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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荤话与风话
二微妙关系两种
三孤男寡女
四离婚与再婚
五“窃不如说”
·闲话·（一）荤话与风话
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奸夫淫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辱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两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奸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
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如此积极主动地去捉奸，趋之若鹜地去看奸，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颇感兴趣。没有兴趣，是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没有艺术兴趣的人不会去看画展，没有科学兴趣的人不会去看实验，对于性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也不会去看捉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捉奸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的兴趣。
性兴趣的产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其实也包括性与性爱在内。古人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食（饮食）与色（性爱）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人们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尝百味，吃遍天下，却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面，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做爱毕竟不能像吃饭那样大张旗鼓，大摆宴席。然而问题在于，可以公开谈论的“吃”，其实主要是一个“做”的问题（做饭和吃饭），而不能公开讨论的“性”，却又恰恰是一个“让人来说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书中所指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而言语，被说出来。事实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压抑的时代，“说”也是一种宣泄，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轻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用“说”来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忏悔”，而在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田间地头、茶楼巷口的“闲话”。
中国人爱说闲话，尤其爱说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
什么是“闲话”呢？说是人们在闲谈时说的话。所以，但凡一切与正事或公事无关的闲事，一切个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为闲话的话题，而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看作闲话。男女关系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对于议论者而言又是与己无关的闲事，又不能公然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官话”来讲，当然多半也就只能变成闲话。闲话虽然“无关宏旨”，但又必须“饶有趣味”，大家才乐意去讲。男女关系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当然也就会成为闲话的“热门话题”。
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无非两大类。一类是涉及到自己身边人身边事的，往往带有非正式议论批评的意思；另一类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只是谈今说古，泛议男女，是闲了没事说说好玩，供听者一乐的。前一类现实性强，是热点，但要有机会（身边发生了“搞男女关系”的事）。所以，平时说的多的，还是后一类闲话。
后一类闲话，又分有情节的和无情节的两种。有情节的通常叫“荤故事”，没情节的则叫“荤话”。荤话包括各种与性有关的俚语、俗话、民谣、小曲、典故、暗号、谜语、歇后语，也广义地包括“荤故事”。中国历来就有这类荤话，有的“文学水平”还很高。比如，抗战期间，有人撰对联一副赠新婚夫妇，曰：“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从字面上看，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娘子关、珍珠港两大战役，“美人”也可以理解为“美国人”。但用于新婚夫妇，又显然别有含义，是不折不扣的荤话了。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荤话”的特征：含糊其词，一语双关，多用隐喻、象征、借贷等修辞手法，让听者在似与不似之间自由想象。清人李渔在《答同席诸子》中云：“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中国的民众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美学著作，在这方面倒是“无师自通”。他们深知，将性赤裸裸地说出，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也未必真有“剧场效果”，还不如指桑说槐，借题发挥，让别人去心领神会。反正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只要稍有点拨，便会恍然大悟。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究其所以，只怕十有八九是这类闲话培养出来的。
讲荤话无疑是一种性宣泄。一般地说，它总是能引起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先是紧张的期待（不知家家伙会说出什么鬼话来），然后是放声的大笑（心领神会，原来是那么回事）。于是，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意识阀下积淀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释放，被压抑的性骚动也得到了宣泄和缓解。应该说，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它至少能减少一些因性压抑而导致性错乱和性犯罪的可能性，多少给性饥渴者一点替代性的满足。所以，中国历来就有荤话，而历朝历代的当局，对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荤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载于文字，印成书本，造成诲淫后果，也就一任民众即兴创作，口口相传。
事实上，禁止民间的荤话，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方面，“礼不下庶人”，真正要紧的，是统治者家族血统的纯正、嫡庶的分明，庶人们并无多少权力和财产可继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另方面，“天高皇帝远”，社会底层的事，老实说，当局想管也管不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小事？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礼教历来强调“别夫妇”、“正人伦”、“设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间，其实并不怎么太把男女关系当回事。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既非严格地“授受不亲”，打情骂俏、调戏说笑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就连武松这样的英雄都会随便调笑妇人，和酒店的老板娘说风话，吃豆腐，则其余可想而知。
“风话”不是“疯话”，而是调情的话。“风”本有雌雄男女相诱之义，所谓“争风吃醋”的“风”即是。“吃豆腐”的说法更妙。豆腐白嫩，可以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暗指并无实际上的性关系，只是“嘴巴上快活”。要之，说风话，吃豆腐，都是“言行不一”，“动口不动手”的。既然只动口，不动手，当然仍是“君子”，既无伤大雅，也无碍大局。说的人既不怕被视为流氓，被说的人也不会觉得受了欺侮，听的人当然也乐得在旁哄堂大笑，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因此，男女之间，如果关系很好，很随意，也很“干净”，说话就不会有什么“忌讳”，也就会由说荤话而至说风话。其实，这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说给大家听的叫“荤话”，说给特定对象（主要指女性）叫“风话”罢了。
