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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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反应炉工作的人——工程师、工人、核能技术指导,他们就站在黑色的烟雾中谈话、呼吸,对眼前的景象感到讶异。人们开着车,或骑着脚踏车,从各处蜂拥而来围观。我们并不知道死亡能有多美,不过味道却不怎么好闻——那并不是春天或秋天的气息,也不是泥土的味道,而是另一种东西,让我们的喉咙发痒、眼睛流泪。

我整晚没睡,听到楼上的邻居在踱步,他们也睡不着。他们似乎在搬东西,不时发出碰撞声,也许他们在打包行李。我吃了一些止痛药来抑制头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环顾四周,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这不是我添油加醋,当时我真的感到有所不同——我感到有些不对劲,某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早上八点,街上已满是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当我们看到这些士兵和军车时,我们并不感到害怕——相反的,还更为安心了。既然已派出军队来支援我们,那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看似无害的原子能置人于死地,人类在物理定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收音机一整天都在告知大家要准备撤离:他们会把我们带走三天,清洗所有物品,并且仔细检查。小孩们则需要带着他们的课本。即使如此,我丈夫仍然将我们的一些文件和结婚照放到行李箱里。我只带了一条纱布手巾,以防天气变糟。

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我们已经成为了另一种人。晚上,载着我们的巴士停在一个小镇上。人们就睡在学校地板上或集会场所,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她家休息。“来吧,”她说,“我铺床给你们睡,你们的孩子这样好可怜。”

她的朋友却把她拉到一旁:“你疯了吗?他们都被污染了!”

我们在莫吉廖夫停留时,我的孩子开始去上学,他第一天从学校回来时满脸泪水。他们要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那女孩却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

当我们离开皮里亚特时,有一列军队与我们反方向而行。我看到来了那么多军车,这才开始感到害怕。但我心里却忍不住想,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眼里满是泪水,四处寻找食物。我抱着孩子入睡,使他安静,但身为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到基辅时,我们都领到了一些钱,但我们什么都买不到:有数十万人离开了家乡,他们早已把所有东西买光吃光了。在火车站和巴士上,很多人当场就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我母亲曾经救过我一命。她现在年事已高,好几次都变得一无所有。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的牛、马和房子都被人夺走了。第二次是一把火,她从火场里唯一救出的就是我。现在她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一切都会熬过去的。”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巴士上,大家都在哭。一个坐在前面的男人对着他妻子大吼:“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蠢!其他人都带了该带的东西,而我们却只带了这些三升的空罐子!”

那位妻子说,既然要搭巴士,不如顺道带一些空罐子给住在途中的母亲。他们的座位旁摆着装得满满的大袋子。一路上,我们不时被这些袋子给绊倒,他们就带着这些空罐子来到了基辅。

现在我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我开始读经,上教堂——只有在这里能听到人们谈论永恒的生命,这样的言语可以安抚人心。你会很渴望听到这样的话语,这是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

我时常梦想着,能在皮里亚特的阳光下和我儿子一同骑马。那里现在是一座空城了,但我们仍骑着马欣赏着玫瑰。皮里亚特有很多种玫瑰,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玫瑰。我还年轻,我的孩子也还年幼。我深爱着他。在我的梦想里,我已经忘却了一切恐惧,从头到尾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维戈夫斯卡雅,从皮里亚特撤离的居民

铲子和原子

我尽可能牢牢记住那些日子。我当时有许多新感受——像来到了未知领域所感受的恐惧,像我登上火星了一样。我来自库斯克。一九六九年时,库尔恰托夫镇附近建起了一座核电厂。我们常去那里购买食物——供应给核电厂工作人员的食物质量是最好的。我们以前常去附近的池塘钓鱼,就在反应炉旁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常常想起这些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接到一则通知,我是一个守法的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去军方的募集办公室报到。他们看了我的资料,对我说:“你从来没跟我们一起出过任务。现在我们正需要化学家。你想去明斯克附近的营地待二十五天吗?”我心想:为什么不暂时放下家庭和工作,去走一趟呢?我可以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我带着一大包行李,还有一支牙刷,来到了集合点。和平时期的任务,来了那么多人,我感到很讶异。我开始想起那些战争电影的画面——六月二十二日,多么特别的一天啊,这一天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一整天我们都在重复着集合、解散的动作,终于在天黑时搭上了巴士。

有个人在车上宣布:“如果你带了酒,现在就打开来喝。今晚我们就会搭上火车,明天一早就要编入部队。我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如同早晨的黄瓜一般新鲜有力,不要带着多余的行李。”好的,没问题,我们狂欢了一整夜。

早上,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在森林里。我们又排好队形,然后按字母顺序点名出列。每个人都拿到了防护装备。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套,又发了一套,然后再发一套。我心想,这事应该非同小可。他们还给了我们大衣、帽子、床垫和枕头——全都是冬天用的配备。可当时是夏天,而且他们说过我们二十五天后就能回家了。

“你在开玩笑吗?”与我们一起前来的上尉笑着说,“二十五天?你们要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六个月。”

我真不敢相信,然后开始感到愤怒。他们开始说服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工作,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十公里外可以拿到三倍,而在反应炉周围工作的人可以拿到六倍的钱。

