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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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老这样开会不解决什么问题。”达吾提并没有被他的笑声所软化，他坚持着。
“那你说怎么开？” 库图库扎尔绷起了脸。
“开会研究工作，最好有一个中心，一件一件地说，一件一件地研究。”穆明和解地说。
“好的，你们说吧，什么是中心，先研究什么。”
“我说，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打击歪风邪气。”达吾提说，“现在影响着咱们各项工作开展的，是歪风邪气。歪风，有从外面刮来的，有从别处刮来的，也有咱们这儿的坏人自己在那里刮…”
“是的，”穆明把话茬接了过去，“目前咱们大队，思想动摇、想走的是极少数，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社员思想不安稳。七队丢麦子的事，没有查个水落石出。我们这个大队，在公路边，离伊宁市又近，消息传得快，反应灵敏。好些人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后会怎么样，他们害怕了…”
“他们究竟是怕什么？”伊力哈穆插嘴问。
“谁知道怕什么？”穆明把双手一摊，“害怕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有一次我去伊宁市红旗百货大楼买东西，不知是哪一个小娃娃恶作剧，他喊了一声‘我的妈呀’蹬蹬蹬就往外跑，紧接着有两个人呼噜呼噜也往外跑，马上全部顾客都乱起来，最后才知道，什么事都没有。”说得大家都笑了。
“如果只是害怕，也好办，问题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害怕，他们反而高兴，似乎我们这里发生了一点什么混乱，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似乎共产党说话已经不灵了，管不了他们了，至少是顾不上他们了。他们要趁乱捞一把，趁火打劫，浑水摸鱼…”达吾提说。
“谁？是谁在趁火打劫，浑水摸鱼？” 库图库扎尔立即追问道。
“反正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就要把他揪出来！” 库图库扎尔厉声说。
“包廷贵夫妇就是这样的人！”达吾提面色发红了，“一个高腰皮鞋，一个长虫包廷贵妻名郝玉兰，“玉兰”与维语“蛇”的发音相谐。…”
“这样叫汉族同志的名字很不好！” 库图库扎尔打断他。
“反正自从他们来到加工厂，就没干过正经事！搞的全是邪魔歪道。今天下午人家驾驶员找了来，他给人家修车，换了人家的零件…”
“装置的时候搞错了的，他已经给换了过来。” 库图库扎尔小声告诉伊力哈穆，“你谈你的…”又向达吾提一挥手。
“郝玉兰给人看病，胡要钱，还跟人家要鸡蛋、要清油、要木头。再说，他们的猪老喝渠里的水，庄子上的社员反映可大了！泰外库说，要再见到他的猪放出来，就打死它！”
“什么话！”库图库扎尔拍了一下桌子，“这个时候打死汉族社员的猪，什么意思？反动情绪！没有脑子！”
库图库扎尔的骤然动怒和扣出大帽子，使大家霎时间面面相觑 。
库图库扎尔露出笑脸，向伊力哈穆和萨妮尔示意说：“你们也谈谈嘛！不要光坐着听嘛！”
伊力哈穆听得出，他的话里还有另一种含意，那就是达吾提和穆明说得太多了，该收一收了，同时，他们俩开始的牵扯到包廷贵夫妇的话题上该就此打住了。
但是达吾提并没有被吓回去，他想了想，说：“我认为教育汉族社员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不是什么反动情绪。”
“那就打死人家的猪？”
“谁打死了？”
“为什么说要打死？”
