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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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行驶在同样的森林，同样的道路上，开的却是一台装甲车。路上的妇女们躲在篱笆后哭泣——自从战争结束后，她们就没见过这样的车。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根据指示，负责挖犁沟的牵引机驾驶座必须密封且有辐射保护措施，但驾驶员竟然把牵引机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

“你疯了吗？没人警告过你吗？”

“但是我已经把上衣垫在头下了啊。”他说。

人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中，却不惧怕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

这里的风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弯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颜色，溪流清澈，草地绿意盎然。人们在森林中喊着彼此的名字。对他们而言，这一切这么自然，就像早上起床来到家中庭园一样。只有你心里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

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妇人。

“孩子，告诉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产的奶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人互动。

最后驾驶员终于开口了。

“婆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噢，我年过八十了。说不定还更老，我的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那您尽量喝吧。”

那些村庄里的居民最让我感到不舍——他们天真无知，像孩童一样，却要受苦受难。那些农夫与切尔诺贝利无关，他们与大自然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千百年来一向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只好选择相信那些科学家或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些人当神父一样。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记得吃饭前洗手就好。”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过了数年后我才终于知道，我们都是这项罪行的共犯，一同参与了这个阴谋。（她沉默不语）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送入隔离区的补助品被走私出来：咖啡、牛肉罐头、火腿、柳橙。这些东西装箱后用货车运出，因为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当地的商人、督察，低阶和中阶官僚都赖此为生。人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了。（她停顿了一下）当然，重要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这样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集体农场中大约有五座村庄，其中三座是“干净的”，两座是“被污染的”。两者之间，只隔两三公里的距离。被污染的村庄可以领到“坟墓”金，干净的村庄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庄正要建造牲畜圈舍，需要使用干净的饲料。但是干净的饲料要去哪儿找呢？风吹过一片又一片的田地，这些田地全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了要建造圈舍，有些文件需要签名，需要经过委员会签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员会的一员。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签署这些文件，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样。我心想：干净饲料的问题与环保稽查人员无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

——卓娅·达尼洛芙娜·布鲁克，环保稽查人员

答案

难道你没注意到我们之间并不会去谈论这件事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这些年发生的事将会成为传说。

我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我害怕雪，也害怕森林。这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实的感受。切尔诺贝利就在我的家里，在我最宝贵的东西身上，在我的儿子身上。

他出生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们知道何时该生育，要生多少，就连蟑螂也一样。但是人类却不知道怎么做，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预知的能力。不久前，一份报道显示，单是一九九三年的白俄罗斯，就有二十万件堕胎案例。因为切尔诺贝利，我们现在全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的天性似乎被封闭了起来，在静静地等待着。

查拉图斯特拉大概会说：“噢，我真不幸！时间到哪里去了？”

我想了很多。我试图寻找其中的意义。你想过吗？切尔诺贝利给俄国人的思维模式带来了一场大灾难。有人说爆炸的不仅是反应炉，而是整个价值体系，我很同意这一点，但这样的解释还不够。

我是历史学家。我曾学习语言学，也就是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仅用语言思考，语言也会思考我们。当我十八岁，也许更小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地下刊物，因而认识了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我才忽然明白我的童年充斥着集中营的语言。即便我是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我祖父是部长，父亲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称呼自己的父母为老大哥和老大姐8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小心卑鄙的浑蛋身旁一定有个拿扁钻的家伙。”——我九岁时就知道这个俚语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文雅的话。我们玩的游戏、讲的谚语和谜语都是从集中营里学来的。因为集中营可不是位于遥远禁地里的另一个世界，集中营就在我们身边。阿赫玛托娃曾写过：“一半国人被处理，一半国人在狱中。”我想这种被监禁的自觉将不可避免地对文化造成冲击，也会冲击社会。

我们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相信人是所有创造物之王，有权随心所欲地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事情。米丘林曾说过：“我们不能等待大地之母的恩赐，我们必须向她索取。”这是在试图教导人民去追求他们本来并不具备的物质。

我们长期受到压迫，而现在每个人却都开始谈论上帝。在古拉格集中营，一九三七年的牢狱之灾，一九四八年党部在会议上谴责世界主义，还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拆毁古老教堂等时期，为什么人们当时并不信奉上帝？俄国当代信仰的内涵是阴险又虚假的。他们轰炸车臣的平民住宅，消灭那些稀少又自豪的民族。这就是我们做事的唯一方法，用剑而不用言语——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解决问题。当我们用铲子将灼伤的坦克驾驶员救出来时，邻近的人们正手持蜡烛站在教堂里，庆祝着圣诞节。

现在呢？我们要试试看，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审视过去的所有历史，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我们有足够的智识和勇气吗？人们很少谈论这一点，只懂得谈论开放市场、谈论票券和支票。我们再次存活了下来，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但我们的灵魂却被遗弃了。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写的书？为了我失眠的夜晚？如果人生只是如同火柴般短暂，这些问题也许都有答案，可用单纯的宿命论来解释，也可能有着伟大的答案。俄国人总是需要有可以相信的东西：从铁路、青蛙（巴扎罗夫）9、拜占庭到原子。现在人们则相信开放市场。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的一生充满罪恶。我是一个演员。”他意识到戏剧艺术有其罪恶的一面，因为探索他人的人生是不道德的。但或许这就像生了一场小病，使人对他人的过错有了免疫力。切尔诺贝利是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主题，可以试图为人类的行为辩护。

这一事件的寓意也可能比想象中的简单：你悄悄来到世上，你该在门口止步吗，还是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

——亚历山大·雷瓦尔斯奇，历史学家

回忆

我不想谈起这件事。我不要。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他从那里回来了。他去了好几年，这就像一场噩梦。“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

他说了很多故事给我听。村庄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水池，鸭与鹅就在一旁绕来绕去。那些士兵都还是孩子，他们脱下上衣和鞋子，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起来！快起来！你们这些笨蛋，不然你们都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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