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王蒙作品这边风景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晚饭以后，胖乎乎的大队社教工作组组长别修尔来了，别修尔的解放鞋和裤脚上沾满了泥土，显然，他走了不少的路。他问候章洋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章洋漫不经心地粗粗地做了回答。他不太喜欢这个别修尔组长。他那副笑呵呵的样子实在不像个领导，不显精明也不显威严，倒像个弥勒佛，或者像旧社会大饭店负责给顾客推门关门的堂倌。所以章洋从心里就没想认真地向大队工作组长汇报什么情况。
别修尔好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微微一笑，向章洋通报了一下各队的工作组的活动情况，然后他说：
“昨天晚上你们这个队的伊力哈穆队长找我去了。”
“找您去了？”章洋警惕起来。
“说是您不听他们汇报，他们便找我汇报去了。”
“想不到一个队长竟然有这么刁恶！”章洋闭紧了嘴，拉长了人中。
“是刁恶吗？”别修尔问，并且谈起了他听到过的赛里木书记对伊力哈穆的介绍。
章洋肚子里哼了一声。简直莫名其妙，堂堂社教组长却对县委书记的几句话那么重视。县委、公社党委、大队支部直到生产队，他们当然是勾连着的嘛！居然还敢把这样的话摆到桌面上！让这些本县的干部来搞社教简直是坏事！
别修尔原原本本地把伊力哈穆向他汇报的第七生产队以及全大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建设的情况向章洋转述了一遍。虽然从感情上章洋对伊力哈穆更加反感了，但这些情况却大多数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他一时不好说什么，只得耐着性子听下去。
最后，别修尔说：“我看，你们还是把队长、副队长找来汇报一下吧。无论如何，我们工作组无需乎躲避他们，更无需乎怕他们，他们来谈谈情况，无非是谈得真实、正确或者谈得虚假、歪曲。不论谈得怎么样，都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就算他们的四不清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我们仍然要接触他们，帮助他们嘛，怎么能什么情况还不了解先把他们推得远远的呢？”
“好吧，明天上午我找他谈谈…”
夜间，章洋又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冷风时而从门缝吹到他的额上，叫人睡意全消。这一夜的狗叫也出奇得多，莫非是各家的房顶上都出现了小偷吗？小小的室内，一条毡子上，左面是萨坎特，右面是何顺，中间是章洋，受到他们两个人的鼾声的夹击，就像黄豆瓣受到两扇磨盘的碾压一样。萨坎特的鼾声粗犷，何顺的鼾声细柔。萨坎特的鼾声好像火车头放气，何顺的鼾声好像铜茶炊将欲沸腾而尚未沸腾，萨坎特的鼾声好像发自低音号而何顺的鼾声好像发自曼陀铃…简直是前世造孽！国家怎么会不制定一个法律专门给睡觉打鼾的人办一个训练班、新生院…
天已发亮，章洋闭上了眼睛，他梦见自己在台上表演舞蹈。乐队奏起了音乐，他们像看见了台下的热情的观众，他展臂伸腿准备一显身手，却使不上一点劲，而且，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和脚上，似乎都沾满了蜘蛛网…
第二天，他头大如斗。吃过早茶好一会儿了，他坐在毡子上发怔。最后，还是何顺提醒了他：“不是还要找队长来汇报吗？”
“什么？什么汇报？”章洋的样子似乎是在发傻。
“昨天，您不是和别修尔组长说，要伊力哈穆来汇报吗？”何顺耐心地从头提醒。
“那也好，你去把他叫来。”
何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他说：
“伊力哈穆不在，到伊宁市去了。”
“到伊宁市去了？干什么去？”
“听说去看大队书记里希提的病。”
“到伊宁市去找大队书记？为什么不向我们请假？”章洋瞪起了眼睛。
“呵，呵，”萨坎特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说，“昨晚上收工时，他是和我说过的。我还以为大队书记里希提就在公社住的医院，也没在意。”他抱歉地说。