“那只是气话。”
“气话便能那样说吗？”两个人接近吵起来了。
穆明说：“大队领导找包廷贵谈谈还是可以的嘛。告诉他，猪是可以养的，但要圈起来，这又不是什么坏话啊…”
“啧，穆明哥！您考虑问题也太简单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是维族，我是维族…” 库图库扎尔一一指了一下，“这一类的话由我们去说，会有什么后果呢？过上两年，人家会怎么分析呢？谁对包廷贵有意见，就请他去公社找赵书记去吧…”
“这么点事也去找公社书记？”穆明不同意地反问。
“这样看问题，合适吗？”伊力哈穆再也耐不住了，他缓缓地，然而是有分量地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跃进公社爱国大队支部的成员，并不是什么维吾尔族支部的成员。怎么能够那样提出问题呢！”
库图库扎尔转过头来，不悦地眯了一下眼。很快，他眼珠转了转，让步地说：
“算了算了，好的好的，你们的意见理论上是正确的。我负责和老包谈谈吧。这又有啥意思呢！这是个个别问题嘛，没有什么代表性嘛！唉，达吾提兄弟，你批评我主持会议没有抓住中心，我看你也是鸡毛蒜皮哇里哇啦，比我还要抓不住中心呢！哈哈哈…萨妮尔，还是你谈谈吧，妇女们有些什么问题，嗯？”
“我先说说男人的事，”萨妮尔的话逗得大家一笑，“我们队的事情到底怎么办？乌甫尔哥撂挑子不干了。队里的工作乱七八糟…”
“怎么回事？”伊力哈穆问。
“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乌甫尔的岳父在苏联，来了信，要他们全家去苏联，听说已经领了苏侨证…” 库图库扎尔说。
“领了苏侨证？”伊力哈穆眼睛瞪了老大，“这不可能！谁不知道乌甫尔哥…”
“你先别这么说！” 库图库扎尔警告地指了指伊力哈穆，“什么这不可能那不可能，这年月什么不可能！你能相信谁去！你没看见县里的麦素木科长都变成了苏联侨民！”
麦素木变成侨民的消息使其他三个支委吃了一惊，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麦素木这个人我不了解，但是乌甫尔…您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
“我…没怎么问。如果他没有这事，为什么撂挑子不干？如果有这事，他就不归我这个书记管喽！我们大队、公社都管不了喽！另一国的人喽…听塔列甫同志说，就是有一些情况呢…唉，有什么办法？算啦，这个问题不要谈了，谈也解决不了，萨妮尔，跟你们的副队长再讲一下，让他把队上的工作抓起来！妇女工作方面没什么问题吗？”
“这两天，女社员出工的情况也不太好，还有人说，按照维吾尔人的规矩，女人本来就应该呆在家里…”
“是这样，落后意识还多得很哩。到南疆喀什一带，至今还有女人戴着面纱怕旁人看到自己的面孔呢！其实，越是戴面纱的女人越是…唉，你们哪里知道，她们在面纱后面想些什么？哈哈…” 库图库扎尔总算找到了一个有兴趣的话题，他眉飞色舞地想发挥一番。伊力哈穆打断他的兴致向萨妮尔问道：
“那话是谁说的？”
“我查问出来了，”萨妮尔挪动了一下身体，放大了声音，“不是别人，正是玛丽汗说这样的话！”
“真混蛋！等她病好了，我告诉民兵去敲打敲打她！” 库图库扎尔皱起了眉。
“看来，玛丽汗活动得很厉害。”伊力哈穆讲述了一下廖尼卡向他反映的情况。
“廖尼卡谈的情况，算数吗？”库图库扎尔冷冷地说。
“情况看来是可靠的，”穆明说，“四队的地主分子依卜拉欣也蠢蠢欲动。他的侄子买买提突然回来了，活动很诡秘，据了解，买买提也到过玛丽汗家里。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生人，在依卜拉欣家出出入入…”
“敌情是严重的，阶级敌人似乎也嗅到了国际国内的某种味道，他们的头脑正在发昏。所以，光让民兵去敲打，这是不够的，我考虑能不能在全大队范围内发动群众批判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歪风邪气，而更重要的是，耐心地向广大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伊力哈穆说。
