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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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作  者:【白俄】阿列克谢耶维奇

历史上,最早何时有女性出现于军中?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军中就已经有雅典和斯巴达女性士兵了。后来,还有女性参加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远征军。

俄罗斯史学家卡拉姆辛曾写过我们先辈的故事:“斯拉夫女人时常与父亲和丈夫并肩作战,她们不畏惧死神:在公元626年,那场君士坦丁堡大围困的激战中,希腊人就在战死的斯拉夫人中发现过许多女性尸体。母亲生养孩子,就是为了培育战士。”

那么在近代史中呢?

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560年至1650年之间。那时候,英国人开始创办医院,那时在医院工作的就是女兵。

在二十世纪,女性又是怎样从军的?

在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已经开始征召妇女参加皇家空军了。同时建立了皇家预备役兵团和女子汽车运输军团,人数达十万之多。

在俄国、德国和法国,也有很多女性在战地医院和护理列车上服务。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都见证了女性的非凡壮举。在全球众多国家中,所有军种兵种都有女性在服役:英军有二十二万五千女兵,美军有四十五万到五十万女兵,而德国军队中的女兵则有五十万人……

至于苏联,军中的参战女性更是达到一百万人。这些女人掌握了所有军事专业技术,包括那些“绝对男人”的岗位。这种现象甚至导致了一些语言词汇问题:坦克手、步兵、冲锋枪手,这些专业在二战之前没有任何女人干过,所以根本没有阴性名词存在。正是在战场上,才产生了这样一批阴性名词……

——摘自与一位历史学家的对话

“我不想去回忆……”

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优雅的茉莉花。从这幢房子开始的寻访,持续了七年,那是惊愕不断又肝肠寸断的七年,是为我自己打开战争世界的七年,那是个我们要毕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我体验痛苦,品味仇恨,经历诱惑,既有温情又有困惑……我试图理解死亡与杀人之间的区别何在,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界限何在。人们怎么能与如此疯狂的想法彼此共存:他们竟然有权去杀死同类?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杀戮!我发现,除死亡之外,在战争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战场上也都有。战争,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无数的人性真相发生激烈碰撞,疑团重重。我又开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何对于恶行毫不奇怪?莫非我们内心本身就缺乏对恶行的惊恐吗?

路漫漫,跋涉无尽头。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计算了。那些面孔逐渐从我的记忆中离去,留下的只是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和声,是无数人参加的大合唱,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犹豫,不知道这条路我能否撑得下去,能否披荆斩棘,但我还是要走到底的。有那么一些时候确实出现了疑虑和恐惧,想停下来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经无路可退。我已经被愤怒牢牢抓住了,望着那无尽的深渊,就想知道个究竟。现在我似乎已经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越悟出道理,问题就变得越多,答案则更显缺少。

在踏上这条征途之初,我可绝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城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的“突击手”载重车辆工厂里,人们欢送了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奖章,在她的狙击记录上,有七十五个敌军被击毙。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看看今天报纸上的照片,看看她普普通通的相貌,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是个枪手。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样把长辫子楚楚动人地盘在头顶上。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

“不,不!我不想去回忆。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不行……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影片。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做梦。可是就在我做梦的年龄,战争爆发了。我甚至都有些舍不得让你听……我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吗?我就像对女儿一样问你……”

接着她反问道:

“干吗要来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爱说往事了。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虽然生活在人群中,但总是形单影只,因为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是孤独的。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你的眼睛才能说,这玩意儿会妨碍我的。”

可是不多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儿给抛到了脑后。

我的故事太简单了,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姑娘的平凡故事,当时这样的女孩有很多……

我的故乡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辫子很长很长,都到了膝盖……没有人相信战争会打这么久,人人都在盼望战争就快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会打退敌人。我进了集体农庄,又修完了会计课程,开始了工作。可战争还在持续……我的闺密们,那些姑娘都在议论:“我们应该去上前线啊。”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火药味,我们先报名参加了兵役委员会的训练班,可能和谁搭伴都不知道。我们在训练班里学会了实弹射击和投掷手雷。起初,我承认枪到了手上都害怕,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自己是去杀人的,就是简单地想上前线而已。在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姑娘,全都是密友,邻村有五人,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清一色是女孩子,男人们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线了。有时传令兵会在深更半夜突然到来,给我们集训两小时,拉到野外去,甚至经常是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就被拉去训练。(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不记得那时我们是不是跳过舞,就算开过舞会,也是姑娘和姑娘跳舞,村里没有剩下小伙子。我们村里是一片沉寂。

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们挺身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怎么能让希特勒夺取莫斯科?我们不放行!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线的愿望。我父亲已经打仗去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战场,我们与众不同……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我喘着粗气,心咚咚跳得厉害,都要喷火了。挑选非常严格。首先,必须得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闹病,用妈妈的话说,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经常欺负我这个小不点儿。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哦,可怜的妈妈们!她们泪水涟涟……她们又骂我们又求我们……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虽然他们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主席不同意放我们,如果我们全都离开集体农庄,田里的活儿就没人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拒绝了。我们一起到共青团区委去,在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结果还是被送回了家。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到最高层,去找第一书记,使命必达!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伙儿一齐去吧。可是,我们连团中央走廊都挤不进去,更别说见到书记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很多人还是从敌占区来,他们是冲出来为死难亲人报仇的。全苏联都有人来。是的是的……简单说吧,我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了。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得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书记他们不说话了,不再小看我们了。我们手里还有张王牌: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还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急救知识。书记他们就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

我们回村时,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是啊……

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到,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剪了一个女兵头……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形帽,领到了背包,然后被装进了运货列车……那是运稻草的列车,稻草很新鲜,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货车里荡漾着快乐。真不幸,我们还互相逗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笑。

火车载着我们朝哪儿开?不知道。说到底,这对我们才不重要呢,我对于要干什么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行。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要作战。我们开到了谢尔柯沃车站,离它不远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班,原来是要把我们派到那儿去。要做狙击手,大家都乐了,这可是正经事,我们要打枪了。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地点伪装、化学防护。姑娘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只想着快些上前线,向敌人开火……是的,在结业考核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筒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且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筒靴就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班长发现后,猛剋了一顿,接着便教我们怎样裹包脚布。他在我们耳旁唠唠叨叨:“丫头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战士,而不是德国鬼子的活靶呢?”丫头们,丫头们……所有人都对我们怜香惜玉,这使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头塞给我吗?难道是女子合唱队?舞蹈团?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是残酷的战争……”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还有配茶水的糖果吗?”顿时心里觉得很委屈:把我们当作什么人啦?!我们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在年龄上我们确实可以做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们?他们从哪儿招来你们这些小丫头啊?”——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是的,已经上战场了!

第二天,师长要求我们展现一下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本领到底怎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还强,他们从前沿阵地被召回进行两天训练,对于我们这些姑娘居然能做他们的工作大为惊讶。他们大概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狙击手。射击表演之后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观察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时“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我收回原先对姑娘们的评价。”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很长时间不习惯我们的存在……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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