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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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我们在帐篷内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弹吉他。待久了就习惯了。有人醉倒在床上，还有人大吵大闹。有两个喝醉酒的人开车出去兜风，结果翻车了。用了液压救生工具，才把两人从压扁的车下救出来。
我会写日记，以及写很长的信给家人，我一直平安无事。政治部部长注意到这一点，他不断问我都写些什么，还问我日记放在哪里。他指使我的邻床监视我，但那个人却跑来警告我：“你在写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这么说，但你应该把写的东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中没人有怨言，没一个是懦夫。相信我，没人能够打倒我们，绝对没有！那些长官成天待在帐篷里。他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饮酒度日。谁会在乎呢？我们做好该做的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颗星吧。谁会在乎呢？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风格。
辐射检测人员就像神一样。村民会围绕在他们身边：“小子，告诉我，我的辐射指数是多少？”
一位大胆的士兵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电线，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门，然后拿起棍子，对着墙壁挥动。
“嗯，孩子，跟我说说结果如何。”
“这位婆婆，这是军方机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就离开了。
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他们才终于给我们发了个人用的辐射剂量计。这东西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水晶。有些人想到一个主意，他们每天早上把这东西带到废物掩埋场，让剂量计整天吸收辐射，这样他们就能提早离开，也许还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剂量计绑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辐射。这真是一场闹剧。剂量计上面的指针根本不会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起始辐射剂量，才会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这是仓库里五十年前的小玩具。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已。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的医疗纪录卡上写的数据都一样：他们将我们工作的天数乘以每天平均的辐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辐射量是在帐篷处测量的，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休息时间有两小时。我会躺在草地上，看着盛开的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多汁的樱桃，擦一下就可以吃。还有桑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
我们不用工作时，他们会带我们列队四处走动。我们会看印度爱情电影，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厨师会因此睡过头，导致荞麦都没煮熟。他们会带报纸给我们看——在报纸里，我们都被写成英雄，写成志愿者！报上还有一些照片。我们都很想见见那位摄影师……
联邦支援部队也在附近。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我目睹了他们国家的军法审判。一个人跑在部队前方，如果他停下脚步或走偏了，就会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这个人负责清洁房屋，而他身上被搜出一大袋偷来的物品。立陶宛人也在附近。才过了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反抗，要求回国。
有一次，我们接到特殊的命令：立刻去空无一人的城镇，清洁某栋房子。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明天要在那里拍摄婚礼。”
我们拿着水管喷洒屋顶、树木，冲洗地面。我们还把马铃薯园、花园和庭院的草都收拾干净，一处不漏。第二天，来了新郎和新娘，还有一整车的宴客。他们放起了音乐。这一对是真的新郎新娘，并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撤离了，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来举行婚礼，过程将被拍摄下来作为历史纪录。这是我国政治宣传活生生的实例，这里成为专门制造白日梦的工厂。我出现在这里，也算是证明了关于我们的神话：看吧，我们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就算是去过死亡之地也一样。
就在我快要回家时，指挥官把我叫去：“你在写些什么？”
“写信给我年轻的妻子。”
“好吧。自己小心点。”
过去那段日子，留给我怎样的回忆？这一切真是疯狂。我们挖了又挖，铲了又铲。我曾在日记里写下我的感悟，我刚来的前几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回归尘土竟是如此简单。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柯夫，化学工程师
测量
到五月底，差不多是意外发生的一个月后，我们收到周围三十公里处生产的产品，开始按照要求检验。我们这个研究所全天运作，就像军事单位一样。当时我们是白俄罗斯唯一有专家和设备来做检验工作的地方。
我们收到了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内脏器官。我们检查了乳汁。经过首次检验，这些送来的东西显然不能称为肉类，而应该说是辐射的副产品。隔离区的牲畜都在轮班管理之中——畜牧人来来去去，挤奶工人只有需要挤奶时才会来。乳制品工厂依照政府的计划运作。
我们检验了牛奶。那些东西不是牛奶，是辐射的副产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使用罗加契夫乳制品工厂的炼乳和浓缩牛奶，来作为课堂上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与此同时，这些产品还在市面上售卖。当人们开始拒绝购买罗加契夫的乳制品时，市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堆没有标识的牛奶。我不认为是他们忽然缺包装纸了。
第一次去隔离区时，我测出森林的环境辐射值，是道路和田地的五六倍。各地的辐射量都偏高，但牵引机没有停止运作，农夫们也继续种田。
在少数几个村庄，我们测量了当地成人与孩童的甲状腺机能。得出的结果是：超出正常范围的一百倍，甚至超出两三百倍。我们一行人中，有位女性放射学者，看到儿童在沙地里玩耍，顿时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检验了母乳，同样具有放射性。我们到店里，正如大部分小镇商店一般，衣服和食物摆放在一起，西装和洋装摆在萨拉米香肠和牛油旁边。这些商品就这样暴露在外，都没用玻璃纸盖起来。我们测量了萨拉米香肠和蛋——我们拍了X光照片——这些东西不是食物，是辐射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她家门口的长椅上哺乳，她就像切尔诺贝利的圣母，但她的母乳里却含有铯元素。
我们向主管询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是好？”
他们说：“做好检验工作，然后回家看电视。”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里安抚民众：“我们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
我相信了。我当了二十年工程师，我熟知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生物都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就算只是短期离开也好。
我们尽职尽责地检验，然后守着电视。我们已经习惯笃信不疑了。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带着信心和信仰成长。这些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获胜了。当时全世界都对我们心怀感激。
所以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知道实情，却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去广场上大声说出来？我们汇编了检测报告，写好附注，但我们却保守秘密，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因为我们遵守党的纪律。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记得有任何同志拒绝前往隔离区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党员身份，而是因为我们对党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准则。在失去这种信心后，很多人得了心脏病，甚至自杀，就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样，朝自己的心脏开枪。一旦你失去对党的信心，你就不再是党的一部分了，只是一个失败者，失去了活着的目的。这是我对他自杀行为的理解，他的行为是一种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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