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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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利回家时喝得酩酊大醉。不幸的是，他醉得太厉害，以致吵不起架来，所以整个事件只能在今天早上爆发了。因为没有立刻发生争吵，即将来临的打斗就会显得刻意；事先精心谋划，毫无想象力，而且会闹得你死我活。
布里德洛夫太太迅速走进房间，在乔利的床脚站住。
“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
乔利没动弹。
“听见没有？”布里德洛夫太太戳了戳乔利的脚。
乔利缓缓睁开眼睛。那两只眼睛红得吓人。毫无例外：乔利有着全镇最丑陋的眼睛。
“哦……臭娘儿们！”
“我说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这屋里冷得像巫婆的奶头。你喝了见鬼的威士忌，感觉不到有多难挨，我可冷得要命。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做呢，我可不想挨冻。”
“走开。”
“除非你给我弄点煤来。如果我像头驴一样辛辛苦苦干活，却连取暖的权利都没有，我何苦呢？你什么都弄不回来。要是都指望你，我们全死干净了……”她的嗓音扎得人脑袋生疼，“……你以为我会冒着严寒亲自跑到外面去弄煤吗，休想。”
“你怎么去弄关我屁事！”乔利的喉头顿时冒出杀气腾腾的气泡。
“你得起床醒醒酒了，你到底去不去给我弄煤？”
没动静。
“乔利！”
没动静。
“你今天早上可别惹我，伙计。你要是再吐一个字，我撕了你！”
没动静。
“行！行！可如果我打了喷嚏，只要打一个，愿上帝保佑你那可怜的屁股吧！”
这时萨米也已经醒了，可还在装睡。佩科拉依然紧紧地缩着肚皮，不敢大声喘气。他们俩都知道布里德洛夫太太自己本可以，而且也会去棚子里搬煤，说不定她其实已经搬回来了，或者也可以让萨米或佩科拉去搬。可是昨晚没有争吵，这种悬而未决之感就像一段哀乐中的第一个音符在郁闷等待的空气中蓄势待发。酗酒这种蠢事，无论多么司空见惯，最后总要仪式性地了结。布里德洛夫太太琐碎而毫无特色的日子，就是由这些争吵来辨认、归类与区别的。正是它们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实质性内容，否则，日子就会暗淡无光，完全被遗忘。争吵缓解了贫穷带来的无聊，给死气沉沉的屋子增添了亮色。在这些打断日常生活而其本身也已成为常态的争吵中，她能够展示自认为属于真实自我的风格和想象力。剥夺这些争吵无异于剥夺她生活的全部激情与合理性。乔利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和暴戾性情给他们俩提供了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必要材料。布里德洛夫太太自认是个正直、虔诚的女信徒，备受一个无用男人的拖累，而上帝派自己来惩罚他。（当然，乔利已经没有获得救赎的希望，而救赎与否亦不重要—布里德洛夫太太感兴趣的不是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而是作为审判官的基督。）经常能听见她与耶稣谈论乔利，请求主帮助她“把这个混账东西从扬扬得意的云端打落下来”。有一次，醉醺醺的乔利差点一跤跌进红彤彤的煤炉，她当即尖叫道：“收走他，耶稣！收走他！”如果乔利不再喝酒，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耶稣。她疯狂地需要乔利的罪孽。他堕落得越深，越放肆，越不负责任，她和她的使命就越崇高。这一切都打着耶稣的名义。
同样，乔利也极其需要她。在他厌恶的事物当中，她是为数不多他触手可及且可以伤害的一个。他把无名的怒火和无法实现的欲望通通发泄在她身上。他可以恨着她，自己却毫发无损。还很年轻时，乔利初尝禁果，正如饥似渴地跟一个乡下小姑娘在草丛里寻欢作乐，不想受到了两个白人的惊吓。那两个男人拿手电筒正对他的屁股照着。他停下来，惊恐万状。他们咯咯地笑起来，没有移开光线。“接着干啊，”他们说，“继续干，把活干完。黑鬼，好好干个痛快。”灯光仍然没有移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利并不恨那两个白人，却痛恨和鄙视那个女孩。只是隐约想起这个片段，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侮辱、失败乃至挫折，都会刺激他逃进堕落的避风港，对此连他自己—但也只有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不知怎的他就是无法让别人震惊，震惊的从来只有他自己。所以他也就放弃去做什么惊人之举了。
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厮打跟做爱简直如出一辙，同样遵循着某种说不清的野蛮定式。他们彼此心存默契，不将对方置于死地。他打她就跟懦夫打人似的—用双脚、手掌和牙齿。而她呢，则完全用女性的手段予以还击—用平底锅、拨火棍，偶尔也拿熨斗砸他的脑袋。打斗期间谁都不吭声，既不呻吟也不辱骂。只有东西落地和毫无新鲜感的身体互相碰撞的声音。