“哼！”章洋冷笑着，“大队书记里希提，不早不晚，偏偏咱们来的那一天他住了院。今天，伊力哈穆又急急忙忙去找他串联。前天晚上，他又直接利用赛里木的老关系去与别修尔组长挂钩，名堂很不少呢！可你们呢，你们就这样不懂事，没有脑筋，不中用！”
章洋的这一番话使玛依娜尔莫名其妙，由于自己不理解，她也无法把它翻成维语。哈萨克青年萨坎特以为这话主要是批评他放走了伊力哈穆，他低着头，心里很难受，他工作兢兢业业，最不愿意让领导指着自己说什么。何顺越来越感到章组长的脾气怪、思路怪，但由于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四清运动应该怎么个搞法，所以他只是听着、琢磨着，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却又不想说什么也暂没有什么可说。
…章洋发作了一番以后，拉开旅行包，找出小盒清凉油，在太阳穴上抹了一些含有薄荷冰片、气味强烈的油膏之后，又到尼牙孜家里去了。
小说人语：
这本书里常常用嘲笑乃至丑化的态度写尼牙孜，但也有人反映，读完，未有觉得尼牙孜有多么可憎。
小说学要求搅屎棍的出现，例如《红楼梦》中的赵姨娘，例如连刘姥姥也在对于大观园的展示中起着某种搅屎棍的作用。
小说人想起在政协小组漫谈的时候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老哥的名言，一次，他说：“说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资产阶级哪里敢搞自由化，咱们中国只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化。”
此言一出，全场爆棚，东倒西歪，咳嗽流泪，端的盛况：恰如黛玉、探春、凤姐、贾母等听了刘姥姥的酒令：“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母猪不回头！”
用笑声取代了讨论，用大笑结束了尴尬，用大笑抹掉了可能的不便与纷争，用大笑维了稳也和了谐。
重读到本书第四十章，小说人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这一典故。
当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的涉嫌资产的人士们，阔多啦，体面多啦。
而小小章洋，病在夸张。他其实挺积极。许多人与章洋一样，他们的调查研究不是为了了解情况，而是为了证明已经吹上了天的不容置疑的先验结论。先定调再研究，还能说个啥呢？
第四十一章
?
尼牙孜全面揭发批判伊力哈穆并波及热合曼
伊力哈穆与工作组其他成员交谈甚欢
章洋愤而搬到尼牙孜家
?
古希腊的哲人、智者、深深地通晓各种人情世故的机敏的奴隶伊索，曾经论辩过舌头——语言的两重性。他说舌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说舌头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这反映了随着原始共产社会的解体、阶级社会的诞生而发生的人类的主观活动，人们的精神、意识、观点一分为二地分化了的状况。我国古代，也有臭名昭著的指鹿为马的故事。随着阶级社会的演变，随着剥削阶级的已经和正在被埋葬，那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特别是那些骗子、恶棍、告密者、投机分子、浑水摸鱼者、投其所好者、挑拨离间者、披大旗作老虎皮者，他们的舌头是大大地发展了和腐烂了。赵高与他们相比，不过是小巫。指鹿为马算什么，鹿和马显然有许多共同性。而当代的造谣者、诽谤者、挑拨者却可以指蛆为马，指狗屎为马，而且他们还能，还善于指马为非马！
到眼下为止，笔者大部分讲了一些尼牙孜的愚蠢可笑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他的舌头吧，而且，应该建议口腔科的医学科研工作者解剖一下这一类说谎者的舌头，并为它们建立专门的档案。对于这一类舌头，一百年以后的人类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当章洋怀着浓厚的疑团和尤其强烈的倾向再次登上尼牙孜的家门以后，对于由于别修尔转述的伊力哈穆反映的情况，也由于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反映的情况而在章洋的头脑中不情愿地发生的种种疑问，尼牙孜运用自己小巧灵活的舌头一一作了剖析。例如，关于偷吃牛肉的事情，尼牙孜是这样讲的：
