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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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的父亲(后来还有我)在伊犁什么事没有干过?我们养蜂,我们抓鱼,我们养荷兰纯种奶牛,我们酿造格瓦斯,在这里它与啤渥即啤酒。混同起来了,伊犁人都将俄罗斯式的格瓦斯称作啤酒。我们烤长黑列巴(面包)和圆列巴,我们造水磨和看磨坊,我们粉刷房屋——在伊犁,俄罗斯女人刷房子是出了名的。但是有一条,所有我们这些白俄和白俄的后代,一不在工厂做工,二不在农村种地,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知道一条原因,那就是我们随时准备离开,我们并没有准备定居。

我父亲在伊犁生活了三十多年,三十年来他生活得像一个等候换车的旅客,伊犁对于他只是个大候车室。从我记事的时候,一阵子他说要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我的一个什么表姐;一会儿又说到阿根廷,阿根廷有我的一个什么舅舅。还有去加拿大,去美国,去比利时的各种说法,反正就是不去苏联。后来呢,过了一阵子,表姐来信了,他们全家正在失业,靠救济金生活,劝我们不要去。又过了一阵子,阿根廷来信了,可能是说移民当局不批准。大概还有各式各样的信,比如说是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入境很可能被怀疑为一方的间谍…总之,他哪儿也没有去成。

最可怕的是,有一阵子说是苏联宣布了,欢迎十月革命中流亡到各地的俄国人回苏联去,说什么绝对不追究他们的父辈与他们在外面的政治表现…许多我这样的家庭回去了,回去不久就失踪了。噢,我知道,您不相信,没有关系,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祝福全世界一切角落的俄罗斯人。

噢,伊力哈穆哥,你不知道我多么羡慕你们!你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锡伯人、东干(回族)人和汉人,你们不会理解这种把自己当作陌生人的,随时准备离去的“候车室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的怪物!你们活着、奔跑着、忙碌着…有时候顺心、高兴,有时候难受、悲哀,因为在你们的近旁,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森林、河流和天空…一句话,有自己的祖国。你们的哭和笑,爱和恨都是有所为的,绝不仅仅为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周围的一切,对于他都是毫不相干的、无所谓的,那时他将怎样过日子!他吃了一口是甜的,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告诉谁这是甜的呢?谁又和他分享这个“甜”呢?他吃了一口是苦的,除了他自己的胃,又有谁知道他的这个“苦”!我们活着,仅仅和我们的胃在一起,我们忙着,仅仅是为了侍候我们的那个胃。我们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个蠕动着的胃。我的父亲在伊犁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人好,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好”呢?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哪个人坏,同样,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又哪里有什么坏呢?我们总不会议论银河系里的哪一颗星好一些或者哪一颗星差一些吧?我们至多知道哪一颗星对于我们亮一些,而另一颗星可以用来辨别方向。我的父亲也只知道从哪一个人身上可以用哪一种方法多赚一点钱,而另一个人,却得用另一种方法来赚钱。赚钱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胃罢了。在伊犁,白俄商贩的名声是不怎么好的,因为他不和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讲信用和情面。 您也知道伊宁市西大桥边卖莫合烟与杏皮子(杏干)的俄罗斯小贩吧?他是全伊犁州啬皮即吝啬的符号。

但是我不同于我的父亲。伊力哈穆哥,你是知道的。我出生在这里,从小,我吃的就是这块土地上打出来的粮食。我熟悉伊犁河的水,夏天,我敢越过湍急的流水游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对岸再游回转。我熟悉伊犁的风,我知道什么样的风带来阴雨和寒冷,什么样的风带来温热和晴明,我还知道什么样的风吹过麦子就会黄熟,蒙派斯苹果就该收摘。我的维吾尔语比俄语说得好,我的汉语也马马虎虎。我不但用维语交际,而且用维语想事情。我看到5 的时候先想到的是拜西(维吾尔语5),之后才会想起别丫唧(俄语5)…

最主要的是,我爱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一切。小时候,我看着银花盛开的苹果树,一两个小时都不舍离去。每听到维吾尔人的歌声,那从载负着重压的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千回百转的歌声,我就泪流满面。我和你们一齐过麦西来甫娱乐盛会。,出席婚礼,祝贺婴儿的出世。我亲眼看见正是在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到来之后,在清除了国民党、霍加、巴依伯克之后,在实行了减租反霸、土改、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这里才真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光明、更美好。当你们唱“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也写不完毛主席的恩情”的时候,我也屡屡应和…而且,我爱上了狄丽娜尔…