说风话的对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决不可以对未婚少女说。对未婚少女说风话，是极大的忌讳和罪孽。谁要是这样做了，不但少女本人会勃然变色，怒斥流氓，少女的父兄以及路见不平者，也会来兴师问罪，痛打色鬼。严重一点的，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案来。
对下列三种人说风话则是百无禁忌的：一是新娘子，二是老板娘，三是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这里说的老板娘，主要指那些开茶馆、酒楼、饭铺、旅店，自己又抛头露面，出来接待客人的老板娘。她们做的，原本是迎来送往的生意，信奉的生意经，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既然“全凭嘴一张”，自然少不了要由着客人们说几句风话，反正“过后不思量”，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反倒能“和气生财”，逗得客人高兴，多开销几两银子。如果这老板娘原本兼做皮肉生意，当然更忌讳风话，反倒要借此多做一笔生意。所以，不少的小老板，即便是做“规矩生意”的，也乐意让自己年轻貌美的老婆，当垆卖酒，以便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兜售买卖，或趁客人与老板娘挤眉弄眼时，往酒里兑水。
另两种情况，就要复杂一点了。
先说新娘子。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闹洞房”的风俗。在这时，和新郎新娘大开“荤玩笑”，不但决无禁忌，而且还是婚礼上重要的节目之一。没有这个节目，婚礼便显得“没意思”，至少是“不热闹”。婚礼中被礼教维护者极力推崇的那些节目，如拜天地、拜父母等，都不过“行礼如仪”，一般老百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最想看的，一是掀盖头，二是闹洞房。节目进行到这一程序时，所有的宾客精神都会为之一振，连平时最老实、最本分的妇女，也会站在人群的外围，静静地笑着欣赏。那些未婚的男青年们，更视此时为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这是他们积郁已久的性苦闷，可以尽情一泄的合法时机，岂能错过？于是，平时偷学的那些荤话，便会竹筒倒豆子似地向新娘倾泄。反正那新娘子，无论平时如何高傲娇贵，这时都还不得口。同样，那新郎无论平时如何蛮横跋扈，这时也只好哑巴吃黄莲。那么，不趁这时去占占便宜，吃吃豆腐，岂不真是“亏”了自己，“便宜”了那本来就“得了便宜”的一对新人？
闹洞房的风俗起于何时，现在大概已无从稽考了。只知道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西汉仲长统所撰之《昌言》。据说当时闹洞房的情况，是“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大约是借酒发疯，趁机起哄，大讲荤话、风话，把平时不可公之于众的东西都抖露出来。不难想象，这种闹法，是围绕着“性”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所以仲长统认为这是一种“污风诡俗”，应该严加禁止。
其实，自汉代始，中国婚俗中“不像话”的事，除闹洞房外，还有“听房”。所谓听房，就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作，以为笑乐。”听房这件事，也是载入史册的。比如东汉望族袁隗娶名儒马融之女为妻，就有人听房。这事后来记载在《后汉书》中，以马融之德高，袁隗之望重，豪族府邸之中，尚有此事，则民间可想而知。
因此我怀疑，闹房与听房之俗，大约“古已有之”。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原始习俗，其本来目的，是对部落的青年进行性启蒙教育。不过天长日久，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性教育的方式，便变成了性宣泄的手段。而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方，还闹得极不像话。有的把新娘引至庭前，翻衣服，脱鞋子，品头论足，任意戏弄，以至“庙见之妇，同于倚门之娼”；有的大动干戈，舞弄棍棒，吊打新郎，甚至弄出人命案来，使“红事”变成了“白事”。显然，这就不是性的宣泄，而是心理变态了。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玩笑，都应该以不伤害对方为度。这就像挠痒痒，轻轻抓挠几下，挺舒服；下手重了，抓破皮肤，性质就变了。荤玩笑就更应适度，因为它轻易造成对对方人格的侮辱，尊严的侵犯，也极易造成伤风败俗的不良社会效果。但是，这个“度”并不好把握。而且老实说，再适度的荤玩笑，也毕竟不雅；在婚礼上对新郎新娘大起其哄，强人所难，也极不文明。无论怎样，要求新人出众出丑，总是对他人不尊重的做法。因此，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相信这种陈规陋习，也终会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老板娘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人，新娘子更是十年九不遇，平时可以与之随便说说风话，开开荤玩笑的，大约便只有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一种。为什么必须是已婚妇女，又必须关系不亲不疏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微妙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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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二）微妙关系两种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子娶妻的先后，是以年龄为序的。当哥哥的还没有娶亲，做弟弟的只好等着，断然没有“大麦不割割小麦”的道理。这样一来，已婚妇女和丈夫以外其他未婚男子之间，便有了“叔嫂之谊”。因为那些未婚男子，不是丈夫的兄弟，便是丈夫的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或者可以视为兄弟的“哥们”，则已婚妇女，自然也就是“嫂子”了。
叔嫂关系是一种最微妙的关系。
在我们先人所设的“男女之大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叫“叔嫂不通问”，即嫂子与小叔之间，是连话也不能说的。为什么要作如此严格的规定呢？就因为叔嫂之间，极容易发生奸情。叔嫂年龄相近，又天天生活在一起，倘若两情相悦，简直防不胜防。更何况，弟弟看见哥哥与嫂嫂亲热，总难免“见景生情”；嫂嫂看见小叔比丈夫年轻，也难免“见异思迁”。要想他们两人真的“井水不犯河水”，哪里保得住呢？弄不好，便会做了一锅“杂烩汤”。这可是最严重的乱伦和最大的丑闻之一。因为依礼，“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叔嫂通奸，简直无异于“杀父娶母”，岂不是行同禽兽？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隔离起来，连话也不许说，这才能防患于未然，至少也能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
不过，叔嫂不通问的规定，虽说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却很少具有可操作性。不要说必须共同劳作生活的小家小户做不到，便是大户人家，其实也很难做到。贾宝玉和王熙凤就是叔嫂，通问不通问呢？并不少通。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家族中，嫂子和未婚小叔之间，不但常常通问，而且关系和感情往往也比较好。前已说过，中国已婚的女性，往往都天然地有一种母性。如果说她们对丈夫的疼爱，已有几分母亲对儿子的意思，那么，她们对于未婚的小叔子，便更有母亲对待小儿子的味道。在不少已婚女性看来，小叔子是最需要由自己来疼爱的：他们年纪小，又没有媳妇心疼，那么，嫂子不疼谁来疼？所以，照料兄弟饮食起居的固然是嫂子，热心为他张罗娶媳妇的，也往往是嫂子而不是哥哥。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的。比如王熙凤和贾宝玉的感情，就远远超过贾琏。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凤姐对宝玉的真心呵护和疼爱。这里面除了有才的凤姐对同样有才的宝玉，有一种“惺惺惜惺惺”的赞赏，以及多少有讨好贾母（贾母疼宝玉）的功利成分外，叔嫂之情，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凤姐对那“不成器”、“没人疼”的贾环，也同样挺爱护的，至少不那么欺负他。
已婚妇女不但往往比较疼爱自己的小叔子，而且，对于自己丈夫的那些未婚男朋友、男同事，亦即一切可以广义地看作“小叔子”者，差不多也都有这样一种呵护疼爱之心。因为由此及彼和推己及人，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倾向。既然“老吾老”，可以“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可以“以及人之幼”；那么，“弟吾弟”，怎么就不可以“以及人之弟”呢？当然可以。更何况，母爱又是一种多么博大的爱啊！当一个女人以母爱之心来看待世界时，她的爱心是可能会超出家庭范围的。而在她们看来，最值得怜爱和疼爱的，又是那些未婚男子，即那些没有女人心疼的“大男孩”。
这里面的心理原因是很深层的。