“就是应该这样。”达吾提和萨妮尔赞同地说。
“这个意见很——好！”库图库扎尔打了个大哈欠，“我们要开个大会，敲打敲打这几个地主。”他又打了个哈欠，叹气说，“我们的会开得太长了，今后要改进。主要责任由我负。刚才说什么？呵，对，批批地主。现在形势比较复杂，什么时候搞，怎么搞，开多大范围的会，这要请示公社。对这两个地主的活动情况，要整一份详尽的材料报上去，这件事是不是请伊力哈穆同志抓一抓。就这样吧，唔，还有什么？”
伊力哈穆思索着，达吾提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四肢，走到窗前，坐到了窗台上，他信目望去，突然发现了什么，他叫道：“里希提书记回来了。”
伊力哈穆赶紧奔过去，从窗口望去，夜色中从小渐大，出现了一个瘦削、稳健的身影。他披着光板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手里拿着个沉甸甸的马褡子马褡子，是一种装物用的口袋，本来是搭在马背或驴背上的，有时也可搭在人肩上。。这正是伊力哈穆昼思夜想的里希提。
人们迎了出去，从里希提那与初夏季节很不协调的打扮上，人们似乎感到了高山牧场的气息。显然，里希提刚刚下山，他只来得及把马安置起来。
里希提和伊力哈穆长时间地、热烈地互相问候着。伊力哈穆一口一个书记，这使库图库扎尔听起来很不舒服。尽管这里的农民有称呼别人已经卸去了的职务的习惯，但总不能当着现任书记的面叫另一个人作书记，何况，伊力哈穆已不是一般农民。库图库扎尔大声嗯了一声，向旁人做手势道：
“算了，时间也不早了，支委会就开到这里吧。”又专门向萨妮尔关照道，“你可以回去喽！女同志嘛，家务事多。”
“不，我还没有吃到里希提书记带来的奶疙瘩即酸酪干。呢！”萨妮尔也叫起书记来了，而且口气是那样亲昵。
“奶疙瘩，当然是有的，从草场回来的人，怎么能没有酸酪干呢！但是，先等一等，请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里希提把马褡子打开，拿出一件东西，“咚”地扔到了桌子上。
“枪！”众人一齐惊叫起来。
一把锈迹斑斑的老式的盒子枪，发出一种绿霉、机油和铁锈混合的气味。伊力哈穆把枪拿到马灯近处，隐隐认出几个俄文字母。
“山上的斗争很激烈，”里希提介绍说，“牧主巴伊巴拉提疯狂地进行反动宣传，煽动叛国外逃，并且企图带走我们的大批畜牧。我们组织了对他的斗争，并且挖出了他的这一把枪。”里希提说到这里，剧烈地咳嗽起来。
“您的气管炎…”伊力哈穆关切地问。
“好了。没事儿。”里希提继续说，“这枪是八十年前老沙皇侵占伊犁时，沙皇的一个军官送给巴伊巴拉提的祖父哈兹的。枪一直传到了巴伊巴拉提的手里。牧区民主改革的时候，巴伊巴拉提抗拒不缴，偷偷把枪埋在一棵松的山石下面。最近，巴伊巴拉提把枪起了出来，以为时机到了…看吧，老沙皇的阴魂还没有散…是不是有那么一些人，在继续着老沙皇的事业，从而唤起了哈兹牧主的子孙的一种什么希望呢？”
“这些国家大事，我们搞不清的。还是谈谈牧业队的情况吧。” 库图库扎尔冷淡地说。
“我们组织了对巴伊巴拉提的斗争，结合进行了回忆对比，忆苦思甜。”里希提的风尘仆仆的脸上放射着一种兴奋的光芒，“哈萨克牧民们情绪高涨，对敌人非常仇恨，斗争会上，如果不是我们严格掌握，巴伊巴拉提非被牧民们活活打死不可！现在谣言已经被粉碎了，牧民们的眼睛擦亮了，大家决心保卫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领土。目前，正是接羔 ，剪羊毛，牧业生产最紧张的季节，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都在那儿苦干呢，山上还冷，刚出世的小羔，他们就在帐篷里照管，可热闹啦，大家决心用羊羔的最高成活率和羊毛的最高产量来回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衅…”里希提拿出了两把酪干，“看，今年的酸酪干也特别香甜！”