你们维吾尔人的谚语说:“夸奖自己是头号傻瓜,夸奖自己的老婆是二号苕料子。”好吧,我本来就傻哟。我还是要说说狄丽娜尔。在伊犁河边,谁没有听到过狄丽娜尔唱歌?她唱起来的时候,燕子都不再高飞,羊儿都停止了吃草。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长着她那样的长眉毛和圆眼睛的姑娘。我早就注意到她了,但是,事情是从那天去伊宁市开始的。去年春天,青杏子像豆粒儿那么大的时候,那天我去伊宁市办事,我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突然,背后一颤,一个姑娘跳到我的自行车的货架子上,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那就是她,她时而用一只手扶一下我的后背,一会儿撒开手,让我老是担心她会掉下来。于是,我心花怒放,车蹬得飞快,我记得车一直紧跟着一辆解放牌大汽车飞跑。到了伊宁市,背后突然又是一震,等我回过头来,她已经消失在西沙河子的白杨林里。真是精灵一样的姑娘!

…为了她,我一夜又一夜地拉着手风琴。为了她,我挖掉了年年可以获利的伊犁特产紫皮大蒜,在房前种了那么多鲜红的玫瑰。有一天她和她的女伴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伊犁河岸去玩,我也追了过去,当着她的面,我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流势十分凶猛的伊犁河里,她吓得大叫起来。一分钟以后,我冒出来了,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您知道她的父亲吧,四队有名的木匠,刻板的宣礼员亚森,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气成了什么样子,我委托旁人向他解释,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于是亲戚,我早早就割了包皮,我从小又不吃猪肉…但是,对于我的请求,他的回答是把狄丽娜尔关在房子里。狄丽娜终于跑了出来,跑到我这里。我举行了加入伊斯兰教的仪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社发给了我们结婚证。里希提书记和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亚森大伯做了思想工作,但是亚森大伯仍然不准狄丽娜尔回家,也仍然有一些老顽固对我们侧目而视。为了我,狄丽娜尔她…

呵,这些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忽然,出现了一个灾星,一个戴眼镜的毒蛇,一个两条腿的狼——木拉托夫。四月初,他来到了我们家,和父亲谈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谈“人和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谈“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他和我父亲悄悄地谈了许多许多。父亲的腰杆挺起来了,眉毛挑起来了,嗓门也变大了。几十年来,父亲好像一条晒干了的咸鱼,木拉托夫的到来好像把咸鱼泡到了温水中,它膨胀了、灵活了,虽然仍是没有活鱼的灵魂。我的父亲告诉我:

“准备好,回国去。”

我问:“回什么国?”

他答:“苏联。”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二十六个年头里,他差不多说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苏联,甚至没有说起过“俄国”,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他的所谓回国,使我大吃一惊。您知道,我长年看水磨,很少参加政治学习。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我也是听磨面的顾客说的。但是,我的并不愚笨的头脑却可以判定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苏联成了我的父亲的“国”,就不怎么像我的国。父亲心灵的冷酷正和我的心的软弱一样登峰造极。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能想象离开中国,离开伊宁市的金顶寺和伊犁河岸的马兰花,更不要说离开伊犁河谷的乡亲们。至于我的妻子,她对祖国的忠诚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无缺,清澈照人。她在我们的新房里贴上了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图片,这大概是父亲如此厌恶自己的儿媳妇的主要原因。半年来,他没有理睬过狄丽娜尔,狄丽娜尔也不与他讲话。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

“不去!”