一个比较现实的深层心理原因，我们无妨称之为“恋子情结”。中国女性差不多都有恋子情结，比方说格外疼儿子、疼孙子等。这也往往是婆媳关系搞不好，婆媳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的原因之一。恋子情结产生的原因，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生理的原因是“异性相恋”，社会的原因则是母以子贵。父亲较疼女儿，母亲较疼儿子，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这种共性加上母以子贵，就使得中国女性的恋子情结格外严重。这种情结是有遗传性和感染力的。因此一个已婚的女子，不管她是否已有生育，都会以一种母亲疼爱儿子的心理，去对待她的丈夫，她的小叔子，以及一切可以视为小叔子的青年男子。
另一个比较古老的深层心理原因，则似乎可以称之为“群婚情结”。我们知道，在原始时代的某一时期，一个女子如果成了一个男子的妻子，往往也就意味着她同时也是这个男子兄弟的共同妻子，正如一个男子如果成了一个女子的丈夫，往往也就意味着他同时也是这个女子姐妹的共同丈夫一样。更何况，中国原本就有“兄终弟及”的传统，即丈夫去世后，兄弟可以娶嫂为妻。从这个意义上讲，哥哥的妻子，就是弟弟的半个未婚妻。这其实才是叔嫂关系微妙中之最微妙者，也是规定“叔嫂不通问”之最深刻的用心。因为这种“准未婚妻”关系，极易导致弟弟的“非份之想”。它不但会导致“乱伦”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弑兄”，而弑兄对于做兄弟的来说，又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能“夺妻”，又能“夺嫡”（夺取长兄的嫡子地位），连老婆带财产和权力一并继承，那可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呢！
然而，做“小叔子”的，如果并非亲兄弟，就没有这种“犯罪动机”。因为“兄终弟及”，仅限于亲兄弟。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把兄弟，与“嫂嫂”之间，并无“准未婚夫妻”性质，也就并无顾忌，反倒比真叔嫂关系更可随便。一方面，在礼法和习俗上，他们并非“准未婚夫妻”；另方面，在心理和情感上，又毕竟有“叔嫂之谊”，也就多少具有“准未婚夫妻”的意味。所以，未婚男子与已婚妇女之间，如果处于一种不亲不疏的关系（太疏不成“叔嫂”，太亲又有“嫌疑”）那么，他们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准情人”。所谓“准情人”，就是既不像“真情人”那样，真有恋爱关系和性关系，但相互之间的交往中，又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性爱的意味。其具体表现，就是“说风话”和“吃豆腐”。
在民间，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未婚青年与已婚妇女之间的打情骂俏、说说笑笑，从来就是颇为“好看”的一种民俗风景。多少有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大多会见过这种场面。这种场面在“人民公社”的时期，犹为壮观。那时，男女社员都要一起到地里干活，或者修水利，或者学大寨。一到工间休息的时候，这种节目也就上演了，而在这时，真是什么荤话和风话都讲得出。因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决无偷情通奸嫌疑的，因此大可放肆一下。所以，闹到兴头之上，有的还不止于动口，也要小动一下手，比如把某位妇女放翻在地，往她身子里面塞土等等。这时，所有的人都会来围观喝彩，当领导的也不会来阻止。不阻止的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一是这类事古已有之，向来如此，犯不着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二是农村一向少有戏剧、电影、歌舞，这种打闹也算是一种“娱乐活动”；三是如此谑笑嬉闹一番后，大家的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回头干活时没准工效还会更高。所以，高明的农村基层领导，都不会那么“不得人心”地去制止这种节目，反倒有时还掺和几句，以示与众同乐，干群关系融洽。
这简直就是现代的“上巳节”，简直就是《诗经》时代“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现代版。所不同者，在于现代版要“粗俗”得多（没有芍药花可赠了），但也“正派”多。因为古代的“上巳节”是真要私奔的，其现代版则仅止于玩笑而已。但性宣泄和性启蒙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当年上山下乡的城市读书娃（知识青年），便有不少人，是在这种场合受到的性启蒙。
在这种场合中，有两类人的态度颇为有趣。
一类是未婚少女。她们是不能参加这种调笑的，男人们也不得和她们开这种玩笑，否则便是流氓行为。可见，即便在不怎么把性当回事的民间，少女的贞操仍是极为看重的事情。男孩们不妨受些“污染”，少女们则必须保持“清白”。甚至，在上述场合，如果有一位少女板起脸来起身走掉，则闹剧也会立即自动终止，众人脸上也会觉得讪讪的，很不好意思。看来，守贞的少女确有一种圣洁感，其影响虽无形，却又相当有力。
另一类是当事人的丈夫。当人们对一位已婚妇女大说风话，嘻闹调笑时，她的丈夫只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出面制止。出面制止，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只会把事情闹大，连自己也赔进去。轻一点的，人们会嘲笑说：“怎么，疼媳妇啦？”在中国，疼媳妇比怕老婆还丢人，这个脸可丢不起。重一点的，或许会把那做丈夫的也推上第一线，让他和自己的老婆站在一起“挨批斗”，这个脸同样也丢不起。高明的办法，当然只能是不闻不问，装糊涂。
实际上，这种事情，往往也用不着老公们来“帮倒忙”，女人们自己就能对付。说白了，做人之难，无非就是一张脸皮。“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已婚妇女不是处女，脸皮早就不那么要紧了。因此说起风话来，只怕比男人还厉害。其结果，往往是挑起事端的小青年们由色胆包天到招架不住，最后在一片哄笑中落荒而逃。
丈夫们的袖手旁观，原因还在于他们深知，对于未婚男青年和自己老婆打情骂俏这种事，是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不得真的。首先，这种事本来就不是“真的”，不过“玩笑”而已，你要认起真来，先不先就让人觉得“可笑”。其次，大家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弟兄”。弟兄们倘若真的实在忍不住性饥渴，那是当真要把老婆让出去的，现在不过只是开开玩笑，过过嘴巴瘾，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所以，谁要是连这种事也叫起真来，便会遭人蔑视，认为这小子实在太小气，太不像男人，也太不够哥们。你小子热茶热饭热炕头，享尽了人间清福，弟兄们却在“打饥荒”，还不许大伙儿嘴头上快活快活么？可以肯定，谁要是在这种场合认了真，谁就会在村子里弄得极没有“人缘”。当然对于那女人而言，也如此。
做丈夫的必须积极支持和肯定妻子疼爱小叔子，做妻子的却断然不会容忍丈夫疼爱小姨子。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不平等，而且总是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唯独这是一个例外。
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也是最微妙的。
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是微妙到连称谓都没有的。中国人极重亲属关系，而且极重亲属关系的种类和层次。不同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说法，比如夫妻、婆媳、岳婿、叔嫂、姑嫂、妯娌、连襟、亲家等。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却似乎无此专业术语，不知是“重男轻女”的观念所致，还是古人有意要“淡化”这种关系。
的确，较之叔嫂，姐夫与小姨子之间更容易发生奸情。小姨子似妻，很容易让做丈夫的“由此及彼”；姐夫如兄，也很容易让当妹妹的“顿生羡慕”；而男人喜欢年轻女子，女子倾慕成熟男性，又本是人之常情。所以，一旦妻子人老珠黄，成为“明日黄花”，丈夫便很可能会垂青于“豆蔻枝头二月初”的小姨子，而情窦初开的小姨子，也可能为姐夫“成熟的魅力”所倾倒。更何况，依“媵制”，男子原本是有权将自己妻子已经成人的妹妹娶进家门，以为“娥皇女英之事”的，因此也不算“非分之想”。事实上，姐夫偷小姨子之事，历史上屡见不鲜。最有名的，是南唐后主李煜。据说他在正妻大周后抱病时，便与小姨（即后来的小周后）私通，还留下了据说是描写小周后“手提金镂鞋”，蹑手蹑脚来画堂南畔偷情的《菩萨蛮》。这可真是“铁证如山了”。
因此，当妻子的，对于丈夫与妹妹的关系，便不能不倍加警惕。不但必须防着妹妹，便是与妹妹相仿的女性，也必须严加防范。自己的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朋友、女同事，也最好看紧一点，以免“变生不测”。这实在很辛苦，但也没有法子，而且总比当真闹出什么丑闻或者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家庭破裂好。
这种高度警惕和小心防范，当然会弄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闹出不愉快的结局。比如，丈夫和小姨（或别的女孩）原本没什么事的，妻子一闹，反倒提醒了他们，或者让他们产生了逆反心理，偏要弄假成真，岂非没事找事，自作自受？可惜，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而且发生的概率，也未必就比姐夫偷小姨低多少，这可真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然而，妻子们却不能不保持她们的警惕性。
事实上，公众舆论对于这种事，其敏感程度，也不低于妻子们。在任何社区和单位，一个已婚男子如果和一个未婚少女关系稍微比较密切一些，那么，便难保没有人来说“闲话”。