“多拿几个，给你孩子带点！”里希提对萨妮尔说。
“忙你的事去吧。” 库图库扎尔说。萨妮尔走了。库图库扎尔又对穆明说，“现在正是小麦拔节的时候，有些人夜班浇水睡大觉，地浇得干一块湿一块的，好像秃子头。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穆明点点头说“对”，然后也走了出去。
“你也忙去吧。” 库图库扎尔把目光投向达吾提。
“我不忙，我还想和里希提书记谈谈呢。”达吾提的话里有一股子倔劲。
“好吧，里希提大队长，你辛苦了。” 库图库扎尔转向里希提，“还是先休息一下吧，工作的事以后再谈，你看，人家上山回来，总是要吃胖一些的，可你，更瘦了。”
“这说明，我原来还是比较胖的喽！”里希提笑了。
“我觉得里希提同志在山上开展工作的办法很好，我们山下，也应该这样抓…”伊力哈穆说。
“对嘛，这个问题是不是明后天再研究一下？里希提大队长是不是准备一下，系统地介绍一下在牧业队开展工作的经验…好吧，我还有点事。你们也不要忘记里希提同志身体不大好，够疲乏的了。” 库图库扎尔说完，不等别人应答，回身走掉了。
“你们在开支委会吗？研究了些什么问题？”里希提问。
“研究什么？研究什么也是没有用。”达吾提忿忿地说，“咱们的支委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摆样子的吗？扯闲篇的吗？库图库扎尔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不想谈什么就谈不成什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绝对不干什么。支委研究啦，作决议啦，全都没用！”
“是这样的吗？”伊力哈穆问。
“当然是这样。今年春天关于大队加工场支委会是怎么决定的！可库图库扎尔书记照样把包廷贵收了进来。一会儿戒严，一会又解除戒严，什么时候支委会研究过？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敢预言，像今天说的对敌斗争问题又让你准备材料，又说去请示公社，其实，全是空话，说完就完的，他绝不会再过问的。还有什么让里希提大队长介绍经验，也是随口一说，根本不算数。总之，他不高兴做的事，你支委会是研究不成的，研究了也是不会做出决定的，决定了也是不会执行的。我看，支委会不需要这么一间开会的房子，支委会这个牌子就挂在库图库扎尔的脖子上就行了。”
“有意见你应该当面提嘛。”伊力哈穆说。
达吾提用舌头打了一个响，表示否定的意思，他站了起来：“提不成的！我们这位书记，谁也没办法给他提意见。你说话是直的，他说话转圈，你绕不过他。不管你说什么，他很少说不同意或者反对，‘好的好的’，”达吾提学着库图库扎尔的腔调，“好了半天还是一场空！”达吾提摇摇头，也走了。
“到我家去吧，咱们好好谈一谈。”里希提静了一会儿，提议说。
小说人语：
吃过酥糖的童年是多么甘甜！因为酥糖而饱受侮辱与折磨的童年是多么郁闷！
会议是一种带有集体主义特色的文化生活。说是共产党喜欢开会，这至少培养了许多人的口才。会议起着某种干部训练班的作用。农民干部的会议常常像家常闲话。从效率的观点看，会议开法还大有改善的必要与可能。但毕竟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温暖，是那个年代的一乐！小说人知道，有许多退二线的干部十分怀念由他主持会议的风光与热闹。
整理归纳，你不敢也未能摆脱其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记忆与形象化再现则离不开永远生气贯注的生活、世界与感受。
第八章
?
伊力哈穆与里希提交谈
天空、星月、流水、维吾尔人
?