“什么?”他火了。

“到苏联去干什么?苏联那里有我的什么?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中国人…”

“狗崽子!”他骂起来,而且扬言要杀掉我。我呢,也攥紧了拳头,瞪大了眼睛。后来,他一个人走了。

以后是四月三十日的大风之夜,那天白天,地主婆子玛丽汗对我讲了一些讨厌的话。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风声之中我听到一种响动,我推开门,走了出去,响声是从库房那边传来的。我向那边走去,结果挨了一棒子。

县公安局把我抓了去,我想:完了!还是玛丽汗说得对。我在县上蹲了五天,这五天的拘留生活,是我上的最珍贵的一课。公安局的同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耐心地向我讲解政策,我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办事是这样公正、合理、实实在在。我家里藏着小麦,本来我认为这是个有口难辩的说不清的问题。当我说明了情况并且提出了可作旁证的人的名单以后,县公安局痛痛快快把我释放了。临走的时候,他们和我握了手,教育我做一个好公民、好社员,并且说希望我协助把这个案件搞清楚。要我协助政府破案,这是上级第一次给我提出一项政治性的任务,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除了磨面和抓鱼以外我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因为,我是中国的一个有权利也有义务的公民。我是兴高采烈地从县上回来的…

但是,狄丽娜尔不理我了,她的眼睛哭肿了,她不听我的解释。她一个人搬到我那间小小的放工具和杂物的贮藏室里,睡在地上。我想,她这样做也是应该的。我没有主动向组织揭发我父亲贪污和私藏粮食的事情;我没有积极汇报木拉托夫的活动,我理应受到国家和人民——包括狄丽娜尔的处罚。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没有眼花。那架马车就是队里的,泰外库拉洪赶的那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木拉托夫过去我们不认识。他不会说俄语。他在这里活动了十几天,到处跑,这个…我说不上他都到过什么地方。

玛丽汗吗?这个…在磨坊里,她对我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将来,你会后悔的。”她还说了许多歪曲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挑拨民族关系的话。

我现在想什么吗?狄丽娜尔怀孕已经三个月了,不能让她这样苦下去,要不…你们和亚森大伯说说,让她回去。如果,我使她感到羞耻…

廖尼卡哭了。这个虽然重视友谊往来,却从不参加社会生活,不介入政治事件的看磨坊者,这个聪敏的快乐的利己的但也是克制的俄罗斯青年呜呜地哭起来了。伊力哈穆沉默着。怎么办?相信还是不相信?

一种经验世故提示他,在这种场合,最好说:“你们的这些我都听到了。我不大了解情况,你的问题我可以反映一下,研究研究。安心工作吧,不要胡思乱想…”冠冕堂皇,不痛不痒。但是,他不惯于这样待人和说话。

那么,廖尼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参与盗窃的嫌疑吗?公安部门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结论。库图库扎尔说,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犯罪,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犯罪。能不能这样论证一个人的犯罪嫌疑呢?如果按照这种论证方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首先提出证据呢?是不是人人都是被告,都是嫌疑犯呢?

但他是俄罗斯人…这又怎么样呢?

会不会日后又揭露出他的新问题来呢?库图库扎尔说:“先放出来,以后需要抓起来再抓,这还不容易。”这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被 “抓起来”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权要做好随时把人“抓起来”的前期工作呢?不假定廖尼卡是罪犯,又如何谈得上“抓起来”呢?如果因为害怕日后廖尼卡或有可能暴露什么问题就先期加以怀疑、排斥和打击,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最主要的是,对廖尼卡这个人,我了解不了解?群众了解不了解?他方才讲的话,和他二十多年来的表现符合不符合?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大多数,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这二者是一致的还是相互割裂的呢?如果因为要提高警惕就要怀疑一切人,结果,只能使真正的极少数的阶级敌人混杂在人群中,使阶级斗争的一个个回合,变成一笔笔糊涂账…

伊力哈穆站立起来,廖尼卡以为他一言不发就要走了,他的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但伊力哈穆只是推开门,喊了一声:“狄丽娜尔妹妹!”

从那间小小的贮藏室里,狄丽娜尔迟疑地走了出来。伊力哈穆让她进了屋坐下,她艰难地坐下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在,现在,补着来祝贺吧,正像俗话说的,好话(好事)是永远不嫌晚的…”

两个人呆望着他,好像听不懂他的话。

“为什么不祝贺呢?”他说,“你们生活得和睦,你们生活在太阳的光辉底下,生长在祖国的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忠于祖国的人从来不怕任何风云变幻。狄丽娜尔,为什么不倒茶来?廖尼卡,拿你的手风琴,让我们一起唱几个歌儿…”

…终于,手风琴拉响了。从小声的、试探性的单音渐渐变成了热情饱满的长声。从伊力哈穆一个人的轻轻的哼哼,渐渐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的合唱。

生命渐渐地回到了狄丽娜尔的眼睛里。热情,渐渐回到了廖尼卡身上。歌声越来越有力量…

“廖尼卡和狄丽娜尔,祝你们幸福!”临别的时候,伊利哈穆拉住他俩的手,“祝你们即将来到人间的孩子幸福!但是,躲在小屋子里唱《黑眼睛》和《山楂树》的幸福是渺小的。如果时代的风雨冲毁了这种脆弱的幸福,这丝毫也不值得惋惜。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真正的幸福,我们面前的斗争还很艰巨。让我们并肩战斗吧!”

