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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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1年，遗传学似乎可以解决问题。科学家发现，一个英国家族三代人都患有一种被称为语音产生不能的言语障碍，他们都有一个变异的基因FOXP2。研究表明，这一基因为影响大脑处理语音和语言的蛋白质编码。这并不意味着FOXP2是“语言基因”：言语是极端复杂的过程，无数基因协同工作，其原理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明了。FOXP2基因之所以引起遗传学家的注意，是因为只要一处出了差错，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只要一只老鼠咬断了价值两美分的电线，我那价值两万美元的汽车就没法发动；FOXP2基因出了故障，大脑复杂的言语网络就运转不灵了。有些考古学家则认为，可能就是产生FOXP2和相关基因的偶然变异，赋予了现代人类语言能力，而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早前的物种都不曾拥有这一能力。
但是事情到了这里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众所周知，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基本构成，2000年，遗传学家们成功绘制出了现代人类的基因组序列图。但鲜为人知的是，退回到1997年，发生了类似于电影《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中的一幕，德国莱比锡的科学家从1856年尼安德谷出土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的手臂上提取出了古老的DNA。这实在是惊人之举，因为人一旦死亡，DNA便开始分解，在如此年代久远的材料上，只有少量碎片残存。据我所知，莱比锡小组并不想克隆穴居人，建一个尼安德特人公园[5]，但在2007年，绘制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图的过程（于2009年完成）产生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尼安德特人也有FOXP2基因。
这可能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像我们一样爱闲聊；也可能意味着，FOXP2基因不是言语的关键所在。总有一天我们会弄明白，但是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关注尼安德特人互动的结果。他们生活的群体比早先的猿人更大，狩猎更为有效，占据地盘的时间更长，互相关心的方式也是早先的猿人所不能企及的。
他们也会慎重地埋葬一些死去的同伴，甚至可能还举行某些祭奠仪式——如果我们的解读正确的话，这意味着精神生活，这是最早的属于人类的最显著特征。例如，在沙尼达尔，几具遗骸明显是经埋葬的，有一个墓中的泥土富含花粉，这可能意味着，有些尼安德特人将他们亲爱的逝者的遗体安放在铺满鲜花的花床上。也有些考古学家不那么浪漫地指出，这个墓被老鼠挖成了蜂窝状，而老鼠经常将花朵运回它们的巢穴。
在第二个案例中，在罗马附近的奇尔切奥山，1939年，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在5万年前被大量落石封存。工人们告诉考古学家，在地上的一圈石头中间有一块尼安德特人的颅骨，但是因为在专家看到以前，工人们动过那块颅骨，很多考古学家对此存疑。
最后，还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特锡克塔什的案例。在那里，哈勒姆·莫维斯说，他发现一具男孩的骨架被五六副山羊角环绕着。但是，特锡克塔什的遗址满是山羊角，而莫维斯从未发表过关于该发现的计划或者照片，以说服怀疑者那些特定的山羊角组成了有意义的排列。
要想让这个问题尘埃落定，我们还需要更为明显的证据。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无风不起浪”，尼安德特人确实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生活。或许，他们甚至有像《洞熊家族》中的伊萨和克莱伯那样的女医生和巫师。不管那推断正确与否，如果我早前所说的时间机器能带你到沙尼达尔和周口店，你将看到东方北京人和西方尼安德特人真真切切的行为差异。你可能很难避免做出如下论断：西方比东方更发达。
当160万年前莫维斯分割线形成的时候，这可能已经是事实了，而10万年前这一定是事实。种族主义的长期注定理论的幽灵再一次抬头了：西方今天主宰着世界，是否是因为欧洲人是基因上占优势的尼安德特人的后裔，而亚洲人则是更为原始的直立人的后裔？
欧洲人的祖先和亚洲人的祖先
不是的。
历史学家们喜欢对简单的问题做出长而复杂的回答，但是这次，问题似乎真的是简单明了的。欧洲人并不是优等的尼安德特人的后裔，亚洲人也并不是劣等的直立人的后裔。大约从7万年前开始[6]，一种新的人类——我们——迁移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所有其他人种[7]。这种人种，即“智人”，将其他人种一扫而空：现在我们都是非洲人了。当然，进化还在继续，从我们开始散布遍及地球起，两千代人之间，肤色、脸形、身高、乳糖耐受度以及无数其他方面都在发生着本土化变异。不过当我们认真研究的时候，这些方面都是细枝末节。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做些什么，（群体的）人们总是大致相仿的。
我们这个人种进化并占领了地球，使得人类有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统一性，这就为解释西方缘何主宰世界提供了基础。人类生物学上的统一性否定了这些基于种族立场的理论。但是，尽管这些过程至关重要，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许多问题仍然不甚明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们知道，与我们相仿的骨架最初出现于距今15万年前左右的东南非。新人种与早先的猿人相比，有着更为扁平的面部，前额之下缩得更明显。他们较少用牙齿做工具，四肢更修长而且上面的肌肉更少，他们的椎管更宽，喉咙的位置更利于言语。他们大脑的凹处比尼安德特人要小些，但头盖骨更高，形状更接近于穹顶，这样就为大脑更大的语音和语言中心留下了空间，也更利于安放层层叠叠同时进行大规模运算的神经元。
骨骼表明，最早的智人可以像我们一样行走，但奇怪的是，考古发现表明，有10万年的时间他们顽固地拒绝像我们一样说话。智人的工具和行为很像早先的猿人，并且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是，早期智人似乎只有一种行事方式。不管考古学家们在非洲的什么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们总是获得同样的、不那么令人激动的发现，除非他们发掘的智人遗址年代在距今5万年以内。在这些年代较近的遗址，智人开始做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并且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埃及的尼罗河谷，考古学家们至少发现了6种风格完全不同的使用中的石器，年代在公元前50000～公元前25000年之间，而在此之前，从南非到地中海沿岸只流行一种样式的石器。
人类发明了样式。把石器这样切割，而不是那样切割，使一群人和他们的邻居区别开来；把石器以第三种方式切割，使一代人和他们的长辈区别开来。按照我们习惯的标准，改变是非常缓慢的。拿出一部用了四年的手机，不能拍视频，不能查地图，不能收邮件，这让我看起来像个老古董，但与过去的一切相比较，这种变化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回到家，头发染成了绿色，身体上又新穿了孔，他会告诉你，表达自我的最佳方式是装饰自我，但直到5万年前，似乎没有人这么看。后来，显然每个人都这么看。
在年代为公元前50000年之后的一个又一个非洲考古地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装饰用的骨骼、动物牙齿，还有象牙。这些还是有迹可循的活动。其他我们所熟知的个人装饰形式，如发型、化妆、文身、服饰等，很有可能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一个令人不快的遗传研究显示，生活在我们衣服中并吸我们血的体虱，在大约5万年前进化而来，像是给最初“时尚人士”的礼物。
