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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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和别的女人一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
女儿害怕，好长时间不敢走到我怀里来。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为我毕竟没有抚养她，她是跟着老奶奶们长大的。
我带回一块肥皂送给孩子做礼物，这在那时候可是相当讲究的礼物了。可是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味道，以为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年轻妇女，但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有人说她女儿回来了，她从菜园子里一蹦就跳到大街上来，看到我，张开双臂就跑过来。我也认出了她，朝她跑去。她还差几步才跑到我身边时，突然虚弱地瘫倒在地上，我也瘫倒在她旁边。我又亲吻妈妈，又亲吻土地，心中充满了爱和恨。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德国伤兵趴在地上，他很疼，两只手死命地抠着土地。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说：“别动，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边，你是打那边来的……”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
（游击队医生）
我是追随丈夫上战场的……
我把女儿留给了婆婆，可婆婆不久就去世了。我丈夫有个姐姐，是她收养了我女儿。但战后我复员回家时，她说什么也不肯把女儿还给我，还数落了我一番，说是“既然你能抛弃这么小的女儿去打仗，那就不应该有女儿”。母亲怎么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况且又是这么小的、无依无靠的孩子？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女儿已经七岁了，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我见到的是一个看上去像个小大人似的女孩。不过她长得很瘦小，因为常年吃不饱、睡不好。附近有一所医院，她常常到那所医院去，为伤员表演节目，唱歌跳舞，医院的人就给她点面包吃，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起初她是等待爸爸和妈妈，后来她就只等妈妈一个了。因为爸爸牺牲了，她都知道，她心里都明白……
我在前线常常想念女儿，一刻都忘不掉她，做梦都会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一想到不是我在夜里给她读童话故事，一想到她睡觉和醒来时身边没有我，就不由得哭起来。也不知道是谁在给她编辫子……但我并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理解她，她很爱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个强壮、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被打死。他是当场就牺牲的，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敌人飞机一大清早突然轰炸地面。在战争刚爆发的那几个月，甚至大概是战争爆发后整整一年里，空中优势完全是被德国飞行员所掌控，他就是这样被炸死的……他的姐姐不愿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来，这是他唯一的骨肉。她是那样一种女人，在她心目中，家庭和孩子，这些都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论是遇到轰炸还是扫射，她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怎么没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责备她……
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没有女人的良心。可是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和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着等待上级随时下达任务。男人在抽烟、在玩牌，可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在坐着缝头巾。我们终究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的是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像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出的照片。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当然，后来我和女儿相处得非常好，一辈子都非常好……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小红帽和在战场上看到一只小猫的高兴劲儿
我是过了好久才习惯战争状态的……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哪里见过这般情景啊：血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我正要跑去喊医生，可是那伤员却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啊？还不快帮我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还有一件让我想起来就心疼的事情。有一个男孩，一个七岁的男孩，没有了妈妈，他妈妈被打死了。这孩子就坐在大路边上，守在死去的妈妈身边。他还不知道妈妈已经没有了，他还在等妈妈醒过来，他想跟妈妈要吃的……
我们的团长没有丢下这个孩子。他把男孩拉到自己身边说：“好儿子，你的妈妈没有了，但你会有很多爸爸的。”从此这个男孩就和我们在一起，在军队里长大，就像是全团战友的儿子。他当时七岁，负责给我们的转盘自动枪装填子弹。
等您离开我家之后，我丈夫一定会骂我一通。他不喜欢我谈论这些，不喜欢我谈论战争。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比我小，我们俩没有孩子。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个男孩，他本来可以做我的儿子……
战争过去之后呀，我瞧着什么都觉得怜悯……不但怜悯人，还怜悯公鸡，怜悯狗狗，现在我完全受不了看到别人吃苦。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们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我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从来连一个苹果都不会卖，连一个野果都不会卖，我把它们全都分掉了，分给别人，从战争到今天，我只剩下了这个，就是一颗怜悯的心……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