“什么？我偷了牛肉？真主在上，怎么能这样冤屈纯洁善良忠顺驯服的人！”他揪住了自己的胸口，“是的，伊力哈穆没有偷过牛肉，阿卜都热合曼也没有偷过牛肉。请问，他们用得着去偷吗？他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去拿。不仅干肉，还有鲜肉，还有活羊，还有活牛和活骆驼自会送到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干部，是积极分子啊！请问，食堂是在谁的手里？就在他们手里。”他伸出了手掌，掌心向上，一伸一摆一屈，逐渐激昂慷慨，“先说说食堂的工作人员吧。从去年起，炊事员一个叫雪林姑丽的，您听说过这个名字吗？雪林姑丽本来是大个子泰外库的老婆。但是伊力哈穆的弟弟艾拜杜拉，老大的岁数却娶不上媳妇。于是，伊力哈穆利用队长的职权，挑拨离间，无事生非，拆散了泰外库的家庭，分离了一对恩爱夫妻。然后，伊力哈穆做主把那个白白的小媳妇雪林姑丽给了他的弟弟艾拜杜拉。这种挖墙脚的事情，就是旧社会的马木提大肚子也没干过！就是这样一个雪林姑丽掌握食堂的肉、菜和粮食。她居然不准我喝牛杂碎汤…这是一个。食堂炊事人员另一个是乌尔汗。乌尔汗是什么人呢？一个两个脑袋的叛国贼，外逃未遂的罪犯。一九六二年，不是别人，正是伊力哈穆把她接了回来。伊力哈穆为什么对这个小寡妇如此照顾，如此喜欢，您自己去想吧！是这样一些娘儿们掌握着食堂，掌握着干肉和鲜肉，活羊和骆驼。这样，所有的肉，连同这些女人身上的肉，不都成了伊力哈穆的了吗？”尼牙孜猥亵地挤了挤眼。他早有经验，大胆的谎言比缩手缩脚的谎言更容易被人所接受。“我怎么办呢？由于我没有给队长送过肉，我不中干部们的心，我受尽了他们的剥削压迫排挤。我是一个社员，食堂同样地扣我的钱粮，可我打菜从来打不来肉，两个娘儿们的勺子也长着邪恶的眼睛，一见了我肉就漏掉了。相反，他们任凭什么时候想吃就吃、想拿就拿，去年，伊力哈穆队长半夜还拿走了一条羊腿。”为了突出伊力哈穆，轻轻一挪，就把库图库扎尔的事情移栽到伊力哈穆的头上了。 “不错，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进了厨房，”他渐渐严肃和沉重了， “难道我是去偷肉吗？不！我是去保卫牛肉去了！我知道伊力哈穆他们每晚都去拿肉。我藏在厨房，是为了当他们来偷肉时好一把抓住他们。”他一把抓住了章洋，手簌簌地发抖，“结果，伊力哈穆的弟弟，那霸占了人家的妻子、食堂的炊事员雪林姑丽的艾拜杜拉进了厨房，他伸手要偷羊肉，我去抓他，但是他个儿高，力气大，他反而把我拉了出来，并且说是我偷了肉，天啊，苦啊，主啊，他们就是这样，不仅压迫我、排挤我、打击我，而且侮辱我呀！”他呜呜地大哭起来，章洋也拭着泪。他的自认为尚有待培养的阶级感情，就这样生动地现场培育起来了。
章洋和他谈了一个整天。他觉得与尼牙孜的谈话堪称是醍醐灌顶。他益发体会到立场问题的重要，你站对了立场，尼牙孜是阶级弟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正义与人民的化身，包括他的不够清洁不够英俊不够条理不够逻辑，都是对于四不清干部的血泪控诉——一切权益，都被四不清干部占有了，他们上哪里变得清洁英俊文明去？而如果你不注意立场的站法，你就会像别修尔、萨坎特、何顺、玛依娜尔一样，把尼牙孜视作“二流子”，而乖乖走进四不清干部伊力哈穆的圈套。
五天以后。
这几天，伊力哈穆又找了章洋几次，始终没有汇报成。给章洋汇报，确实比用柳条筐打水还难。有一次章洋毫无表情地把眼皮一耷拉，似乎是批准了伊力哈穆可以向他汇报了。但是没等伊力哈穆说几句，章洋就打断了他，并且冷冷地反问道：
“你白天也要汇报，晚间也要汇报，你打算汇报的就是这些吗？”
“您等我一点点来说…”
“你的汇报要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正确，你没有四不清的问题，是吗？”
“当然我还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
“…你以为，你的问题我们不掌握吗？不要做梦了！”章洋瞪起了眼睛，他想起了有枣没枣先给三竿子的经验，他对伊力哈穆的沉稳与坚定十分反感，“你以为你上边有人就可以滑过去吗？”