两个孩子对这些冲突的反应各不相同。萨米往往会咒骂片刻，或者索性离家出走，抑或自己也投入战斗。听说，到十四岁时，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不下二十七次。有一回，他甚至跑到了水牛城，在那里待了足有三个月。无论是被强行送回还是环境所迫，他每次回来时都闷闷不乐。另一方面，佩科拉受年龄和性别限制，只能想方设法地去忍受。虽然应对的方法在变，痛楚却深刻而又长久。她在两种愿望之间挣扎，要么强烈地渴望一方打死另一方算了，要么恨不得自己一死了之。此刻她正小声嘟囔：“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千万别打。”佩科拉跟萨米和乔利一样，总是管她妈妈叫布里德洛夫太太。
“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可千万别打。”
然而布里德洛夫太太还是打了。
毫无疑问，布里德洛夫太太能打这个喷嚏完全是蒙上帝眷顾。她只打了一个。
她端起满满一锅凉水冲进卧室，照着乔利的脸泼过去。乔利坐起身来，呛得连咳带吐，他光着脏兮兮的身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做了个凌空拦截的动作，搂住老婆的腰，两人摔倒在地。乔利把她拎起来，又用手背把她打倒。她坐在了地上，后背抵着萨米的床架。她没有松开那口铁锅，用它使劲撞击乔利的大腿和裆部。乔利一脚踩住她的胸口，她丢掉了锅。他跪下来狠命地朝她的脸扇了好几下。要不是她迅速低头，让那一拳落在了铁床架上，她早就服软了。布里德洛夫太太利用这个短暂的空当溜出了他的打击范围。一直在床边默默观看他们扭打的萨米突然用双拳揍起父亲的脑袋来，嘴里大骂：“你这光屁股的浑蛋！”一遍一遍又一遍。布里德洛夫太太抄起又圆又平的炉盖，踮起脚尖跑到正打算站起身的乔利跟前，朝他猛击两下，把他打回了被她激怒之前的麻木状态。她一面大口地喘着气，一面朝他身上扔了条被子，让他躺着。
萨米连声尖叫：“杀了他！杀了他！”
布里德洛夫太太惊讶地看着萨米，“快别这么说，小子。”她把炉盖放回原处，朝厨房走去。然后在门口站住，对儿子说：“你还是赶紧起来吧。我需要些煤。”
佩科拉用被子蒙住脑袋，让呼吸变得舒缓些。尽管她收紧腹肌极力阻止，恶心的感觉还是迅速涌了上来。她强烈地想要呕吐，但是和往常一样，她知道她不会。
“上帝啊，求求您，”她对着手心小声说，“让我消失吧！”她紧紧闭上双眼。身体的某些小部位逐渐消散。一会儿慢一会儿快。然后又放慢了。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没了。然后是前臂，直到胳膊肘。现在轮到脚了。对，这样挺好。双腿同时不见了。大腿以上最难消失。她必须做到真正的静止不动。她的肚子怎么也不愿离去。可最终还是走了。接着是胸脯、脖颈。脸也很顽固。几乎完全消失了，几乎。只差紧闭的双眼了。它们总是被留下来。
她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眼睛消失。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眼睛意味着一切。一切都在那里，在眼中。所有那些画面，所有那些脸庞。她早就放弃像萨米习以为常的那样离家出走去看看新的画面和新的脸庞的想法了。他从不带着她，从不提前为出走作打算，所以也从不计划。总之这条路行不通。只要她还是老样子，只要她还是那么丑，她就只能继续跟这些人待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她属于他们。她经常对着镜子，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试图揭开丑陋的秘密—丑陋得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看不起她。她是班上唯一单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姓氏的首字母总让她不得不坐在教室前排。可是玛丽·阿波罗奈尔呢？玛丽排在她前面，却跟卢克·安格利诺同桌。老师们总是这样对待她：他们尽量避免瞥到她，只有当全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才点到她的名字。她还知道，当学校里某个女孩想狠狠侮辱某个男孩，或者要他立马作出答复时，她会喊“鲍比喜欢佩科拉！鲍比喜欢佩科拉！”，而这毫无例外会逗得附近听到的人发出阵阵笑声，被嘲弄者则会假装生气。
不久前，佩科拉忽然想到，如果她的眼睛，摄取那些画面、熟悉那些场景的眼睛—如果她的这双眼睛不同，也就是说漂亮的话，她自己也会完全不同。她的牙长得挺好看，而且至少她的鼻子不像某些被认为可爱的人那样显得又大又扁。如果她的外貌不同，即长得漂亮的话，也许乔利的表现就会不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表现也会不同。也许他们会说：“喏，瞧瞧长着漂亮眼睛的佩科拉。在这么漂亮的眼睛前面，我们可不能干坏事啊。”