“人类是多么伟大的杰作！”当哈姆雷特的朋友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来监视他的时候，他发出了如此感慨，“理性多么的高贵！禀赋多么的无穷！行动多么的迅捷，外形多么的可赞！举止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上帝！”在这么多方面，人与猿人有多么不同。到了公元前50000年，现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似乎发生了某些异乎寻常的事情——如此深刻，如此神奇，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平素清醒持重的科学家都开始使用浮夸的言辞。有些人说起了大跃进，还有些人说起了人类文明的曙光，甚至还有人说是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尽管如此具有戏剧性，这些理论总是有点不那么令人满意。这些理论要求我们设想两大转变，而不是一大转变，即在大约15万年前，第一大转变塑造了现代人类的形体，却没有塑造现代人类的行为；到了大约5万年前，第二大转变塑造了现代人类的行为，而人类的形体却没有发生改变。最广为人知的解释是，第二次转变仅仅从神经方面的变化开始，重塑了大脑的内部线路，使得现代的言语成为可能，进而推动了行为的革命。但是这次对大脑内部线路的重塑包括哪些内容（以及为何颅骨没有发生相应变化），至今仍然是个谜。
如果说进化论科学为超自然力量的介入留有某些余地的话，某种超能力将一点神性之光吹入猿人迟钝的泥坯之中，显然就是在这里。当我年纪很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亚瑟·C·克拉克（Arthur C.Clarke）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以及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令人难忘、难有后继的电影版开篇的那个故事。神秘的水晶巨石从外层空间坠入地球，使得我们星球上的猿人在饿死灭绝之前跳跃式进化。夜复一夜，月球守望者，这个地球居民中的猿人首领，当巨石发送给他幻象并教会他投掷石块的时候，感觉到克拉克所说的“好奇的卷须状物沿着大脑未曾使用过的通道悄悄爬下”。克拉克写道：“他简简单单的大脑中的原子被扭曲，构成新的模式。”于是，巨石的使命完成了：月球守望者捡起一根丢弃的骨头，用它敲击一头小猪的脑袋致死。令人沮丧的是，克拉克眼中的人类意识大爆炸仅仅包括杀戮，以月球守望者杀死敌对部落的猿人首领单耳告终。读者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们处于太空时代。
克拉克把他的2001年设置在300万年以前，可能是为了把能人发明工具涵盖在内，但是我经常感到，一块巨石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应是在完全现代的人类出现之时。到了我上大学学习考古学的时候，已经知道不应做此评论，但是这样一种感觉仍然很难动摇，即专业解释比起克拉克的解释来，要无趣得多。
在我读大学本科的那些遥远日子里，考古学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他们还没有发掘出很多年代在距今5～20万年之间的考古遗址。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发现的积累，一切开始变得明朗起来，我们毕竟不需要巨石。事实上，大跃进也开始分解为一系列的向前蹒跚学步，跨越数万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知道几处年代在公元前50000年以前的考古遗址，那里有令人惊奇的、看起来颇为现代的行为迹象。就以平纳克尔角为例，这一山洞在南非海岸，发掘于2007年。大约16万年前，智人移居这里。这本身就颇为有趣：早期猿人一般忽视沿海地点，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在此找到食物。然而，智人不仅向海滩走去——这是极为现代的行为——而且当他们到了海边，他们足够聪明，会采集、打开并烹制贝类。
他们还把石头削成又小又轻的尖头，考古学家们将之称为似石叶，很适合作为标枪或者箭矢的尖端——这是北京人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从未做过的事。
在其他的一些非洲考古遗址中，人们从事着不同的、但是看起来同样极具现代感的活动。大约10万年前，在赞比亚的蒙布瓦洞穴，人们在一组壁炉边排上石板，营造舒适的小角落，我们很容易想象他们坐在一起讲故事的情形。从非洲南端到北边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甚至在非洲之外的以色列），在几十个非洲沿海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当时的人们耐心地将鸵鸟蛋壳切割琢磨成小珠子，有些珠子的直径只有1/4英寸。到了9万年前，刚果卡坦达的人们已经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渔夫，他们会把骨头雕刻成鱼叉。然而，最有趣的考古遗址还要数非洲南海岸的布隆伯斯洞穴，那儿除了蛋壳制作成的珠子，考古发掘者还发现了一根有7.7万年历史的赭石棒（赭石是一种铁矿石）。赭石可以用来把东西粘起来，制作防水帆，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用途。但近来赭石特别流行的用途是画画，它能在树皮、洞壁和人体上绘制令人满意的粗重的红色线条。在平纳克尔角共发现了57根赭石棒。到了公元前100000年，大多数非洲考古遗址都有赭石棒出土，这很可能意味着早期人类喜爱画画。但关于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赭石棒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在上面刻了一个几何图形，这使得它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品——并且它是用来制作更多艺术品的。
在这些考古遗址中的每一处，我们都发现了一两种现代人类行为的蛛丝马迹，但并不是公元前50000年后我们熟悉的一整套活动。现在也没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看起来极具现代感的行为是与日俱增的，它们逐渐累积，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考古学家们已经开始寻找答案，来解释这些走向完全现代人类的蹒跚学步，他们认为，这主要是气候变化所致。
地理学家们意识到，回溯至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发现的蜿蜒数英里的碎石带，一定是冰盖推动碎石形成的（而不是像以前推测的那样由《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形成）。“冰河时期”的概念由此产生，虽然科学家们要弄明白冰河时期为何产生，还要再过50年。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并不是标准的圆形，因为地球还受到其他星球的引力作用。在10万年间，我们地球的公转轨道从近乎正圆形（如同现在的样子）到椭圆形，然后再循环往复。地轴的倾斜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周期是2.2万年；地球围绕地轴自转也会呈现周期性变化，周期是4.1万年。科学家们将这些周期性变化称为米兰柯维奇循环，以计算出这些周期的塞尔维亚数学家米兰柯维奇（Milankovich）的名字命名。米兰柯维奇在“一战”被软禁期间，一笔一画计算出这些循环周期（这是个宽松的软禁，米兰柯维奇有充裕的时间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馆中工作）。这些循环周期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大约每隔10万年，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我们从接受比平均量稍多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稍有不均，到接受比平均量稍少的日照，全年日照分布较为均衡。
米兰柯维奇循环如果不是与其他两个地理趋势相互作用，它可能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第一个趋势是，在过去5000万年中，大陆漂移使得赤道以北陆地更多，北半球以陆地为主，南半球以海洋为主，这就扩大了日照的季节性变化效应。第二个趋势是，在同一时期火山活动减弱。（目前）我们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比恐龙时代要少，因为这一原因，地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直到不久前——逐渐降温。
在地球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冬季非常寒冷，两极降雪，雪水冰冻起来，但是一般来说，每年夏季太阳都会将冰雪融化。但是到了1400万年前，火山活动的减弱使得地球急剧降温，导致在有着大片陆地的南极，夏季的阳光无法融化冰雪。北极没有陆地，冰雪更易融化，但到了275万年前，气温已经降到了连北极也常年积雪的地步。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一旦米兰柯维奇循环使得地球接受的日照更少，全年日照分布更为平均，北极冰盖就会扩张至北欧、亚洲和美洲，锁住更多水分，使得地球更为干旱，海平面更低，反射更多日照，气温进一步降低。然后地球便随着这一循环进入冰河时期，直到地球摇摆，倾斜，运转至更温暖之处，冰川后撤。