“…”伊力哈穆完全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社教就是社教，原来的县委、公社党委都管不了社教工作队的事情，你也休想给社教运动定调子！你不要避重就轻！你不要利用赛里木书记的老关系去讨好大队工作组…”章洋非常粗鲁地讲了一大套，他以为蛮横是优越的表现而武断是权威的同义语。只是在把伊力哈穆说得脸发红，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鼻翼一动一动，几次要张嘴又不知说什么好以后，章洋才放缓了语气，再次重复了一下“坦白从宽”的勉励之意。
又过了两天。何顺傍晚来通知伊力哈穆：“工作组决定，从今天起，队里的生产、派工、分配、学习，一切的一切，一律由工作组掌握。队长要干什么，可以提出建议，未经工作组批准，一律不准行动。”何顺还告诉他，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和搞运动，决定水渠工程暂停一星期。
伊力哈穆马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异议，但是何顺听完了以后未置可否回身就走了，似乎是，何顺也不打算和他讨论这些问题，甚至伊力哈穆感觉，对于这样的一些措施，何顺也未尝想得通。
伊力哈穆实在非常苦恼。他年龄不算大，但是解放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他是参加了的。他迎接过各种工作干部，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职务的干部他都能融洽地相处，并从这些工作干部身上学到革命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干练的方法和各种有用的知识。但是，他没有见过章洋这样的人。问题不在于章洋对伊力哈穆的怀疑，他伊力哈穆可以接受审查，甚至于，为了他各方面的缺点和过失，他愿意接受工作队的批评，接受群众的批判。党的教育使他认识到，在千难万险的阶级斗争中，党有权弄清你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台湾方面的特务，有权弄清你是不是潜伏下来的两面派，是不是处心积虑地等待着变天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了生死攸关的事业的胜负，他可以被冤屈一百次，被怀疑一千次…党说，你要经得起考验！考验噢！
但事情总应该有一个是非，那些被任何正常的头脑、朴素的理性所能辨别的、丝毫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奥的是非曲直，总不应该被任意颠倒。现在章洋非常起劲地往尼牙孜家里跑，而对群众呢，神神秘秘，躲躲藏藏；对干部和积极分子呢，冷若冰霜，视若敌仇，这难道不是大大超过了正常的严肃审查的界限了吗？这难道是能够理解的吗？
其次，爱国大队七队有三百口子人和四千亩地。全大队有差不多两千多人和三万亩地。这副担子他一分钟也不敢忘记，你不管搞什么运动，提什么口号，推广或者否定什么经验，土地一刻也不能荒芜，人民一刻也不能停止他们的劳作和生存。而身为共产党员和生产队长的伊力哈穆，一刻也不能推卸自己对于土地和人民，因而也就是对于党的巨大的责任。现在，他们要直接指挥全队的生产、工作和学习了，他们要干些什么呢？
伊力哈穆去找热依穆副队长，热依穆正在喝晚饭后的清茶。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最喜爱这饭后的清茶了。不管晚饭吃得多么好和多么饱，总还要铺上饭单、放上馕，喝一回清茶（馕在这里不是为充饥而是为了佐茶），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和休息。伊力哈穆心急火燎地来到副队长家里的时候，副队长夫妇正在津津有味地喝茶。老两口手里各拿着一小角馕，像用茶匙似的捏着馕块把茶水搅一搅，把茶梗挑出来，各自呷了一口，不约而同地“呜喝”一声舒了一口气，随着这声舒气，当天的疲劳消散了，刚吃下的晚饭，也随着饮茶而得了消化、吸收和甜美的回味了。
可惜，伊力哈穆却无心在这里品茶，他把何顺的通知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热依穆。
热依穆一声不吭，仍然在那里咂着茶味。
“请用茶！请吃馕！”面色红润、身体健壮的再娜甫的情绪也没有受多少影响，她殷勤地礼让着。