（战地护士）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同志被捕。一连几天我们都会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能不能忍受住严刑拷打？如果他们受不住酷刑，那么新的一批逮捕就会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敌人要处死他们。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到现场去，看看今天敌人要绞死哪些同志。我在大街上走着，看着敌人在准备绞索。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有好多词能够表达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词是不恰当的，就是勇敢。需要有多强大的心灵力量，才能够保持住沉默，不流泪水地从旁边经过啊。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当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我早已明白和预感到了一切。敌人把我投入监牢，用皮靴、鞭子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同时把所有指甲都插进钢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甚至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只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了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这是在我吐口水到一个刽子手脸上的时候，那个坏蛋是年轻还是年老我不记得了。他们把我全身剥得一丝不挂，这家伙还上前来抓住我的乳房，我只能往他脸上吐口水，没有别的能力了。我吐在他的脸上，他们就把我按在电椅上……
从那时起我就一点都碰不得电器。我一直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按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一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治疗科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会这样大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最后，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另外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就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谈论爱情，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微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多少已经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也没有眼泪。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已经什么人都不去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走了很久，也记不清车走了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与人生永别了……汽车停下来，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因为被折磨得太厉害，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敌人把我们扔下车，就像扔口袋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和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柱子似的。但那个德国军官看到这个情景，就跳了过去，一把从母亲手中抢走了孩子……您知道，当时人们正在排队打水，他就把孩子摔在铁制的水龙头上。孩子的脑浆当场就流了出来，是像牛奶一样的颜色……我看到那位妈妈顿时昏倒了，我是医生，我明白，她的心碎了……
我们每天被押着去干活，都要在城里走过，穿过熟悉的街道。有一次下囚车，正好是在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我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妈妈，妈咪！”我抬起头：只见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是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我的。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是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的。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的衣服了，它们就是为此而受训的。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我女儿五岁就开始读祈祷文，而不是读诗歌。达莎阿姨教她必须祈祷，她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我们活下来。
1944年2月13日，我被送去服法西斯的苦役，被投入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
那年春天，正好是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我也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17。
我还获得过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
战后我返回了家乡。我还记得踏上祖国土地第一站的情景……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亲吻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我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白色长衫，我趴倒在地上亲吻着，捧起一把土贴在胸前……我当时想的是，我怎么还能和祖国分开呢？怎么还能和亲爱的土地分开呢？……
回到了明斯克，丈夫不在家里，女儿在达莎大婶家。得知丈夫被内务部逮捕了，关在监狱里，我马上就赶过去，到了那儿才听说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说：“你丈夫是个叛徒。”实际上我是和丈夫一起做地下工作的，一直是两人相伴，他是个勇敢而诚实的人。我知道一定有人诬告他、诽谤他、中伤他。我回答说：“不，我丈夫不可能叛变。我相信他，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调查人员就像神经错乱似的对我说：“闭嘴，你这个法国妓女！给我闭嘴！”那时候对所有人都会产生怀疑：只要你在占领区生活过、被俘过，或者曾经被送往德国，被关过法西斯集中营。他们就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活了下来？为什么没有死？甚至连死者也会被怀疑，连牺牲者都会被怀疑。他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我们曾经进行的艰苦斗争，为了胜利我们牺牲了一切。现在我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但是斯大林还是不相信人民。祖国就是这样感谢我们的，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血……
我四处奔波申诉，写信给所有部门。半年后丈夫总算获释，但他的一根肋骨被打断了，一个肾脏被打坏了……他在纳粹的监狱里曾经被打坏了脑袋，打断了手臂，他在法西斯监狱里白了头，1945年他又在内务部的监狱里被打成了残废。我护理他好多年，把他从疾病中拉扯出来。可是我什么反对意见都不能说，他就是不愿意听……他反复说的只有一句话：“这不过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根本的一点。当然，我对丈夫总是坚信不疑的。
我没有哭。那时我已经不会哭了……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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