这种敏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男女关系本来就是敏感的事。现代社会虽然不再讲“设男女之大防”，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系如果太密切，也总得有个“说法”才好，否则便会让人生疑。其他关系大致都是有“说法”的。比如，未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恋爱”；已婚男女关系好，可能是“友谊”。因为已婚男女各自“有家有室”，双方都有人盯着管着，“越轨”的可能性总是相对比较少，无妨以善意视之。已婚女子与未婚男子关系好，则可能是“关怀”。因为已婚女子之于单身男子，一半像母亲，一半像姐姐，“偷情”的可能性也相对比较少。如果两人年龄悬殊较大，则更可放心。最不能让人放心的，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关系好。他们有什么理由关系好呢？没有，既然没有，那就“不正当”。
所以，中国的男女关系中，最必须注意“瓜田李下”嫌疑的，就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而且，一旦闹出事来，受损失最重的，往往是男方。因为女孩子可以解释为“不懂事”（但也难免被斥为“不自重”），男方则无任何理由可以“自圆其说”。老婆会闹离婚自不必说，单位上风言风语，甚至领导来找谈话也不必说，女孩子的家长也有可能找上门来“讨个说法”。这样一来，还不闹个沸反盈天，名誉扫地？
当然，事情闹到最后，还是男女双方都“身受其害”。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和一个有老婆的男人“鬼混”，当然不是“好货”；一个已有妻室的男子，居然去“勾引”涉世未深的少女，自然是“流氓”。那么，这一男一女是否真有“奸情”呢？这就没人深究了，无非捕风捉影，想当然耳！但是，“想当然”是不犯法的，“说闲话”也是不犯法的。要想让别人不说闲话，就只有自己检点行为，认清界限，不要没来头地去惹是非。至于妻子们，即便仅仅只是为了不让别人说自己丈夫的闲话，弄得门前不得清净，也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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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三）孤男寡女
在中国，还有一类极易招来闲话的人，这就是“孤男寡女”。
所谓“孤男寡女”，就是指那些大大超过了婚龄的单身男女，以及丧偶或离异后没有再嫁或续弦的已婚失偶男女。他们在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即独身男女、寡妇和鳏夫。对待这三类人，中国人通常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鳏夫，人们普遍持一种同情态度。所谓“鳏”（guan），原指“老而无妻”的人，特指丧偶的老年男子，泛指一切失偶的男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四种人之一。这四种人是：鳏、寡、孤、独。鳏是丧妻之人，寡是丧夫之人，孤是丧父之人，独是丧子之人。要言之，即鳏夫、寡妇、孤儿、独老。孟子说：“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就是说，这四种人，是最需要帮助的。所以周文王施仁政、搞救济时，总是先从他们开始。中国人还认为，一个人，如果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或丧夫），晚年丧子，那就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也是最最值得同情的人。
这种同情是很自然的，也是很人道的。因为对于任何人而言，家庭成员的丧失，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孩子失去了父亲，就无人“抚养”；老人失去了儿子，就无人“赡养”；妻子失去了丈夫，就无人“供养”；丈夫失去了妻子，就无人“调养”。家庭是残缺的，心灵是受损的，生活是困难的，当然让人同情。
然而，这种同情却并不均等。就拿对待同是丧偶的鳏和寡来说，态度就大不一样。对待鳏夫，人们是即同情又谅解。鳏夫续弦，以免“中馈空缺”；鳏夫不续弦，人们也认为“无可厚非”，因为这可以解释对亡妻恩爱不忘，是“重情之人”，或者解释为怕后娘亏待子女，是“慈爱之父”。对待寡妇，态度就不同了。新寡之时，人们是深表同情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的眼光，便开始变得冷酷而挑剔，要看这个寡妇再嫁不再嫁，守节不守节。如果再嫁，人们便会大摇其头：“一女不事二夫，”寡妇岂可再嫁？若告以生存困难，也难得谅解：不就是怕没饭吃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嘛！只要意志坚定，有什么守不住的？如果守节，也不一定能换来满堂喝彩，因为人们还要观察，还要考验，要看她到底“守不守得住”。这种怀疑的目光，总要等到这寡妇已成老妇，断然是没有再嫁可能了，才有可能变为敬重，但此时的寡妇，只怕早已心如死灰了。
这种怀疑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守节极难。
第一难是“生存难”。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寡妇，要独自支撑家庭，是很困难的。首先经济上就很困难：既不能坐吃山空，又不能抛头露面，外出谋职，则生活何以为继？其次是人身权、财产权没有保障。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私有财产是属于男人的，女人没有产权。丈夫一死，如果又没有儿子，则家产就有可能被视为“无主公产”而遭劫掠，甚至连自己也会“身不由己”。比如祥林嫂丧夫后，便被婆婆卖掉，想守寡也守不成。明末名士钱谦益死后，族人便要瓜分其财产，幸得柳如是拼死一搏，才得保全，而柳如是这样有胆有识的女人，又能有几个？
第二难是“精神苦”。有一首民谣唱道：“小寡妇，十七八，掀开珠帘没有他。靴帽兰衫床边挂，烟袋荷包没人拿。关上门，黑古洞；开了门，满天星。擦着火，点上灯。灯看我，我看灯，看来看去冷清清。”明代冯梦龙《情史类略》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说是有一位被表旌的寡妇，寿高八十，临终时招其子媳到床前嘱咐说，以后我们家，倘若不幸有人年轻守寡，一定要迅速把她嫁出去，不要守，因为“节妇非容易事也”。说完，伸出左手给大家看，掌心有一块大疤。老太太告诉家人，这是她年轻守寡时，“中夜心动”，只好以手拍案自忍，不慎误触烛台所伤。可见青年寡妇，内心何等压抑，寂寞又何等难耐。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无疑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清人沈起凤《谐铎》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寡妇的精神苦闷与性压抑，已一再被引起注意了。
第三难是“性骚扰”。正因为人们深知寡妇几乎无不处于性压抑和性苦闷中，因此不少好色之徒，便不免起了趁火打劫、趁虚而入之心。在他们看来，寡妇都是叫春的猫，只要一勾引就会上手的。所以寡妇的门前，总是少不了色狼的骚扰和纠缠，而她们又往往缺少自卫的能力，别的男人也不敢前来保护（怕有奸夫嫌疑），岂不是只好任人欺辱，或者每天晚上都吓得半死？
第四难是“是非多”。在许多人看来，寡妇八成是要“偷汉”的，尤其是年轻的寡妇。“年纪轻轻的，哪里就守得住呢？当然……”所以，寡妇的闲话往往特别多。只要言行稍有不慎，便会立即招来物议，浑身是嘴都说不清，而且根本就没有申诉的余地。因此不少的寡妇，都会选择殉夫，以免后来被人闲话，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表彰是表彰了，但这种“慷慨”，又是何等地自私！
寡妇门前是非多，单身男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
首先，在中国人看来，一个男子或女子，大大超过了婚龄，居然不结婚，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道理，他们难道不懂？一定有什么蹊跷，没准还会有什么“猫腻”。当然，按照常规，人们首先会来表示关心过问，极其热心和不厌其烦地一个又一个地给他们介绍对象。这种关心和过问，不能不说是一种“好意”。前已说过，鳏寡孤独是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人。独身男女虽然严格地说还不算鳏寡，但实际上和鳏寡也没有什么两样，至少可以算做是“准鳏寡”。再说，年轻时不结婚，老子何来得子？所以还应该算做“候补独老”。这就要关心，要过问，要帮他们找对象。不这样做，就是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情味”。独身男女们周围，总是集结着一大群“热心人”，道理就在于此。
但是，当热心人连连碰壁之后，热心便会变成怀疑甚至憎恶：他们这样迟迟不肯婚嫁，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孤芳自赏？是不是孤傲自大？是不是孤高自许？是不是孤僻自爱？否则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称孤道寡，不像我们这样成家立业？是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故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故意不给我们面子？否则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对象，你一个也看不上？如此推理下去，便会产生一种憎恶感，视独身者为怪物，甚至以一种阴暗的心理，怀疑、猜测，甚至认定他们不是性无能，便是性冷淡，否则“猫儿哪有不吃鱼的”？至少是，大家都结婚过小日子了，某某却坚持一个人独来独往，便不能不让人感到别扭，因为他竟如此地“不合群”。你既然自外于国人，自绝于群众，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所以，坚持独身，拒绝他人介绍对象者，便往往被视为“孤僻”，在单位上会被孤立，甚至档案里没准也会“记上一笔”。
