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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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讲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但就像现在常说的,对后代就要‘掐头去尾’了。我常常给孩子们说的,不是我的战争,而是她的。我发现,孩子对她的故事更加喜欢些。”萨乌尔·亨利霍维奇继续他自己的思路说,“我讲的故事,具体军事术语比较多,而她的故事里,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胜,比实际事情更加感人。其实我们步兵里也有女兵,只要她们当中有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腰杆挺得笔直笔直。您是想象不出来的……这句话也是我向奥尔佳借用来的。不过,您确实不能想象出,女人的笑声、女人的声音在战场上是多么动人心魄!

“您问战场上是否能产生爱情?当然啦!我们在战场上遇见的女人,个个都是美丽的妻子、忠实的伴侣。在战争中结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俩就是在前线相爱的,在烈火与死神中间。这是一种牢固的联系。当然我不否认还有些不太好的事,因为战争时间很长,在战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我记得最多的是美好、纯洁和高贵。

“是战争使我变得更好了……这是确定无疑的!战场上的煎熬,使我作为一个人更成熟了。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幸,我自己也经受过很多苦难。在战场上,生命里不重要的东西随时要抛弃,因为都是多余的,只有在那里你才明白这一点。可是战争对我们进行报复……只是我们自己害怕承认这一点……战争追上了我们……不仅是我们所有人,连我们女儿的命运都定型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妈妈,前线的老兵们,总是按她们自己在前线所受的教育,按照战时的道德标准,来教育女儿们,爸爸们也是这样。就像我对您说过的,一个人在前线是一目了然的: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品如何,都是掩饰不了的。他们的女儿们却根本不知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与她们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没有人告诫她们世上还有卑鄙行为。于是,这些姑娘在出嫁时就很容易落入骗子之手。他们善于欺骗她们,因为欺骗她们毫不费事。我们许多前线战友的孩子都遇到了这种事。我们的一个女儿也是……”

“不知为何,我们就是没有给孩子们讲过战争。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不忍心。这样到底对不对呢?”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沉吟着,“我并没有把勋章绶带戴在身上回家。因为偶然一次我把它们弄断了,也没有再连上它们。战后我担任了一个食品厂的厂长,有一次我去参加会议,有一家托拉斯的老总,也是一位女性,看到我挂在身上的勋章绶带,就当众大声嚷道:‘你怎么像男人一样把战争勋章这样挂起来啊?’那个女人身上只有一枚劳动模范勋章,却总是挂在她的外套上,不知为何她却对我那么多的战争勋章不以为然。当只有我们两人留在房间里时,我给她讲述我在海军时的所有遭遇,她看来很不舒服,而我也从此失去了佩戴勋章的兴趣。现在我已经不佩戴勋章了,虽然我依旧为之骄傲。

“都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位著名的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在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才写到我们,提出我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问题。她说不少前线女兵现在还是独身一人,没能成家立业,甚至有许多人到现在连住房都没有,面对这些神圣的女性,我们是问心有愧的。从那时起,才多少引起了人们对前线女性的关注。长达四五十年之久,她们依然居住在集体宿舍里。终于,国家开始给她们分配单独的住房。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不想提她的真实姓名,她却突然发火了……她曾经是助理军医……曾经三次负伤。战争结束后,她进了医学院读书。她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家人,全都死掉了。她穷得身无分文,靠每天夜里到处给人擦洗地板维持生活。但她从来不向任何人承认自己是残废军人并享有政府补贴,她把所有文件证明都撕掉了。我问她:‘你为啥要撕掉荣军证明?’她大哭起来说:“那还有谁会娶我啊?”我对她说:“那又怎么样?你做了正义的事情。”不料她的哭声更大了:“也许这些纸张现在对我是很有益的,因为我病得很重。”您能想象她大哭的样子吗?

“为首次在俄罗斯海军光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庆祝战争胜利三十五周年,当地政府邀请了来自各舰队的一百名卫国战争时期的海军老兵,包括三位女性。其中有两位就是我和我的闺密。海军元帅向我们每个人鞠了一躬,当众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亲吻我们的手。这怎么能忘记啊?!”

“你们想要忘记战争吗?”

“忘记?怎么忘记呢……”奥尔加又问道。

“我们没有能力忘记,也没有权利忘记。”萨乌尔·亨利霍维奇打破了沉默。“奥莉娅,您还记得吗?每次胜利纪念日,我们总会看到一个年迈的母亲,脖颈上挂着一块跟她本人一样衰老的招牌,上面写着:‘我找库尔涅夫·托马斯·符拉季米洛维奇,他1942年在列宁格勒围困时失踪。’从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已八十开外了,她还能寻找多少年?一定会寻找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也是这样。”

“我倒是想忘记战争,很想忘掉……”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缓缓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多想过上摆脱掉战争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不去回忆战争……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我牢牢记住了他们两人在前线相片上的模样,他们还赠送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的他们,是那么年轻,比现在的我小很多很多。这一切立即使我产生了新的思索,并渐渐清晰起来。我看着这些年轻的照片,似乎从我刚刚倾听和记录的采访中悟出了另一种含义。在我和他们之间,年龄的差别消失了。