里希提和库图库扎尔，是多年共事的老搭档了。打从一解放，他们就在一起，互为一二把手，共同工作。减租反霸土改的时候，库图库扎尔是村长，里希提是农会主任，建立党支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对库图库扎尔的老婆帕夏汗和地主婆子玛丽汗的关系的议论，后来，第一把手——党支部书记成了里希提。一九五五年，搞合作社的时候，说是里希提犯了什么“冒进”之类的错误，库图库扎尔又当了第一把手。不久，全国、全新疆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个区成立的第一个高级社——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却是里希提。后来又调换过两次，不是整社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似乎有什么缺点就是整党的时候提出那个人有什么不够。但是没有疑问的是，在爱国大队范围内，没有哪两个人比他们更有威信也更有经验。一般群众也不大用心记住何年何月因了什么原因两个人的职务又有了调换，反正大家知道：一、里希提担任第一把手的时间更长。二、里希提更是公认的第一把手。三、如果今年里希提不当第一把手了，明年就还会调回来。四、不论领导和群众说了什么，不论流年对于库图库扎尔是否吉利，库图库扎尔的老马识途、驾轻就熟、俯仰盈缩，全天候不败记录同样是无与伦比。
所以，即使是一九六二年的现在，多数社员或称里希提作书记，或称之为队长；而同时也称库图库扎尔是书记或者干脆仍然称库图库扎尔是大队长——看来到了这两个人身上，书记与大队长职衔完全相通无差异。
没有人比他们俩共事的时间更长，也没有人比他们俩更不同。譬如说，库图库扎尔胖而里希提瘦；库图库扎尔鼻子是圆的，眼窝浅，而里希提鼻子高耸、眼窝深；库图库扎尔上唇蓄着美丽的黑胡子而里希提下巴上留着短须；库图库扎尔嗓音尖厉而里希提说话有些嘶哑。库图库扎尔讲究衣饰、喜欢出风头，喜欢在大会上表决心、报喜、领头喊口号，讲话的时候常常运用一些谚语、俏皮话，有时候还常常把成套的汉语语词加上维语词尾组织在他的话语里（譬如吃饭不说塔马柯耶依力而说乞潘——吃饭力克柯勒米孜），因而收到某种幽默的效果；而里希提朴质无华，不爱出头露面，说话总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绕弯子，不耍花腔。库图库扎尔善于交际，无论老少、民族、文化、身份他都能和对方找到共同的语言，都能和对方拉着手，靠着肩，捅着肋骨而谈笑风生；里希提却有些严肃，和你谈话的时候不是批评你便是作自我批评。还有呢，库图库扎尔在会议上往往是精明强悍、态度强硬、得理不让人的样子，而会后呢，往往又是一副嘻嘻哈哈无可无不可的神气；而里希提会前会上会后都是一副模样。人们大都觉得里希提为人、办事更可靠，但是也有人宁可选择库图库扎尔，他们说，和里希提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多少感到有些压力。
里希提的严厉不是偶然的。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从小，他就给这里远近驰名的大地主苏里坦放马。四队的地主依卜拉欣便是苏里坦的儿子。在他十五岁那年的夏天，苏里坦上山去高山夏牧场避暑，带上里希提给照管马匹。有一次苏里坦去一个牧主家做客。吃饱了羊肉，灌足了马奶酒以后突然赌兴大发，而赌具不在身边。苏里坦有自己的特制的赌具，放在一个银盒子里，羊髀石都是精选出来、灌过铅的。他从不拿别人的髀石赌博，他相信只有自己的赌具能带来好运。
于是，苏里坦下令里希提骑马去十五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帐篷去给他取赌具。那时，太阳还没有下山，苏里坦指着树影为记，说是当树影移到他指定的某个地方时，必须把羊髀石取回，否则，将用最严厉的手段“处罚”里希提。里希提策马狂奔，一溜烟似的奔驰在山路上。赌具取回来了，里希提提前完成了任务：树影还没有移到指定地点，但是马当场累死了。苏里坦大发雷霆，责问里希提为什么不爱惜马匹，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不等树影移到指定地点便过早地赶了回来。凶恶的苏里坦下令把里希提绑在那棵作为时间标志的松树上，用皮鞭抽打里希提，说是要里希提为他的坐骑抵命。骚乱引起了哈萨克牧民们的注意，人越聚越多，许多人为里希提“讲情”，对苏里坦不满。牧主被人群吓坏了，赶紧示意苏里坦放开了里希提，狼一样残暴的苏里坦虽然未能杀害里希提，却砍下了里希提左手的小指，说是这样才能给里希提以一个应有的教训。疼昏了的里希提在苏醒以后，深夜，摸进了苏里坦的帐篷，割掉了苏里坦的右耳朵。里希提翻过了一座大山，隐藏在几个贫苦的哈萨克牧人的帐篷里。半年以后，苏里坦终于侦得了里希提的踪迹。里希提被捕了，坐了三年监狱，出狱后他不敢回苏里坦乡约控制的家乡，就下煤窑当了矿工。