根据计算方式的不同，已经历的冰河时期的数目在40～50个，其中跨越公元前190000～前90000年的两个冰河时期——这是人类进化史上至关重要的几个千年——特别的严寒难熬。例如，马拉维湖今天的水量仅有公元前135000年时的1/20。更为严酷的环境必然改变了生存的规则，这可能解释了为何有利于智力发展的变异大量产生。这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特别少，很可能大多数人类始祖死亡殆尽。事实上，有些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估计，在公元前100000年左右，存活于世的智人可能仅有两万人。
如果这一新理论成立的话，人口危机会产生几大影响。一方面，由于基因库的缩水，更易产生大量变异；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智人群落变得更小，他们就更易灭绝，任何变异带来的优势也就随之消失了。如果（从这一时期数量极少的考古遗址看来）智人群落数也减少了，群落间相遇的频率就会降低，共用他们的基因和知识的机会也就更少。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设想，10万年间，在非洲恶劣难测的环境中，人类始祖的小小群落挣扎度日，勉强维生。他们并不常相遇，不常互相通婚，也不常交换物品和信息。在这些相互隔绝的群体中，基因变异层出不穷，有些产生了很像我们的人类，有些则不。有些群落制作鱼叉，有些制作小珠子，但大多数群落这两样都不做，灭绝的幽灵始终萦绕着这些群落。
这是智人的黑暗岁月，但大约7万年前，他们的运气发生了改变。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变得更为温暖和潮湿，这使得狩猎和采集更容易，人类同他们的食物来源一样快速增长。现代智人已经进化了10万年，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灭绝危险，但是一旦气候条件改善，那些拥有有利的基因变异的人群就会更快速地繁衍，超过不那么聪明的人类。没有巨石，也没有大跃进，有的只是大量的性爱和婴儿。
在几千年间，早期人类遇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既是人口统计学上的转折点，也是生物学上的转折点。早期人类再也没有如此频繁地灭绝，相反，他们的群落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早期人类可以经常保持联系，共用他们的基因和知识。变异开始积累起来，智人的行为很快从其他猿人中分化出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东西方生物学差异的出现便指日可待了。
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后代吗
气候变化往往是很复杂的，当7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南部智人的家乡变得更为湿润时，北非则面临干旱。我们的祖先在家园范围之内迅速繁衍，决定不向北非散布。智人的小群落从今天的索马里出发开始漫游，跨越大陆桥到达阿拉伯南部，然后到达伊朗。至少，我们认为他们做到了。南亚的考古探索相对较少，但是我们认为，有些现代人类的群落也朝这个方向迁移，因为到了公元前60000年，他们已经到达了印度尼西亚，并乘船穿越50英里的开阔水面，漫游至澳大利亚南部的蒙戈湖。这些移居者的移动速度比直立人/匠人离开非洲时要快上50倍，与早期猿人每年35码的移动速度相比，他们的速度超过每年一英里。
在距今40万～50万年前，第二次移民潮很可能穿越埃及，到达西南亚和中亚，并从那儿进一步散布至欧洲。这些现代人类足够聪明，会制作精巧的石刃和骨针，他们用猛犸象的象牙和毛皮缝制合身的衣物并建造房屋，在西伯利亚这样一个寒冷的荒原上建起了家园。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人类跨越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大陆桥，然后/或者沿着大陆边缘作短程航行。到了公元前12000年，他们在俄勒冈州的洞穴中留下粪化石，并在智利的山间留下海藻。（有些考古学家认为，人类还沿着当时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冰盖边缘穿越了大西洋，但目前为止这仅仅是个推测。）
东亚的情形不甚明了。在中国柳江出土的一块完全现代人类的颅骨可能有6.8万年的历史，但是关于这一时间的确定还有些技术问题，没有争议的时间最多仅能上溯至公元前40000年。现代人类到达中国的时间是较早还是较晚，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去证明[8]，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公元前20000年，他们已经到达了日本。
不管新的人类到达哪里，他们看来都带来了大破坏。当智人到达的时候，那些早期猿人从未涉足的大陆有着丰富的大型猎物。最早到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人类，遭遇了400磅[9]重的不会飞的鸟和一吨重的巨蜥；到了公元前35000年，这些动物灭绝了。蒙戈湖和其他几处考古遗址的发现表明，人类到达那里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00年，这意味着人类和巨型动物群共存了2.5万年，但是有些考古学家对于这一时间尚有争议，他们把人类到达的时间推后至距今4万年前。如果他们的说法成立，那么巨兽在人类到达以后十分可疑地迅速消失了。在美洲，1.5万年前，最早的人类移居者到达那里的时候，遇到了骆驼、大象和地面生活的大型树懒。在短短4000年之内，这些动物也全都灭绝了。智人的到来和巨兽的灭绝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巧合。我接下去将述及这一问题。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人类狩猎这些动物从而导致它们灭绝，或者人类将这些动物赶出它们的领地。而且关于它们为何灭绝的其他解释（如气候变化，或者彗星撞击）也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当现代人类进入了猿人占据的环境，猿人便灭绝了，关于这一事实的争议较少。到了公元前35000年，现代人类进入了欧洲，在一万年内，欧洲大陆除了边远山区之外的其他地方，尼安德特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已知最晚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直布罗陀，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0年。在统治了欧洲15万年之后，尼安德特人消失了。
然而，现代人类如何取代猿人的细节问题，对于决定西方主宰的种族解释是否成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尚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主动杀死了智力不如我们发达的猿人，还是仅仅在争夺食物的竞争中赛过了他们。在大多数考古遗址，现代人类遗迹直接取代了那些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遗迹，这意味着改变是在突然之间发生的。主要的例外是法国的驯鹿洞穴，在那里，在距今3.3万～3.5万年之间，由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交替占据，尼安德特人的文化残留层包括棚屋的石基、骨具，还有动物牙齿制成的项链。考古发掘工作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向现代人类学习，正迈向尼安德特人觉醒的曙光。在法国的几处尼安德特人考古遗址发现的赭石（在其中一个洞穴里发现了20磅之多）可能也指向这一点。
很容易想象，肌肉发达、头脑简单的尼安德特人看到动作灵敏、言谈自如的新到访者在身体上绘画并建造棚屋，于是他们笨手笨脚地模仿这些动作，或者用猎物的肉与新到访者交换首饰。在《洞熊家族》中，琼·奥尔想象现代人类傲慢地将尼安德特“平头家伙们”赶走，而尼安德特人则试图对“他者”敬而远之——除了艾拉，一个现代人类的小女孩，5岁的孤儿，尼安德特人的洞熊部落接受了她，结果是翻天覆地的。当然，这些都只是想象，但是这同任何其他人的猜想一样貌似可信（除非我们接纳那些一点也不浪漫的考古学家的观点，认为考古发掘工作匆忙草率，是造成驯鹿洞穴尼安德特人遗迹和现代人类遗迹交错模式的最合理解释，意味着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平头家伙们”向其他人学习）。
要点在于性。如果现代人类没有通过异种繁衍取代旧世界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和东方的直立人，种族主义理论将现代西方的主宰地位上溯到史前的生物学差异，便肯定不能成立。但果真如此吗？
