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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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是对的？我也这样想……大概是因为我的罪孽吧……
我曾经爱祖国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我是真心地爱……现在我能够向谁讲述这些呢？只能给我的女儿讲，她是唯一的倾听者……我对她回忆战争，她以为我是给她讲故事，讲童话故事。多么可怕的童话故事啊……
请您不要写我的姓名。不要……
——克拉夫季娅·谢……娃
（狙击手）
“最后一点点土豆仔……”
还有另一种战争……
在这种战争里，没有人能在地图上指出哪里是中间地带，哪里是战斗前沿，也没有人能数得清战士和武器的数目。人们用高射炮、用机关枪，甚至用猎枪，还有沙俄时期的老套筒枪作战。这里没有战斗间隙，也没有大规模的进攻，许多人都在孤独地战斗，孤独地牺牲。和敌人殊死打拼的不是正规军，不是整师整营或步兵连，而是人民，是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是男人、老人、妇女和儿童。托尔斯泰把这种多面孔的抗战热情地称为“人民战争的大棒”和“潜在的爱国主义热能”，而步拿破仑后尘的希特勒，则向他的将军们抱怨说：“俄国人打仗太不讲章法。”
在这种战争中，单纯的死亡，并不是最痛苦的——有太多的事情，要比死亡痛苦得多。我们想象一下吧：你是一个前线的士兵，却被自己的家人所包围：孩子、妻子和年迈的父母。每时每刻你都要准备着，有亲人替自己献身，是你使他们做了牺牲品。在这种时候，勇气就和背叛一样，从来没有目击证人。
胜利日那天，在我们许许多多的村落里，人们并不是欢天喜地，而是放声哭号。在痛哭中，很多人仍然受着煎熬：“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埋葬了所有的家人，同时把自己的灵魂也一起埋葬在了战争中。”（安德罗西克，女地下工作者）
刚开始的时候，她们都是悄声细语地说话，但是到了最后，几乎都大声喊出来。
“我就是见证人……
“我给你讲讲我们游击队长的故事……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还有亲人活着。他们读到这些会很痛苦……
“联络员向游击队报告说：队长的家人被盖世太保抓到了——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女儿和老母亲。每条街道上都贴满了通告，还有人在街市派发传单，说如果游击队长不投降，就会吊死他的家人。只给他两天时间考虑。伪警察一个村又一个村地在民众中煽动说：红军政委们都是毫无人性的怪物，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珍贵的。敌人从飞机上往森林里撒传单……我们游击队长也想过放弃，甚至想过自杀。在那段时间，大家从来不敢让队长单独待着，我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生怕他自杀……
“我们跟莫斯科取得联系，向上级反映了这种情况。在收到上级指示的那一天，我们召开了游击队党员会议，对游击队长宣布了上级的决定：决不屈从于德寇的挑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服从了党纪……
“两天之后，我们派到城里去的侦察员，带回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队长全家人都被吊死了。就在紧接着这件事之后打响的那场战斗中，我们队长也牺牲了……没人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很出人意料。但我觉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我只能用眼泪代替语言……我怎么能让自己确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又怎么能让别人相信我的话呢？人人都想安静地、好好地生活，都不想听我说话，都不想难过……”（克罗塔耶娃，女游击队员）
至于我自己，就唯有更加坚信，必须继续采访下去……
装炸药的篮子和毛绒玩具
那次，我完成了一项任务，不能继续留在村里，就投奔了游击队。几天后，盖世太保进村抓捕我的家人。虽然弟弟侥幸逃脱，但母亲被他们抓住了。敌人残酷地折磨我的母亲，向她拷问我的行踪。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每次搜索行动，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妇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所以总是逼着当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被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两年，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了，我们正要打伏击开火，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德国人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又看见自己的亲人都在里头。这时大家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游击队长下令开枪，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
射击命令一旦下达，你就必须开枪。在那个关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儿开枪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块白头巾——看看妈妈是活着，还是倒下了？那块白头巾很显眼……只要枪声一响，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也就会有人被击中倒下。如果我没有弄清楚妈妈是否还活着，就会一连数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在，我才又恢复正常。就是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再经历一回。这种事要是搁在今天，我是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的。可当时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这种仇恨，支撑我挺了下来……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哪里听到过那种声音啊？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像是从地狱里，像是从阴曹地府传出来的声音。那已经不是孩子的喊叫声，甚至不是人的声音了……还有，谁看到过一个年轻小伙子被钢锯活活锯成几段？……那是我们的游击队战友……从那儿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杀敌报仇，有多少杀多少，用最无情的方法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活活掐死他几个。用我的双手掐死他们，用我的牙齿咬死他们。我都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在临死前还在为我们祝福：
“坚持下去，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妈妈并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她说的只是普普通通女人的话。就是想我们能活下去，并且要读书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顾我的孩子们！”
所以，待战争过后，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也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爸爸从前线回来时，满身的伤、满身的病，没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这么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母亲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后，变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她们后，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就跑过去用双手挖了起来，找出了好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看到这枚戒指，我大叫一声，就不省人事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摆脱愧疚：妈妈都是因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为我……如果我因为担心自己的亲人而不去抗敌，如果另一个人也这样想，如果第三个、第四个人也都这样，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决意让自己忘记，忘记妈妈向我们走来时的情景，忘记听到命令的那个瞬间……可是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我忘不掉她的白色头巾……您绝不能想到，这种感受是怎样让人痛不欲生。时间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都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喘不过气来，一团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那是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甜丝丝的味道。我如今在区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儿着了火，就必须赶到现场搬走文件。可是如果听说是农场失火，有牲畜烧死了，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去的。我不能够去，因为那会使我回忆起过去……那种味道，就像被烧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时深夜醒来，也会跑去取香水，因为我觉得空气中也有这种气味，到处都是……
我很长时间不敢结婚，不敢要孩子。因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发战争，我还是要上前线，那我的孩子怎么办？现在我喜欢阅读有关人死之后的书籍，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在那边会与谁相遇？我是多么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见到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不怕，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
（贝托施地区游击旅侦察员）
我最强烈的体会是，一看到德国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殴打，整个身体都难以忍受地疼，每一个细胞都感到痛苦：他们凭什么到我的家乡来？那种仇恨十分强烈，超过对自己亲人的担忧，甚至比对死亡的恐惧都要强烈得多。我们当然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亲人们，但我们却别无选择。敌人穷凶极恶地侵犯了我们的土地，用火和剑杀了进来……
那一次，我在得知敌人要来抓我时，就逃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一个人走了，把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了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让妈妈装作又聋又瞎，以为这样，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都是我在自我安慰。
就在我逃离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门而入。按照我们说好的，妈妈假装她是既看不到又听不到。但敌人还是残酷地毒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长期卧床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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