直到解放以后，里希提回来了，带着妻子和一个出生不久的小儿子，减租反霸的时候，里希提控诉了苏里坦的罪行，用他那缺了小指的左手狠狠打了苏里坦一个耳光。一天夜里，里希提正在熟睡，苏里坦带着他的儿子依卜拉欣放火点燃了里希提家的房子，里希提冲了过去，一脚踢飞了苏里坦手中的匕首。他当场擒获了苏里坦和依卜拉欣，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制裁，苏里坦被枪决了，依卜拉欣被判八年徒刑，但是里希提的小儿子因为火伤严重抢救无效死去了。成百上千的人给里希提的小儿子送葬，当时的新党员里希提在他儿子的葬礼上打破了某些陈规习俗，引起了许多议论，甚至被某些老人看作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用异样的眼光望着里希提，似乎里希提头上很快会长出两只角。里希提却用同样的勇敢、坚定、热情和地主阶级斗争，以同样的公正、无私和勤勉为公众办事，里希提还是维吾尔的里希提，人们渐渐忘记了这件事情。里希提请减租反霸工作队的一个汉族干部为他的儿子画了一张遗像，那个汉族同志并不是画家，也有些人说画得不太像，但是，里希提把它钉在了墙上。
里希提的妻子死得很悲惨。这个瘦小的、衰弱而沉默的女人据说原来就有些神经不大好，儿子被烧死以后她两眼发直，语无伦次。工作队建议里希提把妻子送到精神病院，里希提不肯，每天，他亲自照料精神分裂症状越来越明显的可怜的妻子。一年以后，妻子死于肺炎。这时候突然传出来一种说法，说里希提的妻子本是汉族人。儿子的丧礼不合宗教规矩的事也重新被提了出来。按照习惯，非穆斯林是不能埋葬在穆斯林的坟地里的。一些老人推选了狄丽娜尔的爸爸亚森宣礼员，库图库扎尔的哥哥阿西穆和穆萨的岳父马文平做代表和里希提谈判这个事情。如果死者确是汉人而里希提又仍然不准备在她的葬礼上举行宗教仪式的话，乡间的老人们也就完全不可接受将她的遗体葬在穆斯林的墓地。三个上了年纪的人来到了里希提家里，里希提家中的不幸的气氛，妻子的遗体和儿子的遗像使他们谁也张不开口，三个人虽然守旧，却都是善良的人，也是深知里希提的人，尽管里希提的某些做法使他们变色、战栗；他们还是尊敬和喜爱这个人的——他们分担了不幸的里希提的沉重的悲哀，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而这次是里希提主动提出，要请他们村附近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塔塔尔族依麻穆即经师。为亡故的妻子诵经。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十余年来，里希提担任这个村、这个农业合作社、后来是这个公社的这个大队的领导，人们习惯了他的带领，提起爱国大队，就会想起里希提，而提起里希提，就会想到爱国大队。但是，一九六○年以来，他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更加严重，甚至达到喘不上气、说不出话、睡不成觉的程度。他开始不安地自问，也许他不适于担任大队的主要领导了？从他个人来说，他并不感到多么忧郁，如果他还剩下一只眼睛能看，他将为党而注视；如果他还剩下一只耳朵能听，他将为党而谛听。反正，只要生命还在他的身躯之内，他就是里希提，党的里希提，贫下中农的里希提，大队的里希提。但是，大队呢？由库图库扎尔掌舵？他感到十分不安。
多年的共事，里希提深深感到库图库扎尔是个虚伪而自私的人。有一年春节，附近的驻军邀请这个大队的干部去联欢、聚餐。库图库扎尔在这种场合是十分活跃的，敬酒、祝酒，发表了许多天花乱坠的赞美词，但是刚一离开部队驻地，库图库扎尔乘着酒意对里希提说：“什么玩意儿？一群葫芦头！等了一下午不过几盘子菜，早知是这样的饭食我就不来。”当时里希提气愤得几乎想抓住他的脖领子。要知道，他们不是下饭馆而这顿晚餐的东道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啊！人家确实是全力招待，不过有些烹调不太合乎少数民族的口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