在20世纪30年代，即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全盛时期，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坚称，现代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原始，因为他们的颅骨与北京猿人近似（头顶有小的隆起，脸的上半部分相对扁平，颌骨不突出，门牙呈铲状）。这些人类学家还指出，澳洲原住居民的颅骨同100万年前的印度尼西亚直立人近似——同样有着附着颈部肌肉的背后脊状突起，像搁架似的眉毛，后缩的前额，还有硕大的牙齿。这些（西方）学者总结道，现代东方人一定是更为原始的猿人后代，而现代西方人则是更为先进的尼安德特人后代，这就解释了为何西方主宰世界。
今天没人如此草率地做出论断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严肃地探求西方缘何主宰世界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便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智人与前现代人类异种通婚繁育后代，而东方人则在生物学上比西方人原始。我们不可能发掘出正在交媾的穴居人化石，以证明智人是否与西方的尼安德特人交流基因，或者与东方的北京人交流基因，但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如此做。如果这样的约会的确发生过，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观察结果。
我们每个人都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DNA，这意味着遗传学家可以通过比较每个在世的人的DNA，利用画族谱的方式追溯到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但事实上，由于你身体里的DNA有一半来自你母亲的家族，另一半则来自你父亲的家族，这使得破解遗传信息困难到了不可能的地步。
遗传学家们找到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绕开这一问题，这就是关注线粒体DNA。线粒体DNA不像大多数DNA那样有性繁殖，而是仅通过母本继承（男性继承他们母亲的线粒体DNA，却不遗传下去）。我们曾经一度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所以线粒体DNA在你我身体中的任何不同一定是偶然变异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有性繁殖导致的。
1987年，遗传学家丽贝卡·卡恩（Rebecca Cann）领导的小组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全世界在世的人的线粒体DNA。他们在数据中区分了大约150种类型的线粒体DNA，并且意识到不管他们怎样处理统计数据，总会得到三个关键结果：第一，非洲比世界其他地方基因更为多样；第二，世界其他地方基因多样性仅仅是非洲基因多样性的子集；第三，最深远也就是最古老的线粒体DNA谱系都来自非洲。他们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上所有人共有的最近一个女性始祖一定曾经生活在非洲——这个女性始祖被冠名为“非洲夏娃”。通过卡恩和她的同事的观察，“非洲夏娃”是个“幸运的母亲”。在对线粒体DNA的变异率进行标准估测后，他们得出结论，“非洲夏娃”生活在20万年以前。
整个20世纪90年代，古人类学家们就卡恩小组得出的结论争论不休。有些学者质疑他们的方法（制作族谱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理论上一样有效），也有些学者质疑他们的证据（在最初的研究中，大多数“非洲人”事实上是非洲裔美国人），但是不管是谁重做样本和数据，得到的结果都大致相同。唯一确实的变动是将“非洲夏娃”的生活年代后推到了距今15万年前。问题的解决在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技术的进步允许遗传学家们检验Y染色体上的核DNA时，“非洲夏娃”有了伴侣。同线粒体DNA一样，Y染色体上的核DNA是无性繁殖的，但仅通过父本遗传。研究发现，Y染色体上的核DNA同样在非洲有最丰富的多样性和最深远的谱系，这些证据指向一个生活在距今6万年至9万年前的“非洲亚当”和一个大约在5万年前的非非洲变种祖先[10]。基因数据似乎完全支持这样一个论断：每个今天在世的人都是非洲人的后代，没有人的血管里流淌着尼安德特人或者北京猿人的血液。
但是有些古人类学家还是不予置信，坚持认为遗传学的可信度不如他们观察到的西方智人与尼安德特人、东方智人与直立人骨骼上的近似度。他们提出一个“多区域模型”以取代“走出非洲”模型。他们不情愿地承认，或许人类最初的蹒跚学步确实发生在非洲，但是在此之后，在非洲、欧洲和亚洲间的人口迁移造成了快速的基因流动，某个地区有益的基因变异很快在几千年内到处扩散。结果是，略有差异的现代人类在世界几个地方同时分别进化。这可以同时解释骨骼和基因的证据，同时也意味着，东方人与西方人在生物学上确实是不同的。
和许多理论一样，多区域分别进化理论是模棱两可的。有些中国科学家坚称，中国是个例外，因为正如《中国日报》（China Daily）所载的：“现代中国人类发源自现在中国的所在区域，而不是非洲。”
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证据逐渐不利于这一论断。在欧洲，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DNA与我们的线粒体DNA完全不同，这似乎否定了尼安德特人与智人异种通婚的假说。甚至连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异种通婚，后来偶然灭绝了，所以我们的基因库里没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一说法看起来也不能成立：2003年，遗传学家在欧洲从距今2.4万年的智人骨骼中提取出了线粒体DNA，它与我们的线粒体DNA高度一致，却与尼安德特人的毫不吻合。
在东亚，关于远古的DNA的分析要少些，但是已经完成的研究似乎也排除了异种通婚的可能性。一项Y染色体核DNA研究的作者甚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数据表明，原始人类完全不可能是解剖学意义上的东亚现代人的始祖。”基因数据看起来是明确的了。智人从非洲进化而来，并没有——或者不能——与猿人异种通婚。
争论还在进行着，直到2007年，周口店新出土的牙齿和许昌新出土的颅骨碎片，还被作为现代人类是从中国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证据。然而，即便这些发现公开发表，其他学者还是给了多区域分别进化理论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们通过极为复杂的多元回归分析，分析了从6000多个颅骨上测得的数据，分析表明，当控制了气候因素这一变量，全世界颅骨类型的变异事实上与DNA分析所得证据是一致的。我们都是非洲人。在过去6万年内，我们从非洲散布出去，把过去50万年内出现的所有基因差别一扫而空。事实上，种族主义理论将西方主宰地位归结为生物学因素是毫无根据的。不管在哪里，群体的人们总是大体相同的，我们从非洲祖先那里继承了相同的躁动不安、善于创造的头脑。生物学本身无法解释西方的主宰地位。
史前毕加索们
那么，如果种族主义理论不能成立，东方与西方到底从何处开始？100多年来，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没有生物学这个因素，他们也已经自信地断言，自从现代人类出现以来，欧洲人便在文化上比东方人优越。使他们确信的证据在1879年开始出现。达尔文发表于之前20年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使得寻找化石成了绅士们一项体面的爱好。像与他同一阶层的许多人一样，唐马塞利诺·桑斯·德·索图欧拉（Don Marcelino Sanz de Sautuola）在他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土地上寻找穴居人。有一天，他和女儿探访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对于8岁大的小孩来说，考古并没有多大乐趣，所以当索图欧拉的眼睛紧紧盯着地上的时候，他的女儿小玛丽亚开始跑来跑去玩起了游戏。很多年以后，她对一位记者说：“突然，我认出了洞顶上的外形和轮廓。”她喘着气惊呼：“爸爸，看，公牛！”
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梦想着惊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那一刻，面对着令人敬畏的惊人发现，完全难以置信，时间停下了脚步，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事实上，没有多少考古学家有过这样的一刻，甚至或许没有一个有过类似的一刻。索图欧拉看到了野牛、鹿，层层叠叠的色彩丰富的动物图案覆盖了洞穴顶部20平方英尺的面积，有些蜷缩着身子，有些在互相嬉闹，还有些则在欢快地跳跃（见图1-1）。每一个都绘制得优美而生动。当毕加索多年后造访这一考古遗址时，他惊得目瞪口呆。“我们中没有人能够那样作画，”他说，“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