至于闲话，自然更是免不了的。单位上，社区里，居然有了一位“独身主义者”，这可是一件新鲜事，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岂不有嚼舌头之理？一般地说，这类闲话大体上有以下程序：先是把某某拒不婚嫁的消息传播出去，以引起注意。这里面，自然少不了他们押拒绝过多少次“介绍”的统计数字。至于数字的准确性，那是没有人去证实的。然后，便是提出“他们为什么不肯结婚”的问题，并展开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很可能是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独身男女多半是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结论性的意见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他们生理上有问题，一种是他们道德上有问题。
伴随着这两种结论的，是各种“事实”和“谣言”的广泛传播。比方说，某男和某女经常去医院，或某男某住处经常有陌生女子或男子出入。话说到这里，听的人都会心领神会，接下去便是鬼笑鬼笑。他们的意思，其实也很明显：某男常去医院，一定是去治疗阳痿；某女偶尔去了医院，则多半是去堕胎；家中常有陌生男女出入，自然是通奸了，当然也可能是嫖妓。否则，他们为什么不肯结婚？如果不是生理上有毛病，那就一定是为了“乱搞男女关系”的方便。
这种议论不但对于当事人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便是他们的亲属，也会觉得吃不消。因为闲话总会传到他们的耳中，而在中国，一个人的子女、亲属老被人说闲话，是极没有面子的事。更何况，保不住还会有人“好心地”来提醒他们：“你们家闺女老不嫁人，可不是个事呀！”留下“问题”让你自己去想。其实不用想，做父母或作兄嫂的，也都知道自己的子女、弟妹如果总不婚嫁，问题会有多么严重。因为按照中国人的逻辑，一个男子不肯或未能婚娶，无非是三个原因，一是阳痿不举，二是作风不正，三是欠缺能力，比方说事业无成，相貌不好，人缘太坏，地位太低等，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让其父母亲人大丢面子。
老姑娘的长期不嫁，问题就更严重了。她往往会被视为“没人要的货”：或是贱货，或是丑货，或是破烂货。否则，一个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这种心理压力，谁也承受不了，其父母就更承受不了。“某某人家的闺女没人要，看来只好内部处理了。”这种议论，就不但让人受不了，而且简直就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了。
于是，父母家人便只好也向独身男女施加压力，逼他们早日完婚，以绝后患，以杜闲言。其实，一个人的独身，原因是很复杂的。有一时难以找到称心如意伴侣的，有经济条件家庭条件不允许的，有为了事业宁肯牺牲个人生活的，有见结婚者未必幸福而畏于此道的，也有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抱定宗旨决意独身的，不一而足。应该说，这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公民有结婚的自由，也有不结婚的自由，社会对此，应一视同仁地不予干预。然而，中国社会却只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讲男女也有独身的自由。因此，一个男子或女子如果决计独身，便不能不另外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理由”，比如为了“练童子功”，甚至干脆剃了头发，去当和尚尼姑。
其实，即便当了和尚尼姑，也不顶用的。
道理很简单：和尚尼姑也是闲话的对象，因为他们也是“孤男寡女”。
中国的“荤故事”中，有两类题材是久演不衰的，这就是“寡妇偷汉”和“僧尼通奸”。因为在中国的“俗人”们看来，这两类人，性要求最强烈。阿Q就曾提出这样的“学说”：“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有勾当了。”《水浒传》也有这样的“理论”：“唯有和尚色情最紧。”其理由是：“唯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没得寻思，只是想着这一件事。”所以，中国的闲人们，便特别关心寡妇和僧尼的私生活，也特别爱看关于他们的戏，比如《小孤孀上坟》或《火烧红莲寺》。
当然，僧尼们因为长期过着禁欲的生活，心理上存在着性压抑和性苦闷，也是事实。过去有一首人僧人所作之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此诚为其心理之写照。僧尼与俗家私通或僧尼互通之事，当然也有发生。唐人刘言史有诗云：“旧是艳质如明玉，今日空心是冷灰，料得襄王怅惘极，更无云雨到阳台。”这样调情的诗，竟是送给尼姑的。女道士王灵妃赠给男道士李荣的诗中，竟有“此时空床难独守，此日别离卿可久”的句子。诗虽为骆宾王代作，但“情”却无疑是王、李二人的。
闲人们之闲话僧尼，其实倒并不在于他们确知僧尼有多少私通偷情之事（应该说多数僧尼还是守戒的），而仅仅在于他们是“孤男寡女”。中国文化认为，世间一切事情，都是成双成对的，各个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比如天地、日月、昼夜、阴阳。人也一样，也必须成双成对，比如君臣、父子、夫妻。成双成对才靠得住，独往独来便让人不放心。因为“独立”便难免“失衡”。大家心里不平衡，相信他们自己心里也不平衡。何况，僧与尼虽然都是“独身”，但放在一起却也“成对”，则世俗之人，便难免要将他们“配对”，而且认为十分“相配”。同样的，鳏夫和寡妇，也是“缺配”之人，倘若将他们“配对”，便能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因此，如果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说了话，或一个鳏夫和一个寡妇说了话，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之间一定有了“好事”，而种种“闲话”，便会应运而生，到处飞短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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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四）离婚与再婚
离婚与再婚，也是闲话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人对于离婚一类的话题，从来就是兴趣盎然的。“某某人离婚了！”这样的消息，在任何单位和社区，往往都能引起热烈的讨论。打探真情者有之，寻根究底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大发感慨者亦有之，其热闹与兴奋，往往能持续好些日子。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议论别人的离婚呢？因为一般地说，中国人不赞成离婚。
在中国人看来，结婚也好，离婚也好，都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社会的要求；“夫妻恩爱，白首偕老”，是社会的理想。既然是社会问题，当然也就“人人有责”，大家都要关心过问。所以，单身男女如果老不婚嫁；便会有人一再来介绍对象。同理，已婚男女如果居然要各奔东西，自然也会有人一再来调解劝和，至少父老乡亲、同事邻居们要议论议论。
那么，结婚和离婚，为什么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呢？因为，第一，它们关系到社会组织最重要成份——家庭的建立或破裂。第二，它们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讲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是社会组织结婚中最基本和最常规的单位。最基本就是不可再分割，“最常规”就是“普遍性模式”。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的。个人是社会组织结构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人完全可以因为个人的原因而脱离家庭，投身社区，加入政党，或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仍不失为社会的一员。他组成家庭也好，解散家庭她好，“成家”也好，“出家”也好，都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只要不违反法律，履行一定手续，社会和他人便无权过问。
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同，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力、义务、责任、荣誉、利益，都和他的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取决于他的家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比方说，一个人如果出身“名门望族”，则他的地位也高，面子也大。反之，如果出身“贱民庶人”，则也许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同理，一个人，如果升了官，就会封妻荫子、耀祖光宗。反之，一个人，如果犯了罪，则会祸及满门，诛灭九族。可见，社会的奖惩，是施及家庭而非个人的；社会的管理，也是施于家庭而非个人的。其原因，就在于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既然如此重要，则社会对于导致家庭破裂的事，也就不能放任。
