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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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抬起担架上的女孩

朋友,定要记住那淡淡的秀脸

她承认她在前线就写诗,我已经知道她们中间很多人在前线写诗,到如今她们还在用心誊写,保存在家庭档案里——虽然诗歌写得笨拙,但令人感动,充满了真诚的情感。前线相册也是感情的诗篇,在每个人的家里,她们都给我看相册,反复回忆姑娘们可爱的影像。在战场上的时候她们常常谈爱情,而现在她们却在谈论死亡。

我现在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很好的家庭,三代同堂……可是我还是活在战争中,感觉总是在战场上……十年前,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瓦尼亚·波兹得尼亚柯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道他还活着。他那辆坦克(他是车长)在普罗霍洛夫卡大战中打掉了德军的两辆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们全牺牲了,只剩下瓦尼亚一个人——但他失去了双眼,全身烧伤。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因为他全身没有一处好皮肤,全烧焦了。不料过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的地址……已经过了大半辈子……我还记得,自己走上他家那座楼梯时,两腿直发软;会是他吗?不会弄错人吧?他亲自开了门,用双手抚摸着我,辨认着:“小尼娜,是你吗?小尼娜,真是你吗?”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我!

他母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他和她一起过活。我们一起坐在桌旁,她只是不停地抹眼泪。我问她:“您干吗还要哭?我们老战友会面了,应该高兴才对。”

她回答我说:“我有三个儿子上了战场。两个死了,只有瓦尼亚活着回来了。”

可是她的瓦尼亚两只眼睛没了……

我问他:“瓦尼亚,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罗霍洛夫卡战场,是坦克大战……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我过早下命令叫全体成员离开燃烧的坦克,本来可以再打掉一辆德国坦克的,而小伙子们后来还是都牺牲了……”

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一直到今天……

我和他在战争中是有过好感的……虽然彼此间没有挑明了说,什么都没有说过。可是我心里有数……

为什么只有我活了下来?为了什么啊?我总是在想……我只能这样理解——这是为了给后来人讲述这些事……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

(准尉,坦克营卫生指导员)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触还在继续,不过已经是书信交往了。根据录音带,我把最令我感动和震撼的故事挑选出来后,遵照诺言给她寄了一份去。几个星期后,从莫斯科来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我拆开一看,是剪报、文章,还有关于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在莫斯科各中学所进行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正式报告。我寄给她的那本资料也邮了回来,里面简直没剩下什么了——删得面目全非。关于炊事员在大锅里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丝毫无损于她的“大叔,那边的大叔派我给您送来这个”那段,也删掉了……在写有米沙故事的那页纸上,画了三个愤怒的问号并在旁边写了批注:“对我儿子来说,我是个女英雄。上帝啊!读过这些之后,他会对我怎么想啊?”

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这种事: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被强行隐藏于地下的个人真实,还有一种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真实,散发着报纸的气味。前一种真实很难抵抗后一种庞大势力的冲击。譬如,如果房间里除了讲述人之外,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邻里街坊,那她就会讲得缺乏激情、缺乏可信度,远不如和我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于是她的讲述就成了一种公共谈话,对观众的演讲,就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体会中去,结果我发现的是一种坚固的内心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审查,而且还不断地进行修正。甚至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律:听者越多,故事越枯燥无味,越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现为伟大的事业,而人类内心的隐晦阴暗一瞬间就变成了光明清澈。但我已经深陷于历史的荒野,在那里,耸立的纪念碑上,不仅镌刻着功勋和自豪,还留下了令人费解的一切。尼娜·雅柯夫列夫娜也是这样一种情形:她对我谈的是一种战争:“就像跟女儿谈心一样,要让你知道,当时我们完全还是孩子,是被迫经历那一切的。”而为演讲大厅准备的却是另一种战争:“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像报纸上写的关于英雄和功勋的官样文章,用完美的榜样教育年轻人……”这种对于普通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令我震惊与无奈,这是企图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换和替代生活本身。那些司空见惯的温暖,其实却是冰冷之光。

但我还是不能忘记在她家的厨房里无拘无束喝茶的情景。她一个人讲,我们两人一起哭。

“我们的楼里有两场战争……”