玛丽亚回忆道，索图欧拉的第一反应是大笑，但很快他变得“非常兴奋”，“几乎不能作声”。他渐渐说服自己，这些壁画真的是远古时期留下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有些壁画的历史在2.5万年以上）。但是，回到1879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事实上，1880年，当索图欧拉在里斯本的国际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大会上提交他的这一发现的时候，专家们哄笑着将他轰下台去。那时候，人人都知道，穴居人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精湛的艺术作品。他们一致认为，索图欧拉不是骗子就是傻瓜。索图欧拉将这嘲笑视为对他尊严的攻击。8年后，他精神崩溃，离开了人世。他惊呼“哦，我的天哪”的那一刻毁了他的人生。
图1-1 “阿尔塔米拉之后，一切尽颓……”8岁的玛丽亚·桑斯·德·索图欧拉在1879年发现的令人震惊的壁顶公牛岩画的一部分，这一发现毁了她父亲的人生，也使毕加索惊叹得无法呼吸
直到1902年，索图欧拉的主要批评者才实地造访了阿尔塔米拉洞穴，并且公开认错。自那以后，又发现了数百个绘有史前壁画的洞穴。壁画最为壮观的洞穴之一是法国的肖维洞，直到1994年才被发现。洞内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看起来好像壁画作者刚刚出门去看一眼驯鹿，随时都会回来似的。肖维洞穴的一幅画作有3万年历史，它是西欧现代人类的最早遗迹之一。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没发现过与这些洞穴壁画类似的东西。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迁徙泯灭了莫维斯分割线带来的一切差异，也将先前猿人种族间的差异一扫而空。3万年以前，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一种独具创造性的文化培育了一大批史前毕加索，我们应当从中探明独特（而优越）的西方传统吗？
令人吃惊的是，答案或许藏在严寒的南极洲荒原。那里每年都降雪，将先前的雪覆盖，积压成层层的薄冰。这些冰层就像是远古时候天气的编年史。通过将它们分离，气候学家可以测量这些冰层的厚度，告诉我们下了多少雪；建立氧同位素间的平衡，揭示温度；比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量，阐明温室效应。但是在冰盖上钻芯取冰是科学上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2004年，欧洲的一个小组成功提取了差不多两英里深的冰芯，年代可以上溯到75万年前，时间之久远令人吃惊。尽管冬季的气温骤降至零下58华氏度[11]，并且从未高于零下13华氏度，并且在1999年，钻头卡住了，科学家们不得不从头再来，在最后的几百码还不得不用一个装满乙醇的塑料袋权且替代钻头，但他们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
这些科学超人从冰芯中提取出来的结果证明了一件事情：阿尔塔米拉的艺术家们生活的世界是很寒冷的。现代人类离开非洲以后，气温又开始骤降，大约两万年前，即用赭石和木炭在洞穴壁上涂鸦的艺术家数量多得空前绝后之时，最后一个冰河时期达到了严寒的顶点。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14华氏度。这导致了惊人的变化。数英里厚的冰川覆盖了亚洲北部、欧洲和美洲，锁住了大量的水分，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300英尺以上。你可以从非洲走到英国、澳大利亚或美国，却看不到海洋。你不会希望造访这些地方，在冰川边缘，狂风呼啸，卷起的沙尘暴肆虐广袤贫瘠的干草原，这些干草原冬季寒冷，夏季荒芜。甚至在最适宜人居住的地区，即赤道南北40度范围之内，夏季苦短，降水稀少，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下降，阻碍了植物生长，也使动物（包括人类）种群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情况的严峻程度，与现代人类走出非洲前不相上下。
当时，在今天的热带地区，生活不像西伯利亚那样艰难，但是不管考古学家们审视哪个地方，他们发现，人们适应冰河时期的方式都大体相似。他们结成小部落而居。在寒冷的环境中，12个人就算得上一个大部落了；而在气候较为温和的地区，聚居部落的规模可能是前者的两倍。他们知道了不同的植物什么时候成熟，在哪里能找到这些植物；动物何时迁徙，在哪里能截获这些动物。他们到处追踪搜寻这些动物和植物。不知道这些的人就会挨饿。
这些小部落挣扎求生，繁衍后代。像现代边缘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们一样，他们一定时不时地聚在一起，交换配偶，交易物品，讲述故事，或许还对着他们的神、鬼怪和祖先说话。这些聚会将会是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社交大事。当然，我们仅仅是在猜测，但是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西欧令人叹为观止的洞穴壁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节日，在这些节日里，每个人都披上他们最好的兽皮，戴上最好的珠子，脸上画上画，竭尽所能装饰他们神圣的聚会地点，使这些地方非同寻常。
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果纵观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活都是同样的艰难——我们只在西欧发现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洞穴壁画。传统的回答是，欧洲人比其他人在文化上更具创造力，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还能更进一步，改变这一观点。欧洲艺术史并不是从肖维洞穴到夏加尔（Chagall）一脉相承，放眼尽是旷世之作。公元前11500年之后，洞穴壁画便绝迹了，到我们所知的能与之媲美的画作出现，又过去了许多个千年。
在3万年以前的欧洲创造力传统中寻找源头，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一传统已经断绝了几千年。或许，我们应该问的是，洞穴壁画传统为何断绝了，因为我们一旦提出这一问题，便会意识到，史前欧洲的这些惊人发现，同任何特殊的西方文化一样，与地理和气候因素大有关系。
冰河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是绝佳的狩猎之所，在那里，一群群驯鹿从夏季牧场迁徙到冬季牧场，然后再返回。但在大约1.5万年前，当气温开始回升（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有更多论述），驯鹿冬季不再向南迁徙到这么远的地方，猎人们也随之北迁。
就在这时，西欧洞穴壁画衰落了，这不能说是个巧合。提着油脂灯，拿着赭石棒，在地下艰难行进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大约在13500年以前，最后一个艺术家也离开了。当时这名最后的艺术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就在那一天，古老的传统断绝了。洞穴中黑暗降临，几千年来，只有蝙蝠和滴水打破坟墓般的死寂。
公元前11500年之后，为何美丽的洞穴壁画没有随着猎人追踪驯鹿的步伐一路向北，穿越欧洲？或许是因为北欧的猎人没有如此方便的洞穴可以绘画。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有着为数众多的幽深的石灰石洞穴，而北欧要少得多。史前人类对他们聚会之所的装饰很少能保存下来，留待我们去发现，除非狩猎之处正好有幽深的洞穴。如果不巧狩猎之处没有幽深的洞穴，人们的聚会场所就会更靠近地面，或者就在地面之上。经过两万年的风吹、日晒和雨淋，他们的艺术作品能残存于世的，已经很少了。
但是，“遗迹很少”不等于“荡然无存”，有时我们还是能很幸运地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纳米比亚的阿波罗11号洞穴，绘有犀牛和斑马的石板从洞壁剥落，掉落到地上，在距今19000～26000年形成的沉积物之下得以保存。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发现的年代甚至更为久远。在桑迪河洞壁的一处雕刻上形成的矿物沉积物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0年前，而颜料残迹则有26000～32000年的历史。在卡彭特山口，绘有岩画的洞壁部分掉入有4万年历史的居住区碎石土中，这块壁画的历史甚至比肖维洞穴还要久远。