离婚不但会导致家庭的破裂，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政局的稳定。因为如前所述，结婚的第一目的，历来就被说成是“合二姓之好”。依此理，则离婚当然也就是“结二姓之怨”，至少也是“绝二姓之好”了。这样，两个人的离异，便很可能导致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和敌对，甚至徒起祸端，大打出手。如果这两个家族是名门、豪族、官宦、诸侯，则还可能引起政治纠纷，甚至引发战争，至少也会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这种严重后果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因为如前所述，个人与家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人受损害，就是全家受损害；一个人没有面子，就是全家没面子。离婚，尤其是女方被“休”，对于女方家族而言，是极没有面子的事。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好”：或是不贤惠（如不事舅姑、嫉妒），或是有过失（如口舌、盗窃），或是没福气（如无子），或是无妇德（如淫佚），总之是“有问题”，这才成了“没人要的货”。这当然是极丢面子的事。更何况，这些“问题”深究起来，又多半要归咎于“没家教”。这就等于直接往女方家族脸上抹黑了，岂能容忍？当然非得一报还一报，大打出手不可。
离婚影响社会安定的第二个方面，是会造成新的单身男女。在中国传统社会看来，“单身男女”无异于“无家浪子”。他们和“无业游民”一样，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个人没有职业，也就没有“饭碗”。没有饭碗，就会“闹事”，比如行窃、诈骗、抢劫、杀人等。同理，一个人没有配偶，也就没有“家室”。没有家室，就会“出事”，比如通奸、嫖妓、搞同性恋、看黄色录像，甚至强奸。因此，社会必须关心两件大事：一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有口饭吃”；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个配偶，“有个家室”。总之，不能让个人成为“无业游民”或“无家浪子”，成为流离于社会组织结构之外的“不安定因素”。
既然离婚会造成这么多的危害，则离婚也就当然不会被人看作是“好事”。既然不是好事，则人们当然也就不但要表示反对，而且要表示惊诧：“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中国人是很主张凑合的。“好死不如赖活”，是主张凑合着活；“好散不如好合”，是主张凑合着过。那么，如果有两个人居然不肯凑合了，则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而这，正是闲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一对夫妻要离婚，当然是“出事”了。但这个事，却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性格问题、经济问题、与男方或女方家族成员关系问题等等，都可能导致一对夫妻的要求离婚。
但是闲人们却多半不会这样理解。
在一般的闲人们看来，一对夫妻要闹离婚，只可能是在一个问题上出了事，这就是性。具体说来，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一方出现性功能障碍，二是某一方（也可能双方）有了外遇。无论是何种情况，都足以让人大讲其闲话。
前已说过，性，是中国闲话的一个热门话题。平时没事找事地，都要以歪就歪地扯到性上去，如今有了真人真事，便更可大肆议论一番。议论的内容，自然少不了捕风捉影。比如说那男的常服“固精丸”，或亲见他买狗肾鹿鞭泡酒，或说那女的常去医院看妇科。或许有个楞小子，声称他确知那对夫妻新婚之夜就没干成那事，这时大家就会一起看着他笑，问：“听房了吧！”其结果，当然是楞小子面红耳赤，其他人哄堂大笑，大家都觉得讲这类闲话，真是开心好玩。
如果说第一类问题多具神秘性，那么，第二类问题则更具戏剧性。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外遇”，那就一定会有许多故事情节。比如说，两个情人是如何认识的？是舞场上的伴侣，还是从前的旧相识、旧相好、青梅竹马？如果是新认识的，则他们如何相识，又如何由相识而相好，自然有许多故事，许多情节。如果是旧相识、旧相好，则自然有许多典故和史实可以稽查考证。再下来，两个人是如何勾搭成奸的？幽会和偷情又在什么地方？这里面也大有文章可做。当然，最精彩的高潮，还是捉奸那一幕。那可真是悬念迭出、险象环生、扣人心弦。这时，拥有“第一手可靠情报”的人，往往会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出尽风头。
除了叙述情节外，议论人物，也是这类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时，话题往往会较多地集中于那个“第三者”。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第三者”出场，这台好戏自然也就无法上演。所以，人们对于“第三者”的关注，往往会超过离婚的当事人双方。如果那“第三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则大家的谈兴也就会更浓。如果她竟是一位“女明星”，而那男的又是一位“大导演”，那就不止于大家说说闲话，还会惊动新闻传媒，让许多三流小报重金聘请“写手”来妙笔生花了。
因“第三者插足”而导致婚姻的破裂，只是诸多离婚案中的一种。如果并没有什么“第三者”，那就只好在当事人身上去做文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般地说，一旦发生离婚案，责任往往是被算在女人身上的。中国古代没有“离婚”这个概念，而只有“休妻”的说法，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又一体现。“休妻”又叫“出妻”，礼法上历来有“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做妻子的只要犯了“七出”中任何一条，做丈夫的都有权将其赶出家门，予以体弃，就叫“出妻”或“休妻”。
“七出”之条大约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依据《大戴礼记．本命》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不事舅姑就是不孝敬公婆。其实，事实上未必是“不孝敬”，只要公婆“不喜欢”，也要休妻的，如古诗中焦仲卿之妻和宋代大诗人陆游前妻唐琬之被休即是。因为“不事舅姑”即为不孝，而不孝乃罪莫大焉。同样，无子也是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淫有两种，一种是“淫乱”，即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包括家族成员）发生性关系，当然是“失德”；另一种是“淫佚”，即性欲旺盛，无休止地与丈夫做爱，结果弄得丈夫元气大亏，肾虚体弱，当然也是“失德”。这两种情况，也都无耻，理应休去。妒忌是不容丈夫与别的女子交往，或在自己“无出”的情况下不容丈夫纳妾，也算“不过妇德”。口舌（又叫“多言”）有三种：一是在公婆面前多嘴，是“不恭”；二是在丈夫面前唠叨，是“不顺”；三是在姑嫂妯娌之间倒闲话，是“不和”。三种情况都会影响家庭的安定团结，因此也必须休去。盗窃一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夫妻俱为一体，哪有自家偷自家的？大约是指偷了婆家的东西送到娘家。恶疾一说更无道理。做妻子的生了病，理应由丈夫出资治疗，岂有反被赶出家门之理？
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对女性极不公平。不但不公平，也很苛刻。做妻子的稍有不慎，便会有被休的可能。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顿夹生饭，便把她休了，简直岂有此理。正因为丈夫休妻如此便当，可以成为“正当理由”的条件又那么多，所以，一旦发生离婚案，人们就有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判断，一种是条件反射般地立即想到准是那女的有了什么“问题”，另一种则是条件反射般地立即想到没准是那男的“没安好心”。
事实上，许多男人的出妻、休妻、弃妻，根本就不是做妻子的有什么错误，而是他们自己嫌贫爱富、厌旧喜新。比如魏的平虏将军刘勋，娶妻宋氏，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女，就以“无子”为理由，把宋氏休了。结婚二十多年不提无子的事，一见山阳司马女就想起“继统大事”了，其真实原因可想而知。汉代王肃的休妻，更是连理由也没有，只因皇帝要把公主嫁给他。附马爷当然是“乘龙快婿”，王肃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休妻。
大约礼教的制定者也料定了会有这种事情，因此又作出了“三不出”的规定，以为休妻的限制。所以“三不出”，依《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即是：“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一个女子，如果出嫁时娘家有人，现在娘家无人（一般指父母双亡，则“娘家”已不复存在），就不能休弃，因为这会使她无家可归。在旧时，女子是不能独立成“家”的。儿时以父母为家，婚后以丈夫为家，所以出嫁叫“归”，离异后回娘家也叫“归”，又叫“离异归宗”。娘家不存，自然无家可“归”，这是极不人道的，因此社会不予允许。另外，归通馈，娶能取，有取无馈，也是不道德的，因此“有所娶无所归不去”。“尝更三年丧”是指做儿媳妇的已为公婆守“三年之丧”，义同“未嫁女”，与丈夫有了兄妹情分，如若休去，便是忘恩负义。“贱娶贵不出”，则是指丈夫娶妻时，夫家尚贫贱，现在富贵了，倘若休妻，便是势利、背德、没良心。