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蓝眼睛。又大又蓝的漂亮眼睛。跑吧，杰瑞，跑吧。杰瑞在跑，艾丽斯在跑。艾丽斯有双蓝蓝的眼睛。杰瑞有双蓝蓝的眼睛。杰瑞在跑。艾丽斯在跑。他们长着蓝蓝的眼睛在跑。四只蓝蓝的眼睛。四只漂亮的蓝眼睛。天蓝色的眼睛。蓝得像福瑞斯太太的衬衫。清晨般美丽的蓝眼睛。
艾丽斯和杰瑞蓝色故事书般的眼睛。
每天晚上，她从不间断地祈祷，为拥有一双蓝眼睛。她狂热地祈祷了一年。尽管有些受挫，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要让这样的奇迹发生，那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她就这样陷在紧紧束缚着她的信念中，只有奇迹才能让她解脱，如此她将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美。她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东西：别人的眼睛。
她顺着花园街向一家卖糖果的小杂货店走去，鞋子里藏着三分钱—在袜子和鞋膛之间溜来溜去。每走一步，她都感到硬币硌得脚发疼。那是一种能够忍受甚至让人珍惜的甜蜜刺激，充满了希望和难言的安全感。她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买什么。可是此刻，她因熟悉而喜爱的景象轻柔地拍打着她脚下的街道。电线杆下长满了蒲公英。她纳闷，人们为什么管蒲公英叫野草？她觉得蒲公英很漂亮。可大人们总说：“杜宁小姐把自己的院子收拾得挺干净，一株蒲公英都看不到。”戴黑色头巾的东欧妇女挎着篮子到田里拔它们。可她们不要黄色的头，只要带锯齿的叶子。她们要做蒲公英汤。蒲公英酒。没人喜欢蒲公英的头。也许是因为它们太多，太强壮，长得太快了。
人行道上有个Y形裂纹，还有一处的水泥翘了起来，露出底下脏兮兮的泥土。她那拖拖拉拉的脚步经常会让她在这里绊一跤。在这条人行道上—虽然陈旧些，但光滑平整—滑旱冰会很舒服；轮子平稳地滑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新铺的路面既颠簸又不舒服，在新路上，滑轮的声音很刺耳。
这些以及其他没有生命的事物，都看得见，体验得到，对她来说可谓真真切切。她熟悉这些东西。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准绳和试金石，能够被转化，被占有。她拥有那个让自己摔跤的裂缝；她拥有那一簇簇蒲公英，去年秋天，她吹飞了它们白色的头；今年秋天，她曾凝视它们黄色的花头。拥有这些让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样，世界也是她的一部分。
她登上四级木台阶，来到雅克鲍斯基的生鲜店门口。她推开门时，门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站在柜台前，打量着成排的糖果。只买玛丽琴牌的，她决定。一分钱能买三块。坚硬的糖块终于裂开，露出花生酱—油和盐跟甜甜的焦糖味混合在一起。憧憬的钟声搅得她的胃很不安宁。
她脱下鞋，取出那三分钱。柜台那边冒出雅克鲍斯基灰白的脑袋。他遽然从思绪中惊醒，把目光转向她。蓝眼睛。朦胧，低垂。他慢慢向她望过来，犹如季节不知不觉由夏入秋。在视网膜和物体之间，在视野和景物之间，他的目光游移、犹豫、徘徊着。在时空的某个定点上，他感觉没有必要浪费工夫瞥上那么一眼。他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一位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杂货店老板，满嘴冒着土豆和啤酒味，脑子里想的是有着雌鹿般眼睛的圣母马利亚，情感已被某种永恒的失落感磨钝，他怎么看得见一个黑人小女孩呢？他的生活中甚至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暗示，这样的奇迹可能发生，更不用说值得或必要了。
“嗯？”
她抬头望着老板，看到的却是一片虚无，而那里本应是询问的目光。不仅如此。那眼神中完全没有人类应有的认同，只有一种呆滞无光的疏离。她不知道是什么让这人的目光悬在半空。大概因为他年长，或者是个男人，而她还是个小女孩。可她在成年男人的目光中看见过好奇、厌恶，甚至恼怒。不过这样的虚无她却也并不觉得陌生。它带着某种锋利的棱角，在下眼皮的某个部位透出嫌恶。她在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看见过这种潜藏的神色。就是这样。这种嫌恶肯定是冲着她，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她身上的一切都在流动与变化，可是黑皮肤却静止不变，令人害怕。正是这身黑皮肤制造了白人眼睛里那带有嫌恶棱角的虚无。
她伸出手指了指玛丽琴糖—用一根黑黑的小手指，指尖顶着橱窗。她在用黑孩子安静而毫无冒犯之意的坚持表达着跟一个成年白人男子交流的意愿。
“这个。”与其说这个词代表着什么意义，还不如说更像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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