及施穆里处听到的一切。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下面这些内容：以色列工党的霸权自1973年战争后开始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末完全分崩离析。古老旧体制的衰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新的以色列个人主义将新的以色列资本主义转变为巨大的成功。自由的市场令以色列的天赋和主动性迸发并创造了急速发展的现代经济，持续地削减公共支出和军费支出加速了这一进程。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货币自由同样也是如此。当私营企业一派欣欣向荣时，公共部分则变得摇摇欲坠。

一个平庸的政府及其狭隘的政治不能让国家制衡自由市场的弊端。反垄断法及强制执法是那样软弱。匆忙地执行私有化。没有对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任何保护措施。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水平都在下降。没有住房政策。几乎所有私有的东西都蓬勃发展，几乎所有公有的东西都面临破产。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有太多的宣言，那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色列没有任何宣言。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以色列没有资本主义，那么现在以色列到处都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斯特劳斯将一个乡下的制酪厂变成了一个跨国界的帝国，而科比·里克特用他独特的洞察力创造出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巨擘。然而，同样在这种背景下，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社会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少数的以色列大资本家占据了大部分的国家资源以及其他资产。困扰着斯坦利·费希尔和丹·本·戴维的潜在不安正在蔓延，日益恶化。伊奇克·施穆里奋起反抗的不公正制度已经扎下了根。人们幻想着这个市场可以替代政府，于是以色列人失去了可以代表他们、服务他们、促进公共利益的政府。再没有政府可以调控市场的运作，处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少数派或阿拉伯人少数派带来的挑战。再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来抑制定居者和贪婪的富人，来代表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维护辛勤工作的、富有建设性的中产阶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根本的问题被忽视了。20家强大的商业集团统治着以色列的经济，也统治着以色列的媒体和公共话题。然而在近些年，在以色列政治生活的外表下，一种批判意识正在酝酿。所以当达芙妮·利夫在罗斯柴尔德大街上搭起帐篷，整个国家都投以关注的目光。所以当伊奇克·施穆里领导这场国内的抗议运动，所有公众都予以回应。在25年的新自由主义的霸权统治后，一股新的社会民主的浪潮浮出了水面。然而还不明确的是，2011年的这场概念革命是否将变成一个政治现实；这里是否有了一个领导集团和领导平台，可以将新以色列人的诉求变成新以色列的现实。

在罗斯柴尔德大街的两侧，昂贵的新式公寓区和国际风格的建筑被一盏盏灯点亮。以色列的富裕正在这里上演。市场的力量还没有衰退。沿着中央的大道，穿着破牛仔裤的男人们正在散步；泡夜场的俱乐部会员们旁观着，化学般的充满诱惑的光芒在他们眼里闪烁；一个漂亮的姑娘骑着她时尚的自行车。当黎明降临，大道上空旷无人，我尝试权衡着成功与失败，冒险与回报，希望与绝望。在我看来，现在我们的很多美德和很多缺陷正是来自相同的源泉。正是这相同的基因造就了我们，也危害着我们。

以色列高新技术发展的秘密就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而以色列国家的缺陷也正是抵制权威、忽略传统的智慧、蔑视游戏规则。犹太人的律师、犹太商人、犹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犹太移民催生了一个焦躁不安的以色列公民群体。而这个不可预料的公民群体创造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能量，不允许国家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实体履行职责。在半个世纪里，本·古里安的官僚专制给这种能量套上了辔头，组建了一个国家。但是，在1973年本·古里安去世后，这个他塑造的国家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它无法再统治它的族群、派系和个人。它无法再包容它的多元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互相抵触的身份特征。这个国家不再处理以色列的真正挑战，停止了合理的运作。以色列不再是一艘向着目标进发的突击艇，而是成了一艘寻欢作乐的轮船，没有船长、没有指南针、没有方向。

2011年夏天，在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发生的事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以色列人害怕失去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他们正尝试重新改造这个民族。在大道的尽头、在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的古老的特拉维夫博物馆建筑上方，新的一天亮起曙光，我希望这个警钟可以真正地将我们全部唤醒。确实到醒来的时候了，这个新兴的国家必须重新启航。这个不成熟的政治实体必须成长。在崩溃与绝望之余，我们必须奋起迎战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带来的挑战：家国的重建。以色列共和国的复兴。

[102]　受诫礼（bar mitzvah），为满13岁的犹太男孩举行的成人仪式。

[103]　卢克索（Luxor），埃及中东部的一座城市。

[104]　安曼（Amman），约旦首都。

[105]　大马士革（Damascus），叙利亚首都。

[106]　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以其对儿童和教育的研究而著称。儿童自闭症经典研究的发起人。作品有《仅有爱是不够的》（1950年）和 《魅力的用处》（1976年）。

[107]　赛天使（Scitex），全球最大的宽幅数码印刷设备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以色列纳塔亚，在美国亚特兰大、墨西哥、欧洲布鲁塞尔、南非和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全球共有500多名雇员。2005年10月被并入惠普集团的Inkjet Industrial部门。

[108]　以色列的央行。

[109]　莫卡辛鞋（moccasins），北美印第安人穿的无跟软皮平底鞋，通过手工缝线将鞋面和鞋底（鞋帮）连合在一起。

[110]　拉马特甘（Ramat Gan）,以色列西岸城市。为特拉维夫——雅法城镇群中的最戴维星城，位于特拉维夫东北。

[111]　以色列“帐篷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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