从美学意义上讲，非洲与澳洲发现的例子都无法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最好作品媲美，还有很多西欧以外的幽深洞穴没有壁画（如周口店，两万年前又有猿人在此居住）。如果声称人类对于洞穴绘画艺术都投入了同样多的精力，这显然是个愚蠢的说法，更不必说所有的艺术传统都同样成功了。但是鉴于保存条件，以及考古学家们在欧洲比在其他地方寻找的时间更长，也更努力，其他大陆保存下来的作品说明了，现代人类，不管身处何方，都有创造艺术的强烈愿望。当洞穴壁画的条件不像西欧那么理想时，人们就把精力投入其他媒介上。
当洞穴绘画艺术在西欧兴盛之时，石制、黏土制还有骨制的人体和动物形态在东方区域更为普遍。如果条件允许，我可以展示几十幅精美绝伦的小塑像的照片，发现地从德国到西伯利亚，处处都有。由于条件不允许，我仅介绍最近的发现，2008年发现于德国的霍勒·费尔斯（见图1-2）——一尊两英寸高的女性小雕像，无头而巨乳，雕于35000年前，以猛犸象牙雕刻而成。大约在相同的年代，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旁的马来亚思雅——那肯定是地球上最不宜居住的地点之一——猎人们在骨头上雕刻动物图案；到了公元前25000年，在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120多人的群体聚集在用猛犸象牙和象皮搭起的棚屋里，制作成千上万的小雕像，有雕动物的，也有雕巨乳女性的。东亚的艺术纪录还不多，但最早的发现——一尊鹿角雕刻的小鸟，或许有1.5万年的历史，是2009年在许昌发现的——雕工非常复杂，我们相信，进一步发掘将会揭示，中国也拥有欣欣向荣的冰河时期艺术传统。
图1-2 创作的冲动：一尊两英寸高、有3.5万年历史的巨乳无头“维纳斯”雕像，以猛犸象牙雕成，2008年发现于德国的霍勒·费尔斯
冰河时期西欧以外的人类，虽然没有肖维洞穴和阿尔塔米拉洞穴的条件，但他们显然为他们的创造力发现了其他宣泄渠道。关于较早期的猿人是否有创作的冲动，证据少得可怜，但是智人的想象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到了距今5万年前，人类的智能已经足以寻找世界的意义，而人类的技艺也足以将这些意义通过艺术（很可能，虽然我们无法观察到）、诗歌、音乐以及舞蹈表达出来。这再次说明了，（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尽管阿尔塔米拉洞穴艺术壮丽非凡，但它并不能使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
在第一个猿人离开非洲的150万年后，技术、智力和生物的差异累积起来，将旧世界分为尼安德特人/智人的西方和直立人的东方。大约10万年前，西方以相对先进的技术和一丝人性之光为代表，而东方似乎愈加落后。但是当6万年前，完全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候，他们将这些差异一扫而空。当两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期到达顶峰时，“东方”和“西方”只是日出日落的方位而已。人类的小部落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一起，散布于从英国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并且（相对）不久以后，跨入美洲——而不是互相分离。当植物成熟时，动物往来迁徙，各个小部落搜寻粮草，四处狩猎，在广大地区漫游。每一个部落一定会立刻熟悉自己的区域，讲述关于每块石头、每棵树的故事；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艺术和传统、工具和武器、神灵和魔鬼。每一个部落一定都知道，他们的神爱着他们，因为尽管有着诸多苦难，他们毕竟还活着。在这样一个寒冷、干旱的世界上，人类已经走得够远了。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脚下摇摆的地球，万物都将是静止的。
* * *
[1] “猿人”一词有泰山和简（Tarzan-and-Jane）的言外之意，我年轻时，这在教科书中颇受欢迎。现在古人类学家们认为这个词是屈尊的，但对我来说，这个词很好地抓住了这些前人类/古人类的模棱两可性，并且很简洁。
[2] 1码≈0.9144米。——编者注
[3] 实际上，他们很可能是一次跃进几英里寻找新的觅食之处，然后在那儿待上几年。
[4] 据此，海德堡人确实既在欧洲生活过，也在非洲生活过。有些古人类学家设想，海德堡人起源于欧洲，后来又散布到了非洲。而其他古人类学家则认为，海德堡人同能人和匠人一样，由于当地气候变化而在非洲进化，后来又向北散布。在中国也曾发现过极其类似海德堡人的骨骼，但那个证据颇受争议。
[5] 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祝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图的发布时说，只要投资3200万美元，我们就可以改造现代人的DNA，并将之注入一只黑猩猩的细胞中，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尼安德特人婴儿。所需技术还不成熟，但是，即使技术成熟了，在考虑是否运用它时，我们也会踌躇再三。正如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之一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质问一名记者的：“你想要把（尼安德特人）放在哈佛大学，还是放在动物园里？”
[6] 这一时间点的确定，综合了放射性碳定年法和所谓的分子钟法测得的证据，后者基于DNA的变异速度。就在2010年上半年，一些遗传学家争论说，我们把分子钟校错时间了，智人迁移出非洲的时间应在两万年之后，但迄今这只是少数派的观点。
[7] 有些孤立的种群，如弗洛勒斯岛上的霍比特人，可能不久以前还残存于世。当16世纪葡萄牙水手到达弗洛勒斯岛的时候，他们声称看见了身材矮小、毛发浓密的穴居者，这些穴居者几乎不能交谈。100多年后，据说类似的矮人在爪哇岛还存在。最近有人展示了他们的一根毛发，但是DNA测试表明，那完全是人类的毛发。有些人类学家相信，我们会在爪哇岛的丛林中最终遇见这些前现代人类的最后残存。对此我心存疑虑。
[8] 有些中国考古学家认为，现代人类在中国独立进化。
[9] 1磅≈453.592克。——编者注
[10] 如果说“非洲亚当”的生活年代要比“非洲夏娃”晚10万年听起来很奇怪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名字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是最早的智人男性和女性，他们只是今天在世的人在基因上可以追溯的最近的祖先。平均算来，男性与女性拥有同样数量的后代（显然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但是每名男性拥有的孩子数量在平均值上下波动的幅度要比每名女性拥有的孩子数量波动更大，因为有些男性是几十个孩子的父亲。没有孩子的男性数量相对较大，这意味着男性的基因谱系比女性更容易断绝，所以在世的男性谱系交汇在比女性谱系年代更近的一个祖先身上。
[11] 1华氏度=32+摄氏度×1.8——编者注
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
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两万年前那些颤抖地围在篝火旁的穴居人一定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已经开始变暖了。在接下来的一万年里，气候的变化加上他们迅速进化的大脑改变了地理，产生了直至今天都带有明显的地区特色的生活方式。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开始有了意义。
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令人难以置信。在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两三个世纪里，由于覆盖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了40英尺。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之间的区域，即现在的黑海，在冰河时期曾是一个地势低洼的盆地，但是冰川径流将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这么大的洪灾需要诺亚方舟[1]才能拯救。在某段时期，海平面每天上升6英尺。每一天，湖岸都会向前推进一英里。现代所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能与之相比。
地球的运行轨道变化使得气候冷热交替，收成时好时坏。图2-1显示了南极冰芯氧同位素的比例如何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直到公元前14000年之后——此时融化的冰川不再把冰冷的水注入海洋中——世界才开始逐渐变暖。公元前12700年左右，气候变暖的速度加快，在短短的时间里，地球的温度就上升了5华氏度左右，直到变成现在的温度。