“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采访和讲述是各种各样的……

有些是迫不及待地在电话里就立刻讲开了:“我记得……一切一切都深深印在我记忆中,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另一些则是久久地拖延见面和谈话:“还需要准备呢……我不想再次跌到那个地狱中去了……”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就是那种长期害怕,而不愿意让别人进入她自己敏感内心的女人。几个月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她,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竟然聊了两个钟头,终于决定了见面时间,而且就在第二天。

于是,我就来到她家……

“我们今天要吃馅饼,我从一大早就忙活开了……”女主人在门口高兴地拥抱我。“我们来得及给你好好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早就和忧伤相伴生活了……不过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做馅饼。樱桃馅儿的,和我们在西伯利亚时那样。来,进来吧。

“请原谅我毫不客气地就称呼‘你’3了,这是我们在前线的叫法:‘嗨,姑娘们!你开始吧,姑娘们!’我们全都是这样子,你已经知道……听说过了吧。你看,我们没有雕花玻璃器皿,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保存在旧糖果盒子里:就是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儿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老旧的,我们舍不得换新式的。如果物件和我们一起在家里待得久了,它们也会产生灵魂的。我相信。”

她又给我介绍了自己的女友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我坐到饭菜丰盛的桌子旁:哈哈,真的是西伯利亚风味的樱桃馅饼,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

三个女人和热腾腾的馅饼。谈话马上开始,当然是关于战争。

“你可不要用问题打断她,”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预先就提醒我,“如果她停下来,就要开始哭了。流泪之后她就会沉默不语……所以请您不要打断她……”

我来自西伯利亚……是什么激励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起天涯海角,这是一位法国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对我提的问题。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地盯上了我,我起初还很不好意思。他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最后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他到底要谈什么呢?他莫非是听到我在博物馆说的话了?而他显然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是从听他对我说恭维话开始的:“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怎样能经历过战争呢?”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就像您正在了解的那样,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其实很使他好奇的是另一件事:我怎么会从西伯利亚赶去了前线,那可是天涯海角啊!“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一直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强行征兵,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就像我现在对你讲的一样……结果他听得哭了……那个法国人他竟然哭了……最后他承认:“请不要责备我,丘达叶娃女士。对我们法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要厉害得多。我们一直在纪念一次大战,到处都是坟墓和纪念碑。而关于你们,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很多法国人今天还以为只是美国人打败了希特勒,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而关于苏联人为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四年间付出的两千万人的生命,却鲜有人知。还有你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是无法计量的。感谢您,因为您震撼了我的心。”

我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区委负责人,1925年,他被派往自己老家那个村子去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一起回老家,父亲就带她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儿,他在晚上召集农民开会,吓唬他从前的东家:“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自动交出来,被我们找出来的话,可就要全部没收。”这是以革命事业的名义没收富农的家产。

开完会之后,我家所有亲戚聚在一起。爸爸一共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我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那天晚上,亲戚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有坐在窗子边上。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起身,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襟给我喂奶。这时,传来“半截枪”4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年她才二十四岁……

我爷爷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

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抗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1931年,他被授予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说过(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的),捷克白匪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时,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喝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就像一个白发老人,而他那年只有三十岁……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有这样一位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蹋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我身上流动着父亲的血,血脉相传……父亲真是饱经风霜,1937年有人告他的黑状,诽谤陷害他,把他打成人民敌人。唉,这都是恐怖的斯大林肃反人员……叶若夫5之流干的……当时斯大林同志说是无风不起浪。宣布新的阶级斗争其实是让整个国家继续生活在恐惧中,使人人都委曲求全。可是父亲设法求见了加里宁,这才让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爸爸可是声名显赫,无人不知……

这些都是亲戚们后来讲给我听的……

就这样,到了1941年……我还记得最后一次中学下课的铃声。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理想,这就叫女孩子啊。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当时那么快乐而幸福……就像俗话所说的,还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呢,我身边甚至连个男孩子也没有。回程之前,我们在岛上观看了日出……可此时整个城市都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一边哭着一边传着坏消息:“战争!战争来了!”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要么继续升学,要么挑选工作。可是突然冒出个战争来!成年人都在哭喊,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还彼此安慰鼓励说,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壳!”——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的军队当然就会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没有一点怀疑……真的,我们丝毫都不怀疑……

一直到家家户户都收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一下就病倒了:“这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上面全都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已经准备在红场上阅兵了……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又一次到兵役委员会去要求,终于如愿以偿。爸爸身体不好,满头白发,而且还患有慢性肺结核,刚刚好转一点点。可是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就是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6,师团成员中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立刻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整个班级都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这样,我2月10日就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做什么啊?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门子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行进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西伯利亚列车。到达前线后,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我记得有那么一刻,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一个被炸烂的火车站站台上,有一批水兵在用手臂撑着跳跃式地走路,他们没有腿脚也没有拐杖,就是用手臂在行走……整个站台上全都是……他们还在抽烟……看到我们这些姑娘,他们就笑起来,还和我们打趣开玩笑。看到这情景,我的心跳加快了,扑通扑通地跳……我们会去哪里?火车要开向何方?为了壮胆,我们就唱歌,唱很多很多歌。

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并且鼓舞我们士气。我们学习的是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当时大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叔在值班照管澡堂。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后,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叔跟前求救。我们赶紧穿上衣服就往外逃,我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那条毛巾是红色的。一奔出澡堂,有一个简直还是个大男孩的上尉,冲着我就喊起来:“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扔掉!注意伪装……”

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

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就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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