“三不出”中，最深入人心的是“贱娶贵不出”。一个男人，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便难免会有人说闲话，甚至受到公开的舆论谴责。中国人历来崇尚的，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喜新厌旧、另攀高枝。如果有人胆敢如此，舆论一般都不会轻饶；如果这时女方起来反戈一击，大家则多半会拍手称快。这样的事，历史上也曾有过。比如后汉有个叫黄允的，当时曾“以隽才知名”，但看来“德”却不怎么样。司徒（一种地位极高的官）袁隗想为自己的侄女求偶，看到黄允英俊潇洒，便赞叹说：“得婿如是，足矣！”黄允一听，立马回家闹离婚。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并没有如常见的那样，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痛不欲生，而是平静地对婆婆说，如今我被休弃了，即将与黄家长辞，希望能一会亲属，略叙离别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夏侯氏稳坐正中，举起手来，历数黄允不可告人的隐私丑闻，共十五件。说完，便登上车子，扬长而去。
这下子可就轮到黄允被别人大讲闲话了，而且被讲的内容，显然还不止于离婚一件。
离婚者的闲话多，再婚者的闲话也不少。
一般地说，中国社会并不反对再婚。鳏夫的续弦一直受到鼓励，寡妇的再醮也只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再婚是多么光荣和体面的事。事实上，不少的再婚仍是难免要招来物议的。比如说，童男娶寡妇，处女嫁鳏夫，就很没有面子。因为前者是“捡别人剩下的货”，“吃别人啃过的馍”，如果不是神经病，那么便多半是没本事的；后者则是嫁了个“二婚头”，是去做“填房”，那便多半是“嫁不出去”，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所以，这一类的婚姻，当事人的心理障碍往往都很大，要有很大的决心才行。
另一类极易招惹闲话的再婚，是当事人双方都有子女者。有子女的再婚，原本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其中牵涉到如何与对方前夫或前妻子女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国传统的观念，是把生儿育女看作为婚姻的目的。既然结婚的目的，本在生儿育女，那么，现在你们已有子女了，还再结什么婚？好好领着你们的子女过日子，把他们抚养成人，不就行了？
显然，已经完成了生育任务却还要婚嫁，只能有一个解释，而这个可能有的解释在许多人看来，又是很“可耻”的事。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合法，才道德，非生育的性事则应视为“淫欲”，这就难免让人说闲话。如果双方当事人年龄较大，便闲话很多：“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还不安分！”如果是老夫娶了少妻，则闲话也不少：老的固然是“老不正经”（否则娶那么年轻的女人干什么），女的自然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因为“自古嫦娥爱少年”，哪有年轻貌美的女子甘愿嫁给老头子的？如果不是“早已失身”，无法嫁给童男，便是“另有图谋”，八成是在打那老家伙遗产的主意。而且，说不定还早已暗中养了个“小白脸”，让那老头傻呵呵地戴绿帽子。显然，这样的闲话，不但当事人受不了，便是他们的子女，也会感到压力，并因此而极力反对他们父母的再婚。中国老年人再婚的困难，一多半原因往往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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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五）窃不如说
看来，不但荤话和风话是性的闲话，且是关于婚姻的闲话，实际上也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似乎可以这么说，闲话，也是一种性宣泄的方式。或者说，也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把“闲话”，也列入本书讨论的范围之中。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闲话，尤其是爱说关于男女关系的闲话呢？
在我看来，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前所述，性不仅是一种“让人去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让人来说的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人也说；做的人说，不做的人也说；做过的人说，没做过的人也说；想做又做不成的人说，想做又做得成的人也说；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也会说，而且可能比做不成的人说得还多，还厉害。这就不能把“说”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而只能归结为“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
事实上，性一直就是一个“做”与“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做），也有性艺术、性文学、性科学和性教育（说）。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做”，那么，性文学和性艺术，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说”。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说”。似乎只有把它说出来，心里才不会“憋得慌”。至于说出来以后社会效益如何，则全看说的人自身修养了。修养高的，也许会产生高雅的艺术作品；修养差的，便只不过是“下流话”。但雅也好，俗也好，在“必须说”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然而，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又恰恰是不可说的。“中媾之言，不可逆也，言之羞也。”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更何况，“万恶淫为首，”如果不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迫不得已”，原本是连性本身，也最好予以禁止和消灭的，又岂容大说特说？说，决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言为心声”，想说就想做。倘若不想，说它做什么呢？所以，有秽言，则必有淫心。可见，即便为了杜绝淫心，也必须禁止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又不可说。
其次，性不仅不可说，而且也不可随便做。前已说过，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即便是夫妻，过多的性关系也是“淫”。淫这个词，本义就是“过分”和“失度”。过分和失度当然是不好的。补药补品吃多了尚且会生病，况乎性事？自然以节制为好。但可惜，这个“度”，又几乎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量化标准。因为要制定科学的量化标准，首先就得进行实验和研究，也就是要做要说。不能做和说，则科学标准也无由制定。结果，一来二去，过分不过分，便都成了“淫”。
于是，性不仅不可说，而且也几乎不可做。不可做又不能不做，便难免“乱做”；不可说又不可不说，则难免“乱说”。前者是造成了通奸、乱伦、嫖妓、性错乱和性犯罪，后者是产生了黄色淫秽读物和低级下流荤话。这两件事，都是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相比较而言，一般性地说闲话，倒不失为一种可以容忍的宣泄方式。因为闲话之不同于别的什么话，正在于一个“闲”字。闲这个字，有“空闲”义，也有“空白”义。比如“闲职”其实就是没有职务，“闲差”就是没有差事，则“闲话”也就等于没说，是“白说”。等于没说，就没有不良后果（其实是有，姑不论）；但实际上是说了，就可以达到宣泄目的。“白说”无妨，自然“不说白不说”，所以大家都爱说闲话。
事实上，闲话也很难被禁止。其原因，就在于它原本不过是“闲”话。闲这个字，又有“非正式”之意。中国人说话办事，历来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和格式，包括官民、朝野、内外之别等，无非是“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则是“闲话”。闲话既然非正式，自然也无妨“出格”。男女关系这事既然本身便未免出格，难登大雅之堂，成不了官话，也就只能变成闲话。
闲话既然不是官话，自然也就不存在禁不禁的问题。更何况，男女关系是一个现实问题，原本就回避不了。所谓禁言，也无非只是打入地下。打入地下不等于消灭，避而不谈不等于消亡，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不如用这张纸，去做一只灯笼。既多少能看见一点火，又看不真切，还不会烧着手，岂不十分合适？中国的性闲话，有时便有点像灯笼。
总之，一方面，性必须说又不可乱说，另方面，性必须做又不可乱做。不可做，就只好说；不能正式说，就只好不正式地说。一路“砍价”下来，最后的成交就是闲话。
但，中国人的爱说闲话，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前面屡次说到的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是“无爱之婚”和“无性之恋”。婚姻中没有爱，就只好到婚外去求爱；生活中没有性，就只好言谈中去说性。因此，才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窃”，也才有田间陇上、街头巷尾的“闲话”。
更何况，“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有”？