图2-1 冰里的故事：南极冰盖上气泡中的氧同位素比例，显示了两万年前温暖潮湿与寒冷干燥的气候在不停交替
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喜欢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从伟大的上帝到最卑微的蚯蚓。无论是城堡里的富人，还是家徒四壁的穷人，他们在永恒的历史中都有各自的地位。不过，我们最好想一想绝非永恒的能量之链。重力能构成了宇宙。它先是把原始的宇宙汤变成了氢和氮，然后再把这些纯元素变成恒星。我们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将重力能变为电磁能，地球上的植物则通过光合作用把一小部分电磁能转化成了化学能。动物吃掉植物，发生新陈代谢，把化学能变为动能。太阳和其他星球之间的相互引力决定了地球的运行轨道，从而决定了我们将得到多少电磁能，植物将产生多少化学能以及动物将从中转化多少动能。这些又决定了其他一切事物。
公元前12700年左右，地球加快了能量巨链的形成。太阳光越多，意味着有越多的动植物，人类也就有越多的选择——选择食物的数量、工作的强度以及繁衍后代的数量。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小团体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选择结合起来，但是总体而言，人类推动能量之链的方式和动植物的方式极其相似：他们进行繁衍。公元前18000年左右的每一个人（可能有50万人），到公元前10000年时就有12个后代了。
人们对全球变暖的不同感受依赖于他们生活的不同区域。在南半球，海洋缓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过北半球就不一样了。对生活在黑海盆地形成之前的那些采集者来说，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对那些生活在沿海平原上的人们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冰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好处，但是气候变暖意味着海平面的上升。每一年，当海浪淹没他们祖先的捕猎场所时，他们不得不撤到其他地方，直到最后一切都消失了[2]。不过对于北半球的大部分人来说，提升能量之链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追寻动植物，前往原先过于寒冷的区域生活。到了公元前13000年（具体时间还无定论），人类已经遍布美洲——这里之前没有猿人的足迹。人们在公元前11500年到达了美洲南端，登上了这里的山峰，进入了这里的雨林区。人类得到了这片土地。
伊甸园
全球变暖的最大受益者是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上的人们，这个纬度大约是欧亚大陆的北纬20～35度，以及美洲大陆的南纬15度到北纬20度。冰河时期聚集在这个纬度带的动植物在公元前12700年后迅速繁衍生长，尤其是在亚洲两端。在这里，野生谷物——西南亚大麦、小麦以及黑麦和东亚的稻和粟的前身——进化成了大颗种子，采集者可以将这些种子煮成粥或者捣碎了烘烤成面包。这些采集者要做的事只是等待这些植物成熟，然后摇晃它们，收集种子。对现代西南亚的野生谷物的实验表明，2.5英亩的植物就能结出一吨可食用的种子。只要消耗一卡路里的能量收割就能获得50卡路里的食物。这是采集者的黄金时代。
在冰河时期，由于食物稀少，几个狩猎采集者一起在土地上四处游荡，但是他们的后代改变了生活方式。像其他拥有大脑的动物那样（无论是蜜蜂、海豚、鹦鹉，还是我们的近亲猿），人们似乎是出于本能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善于社交的。
也许拥有大脑的动物之所以过着群居生活，是因为他们知道群体相对个体而言，有更多的眼睛观察周围，有更多的耳朵聆听四周，也就能更快地发现敌人。又或者，正如一些进化学家认为的那样，在大脑进化之前就有了群居生活，开始了大脑科学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说的“认知军备比赛”。在这场竞赛中，那些能够猜出其他动物在想什么的动物——能够跟踪朋友和敌人以及那些同属一个群体或者不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比那些不能猜出其他动物想法的动物发展得更快。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已经进化得彼此相像，并且我们的祖先通过形成更大的固定群体来更好地利用能量之链。到了公元前12500年，规模达到四五十个人的群体一同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并且还有一些群体超过了100人。
在冰河时期，人们搭起帐篷，吃光他们所能找到的动植物，然后再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过程。我们歌唱着自己是一个游牧民，就像鸟儿一样自由等，但是，当能量之链使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定居下来的时候，还是壁垒和家园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6000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制造陶器（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地方的话，这并不是一个好做法）；公元前11000年左右，秘鲁高地的狩猎采集者已经筑起围墙，并保持洁净——对高度流动的人口来说，这毫无意义，但是对那些连续几个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们来说，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
在考古学家称为侧翼丘陵区的地方，我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出早期人类的群居和定居生活。侧翼丘陵区是南亚一个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约旦河谷的弧形带。本章节我会花大量的笔墨讨论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地区见证了人类首次摆脱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还见证了西方的诞生。
位于现在以色列的恩·马拉哈（也称为埃诺恩）最能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公元前12500年左右，一群不知名的人类在这里建立了半地窖式的圆形房子。有的房子宽约30英尺，用石头砌墙，用修剪过的树干做房梁。烧焦的食物残渣表明他们曾收集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各种坚果及植物，把它们储存在防水的坑里，然后用石浆封存起来。他们居住的村庄到处都是鹿、狐狸、鸟儿以及（最为重要的是）瞪羚的骨头。考古学家对瞪羚的牙齿很感兴趣，因为这些牙齿在冬天和夏天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因此很容易看出它是死于什么季节的。恩·马拉哈地区瞪羚的牙齿有着两种颜色，这很可能意味着人们常年居住在那里。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找到像侧翼丘陵区这样的地方。
定居和大规模群居大大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在过去，人们只能跟着食物不断更换地方。他们肯定能说出他们停留过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父亲就是死在这个洞穴的，我的儿子在这里烧毁过一个小屋，诸如此类。但是，恩·马拉哈不仅仅是人们生活过的一个地方。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恩·马拉哈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生老病死。他们现在不再把尸体放在一个多年以后他们都不会再来的地方，而是埋在房子与房子之间，有的甚至还把尸体埋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把他们祖先的根扎在了这个特殊的地方。人们小心呵护着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对房子进行重建。