“我?并肩战斗?”廖尼卡问。

“当然。俄罗斯族,也是我们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见,廖尼卡,你今天看磨坊是夜班吗?”

“然而,您真的相信他了吗?党能够相信他吗?”狄丽娜尔怀疑地问。

伊利哈穆笑了,他说:“只要你们相信自己。只要事实上你们无愧于人,又怕什么!”

伊利哈穆走了几步,廖尼卡追了上来,他说:“谢谢你。”

“不必的。”

“我,还有两件事要告诉你,”廖尼卡口吃地说,“今天下午,玛丽汗趁狄丽娜尔不在的时候到我家来了。她估计我这里是好人不来的地方,所以她就大胆地来了。她说,伊力哈穆回来了,因为乌鲁木齐和全国各地的工厂大批倒闭…”

“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她不是卧病在家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她说,没有苏联援助,中国的经济就会破产。她还说,我的处境很危险,狄丽娜尔也再不会被信任了,要想尽一切办法到那边去,最好把亚森大伯一家带走…”

“这个老妖婆!你谈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如果我们批斗玛丽汗,你敢不敢当场揭发?”

“…我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

“那就学着讲一回吧?好不好?嗯,这是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呢?”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廖尼卡的口气突然吞吞吐吐起来,“这个这个,就是说,那个木拉托夫也去过玛丽汗的家,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看来,这第二件事,廖尼卡又不想谈了。廖尼卡不是声称自己的脑袋并不是愚笨吗?他的一些事情,办糟就糟在这个“并不愚笨”上。过急了,反倒达不到目的。刚才如果不提大会上发言的事,或许他不至于又把第二件事咽了回去。他伊力哈穆毕竟是阔别三年,刚刚回来呀,他的斗志昂扬,是不是太过分了,会不会其效果是适得其反呢?呵,他生活在一个何等斗志昂扬的时代!

“那好吧。”伊力哈穆走了。在路过乌尔汗家门的时候,他看见库图库扎尔的老婆,胖胖的帕夏汗正从乌尔汗家出来。

“帕夏汗大姐!您去看望乌尔汗姐了吗?”

“啊,这个,我去借一件东西,顺便…”善于言辞的帕夏汗不知为什么话说得断断续续。

“乌尔汗姐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啊,不太好…”

伊利哈穆看了帕夏汗一眼。晚上还要开会,他来不及去探视一下乌尔汗了。

小说人语:

即使大是大非上紧跟反修大计也罢,写起俄罗斯族人来仍然那样多情和美丽。而且,小说人在伊犁乡村,也有过这样地骑着骑着自行车,突然蹿上来一个维吾尔大女孩的经验。呵,那突然的一跳,那唧唧咯咯的喧哗,那大笑后的突然无迹…请问,谁能摧毁生活?谁能摧毁青春?谁能摧毁爱、信赖和友谊?谁能摧毁美丽的、勇敢的、热烈的中国新疆各族男男女女?

第七章

?

童年伊力哈穆碰碎了库图库扎尔的酥糖

农村开会的乐趣与工时浪费

?

许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里希提书记和库图库扎尔的工作调了个个儿?为什么热依穆不肯当队长而穆萨却能公然地、肆无忌惮地吹胡子瞪眼?为什么那个去年来蹲点整里希提的麦素木科长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侨民?为什么廖尼卡被捕了、释放了,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承认他的无罪?为什么玛丽汗要到他那里活动?为什么廖尼卡的“第二件事”欲言又止?为什么帕夏汗从乌尔汗家走出时神情是那么慌乱?为什么库图库扎尔在公社赵志恒书记面前表示对乌尔汗嫉恶如仇而帕夏汗又去看望乌尔汗?为什么泰外库的车出现在四月三十日的夜晚?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刻大渠跑了水?伊萨木冬到底是谁叫走的?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老王要出走而泰外库也在不安?为什么泰外库深恶痛绝的“高腰皮鞋”夫妇却与库图库扎尔那样融洽无间…