说闲话就便当多了。对象不用寻找，场地不用选择，腰包再瘪也没关系，一张嘴皮就是本钱。更何况，偷情是要担风险的：社会不容，家庭不许，舆论要谴责，有关部门要追究。一旦事不慎密，被人捉奸，光是那份丢人现眼，便足可毁掉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太不值了。说闲话却没有风险。首先，闲话是人人爱说，个个爱讲的。既然是一种“公众行为”，也就“合理合法”。即便讲错了，也“法不治众”。其次，闲话说得再过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做。“君子动口不动手”，既然并未动手，便仍是“君子”；反正古人有训，“论迹不论心”，并不怕道德谴责。第三，闲话原本不过是闲话。说的人不当回事，听的人也不当回事。如果谁把闲话当回事，那就是“神经病”。如果不是“神经病”，则可能是“假正经”。道理很简单：我们都不当回事，为什么你偏偏当回事呢？我们都没听出什么来，为什么偏偏你听出来了呢？“言者无心，闻者有意”，看来还是你自己心里“有鬼”。有鬼才“见鬼”。你既然“见鬼”了，则只能证明你“有鬼”。那么，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有鬼”呢？没有，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出来制止别人说闲话。如果有谁出来制止，即便不被目为“有鬼”，至少也会被认为是“多管闲事”，让人讨厌，弄得自己没人缘。
说闲话既没人管，自然“不说白不说”。更何况，不说闲话，风险更大。因为中国人一贯认为，“咬人的狗不叫。”你既然不“说”，那就肯定会“做”。不说的原因，无非是做得太多，竟然懒得说了。否则，为什么不“与民同乐”呢？
闲谈不仅比偷情更少风险，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偷情更多快感。
首先，偷情总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对象，闲话却并无限制。上至公主皇妃，下至村姑野妞，甚至狐鬼蛇怪、玉女神娥，都可以当作“准情人”，或爱慕，或意淫。其次，偷情诉诸行为，闲话却讨诸想象。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第三，偷情总有顾忌，往往很难尽兴，闲话则百无忌讳，自然不妨放肆。性，无论是做，还是说，总以“放肆”为乐。人的性生活所以大多要在晚上或在密室中进行，就因为只有在那种条件下，才可以不顾廉耻而为所欲为。偷情既然是“偷”，便总难免在心理上有阴影、有障碍。可以毫无顾忌而大偷特偷者，大约真的只有那些“少廉鲜耻”之辈了。对于大多数尚有羞耻心又有偷香意的人而言，还是“窃不如说”。
但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只有闲话，才使性变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快感。性不是两个人私下里快活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享呢？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它是“隐私”，也因为它是“禁忌”。我们知道，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比如一堆一文不值的破烂，如果被特地锁进了保险柜里，说不定就会有窃贼来探个究竟；而价值连城的珠宝如果随随便便地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木盒中，说不定便反倒无人问津。性原本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自从它变成禁忌以后，便无端地产生了神秘感，成了人人都想打探一下的事情了。从这一点看，性禁忌的设计者，实在是大大地失算。
更何况，性不仅是禁忌，而且是隐私。隐私这个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必须是被遮蔽的东西，另方面又必须是被公开、被暴露的东西。不遮蔽固然不成其为隐私。不公开、不暴露同样也不成其为隐私，因为如不公开暴露，人们就根本不知其存在，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它是“被遮蔽者”。但是，一个东西，一旦成了“被遮蔽者”，差不多也就同时成了“必须公开和暴露者”。这和禁忌同时成为诱惑，是一个道理。
闲话，便正是性的“解禁”和“解蔽”。
闲话使性成为可以公开谈论的东西，这就是“解禁”；闲话使性成为人人得以知晓的东西，这就是“解蔽”。但是，这种禁忌的解除和隐私的暴露又并不“犯规”，因为它不过只是“闲话”，是当不得真的东西。这可真是“妙不可言”！犯禁而不犯规，被惑而不被毒，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可以得到释放，社会秩序却不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岂非大家方便？可以说，闲话，正是社会为被禁忌和被遮蔽的性所开的一个“小口子”。正是通过这个小口子的调解作用，保证了被规范了的性行为不至于因过分的压抑而失衡和出轨。
也许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极为重视对两性关系进行严格管理，但对民间四处流传的荤话、荤故事等等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因为它们“无伤大雅”，其实还“大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是“轻度宣泄”；对于社会而言，它是“总体平衡”。我们知道，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性就基本上成了一种在保守秘密的原则下由个人独享的权力。这种独享制度固然为文明所必须，但也并非就没有弊端。无由独享者固然心理不平衡，即便是独享者，也未尝没有把它说出来让人分享的念头，就像一个历险者总是希望向别人讲述自己非凡经历一样。性既然被规定为保守秘密原则下的个人独享，那么，如果不说出来，又何以从他人那里证实自己独享的光荣呢？因此，性又必须分享，但只能是“虚拟”的分享。闲话正好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在不违背社会对性行为的管理原则的前提下，使“个人隐私”变成了“公开秘密”，使“独享权力”变成了“公众权力”，也就使“失衡”变成了“平衡”。
如此看来，闲话对于社会的性管理，无妨说是“小捣乱大帮忙。”因为它不但是性的“宣泄”，同时也是性的“淡化”。试想，当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可以谁也不当一回事地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随随便便地拿来说笑时，它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吗？还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吗？显然不能。因为它的重要性，早已在亵玩嘻笑中消解了，已不足以造成危害了。至少可以这么说：性既然是要宣泄的，犯规和乱来的事总是难免要发生的；那么，与其让少数人去“偷”，不如让多数人去“说”。所谓“窃不如说”，也可做如是解。
那么，闲话这东西，岂非很好？
不，不好，很不好。实在地讲，中国人爱讲闲话，其实并不太文明，说它不文明，倒并不在于涉及到性，也不在于其中有多少荤话和脏话，而在于文明的人根本不该爱说闲话。闲话当然并不是不可以说的。每个人，都不可能一辈子整天价只打官腔，或只说正事，总难免要说些闲话。但是，“说”和“爱说”，却不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不同。把说闲话当作乐趣，陶醉于倒闲话、嚼舌头，议论东家长西家短，倒腾陈芝麻烂谷子，抖露别人的隐私，调侃他人的私情，说得轻一点，是不够文明，说得重一点，则是心理变态。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自己身边就不难得到证明，——那些最喜欢说别人的闲话，尤其是喜欢说关于他人私生活闲话者，大多都是些阴阳怪气，有些姨娘心理和太监心理。
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这里已无法展开了。要说的只有一点，即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国民心理健康的程度成正比，而心理的健康无疑包括性心理的健康。当社会生活中两性关系相对比较正常，男人和女人的性心理也相对比较健康时，社会就比较文明，闲话也就比较少。反之，社会就比较不文明，闲话也就比较多。关于这一点为，只要比较一下先秦、魏晋、盛唐和明清，就不难得出结论。甚至更简单一点，只要拿《诗经》中涉及两性关系的篇章和明清两代的淫词艳曲（包括某些“文学作品”）作个比较，其品位的高下，便一目了然。而明清两代恰恰是性管理最严格、性禁锢最严重、贞节观被强调到极致的时代。
性关系的不正常和性心理的不健康，当然不能归结为人们的爱说闲话。说到底，这是社会制度的不健全所使然。但闲话却无妨看作一个晴雨表。事实上，当一男一女两个人不过在一起随便说说话，或者关系较为密切，其他人便要大惊小怪，说起闲话来时，这个社会的文明和健全，也就值得怀疑了。
社会制度的变更无疑需要革命，但国民性的改造则是更加任重道远。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坚冰的解冻，自然也需假以时日，更需要全体国人一齐来努力。因此，为了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健全，更加文明，就必须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显然，这就不但要检讨过去，更要展望未来。当然，也必须首先对诸如爱情、婚姻、家庭，以及男性、女性、人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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