他们也开始担忧起卫生问题。冰河时期采集者的生活并不整洁，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食物残渣。因为当蛆和食腐动物出现时，人们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寻找下一处食物来源。不过，恩·马拉哈的人们不是这样。他们哪儿也不去，因此也就不得不忍受这些垃圾。考古学家在恩·马拉哈发现了大量的老鼠骨头——这些老鼠与冰河时期的老鼠长得并不一样。早期的食腐动物也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寻找食物。如果人们将所有的骨头和坚果都放在洞穴里，这对那些动物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如果早期的老鼠想依赖这些食物过活的话，它们很可能早在人类回来增添食物之前就饿死了。
永久性村庄改变了老鼠的生活。一天24小时中，它们有7个小时可以吃到一大堆美味的垃圾。那些瘦小的老鼠比那些又肥又大的老鼠在人们的眼皮底下生活得更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一个世纪的时间则显得太长了），老鼠就已经能够和人类共处了。鬼鬼祟祟的家鼠完全代替了它们的祖先，就像人类代替了猿人一样。
家鼠对人类的这种“恩赐”也给予“回报”：它们把大小便排在人类储存的食物和水里，加速了疾病的传播。人们出于这种原因开始厌恶老鼠，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老鼠非常可怕。不过，最为可怕的食腐动物是狼，它们也难以抵挡垃圾的诱惑。大多数人认为，那些像《野性的呼唤》（Call of the Wild）中一样的狼就像老鼠一样可怕，只不过老鼠长得更小，也没那么危险。
长久以来，考古学家都认为人们积极地驯养狗，把较温顺的狼当成宠物来养，让它们生出更加温顺的狼崽——它们喜欢人类就像人类喜欢自己那样。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自然选择再一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不管怎样，狼、垃圾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我们称为“狗”的动物，这些狗可以杀死携带病菌的老鼠，甚至可以与狼作战，从而成了男人最好的朋友。狗也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公元前11000年左右，有一位年老的妇女被埋葬在恩·马拉哈。她的一只手搭在一只小狗上，他们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3]。
懒惰、贪婪创造了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将科幻作家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俏皮话“懒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扩展为一个社会学理论，即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这个准则在冰河时期末期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的社会发展快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点归功于（或者归咎于）女人。在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妇女主要做采集工作，而男人主要负责狩猎。男人的墓中主要是矛头和箭头，女人的墓中主要是磨削工具，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史前发生在东西方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提示了目前为止本书主要问题的答案——我们在提到西方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时，该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起——约15000年前，侧翼丘陵区妇女的聪明才智。
野生谷物是一年生植物。也就是说，它们在一个季节里生根发芽，最后枯萎，然后在来年的时候，它们的种子长成新的植物。当植物成熟时，它的叶轴（连接种子和植物的小茎）就会变得脆弱，然后这些种子就会纷纷落到地面。种子落到地面时，外壳会摔碎，然后就会发芽。对于15000年前的采集者来说，收集种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着篮子，摇晃植物，把快要成熟的种子晃下来。唯一的问题是，每一个地方的每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是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如果这些采集者来得晚了，大部分的种子已经掉落，生根发芽或者被鸟儿吃了。如果他们来得太早，叶轴还太硬，也就不容易把种子摇落下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会失去大部分的谷物。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停地来到同一个地方，不过这样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
我们不知道懒惰（不想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贪婪（想要获取更多的食物）和恐惧（对饥饿的恐惧或者恐惧他人抢先获得食物）是否真的给了人们灵感，但是有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可以把最好的种子重新种植在特别肥沃的土壤里。之后，她很可能这样想：如果我们照料这些种子——翻土，拔草，甚至给这些植物浇水，那么我们每年都可以得到它们的果实，甚至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果实。生活非常美好。
侧翼丘陵区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直接证据，对此我们要间接地感谢社会复兴党。社会复兴党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们在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下，在伊拉克发动了恐怖的政治运动，不过他们首先于1963年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取得执政地位。在清除对手后，他们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水坝，形成一个长约50英里的阿萨德湖——阿萨德湖目前供应着叙利亚大部分的电力。叙利亚文物总局预测洪水将会淹没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带，因此发动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研究可能会受到破坏的地区。1971年，一支英国考察队发现了阿布胡赖拉丘。阿布胡赖拉丘上的发现表明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里曾经有一个村庄，考古学家也对此提供了大量的书面证据。不过有一道地沟显示，这个村庄是建立在更早时期的一个定居点的废墟上，这个定居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700年。
这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发掘者开始与时间赛跑，因为洪水正在逼近；他们还要和战争赛跑，因为叙利亚的军队正在召集工人与以色列交战。当洪水淹没这个地方的时候，挖掘队已经挖掘了500多平方英尺的土地：虽然只是一小片区域，但这却是考古上的一大重要发现。他们发现了半地下的环形小屋、磨削工具、壁炉以及几千个烧焦了的种子。这些种子主要是野草的种子，但是其中一部分饱满、沉甸甸的黑麦种子尤其引人注目。
这些种子表明阿布胡赖拉丘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锄头耕地了。他们把种子埋在土里，而不是仅仅把种子扔在土壤上。那些较大的幼苗比小幼苗更容易破土而出，接触空气。如果史前的耕种者把自己种植的所有植物都吃光了，那么这一点也就不重要了。但是如果他们把其中的一些种子保存起来，以备来年再种，那么大种子的数量就会比小种子略多。最初的时候，这个差异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如果耕种者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的话，随着种子的平均尺寸越来越大，他们对“正常”种子的标准也会逐渐提高。古植物学家（那些专门研究现存的古代植物的科学家）将这些大颗的种子称为“栽培种子”，与那些野生的谷物以及我们现在所食用的完全人工种植的谷物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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