有一个人开始估算,半年后他就可以开着新车回家了,另一个人想要离开,但他已经身在军中不由己了。辐射是什么?没人知道。尽管我刚上过民防教育课程,但他们教的是三十年前的旧东西,例如五十伦琴是致死的剂量。他们教导如何在核爆时扑倒在地,以避开冲击波。他们还教有关放射线和辐射热能的知识,但最危险的辐射污染,他们却只字未提。

带领我们前往切尔诺贝利的长官也不太机灵。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可以抵抗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这六天里每天都喝酒。我观察着酒瓶上的标签,起初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后来开始喝一些古怪的东西,像是各类玻璃清洁剂。身为一个化学家,我对此很感兴趣。喝了清洁剂之后,你会觉得脚软,但头脑很清醒,你告诉自己要“站起来”,却会跌倒在地。

我是个有硕士学位的化学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工厂担任实验室的主管。而他们竟然叫我做什么呢?他们拿了一把铲子给我——这是我唯一的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口号:“用铲子对抗原子!”

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口罩和防毒面具,但外面的温度是三十摄氏度,没人会戴上这些东西,不然会热死。我们都签收了这些物品,就像领取备用弹药一样,随后就置之不理。

他们带着我们从巴士转搭火车。车厢里只有四十五个座位,而我们有七十人,所以我们轮流休息。

到底有什么在切尔诺贝利等着我们?一大堆军事装备和士兵,还有清洁站。这是真正的军事行动。我们被安置在帐篷内,十个人一间。我们当中有些人家里有孩子要照顾,有待产的妻子,还有已缴了房租没住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我们义无反顾。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挺身而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帐篷周围有堆积如山的空罐子。战争时,军方后勤单位会提供特别的补给。有肉罐头、荞麦薏仁,还有鲱鱼罐头吃剩后的空罐。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猫,像苍蝇一样。村庄里空无一人——当你听到开门声,转头一看,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一只猫。

我们负责挖起受污染的表层泥土,将挖起的泥土放上车,然后载到废物掩埋场。我以为废物掩埋场会是一个复杂且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物,实际上却仅是一个大坑。我们将挖起的土地表层卷起来,像一张大地毯。整片绿色的大地都被我们挖了起来,上面有花草和根须,还有小虫、蜘蛛和蚯蚓。

这份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做得来的。你没有办法只挖起表层泥土且将活物分离开来。若不是我们每晚疯狂喝酒,我们可能会无法承受这一切,大概会崩溃吧。我们将方圆好几百公里的地都翻了过来。房屋、谷仓、树木、道路,还有水井,仍赤裸裸地留在原地。

早上起床时,你知道该刮胡子了,但你却不敢去看镜中自己的面貌,因为这会使你胡思乱想。很难想象这里的居民会回来居住,但我们仍然更换了房屋的瓦片和屋顶。我们有上千人,大家都知道这么做徒劳无功,但我们仍然每天起床做着同样的事。

有一天,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对我们说:“啊呀,年轻人,不要再做这些蠢事了。来这里坐,跟我们一起吃饭。”

风不停地吹,云也跟着流动,反应炉没有关闭。我们挖起一层泥土,下周回来又得重新来过。但已经没什么可挖了——只剩被风吹来的沙土。这些任务里,只有一件我觉得有意义:有一次,直升机洒下了一些特殊混合物,在松动的底层土地上制造出一层聚合物薄膜,让土地不再松动。这我可以理解。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不停地一挖再挖……

虽然村民都要求被撤离,但还是有一些老人留了下来。走进老农民的小屋坐下来吃饭——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让我在这半小时内,能重新感受到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吃那里的任何东西,那是不被允许的。但我还是很渴望能走到老农民的小屋中,在餐桌旁坐下。

我们的工作结束后,唯一剩下要处理的,便是那些大坑。他们大概打算用混凝土将坑封住,然后再用铁丝网围起来。他们将那些使用过的倾卸车、货车,还有挖土机留在原地,因为金属也会吸收辐射。我听说这些工程用具全都消失了,换句话说,是被偷了。我相信这个说法。这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我们都惊慌起来:辐射检测人员发现,我们餐厅的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点还高。我们当时已经在那里用餐两个月了,但别无他法。所谓的餐厅,不过是由一些柱子和胸口高的板子组成的。我们站着用餐,在水桶里洗澡,厕所是空地里挖出的大坑。我们手里都拿着铲子,反应炉就在不远处。

过了两个月,我们开始有点清楚情况了。大家开始说:“这不是自杀任务。我们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已经够了。他们现在应该换其他人来。”

安托什金少将来和我们谈,他很诚实:“对我们来说,带新的人员换班并没有好处。我们已经发了三套衣服给你们,而且你们对这里也很习惯了。带新人来,不但花钱,还很麻烦。”他一直强调我们是英雄。他们会在众人瞩目下,颁发奖状给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别努力的人。被封为苏联最佳的掘墓人,这真是疯狂。

这里的村庄空无一人——只剩下猫和鸡。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发现里面堆满了鸡蛋。我们会把蛋煎来吃。身在军中,什么都要能吃得下肚。我们还会抓鸡烤来吃,一边喝着自制的伏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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