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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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德维佳·米哈伊洛夫娜·萨维茨卡雅
（地下工作者）
我会一直保持我们当年的样子，到生命结束……是的，那时我们多么天真，多么浪漫。虽然现在我们白发苍苍了……但是我依然不变！
我有一个女友叫卡佳·西玛柯娃，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她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常常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记下哪儿有敌人的军事设施。敌人岗哨喊住质问她，她就张着嘴巴，装出痴呆的样子。就这样极度危险地工作了好几年……作为母亲，她是把自己的女儿奉献了出去……
我们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战友，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七岁。有一次，需要炸掉敌人的一座饭堂，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烤炉里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药带进敌营。这位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带进去。她把炸药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一个毛绒玩具、二十个鸡蛋，还有一些黄油。就这样，硬是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人们都说，最强大的力量是母亲保护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认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女儿，如果她们不敢这样带炸弹进入敌营，我们根本就不会胜利。是的，生命诚然宝贵！但还有更加贵重的东西……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
（安托波尔地下党区委书记）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在自己家的村子里中了埋伏，被堵在一个谷仓里，敌人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又放火围攻，他们一直坚持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最后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辨认他们是谁家的人。希望有人会出卖他们……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但谁也不吐露一个字。做母亲的要有一颗多么坚强的心，才不至于喊出声来呀……但没有任何应声。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来，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敌人不仅会杀死她一个人，全村乡亲都会被杀害。为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德寇是会烧掉整个村子来报仇的！她知道这一点。任何功绩都能受勋，但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么啊……就是为了她的沉默……
——波琳娜·卡斯贝洛维奇
（游击队员）
我和母亲一同参加了游击队……妈妈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需要的时候，她还站岗。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几天我回到了营地，她看到我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一连几个钟头，好像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必须忍受的痛苦……
曾经，我们在路上救起过一位妇女，当时她已经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自己已经死了。尽管感觉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断定自己是在阴间，已经不是在人间了。我们使劲摇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志，对我们讲述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孩子枪毙了，一边开枪，还一边狞笑着……最后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画着说，放下你的孩子，我要开枪了。这位母亲使劲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在人间活下去了，只有活在阴间。她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杀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杀人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我看到法西斯怎样烧毁我们的村庄，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声来：我们那次是被派出执行侦察任务，恰好到了这个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双手至今还留有那时候的伤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是怎样尖叫，牲畜是怎样尖叫，家禽是怎样尖叫……我觉得连牛羊鸡鸭都发出了人的尖叫声。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这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我的悲伤在说话……
——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
（游击队联络员）
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必定胜利……
后来，人们都以为是上级把父亲留下来执行区党委的任务。其实，没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没有什么任务。是我们自己决定留下来战斗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人完全没有害怕和惊慌，有的只是愤怒与痛苦。是的，绝没有惊慌，大家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就在德国人入侵我们村庄的那天傍晚，父亲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悲愤地拉着小提琴，表达自己抗争的意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或者，更多时间过去了……
我还记得，看到一个犹太男孩……一个德国人把他拴在自行车上，他就像狗一样跟在德国人车后面紧跑。“快跑！快跑！”德国人一边骑车一边大笑着。是个年轻的德国人……等他玩累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比画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样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捡回来！犹太男孩站起身，跑过去把棍子拿在手里跑回来。德国人大怒，气势汹汹地打他骂他，比画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样跳着跑过去，用牙齿衔起木棒。最后，男孩是用牙齿咬着木棒回来的……
那个德国青年这样耍弄了犹太男孩两个多小时后，又把他拴到自行车后面，转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样跑着……朝犹太人隔离区那边……
听到这个故事，您还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作战，为什么要学会射击吗？……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
（游击队员）
我怎么忘得掉伤员们用汤匙只能吃盐的情景啊……还有集合列队点名时，士兵刚应声出来，就和步枪一起倒在地上——饿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们。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援，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们并肩作战。虽然有时他们会流泪，但毕竟还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都贡献了出来：“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胜利。”
他们把粮食都给了我们，连最后一点点土豆仔也拿出来，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里交给我们。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夜里只要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那儿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种粮食时被打死的，死的时候种子还紧紧攥在手里，掰都掰不开。他们对粮食永远不放手……
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因为把粮食送给游击队，他们会被敌人杀死。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家家人都会被枪毙。一个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
（戈麦尔州二二五团游击队政委）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我收到一批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可是后来她也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虽然从马匹上卸完东西就走，但您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也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他们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指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战争期间，我真的太喜欢那些邻居了，对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减少……
解放以后，我走在大街上总要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已经不能不害怕了，已经不能心情平静地通过街道了。走路必须注意汽车，在火车站要注意火车……好久都不能放弃这种心态……
——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
（地下工作者）
我当时忍不住哭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屋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哪里还能裹住脚呢。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老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蹒跚着走到圣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了游击队员：“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
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
（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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