明斯克的卡霍夫斯克大街上有一幢灰色的石板楼房,我们这座城市有一半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层楼房,经年累月,变得越发晦暗。但是这座楼却有其特殊之处,在我推开这楼的大门时,就有人对我说:“在我们这幢楼里的一个单元中有两场战争呢。”海军上士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波德维申斯卡雅在波罗的海的海军部队打过仗,她的丈夫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则当过步兵中士。

一切都重复着……我又是先用一段时间观看他们的家庭相册,十分精心而珍惜地装帧而成的相册,总是放在最显眼之处给客人们看,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经常看看。每一本相册都取了名字:《我们的家族》《战争》《命运》《孩子们》和《孙子们》。我非常喜欢这种对于私人生活的尊重,记录下对往日经历和亲人们深深的爱。虽然我造访过几百个居所,进入过不同的家庭,既有知识分子,又有普通人;既有城里人,又有乡下人,却很少见到这么有情感的家,他们这么愿意让人们深入了解自己的家族和关系。大概是不断的战争与革命教会我们要保持与过去的联系,要精心编织血亲的网络,回首追溯得很遥远,并且为此而自豪骄傲。人们急于忘记过去,抹掉痕迹,是因为他们积累的大量见证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往往会赔上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在祖父母一代之后,没有人再知道任何当时的事情,也就不会去追根寻源了。人类创造历史,却活在眼前。记忆总是短暂的。

但是这里偏偏就有不同的人……

“难道这就是我吗?”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笑着说,她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双手捧起一张照片说。在照片上,她身穿水兵服装,胸前挂满了战斗勋章。

“我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总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的外孙女六岁时,有一次萨乌尔把相片拿给她看,她问我:‘外婆,你以前是个男孩子,对吗?’”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战争一开始您就上了前线吗?”

“没有,开始我是向后方疏散的……我丢下了我的家,丢下了我的青春。一路上列车不断遭到扫射轰炸,敌机几乎是贴着地皮飞。我记得,一群技工学校毕业的男孩子从车厢里跳出来,他们全都穿着黑色军大衣,这不是当活靶子吗?结果他们全被打死了。敌机简直是擦着地面飞行……当时我只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是在数着人头射击……您能想得到吗?

“我们在工厂里干活,人家管饭,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心急如焚哪……我写信给兵役委员会,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1942年6月我才收到入伍通知书,我们乘着露天驳船,在敌机扫射下,跨越拉多加湖,开进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到达列宁格勒的第一天我记得最清楚:那是一个白夜,一队队身穿黑色军装的水兵在街上巡逻。我感到形势很紧张,看不见一个居民,只有探照灯在晃来晃去,水兵们来来往往,他们就像国内战争时期一样,扎着宽腰带。您能想得到吗?就跟在电影里似的……

“城市四周已被团团围住。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非常近。本来乘三路电车可以到基洛夫工厂,而现在那里已经是前线了。天空只要晴朗,敌人就开始炮轰,而且是有目标地炮轰、炮轰、炮轰……大批军舰停泊在码头边,虽然都进行了伪装,可还是难免被击中。我们负责施放烟幕,是一个专门的烟幕弹部队,指挥官是前鱼雷快艇支队长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上尉。姑娘们大都受过技术中专或大学一年级教育。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烟幕来掩盖和保护军舰民船。炮轰一开始,水兵们就说:‘姑娘们,快放烟幕弹吧,有了烟幕我们就保险了。’我们携带专门的混合剂,坐着汽车开来开去,而这时候别人全都躲进了防空洞。只有我们,就像俗话说的,是在引火烧身。德国人呢,就专门对准施放烟幕的地方射击……