“茶当然要喝，可我们也得想想办法啊！工作组的劲和我们拧着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热依穆看了伊力哈穆一眼，很奇怪这个冷静、安详的队长今晚的失常。
是的。伊力哈穆很少有这种慌乱和焦躁的情绪。在天灾面前，在贫困面前，在颠覆面前，在马木提乡约和玛丽汗面前，在尼牙孜和包廷贵面前，他从来没有急躁过。但是，如今面对的是在他千盼万想的、无比尊敬、无比信赖的上级派来的工作干部呀，他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热依穆缓缓地说，“我们只能听他们的。我们不能抬杠。这就好比下雨刮风，要下雨刮风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是上级派来的，也好。人家有人家的章程。渠上的事， 如果耽误了，放心，他到时候会组织抢时间、抢进度、大跃进的。别着急，慢慢地他们会弄清情况的…”
伊力哈穆对他的回答感到失望。
伊力哈穆又去看了里希提。上次去，他带着小馕、烤包子和保存得很好的、富有糖分的两大串葡萄，他尽量不谈有关队上的工作的事，并因此而找不着可说的话。除了队上的事情，他简直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而不论说什么，里希提也会联想到队上的工作。上次的探病就是这样别别扭扭地进行的。这究竟是什么事啊，如果闹得他与里希提都不敢痛痛快快地说话了。这算是什么事儿啊。
…这次呢，伊力哈穆鼓起了勇气，对于躺在医院里洁白的褥单上，因而显得更加瘦削和苍老的里希提，他只问了两句有关健康的话就谈到了正题。他问：
“我们怎么办呢？”
听完了情况，里希提蓦地坐了起来，他说：“我一两天就出院。”
“您…”伊力哈穆吓了一跳，而且有些后悔。
“我已经好了。好得比好还好了。四清运动开始了，我却一个人住在这里，心里非常着急。这几天，我又回忆了在县上、在公社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这次社教运动是一场非常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伟大的革命斗争，要把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但是，进行这样一场革命斗争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又有哪一个运动的道路是笔直的和平坦的呢？尤其是这个社教，难处在于，你我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查账查多吃多占？这本来是很明白的事儿，可现在又牵扯到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时敌人他不亮出来，你说他是敌人，他也会说你才是敌人，困难就在这里：抓敌人变得像是蒙老瞎一样。农村是我们的农村，工作组是我们的工作组，社教运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决策。我们要管，我们要说，一次不行谈十次，章组长不听还有别的组长和组员，农村的四清是一定能够搞好的，敌我、是非都要搞他个清清楚楚！”
临别的时候，不管伊力哈穆怎么说，里希提再次重复：
“你要好好地干！我一两天就出院！”
于是，伊力哈穆决定了，他要坚持工作，坚持斗争，他不犹豫、不气馁、不观望、不等待。
生活对于伊力哈穆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担子对于这个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没有很多文化的年纪也不算太大的生产队长来说，是不是过重了呢？这似乎比和地主巴依、自然灾害、境外豺狼、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还要困难一些。没有章洋，已经够伊力哈穆斗的了啊！伊力哈穆毕竟只是个农民，他的工作带有尽社会义务的业余的性质，譬如说，在看望里希提的当天夜里，他还要扛着一麻袋小麦到水磨去磨面，而章洋从小接触到的只有端在盘子里的食品或者至少是装在口袋里的面粉。譬如说，明天一早伊力哈穆就要去劳动，他不能比任何社员干得少些，他理应比一般社员干得多些。而章洋可以白天黑夜地根据尼牙孜的舌头的伟大创造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制定“突破”伊力哈穆的计划。