在大队支部的支委会上,伊力哈穆一再想着这些事情,到家还不过一昼夜,他也还没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但是,众多的问号他的头脑里已经装不下了。

爱国大队党支部有五个支委。除了库图库扎尔和里希提以外,还有达吾提、穆明和萨妮尔。达吾提是铁匠,几十年和铁打交道,他的肤色是青灰的,他的身上总有一股铁屑的味道。他的引人注目的筋肉强健的臂膀也像是铁打的。穆明是大队的水利委员,须发斑白,精神矍铄。萨妮尔是九队的妇女队长,大队的妇女主任,心直口快,嗓音嘶哑。今晚里希提不在,但有伊力哈穆列席,仍然是五个人。在大队支部的办公室里,库图库扎尔坐在唯一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主持会议,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一盏马灯,由于光线是从下向上照射的,他的脸显得严厉,甚至有些阴森。伊力哈穆、达吾提、穆明三个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萨妮尔不习惯于坐在高处,她拿了块废木板,垫着盘腿坐在地上,显得比别人矮许多。主持会议的库图库扎尔正作着长篇大论的发言。他首先对伊力哈穆的还乡和参加大队的工作表示欢迎。接着,传达了公社党委对于解除“戒严”的意见。

其实,他中午已经通知下去而且众人已经知道了。现在在支委会上传达,不过是走形式罢了。

然后,他谈起了当前的工作,不要听信谣言,要加强政治学习,要坚持地头读报;要抓好冬麦和玉米的田间管理,要追化肥。于是,他谈起了今年化肥的分配数字,目前某些思想保守的人对使用化肥的怀疑态度。要浇水,对于夜班浇水的人,要给予适当的补助(油、肉和面粉)。要干这么多工作,但是当前出勤率不高的一些生产队,还有些队的社员是下地晚而收工早,主要思想问题是有人想“走”,一个人“走”就影响了全家,一家波动了就影响了一片。所以,要加强学习,要教育,要订《新疆日报》和《伊犁日报》,订报就要交钱,而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缺乏现金。于是又说到了最近银行召集的一次会议的精神,关于今年农贷的发放和上一年农贷的偿还。对于无故缺勤的社员,要发出警告,如果再不上工,就停发口粮!当然,这只是说一说…

伊力哈穆一边听着库图库扎尔的发言,一边想着那些个为什么。越想越觉得错综复杂,于是一向不吸烟的伊力哈穆伸手把达吾提吸了一半的莫合烟卷接了过来,吸了两口。他渐渐发现,杂乱无章的许多个“为什么”当中也有一个交叉点,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多数“为什么”都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现在正侃侃而谈的现任大队支部书记库图库扎尔。

…是遥远的往事了,那时候,伊力哈穆的妈妈还活着。六岁那年,宰牲节那一天,妈妈把熬了许多个夜晚亲手绣起的小花帽戴在了孩子的头上。他戴上新花帽,穿着破粗布衫,趿拉着硬冷如铁的生皮窝子即靴子。走到了村头。有的孩子在玩碰鸡蛋,他没有鸡蛋;有的孩子把冰刀绑在鞋上就在大路的冰雪上滑行,他也没有冰刀。新花帽,这就是他节日的唯一的喜悦了。他无趣地继续往前走,看到了老桑树下围拢着一群孩子。他好奇地凑了过去,原来是邻居小伙子、十八九岁的库图库扎尔在卖酥糖。酥糖是库图库扎尔自造的——用麦芽糖、羊油、面粉熬制而成。熬糖的时候,还让伊力哈穆帮他搬过柴火呢。酥糖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儿,放在铺在地上的布单子上。库图库扎尔歪戴着一个硬壳帽子,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旧西服,打着一个肮脏的领带,正在探着脖子吆喝叫卖,糖块一丝一丝的,在阳光下晶晶闪亮。伊力哈穆摸了一下上衣,本来就没有衣兜,腰上也没有褡包,他是一文莫名的呀。于是,他后退准备离开这个白白地让自己咽口水的地方,但是,还没等他退后,忽然脖子上一阵火烫刺痛——是一个巴依的儿子把抽剩下的烟屁股扔到了他领子里。他本能地向前一闪身,脚尖碰碎了一块糖。正在起劲地吆喝着的年轻小贩一把抓住了伊力哈穆的脖领子,认出了是自己的小邻居以后,他放开了手微微一笑,俯身把碎糖拾到手里,递向伊力哈穆,说:

“你吃了吧!”