“告诉您,那时我们的给养来源也被封锁了,但是我们挺住了……首先,因为我们年轻,这是重要的一条;其次,列宁格勒市民感动了我们:我们多少还算有一点供给,虽说是最低水平;而列宁格勒居民常常走着走着就饿倒下了,走着走着就死了。有几个孩子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从自己微薄的口粮中拿出一点给他们吃。他们简直已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小老头,小木乃伊。孩子们告诉我们在围困中他们的食品是什么,如果还可以称之为食品的话:皮带或新皮鞋汤、木胶黏冻、锯末煎饼……城市中所有的猫狗都被吃掉了,麻雀喜鹊全没了,甚至大小老鼠都被抓住吃掉了……就那么活活地烧了吃掉……后来,那些孩子不再来了,我们等了他们好久。大概是饿死了,我这么想……隆冬季节,列宁格勒没有燃料,上级就派我们到城里去拆房子,有的地方还有些木头建筑。我们朝这些木头房子走去时,心里真难受啊……一幢房子好端端地耸立在那儿,而住在里面的人却死的死,逃的逃,大都是奄奄一息,现在我们又要把房子拆毁。看到留在桌子上的那些食具等家用器皿,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啊。所以一开始,大概有半个钟头,谁也不忍举起撬杠,你能想象得到吗?大家都呆呆地伫立着,最后指挥员只好自己走上去把撬杠戳进木房子,我们这才开始动起手来。

“我们还要采伐木材,搬运弹药箱。我记得,有一次我搬起一个木箱子,那箱子比我人还要重,我咕咚一声就栽倒在地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一桩事(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女人)是这样:我后来当上了区队长,我这个区队全都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整天待在快艇上,那快艇很小,上面没有厕所。小伙子们需要解手时,可以隔着船舷,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我怎么办呢?有两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一下越过船舷,跳进水里游了起来。小伙子们看见了,大叫大喊:‘队长掉到水里了!’七手八脚拉我上来。当然,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对我一个姑娘来说,这小事是多么紧要啊!我后来都病了……您能想象得到吗?您问武器本身的重量?对于女人来说,它可是太重了。刚入伍就发给我们步枪,可步枪比我们人还长。姑娘们走起路来,刺刀高出我们足有半米。

“男兵对一切都比较容易适应。我们女人面对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很苦恼。我们特别想家,想念妈妈,想念舒适的日子。我们部队有个莫斯科姑娘叫娜达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奖章,上级还放了她几天假回家,以示鼓励。她探家结束返回部队时,我们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气味,真的,一个一个排好队轮流去闻,大家都说她带回了家乡的味道。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痛苦地思乡……每一个有着爸爸笔迹的信封都能使我们乐得不行……只要能有片刻休息,我们就坐下来绣点东西,像头巾、手绢什么的。公家发给我们的包脚布,我们却把它改制成围巾,织上毛茸茸的花边。真想做点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队里女人的事情太少了,简直让人受不了。为了能拿拿针线缝点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一会儿工夫来显示我们的天性,我们是不惜找出任何借口的。当然,我们也笑过,也开心过,但谁都没有真正地能够像战前那样欢笑和快活过。”

录音机能够录下语言,能够保存语调,有间歇有哭泣也有慌乱。我明白,当一个人说话时,会有一些比留在纸面上更多的东西。总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录下对方的眼神和手势,不能录下她们说话时的生活,她们自身的生活、独特的生活。那些才是她们真正的“原文”所在。

“没错,我们好像是两场战争,”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加入了我们的对话,“每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我都感到她记得她的战争,我记得我的战争。她给您讲的那些事情我的部队也有,如何想家啦,如何排队去嗅探家回来的姑娘啦,等等。不过这些事我都忘掉了……从身边滑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她还没对您讲过海军帽的故事吧,奥莉娅,你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当然没忘,刻骨铭心啊……我总是害怕回忆起这段故事,每次都害怕……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黎明,我军的快艇出海了,有几十艘快艇……我们很快就听到战斗打响了,我们侧耳倾听,等待结果……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度打到距离城市很近的地方,最后炮声渐渐停止了。天黑之前,我走到岸边:看到在通往入海口的水道上漂浮着很多水兵无檐帽,一个接一个。海军帽和大片的红色血迹随波漂流……还有快艇的碎片……这是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边站了好久,直到无檐帽在水里漂走为止。开始我还在数有多少顶水兵帽,后来不能数了。而我既不能离开,也不忍看下去。那个入海水道,就是我们战友的合葬墓……

“萨乌尔,我的手帕呢?我必须要一直拿着手帕才行……它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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