章洋根据文件提供的某种经验，正在准备组织一次对伊力哈穆的“小突击”，借以打掉伊力哈穆的威风。而伊力哈穆只能利用劳动的间隙和工余时间进行活动。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伊力哈穆昼夜要为大队的两千人和三万亩地、七队的三百人和四千亩地操心，为人民和土地的今天和明天，为水利、积肥、耕作产量、缴售、分配、社员的痛痒冷暖安危…操心，而章洋是在专心致志地创造一个贯彻殊死斗争经验的典型。还有，章洋可以写材料，材料可以送到公社工作队队部和县工作团团部，而伊力哈穆的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则不知小多少…
需要他挑起的担子是不是太沉重了呢？这个问题我们的伊力哈穆是从来没有想过的。见到山，就登上去。见到河，就跨过去，蹚过去或者游过去。没有路，就开路，有路，坚决往前走。三十年来，特别解放后十五年来的斗争、劳动、生活就是这样造就和锻炼了他的，他不知道什么叫躲避，不知道什么叫退缩，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吝惜过或者怀疑过自己的脊梁骨。
所以，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伊力哈穆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再次去找热依穆。他说：“走，咱们去工作组谈谈意见。他们最近的安排有些不大合适的地方。”
“去吗？不去吗？”热依穆自言自语。
热依穆的自言自语引起了再娜甫的误会。因为，热依穆和他的老伴相亲相爱相敬是堪称模范的。按照通常的惯例，热依穆的自言自语，其实是对老伴以一种礼貌的方式表达某种要求。如果热依穆说：“今天冷不冷呢？不算太冷吧。”这就意味着对再娜甫烧得炉火不够暖的一种婉转的批评。她再娜甫听到这话就该赶紧猛烧炉火。如果热依穆自语：“要不咱们吃点油塔子吧？吃吗？不吃吗？”再娜甫尽管去做就对了。热依穆身上仍然保持着回家接受老婆服侍的这种老习惯，然而他很注意礼貌，从来不用命令的口气对老伴说话。
这次，再娜甫一听到热依穆的自语，便连忙起身，把热依穆的羊皮圆帽和长毛绒领子的黑条绒大衣拿了过来，并且提起大衣，做出等待热依穆来伸胳臂的服务周到的架势，结果，却使热依穆一怔。
于是，在内外“夹攻”下，热依穆随着伊力哈穆进了阿卜都热合曼家的耳房。
当伊力哈穆和热依穆进来的时候，何顺和萨坎特正在一个用三块木板临时搭起的桌子上填写报表。客人们的到来使他们有点慌乱。
“章组长呢？”
“到公社开会去了。”
（其实不是开会，是章洋和别修尔就对伊力哈穆开展小突击的事情意见分歧，他们一起去公社找领导去了。）
“玛依娜尔同志呢？”
“她和团支部一起去布置文化室。”
何顺和萨坎特进点已经十天了，从来没有和队干部们谈过一次天，因为章洋三令五申强调了这样的纪律：不准与队干部握手问好，不准与队干部们说笑寒暄，不准向队干部透露情况…如此这般。他们日常见到队干部，也不得不违背一切习惯和礼节，用力把脖颈扭到一边。但是，他们俩都是在农村（牧区）长大的，他们很容易地与许多社员搞熟悉了，并从而了解这个队的干部的情况，他们知道，接触他们完全不像接触麻风病人一样地危险，农村干部也不可能突然变成了可怕而又神秘的怪物。他们无法理解章洋的那一套苛刻的，简直是奇特的讲究。但是，他们对于这一场伟大革命运动也还没有经验，同时，对于章洋这样的从乌鲁木齐来的戴眼镜的干部，他们有一种敬意，也有一种隔膜。所以，他们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大致仍然遵守着章洋公布的纪律，虽然自己也觉得怪别扭，就是因为这，队长和副队长的到来甚至使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红晕。
“萨坎特同志，在这里还习惯吗？比不上山里那么痛快吧。”伊力哈穆问。
“中学和小学我是在县城上的，农村的生活更没有什么不习惯。”萨坎特说。
“可到了夏天呢，到了夏天我都想上山，上夏牧场，到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去！”
“那当然了。”萨坎特说，他笑了。
“何顺哥，您说呢？我们这儿比得上察布查尔吗？”
“还差不多，差不多。”
闲谈就这样开始了，拘谨渐渐消失了。
“查账进行了吗？情况怎么样？”伊力哈穆问萨坎特。