小小的伊力哈穆把手放在背后,不肯接。库图库扎尔拉过他的手,把碎糖放在他手里,鼓励地说:

“吃吧!有什么可怕的?”

伊力哈穆看看糖,又看看四周,再看看邻居大哥。库图库扎尔和善地向他点着头。他慢慢地把糖放在了嘴里,道了个谢,刚一转身,又被库图库扎尔抓住了肩膀。

“钱在哪里?我的小兄弟!你可真好笑,吃了糖道一声谢就走了吗?有多痛快!难道我是待客吗?噢喂!”

伊力哈穆慌了,他说:“可是我没有钱呀!是您让我吃的。”

“不让你吃让谁吃,”库图库扎尔瞪起了眼睛,“是你把糖踩坏了的!踩坏了的糖还怎么卖给别人?这个损失难道由我自己来承担吗?这么着吧,我少收你一分钱…”

“大哥!你知道,我一分钱也没有…”

“没有钱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买卖买卖,花钱买,收钱卖,亲娘老子来了吃糖也得给钱。这么样吧,你回家拿四个鸡蛋来…”

“我们家没有鸡…”

“别想赖!”库图库扎尔一把把伊力哈穆拉了过去。那个扔烟屁股的巴依的小崽子兴奋地喊了起来:“打!打!打穷小子!”伊力哈穆挣扎着,库图库扎尔一抬手,伊力哈穆以为要挨打,结果,库图库扎尔揭起他的小花帽,掖到了怀里。

“拿钱来,要不,帽子顶账!”

伊力哈穆露出了光头,周围是孩子们的笑声。露出头来,这是非常丢人的,正像其他民族认为戴着帽子进人家的室内去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一样,维吾尔人认为,在做客的时候或者在公众场合露出头发或头皮,是对人对己的极大羞辱。

…许多的岁月过去了,库图库扎尔后来也当了马木提大肚子的长工。解放以后,成了积极分子、党员、干部。对于这么一件小事的记忆又能说明什么呢?

库图库扎尔的绰号叫做“鸭子”,维吾尔人在这里是取鸭子入水而不沾水的特点,这样的绰号是指那种做事不留痕迹的人,这当然不是个好绰号,然而,绰号毕竟只是绰号罢了。

中午,在“麦斯莫夫”面前,库图库扎尔不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吗?不错,他正在盖房,这说明他决无动摇,这是令人信服的。

伊力哈穆收拢了注意力。库图库扎尔在支委会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在正讲基建问题,一直说到大队要不要修建一个篮球场,大队办公室的屋顶今夏一定要增上一层泥防雨…终于,他结束了,他说:

“我的意见简单说来就是这些,总之,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不但要努力工作,而且要特别特别地努力工作,要鼓足干劲,要干劲十足,要好好地干…大家谈谈吧,你们有什么意见?伊力哈穆,你刚回来,感觉会敏锐些。达吾提,你在大队加工场,紧靠着路边,会看到许多情况的。穆明哥,你年岁最大,又整天骑着驴跑遍了每一条渠,你发现了些什么问题?夜班渠水按那个标准补助行不行?萨妮尔,你是妇女,半个世界(半边天)…”他一个一个地点了一遍。

萨妮尔听得疲倦了,她出声地打了一个哈欠,赶紧拉下头巾角捂住了嘴。

达吾提抬头望了望大家,咳嗽了一声,他问:“书记,我们今天开支委会要干什么?”

达吾提的一句问话,打破了被库图库扎尔方才的东拉西扯造成的疲惫气氛。“研究工作嘛!”库图库扎尔答,同时警惕了起来。

“研究什么工作?研究给大队办公室的房顶子上泥吗?上就好了。这个事儿,在支委会上已经谈过许多次了。”

“是吗?”库图库扎尔笑了起来,“可能吧,我们是农村干部,我们没有文化,我们不会把工作一条一条地列在小本子上。我们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没有做好,就老得说,要不,就会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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